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张爱玲文学的与众不同之处｜草地·张爱玲诞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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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约撰稿止庵

我们喜欢一位作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喜欢这位作家的作品。即使人不在世了，但作品还活着，仍然为我们所阅读。可是为什么会喜欢这位作家的作品呢。我想这是因为它们与众不同，所以我们才不会舍此去读别的作家的作品，或者在读了别的作品之后，还要来读这些作品。具体说到张爱玲，也是这个道理，虽然读者甚至研究者往往未必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题目相当大，姑且限定在小说这一形式上，即便如此，所能说的无非只是概要而已。我想到了几点，它们未必同等重要，尤其是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但对于张爱玲可能一概都很重要。

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先要说明一下，这里“与众不同”的“众”，指的是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多数作家，她之前一两代，以及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在写作的多数作家。张爱玲与他们的第一个不同之处，体现于作品的题材。

我因为对张爱玲感兴趣，读过与她同属沦陷区、且同为女作家的作品，包括北方的梅娘、雷妍等，发现她们同样明显受到时代影响。然而张爱玲却在开始写作不久便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自己的文章》）她的《封锁》《倾城之恋》虽然发生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但作者更关注的是裹挟其中的那些个人的命运，彼此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张爱玲一直遭受贬损，譬如我曾读到的一篇文章就说，题材上的这种特点使她的小说类似于鸳鸯蝴蝶派。现在我们大概明白了，一部文学作品，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不在乎题材大小，关键是针对题材的深入开掘以及相应的写法。

关注“单个的人”的境遇

张爱玲文学的第二个与众不同之处，体现于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很多作家设计人物，都是从阶级意识出发，先赋予人物一个身份，即属于什么阶级，而后他的立场、行为，乃至性格，就是阶级性的体现。他或她首先是一个富人或穷人，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工人、贫农、资本家或地主之类，然后才是他或她个人。前面提到的梅娘、雷妍，也都这么写。

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还是《留情》里的淳于敦凤，《色，戒》里的王佳芝，如细加考察当然各自有其所从属的阶级，但她们却与此毫无关系，她们都是单个的人，所作所为都以自己当下的境遇为出发点。

体会中文之美

张爱玲文学的第三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写作所使用的语言。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白话文，作家都用这种白话文写作。但这并不真的是“我手写我口”，而是由新文学作家创造出来的一种文体。当时周氏兄弟等人翻译外国文学采用“直译”方法，尽量保留原文的句式，旨在供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白话文作参考，此种意愿无可厚非，但作家们却直接模仿这种语言写作，写出一种非常别扭的文体。

张爱玲的语言则来自另外一路——从古代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白话小说，直到民国的鸳鸯蝴蝶派如张恨水的作品，这是中国原本就有的语言系统，已经是成熟、流畅、很具表现力的白话文，而她在此基础上又予以发展变化。虽然在她也有过一段探索的过程，譬如《连环套》，即如其自己所说：“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自己的文章》）在那之后，她的文字才真正达到炉火纯青。

张爱玲能为今天的读者所喜爱，恐怕首先就在于语言上不仅毫无障碍，而且非常亲切，更重要的是，能令人充分体会到中文之美。

人生“安稳”的一面

张爱玲文学的第四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有一个特殊的关注点。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还说：“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旧是永恒的。”又说：“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自己的文章》）她所说的“安稳”，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人如何为自己找到一块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从《沉香屑：第一炉香》起，她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张爱玲《传奇》三版封面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前夫去世，却导致她在娘家住不得了，“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范柳原喜欢她，但只想让她当情妇，而她要求的却是正经婚姻。只凭自己努力实现不了，不料港战突然发生，这居然成全了她。对于白流苏来说，婚姻就是她的立足之地。——附带说一句，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批评这小说：“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账；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是完全会错了作者的意。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嫁入姜家，丈夫是个病人，毫无快乐可言，但最后好歹分得一份家产。“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爱慕七巧的姜季泽，她儿子长白娶的妻、妾，女儿长安，长安想找的对象，都在其列。对于曹七巧来说，财产是她的立足之地。

在《留情》中，米晶尧已经分居的妻子病重，他去探望，惹得姨太太淳于敦凤不高兴了。“米先生仰脸看着虹，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他和她共同生活里的悲伤气恼，都不算了，不算了。米先生看着虹，对于这世界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于是留住与敦凤那远远谈不上深厚的情，彼此相依为命，就成了他的立足之地，而这也是她的立足之地。

《同学少年都不贱》书影

最后，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已经移居美国的两位旧日同学赵珏和恩娟见面时，赵珏刚与丈夫分手不久，相当落魄。她们上中学时各有一个同性恋的对象，这本是人格发展某一阶段的现象，对赵珏来说，“与男子恋爱过了才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然而闲谈间赵珏发现恩娟对自己当年的同性恋对象一往情深， “难道恩娟一辈子都没恋爱过？”虽然她看似活得比自己好得多；相比之下，赵珏的人生倒是一直真实地向前发展着。正是在这里，她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小说写道：“赵珏不禁联想到听见甘迺迪总统遇刺的消息那天。午后一时左右在无线电上听到总统中弹，两三点钟才又报道总统已死。她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甘迺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有点隔靴搔痒，觉都不觉得。但还是到心里去，因为是真话。”

张爱玲一直念兹在兹的这件事情，别的作家似乎根本不曾留意。这可以说是张爱玲的人生观。张爱玲文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后面有这个哲学在支持。而且将上面谈到的这几篇小说视为一个序列的话，可以看到她的人物的立足点变得越来越小，似乎对自己和这世界的要求越来越低，而这要求却越来越不容易实现。

“人的视角”和“天的视角”

张爱玲文学的第五个与众不同之处，体现于她怎么看这世界，看整个人类，包括她自己。鲁迅写过一篇《立论》，其中讲了个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然后说：“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这实际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家：一类是对这世界说好话的，一类是对这世界说真话的。

说好话与说真话这两类小说，可以说来自两个视点：其一是生活中的每个人的视点，可以称为人的视点，形容起来就是《论语》里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在此之上还存在着一个视点，是天的视点，或者说是自然的视点，形容起来就是《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人与天这两个视点交替存在。

所以一方面距离人物很切近，写出他们当下的真实感受；另一方面又拉开距离，冷冷地观察他们，置之于无法自拔的境地，绝不施以援手。前面谈到人要为自己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就是人的视点的集中体现，但能否找到这一立足之地，那要取决于天的视点了。

这里且举三例，看看她是如何呈现这两种视点的，一是《倾城之恋》：“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

《倾城之恋》书影

二是《同学少年都不贱》，赵珏尽管因觉得自己比恩娟情感生活更真实而找到点心理平衡，接下来写道：“但是后来有一次，她在《时代》周刊上看见恩娟在总统的游艇赤杉号上的照片……那云泥之感还是当头一棒，够她受的。”以上两处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不使人物——其实是读者对于她们的印象——有些许自我膨胀之嫌。

再就是《花凋》：“郑夫人在衖堂口发现了一家小鞋店，比众特别便宜，因替阖家大小每人买了两双鞋。川嫦虽然整年不下床，也为她买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那就‘正好一脚’。但是川嫦说：‘等这次再胖起来，可再也不想减轻体重了！要它瘦容易，要想加个一磅两磅原来有这么难的哟！想起从前那时候怕胖。怕胖，扣着吃，吃点胡萝卜同花旗橘子──什么都不敢吃──真是呵……’她从被窝里伸出一只脚来踏在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呢。’”然后写道（这也是小说的结尾）：“她死在三星期后。”无论人的视点是否意识到天的视点，自然都是按其自身规律运行的，并不顾及对于具体某个人来说是福是祸。这正是作者的深刻之处。

张爱玲的自我变革

张爱玲文学还有第六个与众不同之处——这时这个“众”是她自己，是被大家所肯定，所喜欢，所念念不忘的过去的那个张爱玲。论家赞不绝口的所谓“兀自燃烧的句子”，不少出自张爱玲早期的小说集《传奇》，这是她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很多模仿张爱玲写作的作家，所谓“张派传人”，所学的也都是这部《传奇》。但是我们看《传奇》中写得最晚的《年青的时候》《花凋》，内容和写法已经较之此前包括《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尽管这两篇口碑甚好——在内的作品多有变化；后来出版的《传奇增订本》补收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鸿鸾禧》《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和《留情》，在《年轻的时候》《花凋》的方向上继续发展，总的来说，是放弃了“传奇”，无论在主题上，情节上，还是人物设计上，都是如此。

张爱玲《流言》《传奇》封面

及至她写《秧歌》，在寄给胡适时特地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这就与《传奇》时代的风格大相径庭。以后她将《金锁记》改写为《怨女》，显然也是不喜欢原先那种写法。晚年写《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小团圆》和《同学少年都不贱》，风格又有变化，她曾说：“《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惘然记》）《小团圆》写得更为“散漫”。张爱玲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包括此种自我变革在内，说来她在这方面是非常决绝的。

话说至此，有一点需要提到，就是1955年她从香港去美国，到1966年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怨女》，其间的十几年几乎都荒废了。张爱玲改用英文写作实属无奈之举，但也没有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她拒绝迎合美国出版商的“中国想象”，即如其所说：“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1964年11月21日致夏志清）

以上说的张爱玲文学的与众不同之处，其实大部分也可以移过来形容她的散文，虽然这分属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性质不同的文体。她的散文里同样没有阶级之见，但也不故作超阶级之见；事件大小，在己而不在人；用的都是纯熟上好的文字；无论写自己还是写别人都关注他的根；仍然以上帝之眼看自己；从来也不故步自封，晚期的散文无论内容还是写法都与早期大相径庭。相对而言，张爱玲的散文世界比她的小说世界更广大，也更贴近普通生活。张爱玲是个毕生关注、热爱普通生活的人。

她也留心民间风俗、底层艺术、地方物产，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总而言之，越素朴，越接近生活本身，越是没有经过文明的矫饰，就越为她所喜爱。这不仅对她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助益，譬如细节的描写，意象的采用；甚至关乎她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张爱玲把根扎在最低处，从这里长高，高到俯视人类的悲哀，却并不高高在上，她与一切同在。

张爱玲的与众不同之处，归纳起来，就是她与当时很多作家写的都不一样，她与后来所有学她的作家写的都不一样，她与曾经那么写的自己也不一样。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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