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的跨文化之旅｜草地·林语堂诞辰125周年纪念
首发：12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江惠春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一书，作者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
本书的自我定位是“一部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传记”。“智性传记”从字面上讲，就是写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史。或许“智性传记”就像林语堂写的传记那样，既注重史实，又带有时代及个人激情。所以读完这部传记，我们应该就知道林语堂是在什么背景下写作《苏东坡传》和《武则天传》的。
钱锁桥教授的跨文化履历对林语堂研究有很大的帮助，通过行思结合，详尽地描述了林语堂一生跋涉文山史海的历程。他将自己所思所想涵盖其中，有对林语堂的成长回忆，在对其求学、回国和海外生活经历的回顾中，揭示了变革时代的思想交锋，为读者呈现“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的真正价值所在，也向世人再现了“幽默”“性灵”的林语堂。本书兼具文学性、思想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开篇，作者就写明了林语堂是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然而遗憾的是，对林语堂一生著述、评论、传记研究还远远不够。或许也因此，作者在本书中主要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以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尤其是以中美知识交往史为背景。这部林语堂“智性传记”旨在为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正本清源添一块砖，或许还有助于中国和世界重启“新的文明”之探索。
作者在这部传记的第一章（作为引言）中提到，林语堂、胡适、鲁迅代表现代知识思想的三个坐标。林语堂在晚年回忆自己的知识旅程时，仍视胡适为对其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将林语堂与鲁迅、胡适并称“三足鼎立”，可以说是林语堂研究的一大亮点，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双子星座”扩展到“三足鼎立”。三人的文化遗产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
书中还有一个让笔者记忆深刻的情节。在语言学上，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文学上，林语堂翻译《红楼梦》，他通过翻译实践，认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基本一致。但作者也写明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完工了，只是一直未能出版，其手稿目前在日本被发现。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历经几代人的研究，《红楼梦》从未被开掘殆尽。林语堂甚至警告“疑古”若过火，传统文本很容易被“怀疑”掉，如果一味对传统文本采取虚无主义式任意“怀疑”的态度，传统文化便只剩下废墟一片。可以说，林语堂的态度很有启示意义。钱锁桥教授也在书中阐明，人们常以“学贯中西”评价林语堂，这是做学问很高的境界。确切地说，想要真正理解林语堂，若能有中西两个世界的生活体验，对研究林语堂至关重要。而钱锁桥教授本人恰好具备这样的体验，让我们能从更深层次了解林语堂的“学贯中西”。
一如书中所言，林语堂不光是在自己散文中推崇童心不灭、自然率性，而且也和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为了理想和信念参加1927年的“大革命”，期盼一个年轻的中国得以重生。对林语堂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他一生跨文化旅程中最重要的成长期。在这阶段，他以海归语言学家的身份在文学领域初露头角，还担任北大英文系教授，并和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以周氏兄弟为首组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也就是“语丝派”。这也是钱锁桥教授笔下的林语堂，在“大革命”时代民族主义情怀的呈现。20世纪30年代，《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林语堂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抒情哲学”，为他带来巨大的成功和荣誉。
后来，林语堂赴美。他和赛珍珠的交往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林语堂、赛珍珠和华尔希组成绝佳的“三人组”，他们的合作也是20世纪中美文化交往的一面镜子。晚年的林语堂在台北定居，他的三个女儿中，如斯和太乙都成为作家，相如则是化学教授。林语堂最终在台北去世，遗体安葬在寓所的后花园，享年80岁。
作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这部传记的史料搜集工作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钱锁桥教授为了找到一个“中国声音”，在多次游历的基础上查阅大量史料，还到台北林语堂故居做了一个多月的“驻馆学者”，只为寻绎林语堂的心路历程，最终成就本书。书中还将中英文版《林语堂全集》书目作为附录，方便人们阅读查找。
钱锁桥教授知古鉴今，用充满哲思及饱满有力的笔触，为世人还原了一个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林语堂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发展出一套“抒情哲学”，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探索中国现代之路，仍具备可用的资源与活力，引发人们思考和寻味。
幽默作为自我释放
节选自《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作者：钱锁桥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到访上海一天，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界一件大事。由于林语堂及其创办的杂志提倡幽默，1933 年被称为“幽默年”，而西方文坛一位幽默大师到访，当然是年中盛事。萧伯纳由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接待。上百名记者涌到港口迎接国际知名作家，最终却扑了一个空。萧伯纳避开了媒体追踪，被秘密接送至中央研究院直接和蔡元培会面。宋庆龄随后在自家居所设午宴款待，出席者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伊罗生（Harold Issacs），以及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一张现代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照片 ：萧伯纳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在宋庆龄花园的合影。
事实上，上海各大报纸杂志对萧伯纳的短暂访问可谓如饥似渴，不放过任何细节。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 1933年3月1日也辟出萧伯纳专辑。在午宴上，因为林语堂英语最好，自然成为和萧伯纳交流的主角。谈话围绕萧伯纳的两本传记，一本由亨德森（亨德生）所著，另一本作者是哈里斯（赫理斯）。林语堂说亨德森的传记有点死板，哈里斯写的要活泼得多。
萧伯纳的回应非常坦率：“文章好，是的，但是赫理斯这个人真没办法。他穷极了，所以要写一本耶稣的传。书店老板不要，教他写一本萧伯纳的传。这是他作传的原因。但是他不知我的生平。他把事实都记错了。刚要脱稿时，他不幸逝世，将手稿托我出版。我足足费了三个月光阴编订纠正及增补书中所述的事实，但是赫氏的意见，我只好让他存在……有我的朋友写信给我，对书中许多奚落我的话提出抗议，说赫理斯不应该说这些话，而我不应该依他发表。其实这几段话是我自己写的。”
在林语堂看来，萧伯纳那种近乎赤裸的坦率和自嘲的风度真正体现了“俳调之神”。幽默的奥秘就在于怡然自得，自己照镜子坦率面对自我，撕掉任何虚伪的面具。这需要一种豁达的胸怀，对自己的不足之处亦能坦然处之。从林语堂对萧伯纳的评论，以及从他一系列有关自我的散文（主要涉及他在上海这个半新半旧的新兴都市中的个人生活体验），我们可以窥视他所称的另一种“阴性的”“诗化自适之幽默”。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上海出现了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林语堂这一时期很多中、英文散文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突显一种独特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既有摩登意识，亦不乏幽默感。据林语堂友人弗里茨的说法，早在《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热销之前，林语堂已经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可以光靠写作养家的作家之一。每周五，林语堂会和《中国评论》周报同事一起出去晚餐，接着一帮人会到舞厅消遣，要杯啤酒，或要壶茶。有时还会邀请舞女过来同桌闲聊，问问她们从哪儿来，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做舞女生活如何。一两个小时的夜生活过后，林语堂回家得继续工作几个小时。毕竟，林语堂是个十足的家庭男，有三个可爱的女儿，还有一位有教养的贤妻。
林语堂到上海初期，全家住在公共租界忆定盘路四十二号。1932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林语堂在“小评论”专栏写了一篇小品，说要搬家了。他首先承认，在这样一个国耻日，不应该写这种家庭琐事。可是既然政府已经为人民做主，要求舆论莫谈国事，那他不如就来谈谈为什么他得搬家。他不得不搬家，因为隔壁邻居买了个无线电收音机，每天强迫林语堂一家听他最爱听的音乐，比如珍妮特·麦克唐纳（Jeanette MacDonald）的《大军进行曲》，或者“苏州小调”，随便什么时候想听就打开收音机，没完没了地听。“在这种情况下，”林语堂写道，“一个英国人会走到邻居面前直接对他说：‘你必须立刻停止，否则我给警署写信。’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则会准备适应新环境，做安神功夫，只当邻居不存在。”而林语堂说自己是个“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只能在自家门口竖起 “出租”牌子，搬到公寓去。
但在林语堂看来，住公寓不是人类该崇尚的生活方式。现代文明要算得上真正的文明，“那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壤，自己可以种点豌豆、西红柿什么的，孩子们可以在里面捉蟋蟀，任意玩耍，不用怕弄脏衣服”。搬到新的公寓唯一让他感到宽心的是窗外的靓景：绿油油一片草坪，还有古树环绕。到1933年8月3日，我们发现林语堂又搬回了自己的独立屋，“像个正常人应该生活的样子”。他又可以闻到泥土的气息，院子里能看到青蛙跳来跳去，有时还会钻出条小青蛇，还能欣赏白杨树上的蝉鸣声。住在着地的独立屋更加贴近自然。毕竟，我们夏天出去度假，不就是要逃离城市，去享受回归自然的乐趣吗？“平常人不大觉悟，避暑消夏旅行最可记的事，都是哪里曾看到一条大蛇，哪里曾踏着壁虎或蝎子的尾巴。”春天来临之际，屋后花园立刻充满生机。柳树嫩叶青青，花卉争妍绽放。
《纪春园琐事》是林语堂散文名篇之一，描绘西人所谓“春疟”，即开春时“人心之烦恼不安……这种的不安，上自人类，下至动物，都是一样的”。他的用人阿经、厨夫、厨夫的妻周妈，都想方设法请假，不想干活，就是“小屋上的鸽子也演出一幕的悲剧”：公鸽弃母鸽和小鸽而去，致使小家庭破裂，都是“春疟”作祟。
住独立屋，贴近自然，当然是保持自我的一种方式，起码可以让人类记住自己的动物性。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要保持自我并不容易，社会趋同性的压力非常大。作为一个留洋的“海归”，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即使社会风气正处在现代化转型期），那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他得重新入乡随俗，做一个“中国式绅士”。什么才叫“中国式绅士”呢？在英文小品《我如何变得庄重体面》中， 林语堂竭尽挖苦之能事，说他要符合三个条件 ：“1．有强烈的愿望去撒谎，要用言语掩盖自己的情感 ；2．要有能力像绅士一样撒谎 ；3．对自己和他人撒的谎要能镇定自如，富于幽默感。”当然了，要做“中国式绅士”，就得懂中国式的幽默。林语堂解释道，自己人生吃过几次亏以后，很快便严格按照“中国式绅士”的规范行事。
正是因为社会上文化上强大的趋同性压力，林语堂才坚信文学要有幽默，但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无法接受：“因为按照传统习俗，在公众场合开个玩笑，那是小丑干的事。编辑或官员要是在严肃的救国文章或演讲中夹带一点幽默感，那会被认为有失体面，万万使不得。”这就容易使人变得僵硬而且虚伪，小年轻说话都像城府很深的中老年人。
林语堂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应该葆有一颗童心，比如要能够欣赏迪士尼米老鼠卡通。林语堂宣称，如果一个人连米老鼠卡通都无法欣赏，那他也不会有任何想象力和创造力。动画卡通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让人的想象力自由驰骋，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有效：“原来电影比台上的戏剧取材布景用人多寡就自由的多，尤其在表演群众的暴动，前线的炮攻，深林的探险，危崖的追贼，空中之袭击，都远超出戏台的范围之外了。然活动讽刺画又超出电影照相机之限制，真可叫我们神游太虚，御风而行，早发东海，暮宿南溟了。”（《谈米老鼠》）
同样，林语堂也表示，看电影流泪是很正常的人性反应，不用害羞：“因为我看电影常流泪，所以看见隔壁姑娘拿手绢擤鼻子，或是出来颊上留两条泪痕，便觉得比较喜欢她，相信她大概心肠不错。”当然，如果一个男人经常哭肯定不妥，但如果面对感人的艺术作品强压住自己的情感，肯定有违人性。生活有悲有喜，人生有笑有泪：“有狂喜之泪，有沮丧之泪，有生离死别之泪，有骨肉团圆之泪……谁要哭，听他哭，因为我们本来是有情动物，偶然心动，堕一滴同情之泪，或怜爱之泪，或惊喜之泪，于他是有益的。”（《论看电影流泪》）
林语堂不光是在自己的散文中推崇童心不灭、自然率性，而且确实也是文如其人，自己个性使然。1935年《吾国与吾民》出版后在美国热销，其友人弗里茨写了一篇林语堂传记素描，文中写道：“总而言之，语堂是个诗人。”弗里茨的意思是说，林语堂的个性很有诗意，不落俗套，更不会摆架子。比如，林语堂闲来最喜欢和孩子们放风筝，玩自创的游戏，摆弄新鲜的小玩具、小器具。有一次，林语堂一家邀请几个外籍友人参加晚宴，去一家很高档的餐厅，全家为此花了好多时间做准备，席间上了24道菜。晚宴上，有位客人戴了一个很奇特的指环，在北京一个民间工艺店买的。林语堂看到后，要了过来，便完全沉迷于摆弄这个小玩意，要搞清楚这小玩意的奥妙在哪儿，对摆了一桌的佳肴则完全忘了。
还有一次，弗里茨和林家一块开车去杭州郊游。他们从上海出发，林语堂带他们去看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妓之墓（林语堂对秦淮名妓李香君崇拜有加）。一路上，林语堂非常兴奋，对一路的风景赞不绝口，诅咒整天住在上海有多么愚蠢。到杭州后住宿一晚，准备第二天沿钱塘江走一条新建的公路穿过山峦。第二天上午，当他们开上山间公路时，大家都对沿途风景赞叹不已，可林语堂却一路埋头在看一本小说。他昨晚开始读了个头，现在没法停下来，必须读完看到结尾如何。当他最终读完小说抬起头看外面的风景时，那时风景已经很一般了。
在诗意而带有幽默感的生活方式中，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是完全负面的，尽管不乏辛辣批判。相反，林语堂很擅长从中国文化中提取现代而诗意的元素，共同建构诗意的幽默生活观。从幽默的角度看，一个受西式教育的跨文化人用现代视野反馈传统文化，有时反而会发现中国文化某些元素并不比西方某些习俗差。比如，林语堂解释道，中国古老的拱手问候方式就比西式的握手强。仅从卫生角度讲，握手的习俗很不文明。人的手经常接触钱币之类的脏东西，不知有多少细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而且握手的方式各种各样，“由青年会式以至于闺媛式，其间等差级类，变化多端……有的手未伸而先缩，未握住而先逃，若甚不自然……此中光景时新，世态毕露……何故于日常应酬，露此百般形态？”（《论握手》）其实谁都知道，西方握手的习俗是中世纪传下来的，可是也没办法，林语堂也不得不承认，正所谓形势比人强，握手正在变成全世界的礼仪，而中国悠久的拱手正在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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