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中央苏区度过了艰难的“缺盐岁月” | 关山远
首发：6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关山远（新华每日电讯专栏作者）
“七一”又至，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7周年华诞。这97年，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势，亦有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比如，盐是今日寻常物，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执政伟大预演时，却一度陷入缺盐的困境。
以盐作为切入口，来观察中共党史的一段特殊时期，能够细细品尝到历史的滋味……
一
现代健康饮食倡导“少盐”，但长期没有盐吃，是什么感受?
盐，不仅仅是调味品，也是维持人体运转不可缺少的物质。盐分摄入不足，会导致人体出现一系列问题。
如果穿越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那里的人是这样的状态：因为长期缺盐，到处都是“少白头”，人们的头发变白，食欲不振，四肢无力，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眩晕，甚至昏厥。红军战士们体质明显下降，部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
当年缺盐时代的亲历者，对此有刻骨铭心的回忆。
从当时的标语中可以看出盐的稀缺。来源：网络
1972年底，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即将复出，回京前，他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调研。
邓小平第一次踏上江西的土地，是在1931年2月，这一年8月，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次年5月，又赴会昌担任第一任中心县委书记。这次调研，他特地到了樟树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仔细地看了卤水库、平锅熬盐、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一书中写道：
“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父亲看到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他感慨地说：‘都变样了，只剩下这个大榕树。当年我经常在这个树下看书、看报。’话语中含有无限的眷恋。到周田参观盐矿，他回忆说：‘苏区时期，没有盐的苦头我们是吃够了。’他还与大家谈起苏区时熬硝盐的情况……”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对中央苏区缺盐的艰苦生活，也有清晰的回忆。1932年，她从苏联回国，在中央苏区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部长。跟苏联时相比，苏区的生活质量，与苏联有巨大差距，《刘英自述》中写道：
“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一个养病，一个养伤，一起住在《红色中华》编辑部的一个空房间里，离少共中央局不远。傍晚散步，也常常拐弯进来坐一坐，说说笑话。
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次反‘围剿’被打穿肠子。下面部队都很关心他，有了战利品，总是‘进贡’一点给他。稼祥同志会来招呼我：‘刘英，快来揩点油，改善生活嘛!’其实所谓战利品，大多只是一点面粉，一点盐。吃上一碗面条，就算是生活大改善了。
那时的生活确实艰苦，粮食不够吃，每人一个小蒲席包，挂上名牌，放进锅里去煮，干粥烂饭，还夹着沙子，直硌牙。缺油缺盐，有时只放一点又苦又涩的硝盐，更不用说吃什么菜了……”
中央苏区缺盐，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围剿”加经济封锁的结果。
1931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新《盐法》，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明令禁运、私卖。
这一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国民党加大了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力度，他们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计口售盐”“封锁匪区办法”，宣称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
当年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435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造成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一块光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区却买不到自身重量的7钱3分，所谓“盐顶七钱三”，还常常有价无市。
毛泽东1933年11月在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中记载了当时苏区的“天价盐”：“盐——暴动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纸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两大洋一元，每一斤四两纸洋一元。”
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还写道：“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做长冈乡调查时，毛泽东已被“左倾”势力排斥，失去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时任红3军团第4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左倾”让苏区缺盐的状况进一步恶化，《黄克诚自述》中是这么表述的：
“中共临时中央自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进一步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最终取消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使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他们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工运政策、城市政策、商业政策等等，都‘左’得出奇，使自己陷入被动孤立的境地。在中央苏区内造成了新的赤白对立，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过去可以从赣州、吉安等地把盐运进中央苏区，这时候中央苏区吃盐却成了大问题。
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获了……”
中央苏区缺盐，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围剿”加经济封锁的结果。来源：网络
二
193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夜幕四合时，瑞金县安治乡(因毛泽覃1935年牺牲于此，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泽覃乡)一处偏远山村的废弃茅厕土坯墙边，有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挥锹刨土，不料土墙坍塌，她来不及躲避，摔进2米多深的坑里，一时动弹不得，大声呼救。幸亏有老乡经过，才把她救出来，紧急送到中央苏区红色医院时，已是深夜，她的女儿和女婿正在焦急等待。
这个老人名叫杨振德，她的女儿是邓颖超，女婿是周恩来。
杨振德是个很不平凡的女人，生下邓颖超没多久，丈夫就去世了，她靠行医、教书，一个人拉扯着孤女长大。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后，杨振德同他们住在一起，替女儿、女婿料理家务，送信放哨，并用行医的收入贴补家用。周恩来、邓颖超先后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杨振德随后也经过地下秘密交通线来到瑞金，并在红色医院当了一名医生。
好好当着医生，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刨茅厕土坯墙?
缺盐!
中央苏区没有盐吃，只能土法熬硝盐，取硝土作原料，熬制提炼食用硝盐。硝土哪里来?老屋墙上，地窖里面，甚至找棺材底下的泥，挖来煮出硝。这种土法熬制的硝盐又苦又涩，吃多了还有毒，但总比没有盐好。不过，即使是这种硝盐，也是极度缺乏的，周恩来因为长期缺盐，加上工作辛劳，身体状况很糟糕。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军事和组织部门主要负责人、苏区党和军队掌舵人。邓颖超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他假如要搞特权弄点盐，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周恩来坚持执行最低食盐定量标准，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4两食盐，折合市秤才0.25斤。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瞒着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盐，周恩来知道后大发雷霆。
1933年夏，杨振德出去挖硝土险遭不幸时，正逢中央苏区经济严重恶化，盐荒加剧，周恩来因为长期缺乏盐分，加上天热，晕倒了，当时他正骑马赶路，直接从马上掉下来，情形很危险。
杨振德急啊。她从硝盐厂打听到：只要能挖到20斤上等硝土，就可以换取二两硝盐。于是每天下班后，她习惯性地挑着担子带着锹四处转悠挖硝土，大家都在挖，她越走越远，终于找到了安治乡那个废弃多年的茅坑，茅坑墙上的土砖硝霜很浓，让她如获至宝……
周恩来一向孝敬岳母，但这一次等她伤愈后，他发了一通火，并把岳母辛苦换来的硝盐送给了中央红色医院。
今天读这段历史，怎不感慨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的品格、风骨与担当!
食盐供给，人人平等!毛泽东坚持每天食盐的最低标准，不多占一分，就像他在井冈山时，规定领导人晚上油灯可以用三根灯芯，这样灯会亮一些。但毛泽东坚持跟大家一样，只用一根灯芯。
盐跟灯芯不一样，因为缺盐，毛泽东常常冒冷汗、脚发软。史载：有一次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毛泽东三送三拒，在他的带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了中央红色医院——当时药品奇缺，伤员只能用食盐水冲洗伤口。
当年中央苏区关于食盐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句话的版权属于谁?查阅史料，朱德与彭德怀都说过。其实，“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是当年中央苏区共产党员的共同价值观。
为了解决吃盐难的问题，红军曾多次主动出击。来源：网络
三
1934年1月25日5时25分，一声巨响，无数呐喊，红军将福建沙县(这个县的小吃如今遍地开花)的城门楼炸塌了，大军涌入城内，经三小时巷战，攻克了沙县，红军将士开心啊：城里，好多好多盐!
红军是当年1月8日开始攻城的，沙县城墙又高又厚，敌人防守严密，红军多次搭云梯强攻，均未成功。彭德怀决定改用挖坑道爆炸的方式，他亲自教战士们用土硝(苏区熬硝盐的副产品)、硫磺等配制火药。
红军战士经十天十夜土工作业，将坑道挖到城墙下，但第一次炸开了城墙，却被敌人在城门楼的优势火力压回来了。彭德怀决定再挖，直接炸掉城门楼，又苦干了三天三夜，将足足7000斤黑火药装填在城门楼底下，起爆。这次成功了。
红军在沙县县城里，缴获了大量食盐，还有粮食、布匹和各种武器，这些缴获物资均为中央苏区所紧缺，时值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立即给攻占沙县的部队拍发了《奖励电》，称赞他们“在占领沙县的伟大胜利中，给予了第二次全苏大会以最光荣的礼物”。
打沙县的是红三军团，大伙儿在城里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开国上将王平时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他后来回忆说，接到命令赶到指定地点与红一军团换防，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见到王平第一句就是讨盐，“林彪看到我们穿戴整齐，还带着不少东西，非常高兴，头一句话问我们有盐没有，我们把盐和腊肉分给红一军团一部分……”
中央苏区红军多次入闽作战，后人说起这段历史，常常称为“夺盐战争”。
盐，确实是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生死考验的一个缩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标志，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安民、执掌政权的伟大预演，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章。
到1933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党员总数约13万人，红军和苏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由衷感叹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决心和信心。
当时条件之差，后人难以想象：外有强敌压境、严酷封锁，内有“左倾”错误、“崽卖爷田不心疼”。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法制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武装斗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干部队伍建设还有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有益探索，创造了很多光辉实践，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和组织、管理人才，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积蓄了力量，建构了坐标。
国民党扬言，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中。来源：网络
还是以食盐为例，国民党想以食盐禁运来困死共产党，能得逞吗?
共产党的办法，远不只有熬制硝盐与“夺盐战争”。中央苏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打破食盐禁运：大力发展公营商业、发展消费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实行适度宽松的税收政策、加强对外贸易干部的培养，为保障流通，稳定市场，还设立了国家银行，发行货币、股票、兑换券、公债券……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是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创业艰难百战多，作为中央苏区的理财人，毛泽民可谓殚精竭虑，比如，苏区发行纸币如何防伪?毛泽民日夜苦思冥想，晚上毛衣被油灯烧了，都不知道，后来他探索出来：在生产纸币的纸张时，加入一定量的羊毛，既可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来辨别真伪。
毛泽民任银行行长时的会计科科长曹菊如，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十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多管齐下，政策对头，白区的商人都乐于跟苏区做生意，后人将之称为“赤白贸易”。尤其是食盐贸易，由于苏维埃政府实行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深得民心，苏区群众和白区开明商人千方百计藏匿食盐，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苏区。
其办法之多、行动之隐秘，令国民党防不胜防，不得不承认：“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利无弊。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亦愈巧。”
后人统计，当时群众送盐进苏区的办法有：
把棉衣、棉裤浸泡盐水，晒干穿在身上，带进苏区，然后水洗变成盐；
将大毛竹的竹节打通，灌进食盐，密封好，做成竹筏，撑进苏区；
把盐、药品装入棺材，后面跟一群披麻戴孝的妇女、儿童，扮成送葬队伍，走出封锁线；
把粪桶做成双层，下层放盐，上层装粪，挑回苏区；
有的妇女还把盐包捆在腹部，假扮怀孕，躲过敌人检查……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独立领导经济建设，始于中央苏区。
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成立，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从水、陆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
当年10月，国家外贸总局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跟蒋介石的矛盾，与陈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用苏区的钨砂换取广东军阀的食盐等紧缺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独当一面，为中央苏区解决了70%的食盐用量，被誉为“苏区第一海关”。
毛泽东在1934年1月的“二苏大会”报告中，自豪地说：“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历史研究者发现：当年，有两条秘密主干道，纵横数百公里，贯通闽粤赣三省边县苏区交通运输网，成为中央苏区南部最活跃、持续最久的贸易线，也是维系中央苏区经济命脉的南部秘密盐钨通道。这两条运输线上，始终上演着对食盐控制与反控制、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
这两条秘密通路，东西走向的叫“马克思路”，南北走向的叫“列宁路”。
潘冬子把盐水浸入衣服里，成功地将盐送给游击队。来源：网络
四
电影《闪闪的红星》有个细节：潘冬子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潘冬子是虚拟人物，但这种送盐方式，是真实的故事。
《闪闪的红星》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部队长征离开中央苏区之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渡过了堪称中共党史、军史上最艰难的三年时间。
在敌人残酷的封锁与围捕之下，红军游击队只能隐藏在深山老林中，风餐露宿，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换几个地方。
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时说：“我们像野兽一样地生活。”
他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描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三更长……”
在《赣南游击词》中，陈毅还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这是真情实感。如果没有人民支持，这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怎么可能坚持下来?
敌人采取各种办法，封山封坑、移民并村，想阻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但群众利用初一、十五开禁日上山打柴的机会，带些粮食、盐、咸鱼和报纸、情报，在深山里到处丢，让游击队去拾。
靠近大山的村子，敌人来搜山搜村时，群众就在山内山外、村内村外、墙头、树梢、窗口等地方做暗号，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及时避开了……
如果说，在红军长征前，群众冒险带盐进苏区，一部分是为了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当中央苏区已经沦陷，红军主力已经远去，国民党军队已对苏区进行了残酷清洗报复之后，这些群众，为什么还会冒着生命危险，用潘冬子的模式，为藏在深山中的红军送盐?只能说：因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预演”，群众发自内心信赖中国共产党。这正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
今日读史，能够读出，当年苏区人民“一切为了苏维埃”，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令人震撼。没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拥护，做不到这一点。
共产党确实赢得了人心，当年中央苏区有这样的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刘启耀，曾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打游击，一次战斗负伤后与党失去了联系，他装成乞丐，肩背讨饭袋，手拿打狗棍，在山区漂泊流浪。
时间长了，他衣着褴褛，披头散发，成了人人嫌弃的叫花佬，但谁知道，这个“乞丐”居然腰缠万贯——那是让他保管的党的经费，他乞讨度日，忍饥挨饿，却没有动用一分公款。3年后，他找到组织，成立临时中共江西省委，他才把这笔金银拿了出来，作为省委办公费。
张其德，曾任中央苏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行长，他非常节俭，办公桌缺了一条腿，用砖叠起来顶住继续使用。
在他的办公室兼住所，堆着大量食盐。有一天，张其德孩子来看他，吃饭时，桌上的菜寡淡无味，孩子误认为父亲忘了摆盐，于是就拿个小瓷瓢去装点出来。张其德立即制止了他：“不是我忘了放盐，那是公家的盐!”
长征途中，周恩来拍下一张戴军帽蓄长须目光炯炯的照片，西方人评价说：这就是圣徒的目光!
可以说，张其德、刘启耀，还有多少有名无名的共产党人，在峥嵘岁月，散发着圣徒的人格光芒，群众怎不热爱这样的人?
张其德和刘启耀都没有活到新中国的成立：1938年7月底，张其德在上饶英勇就义，时年64岁；刘启耀1946年病逝时，穿着破烂的长衫和补丁连补丁的单裤。
当年的红军饭票。来源：网络
五
今天的江西宁都，饮食有一个特殊之处：所有的汤里，都不放盐。外来者第一次喝，很不习惯，还以为厨师忘了放盐，但宁都所有的汤，确实都不放盐。
因为，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当年红军在这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也在这里爆发。那也是中央苏区缺盐最严重的一段时期。
当初宁都人为了支援红军，倾尽全力，刮净了自家的盐罐子，没人舍得往汤里放盐……“喝清汤”这个习惯，就此传下来，成了当地独特的饮食口味。
历史看似已经远去，其实却凝固在今天的细微处，不经意间扑面而来，让人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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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民同甘共苦，还“同咸同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