亲日氛围中，韩国这起二战劳工索赔案判了 | 京酿馆
据中新社援引韩联社报道，1月11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对一起二战时期被强征劳工对日企索赔诉讼案作出判决，驳回被告日本制铁上诉，认定该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金。
根据韩国大法院当天发布的资料，日本制铁应向已故受害者金某的家属赔偿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4.5万元)和延期损失赔偿金。对此，日本政府同日提出抗议称，“极其遗憾，绝对无法接受”。此判决引发了日韩间自尹锡悦当选上台后首次激烈争吵。
裁决和抗议
据资料显示，该案受害人金姓，1943年3月，年仅13岁的他被强行从韩国带到日本，在位于九州的日本制铁八幡工厂强迫劳动，且未拿到任何报酬。
1944年4月，他被分配到日本军队当兵，并在战争结束后回国，后于2012年离世。2015年5月，其遗孀和三名子女提起诉讼，要求就“被强行带到日本工作而遭受的损失”赔偿1亿韩元。
韩国最高法院的最新判决称，原告作为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强迫动员的受害者，面临着“阻挠他们客观行使权利的障碍”，韩日1965年所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仅涉及两国政府间二战索赔，但不能阻止民间索赔。
这是继2023年12月21日，韩国最高法院再次作出相似的裁决。彼时，韩国最高法院对类似两起索赔案作出终审判决，裁定原告胜诉。另在2023年12月28日，韩国最高法院裁决一日企向韩国诉讼者支付赔偿金，案件性质类似。
这些受害者都是1910-1945年日据时期被强迫到日本，为上述日企进行事实上无偿劳动的韩国人。
日本官方对该判决反映强烈。在11日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韩国最高法院裁决“明显违反了日韩相关协议，令人极其遗憾，也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日，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也向韩国驻东京大使馆提出了类似抗议。
涉案的几家日企也迅速作出了同一基调的公开回应，简单归纳就是两个字：不赔。
判词的引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有韩方个人主体就日据时代日企强迫劳动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日企支付赔偿金。
最早的案例出现在2013年和2014年，当时韩国法院裁定，相关日企必须向11名韩国受害者及其家属支付11亿韩元赔偿。
2018年10月，韩国法院裁定，在二战期间，日本一家飞机制造企业强迫11名13-14岁的韩国受害者每天无薪劳动8-10小时，必须按原告要求支付赔偿。
当时的裁决指出，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不能阻止民间个体向日企索赔，日本官方所谓“1965年条约已‘彻底、最终地’解决全部相关诉讼纠纷”的主张不合法。
2018年10月的这项裁决引发日韩两国政府间的激烈争吵。在当时执政的文在寅政府推动下，韩日间经济联系降温，双边高层互动大量被冻结。
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后，在美国推动下，尹锡悦不顾国内各界强烈不满，强推韩日关系“暖化”。
2023年3月，他宣布韩国将和日本共同成立一个由当地企业集资、韩国官方资助的基金，来补偿日据时期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双边关系随即迅速升温，高层会谈全面恢复，彼此间针锋相对的经济报复措施也如数取消。
回到此次事件去看，就在韩国最高法院最新裁决结果公布当天，日韩按计划在首尔举行中断八年之久的双边高层经济会谈。在会谈期间，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在改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领域的实质性合作”。但此次裁决和随后日本官方的强烈回应，无疑令韩方相当尴尬。
有观察家指出，日方之所以作出如此高规格和强烈的回应，是因为韩国最高法院在本次裁决中几乎原封不动地引述了2018年10月裁决中“1965年条约不能阻止个人诉讼索赔”和“日企的性质是强迫劳动”的定义。
正是这样的定义，触发了日韩为时近5年的关系全面冻结危机。如今，亲日亲美的尹锡悦无法阻止韩国最高法院作出与2018年如出一辙的裁决，无疑令日方感到泄气。
正如有观察家所指出的，这表明，韩国和日本官方间的外交妥协，不会让强迫劳动问题自动消失。而这，正是日方最担心和绝不甘心接受的。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10月案件判决时，案中11名受害人已全部不在人世，诉讼主体为1名遗孀和一群子女。去年底和今年初的几件裁决中也有同样现象：尽管直接受害人已几乎全部去世，但他们的直系亲属仍持续寻求诉讼解决赔偿问题，并获得民间团体帮助、社会共鸣和司法支持。
这等于宣告，日企试图循日方对付慰安妇受害者故伎，希望利用拖延战术等待受害者去世的策略将归于无效。这也是日方对类似裁决反应如此强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续发展耐人寻味
然而，有分析指出，由于尹锡悦政府的暧昧态度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最新司法裁决或难以对双边关系造成较大损害。
他们指出，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关键，就是竭力拉拢日韩等本地区国家抱团遏制中俄朝等国家，其着力的中心正是美日韩战略同盟关系。尹锡悦的涉险当选和近乎“不顾一切”地亲日亲美，其背后的直接推手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政府。因此，美方大概率不会容忍这样的局面被几桩陈年旧案的裁决打乱节奏。
日据时期强迫劳动受害者支援团体有关负责人也承认，尹锡悦政府“用基金会应对诉讼赔偿”的策略正在生效。毕竟受害者诉讼人中“觉悟”存在落差，大多数受害人家属、尤其后代只在乎获得赔偿，不在乎赔偿是否直接来自负有历史罪责的日方。2018年10月裁决所涉及的15名受害者中，已有11名接受了前述“第三方补偿”计划，坚持诉讼到底的仅剩4名。
韩国官方的措辞也证实了这一点。1月11日当天，韩国外交部称，韩国“将尝试通过第三方补偿系统向裁决相关原告提供赔偿”，这是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一贯逻辑的延续。对于日方的咄咄逼人，韩方仅轻描淡写地称，韩国政府“将继续与日本进行必要的沟通”。
韩国国内日本问题专家也判断，1月11日的裁决不太可能给韩日关系造成大麻烦，因为“尹锡悦政府在涉日问题上早已铁了心”。
当然，也有观察家指出，日本官方的强硬措辞和僵硬立场、日本企业对韩国司法裁决的藐视，同样会强化韩国左翼和受害者一方的说服力和同情阵营。
据报道，迄今为止，所有韩国法院作出的类似赔偿裁决，日方尚无一例真正落实了赔偿。就在1月11日当天，该案原告表示，已要求法院扣押这家日企在审判期间缴纳的押金来支付赔偿。如果法院照办，这将是首例被实际执行的韩国法院裁决。而毫无疑问，日韩政府将竭力阻挠这一幕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据知情人介绍，目前仍待裁决或终审裁决的类似二战韩方强迫劳工受害者及其家属对日索赔案仍有70多起。如果其中一些诉讼人从1月11日的裁决中受到鼓励，或日韩政府、涉案日企的应对举措令他们感到受了刺激，那后续发展仍将是耐人寻味的。
撰稿 / 陶短房（专栏作家）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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