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过冰心、冯友兰…北大有座燕南园，今人这样留住“大师之园” | 草地周刊
来源：3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这座园子的名字，总是与学界泰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园子不大，48亩地上矗立着17栋灰砖砌就的宅院，依次编号为50号到66号。有中式院落，也有西式小楼，呈现出中西杂糅的建筑风格。
哲学家汤一介曾感叹这是一座“名人园”：“在我国，大概很难找到一块这么小的地方住有那么多科学、文化名人！”
这座园子，就是位于北京大学“燕园”校园内的“园中之园”——燕南园。
建成于上世纪20年代，燕南园曾是燕京大学的教员住宅区。上世纪50年代，中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这里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大的教职员工住宅区。
1952年，汤一介随父亲、哲学家汤用彤住进燕南园58号。隔壁的57号，庭中有三棵老松，数年后迁居至此的哲学家冯友兰想起陶渊明的“抚孤松而盘桓”，说自家松树“较渊明犹多其二焉”，遂将小院命名为“三松堂”。在“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的晚年，冯友兰就在这里，口述完成了30万字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和150万字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
汤家和冯家的北面，燕南园56号住过物理学家周培源。周培源是我国近代力学和理论物理奠基人，培养了九代物理学人才，包括不少“两弹一星”元勋。周家的樱花树春来花开如雪，被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戏称为“周家花园”。
再向北，60号住的是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王力，他在这里撰写了《诗词格律》《汉语史稿》等专著，主编了教材《古代汉语》。
西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侯仁之在61号居住了60余载。经济学家马寅初在63号完成了著名的《新人口论》。
此外，燕南园中的住客还包括社会学家吴文藻，作家冰心夫妇，社会学家雷洁琼，经济学家陈岱孙，历史学家翦伯赞，物理学家饶毓泰，数学家江泽涵，美学家朱光潜，诗人和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林焘，法学家芮沐……
年近百岁的燕南园，是一段固体的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数代有突出贡献、满城桃李的学术大家居住于此，成串的学术硕果也诞生于此。2019年，“燕南园历史建筑群”被列入北京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
汤一介生前曾建议，为园中的每栋住房都挂上牌子，写明里面住过谁。他希望后来的人们能知晓“这些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献身的人的欢乐、欣慰、愤怒、悲伤和痛苦”；希望在这座具体而生动的园子里，历史与其所寄托着的理想和情感能得以传承。
但是，怎样做呢？当大师们远去，光阴流转令园中建筑露出破败的痕迹，该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地方，呵护这样一笔承载着无数记忆的历史遗产与文化财富，助其光彩常驻、文脉长存？
2022年，北京大学启动了“燕南园历史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规划”项目（下称“燕南园项目”）。2023年底，该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3年亚太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
“来到燕南园，可以先体会一下过去的人住在这里的感觉。”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说。2002年，他搬入燕南园52号办公，一晃已过去20余年。
随着岁月飞逝和校园建设，燕南园中的老住户逐渐减少。部分住房转为研究和办公的公用空间。今天的燕南园位于校园的核心区域，连结着北大图书馆和宿舍区，是学生们时常往返穿行之地。常有年轻人在园子里赏花、逗猫、拍照，享受青春的欢愉，但奇异的是，这里也始终保留着一种“过去的感觉”。
冬末春初的傍晚，跟随朱青生行走于燕南园，耳边声音最响的是喜鹊。暮色中，仿佛随时会邂逅来自过去的学人，听到他们脚步的回音。
“这里以前是朱光潜的花园。”朱青生指着一片残留着积雪的地面说，“就是在这里，白发苍苍的美学家向路过的年轻学生递出了一枝花。”
这个故事，曾出现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忆军的文章里。读书时，他与同伴路过燕南园，一位陌生老人隔着矮墙向他们递来一枝盛开的花朵。许久后，他才知道老人是朱光潜。
“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周忆军写道。
朱光潜1970年搬入燕南园66号，而66号最早的主人是吴文藻与冰心夫妇。1938年，夫妇俩在北平沦陷后逃往大后方，离家前，将“最宝贵的东西”装箱藏起，包括照片、书籍、吴文藻几十年的日记，小读者们寄给冰心的来信等等。
1946年，冰心重返燕南园，得知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后，他们家成了日本宪兵的驻所，吴文藻的书房成了拷问教授的地方，而他们藏起的物件全部不知去向。
她难过得落下泪，绕着未名湖迂缓地走了两周，心里渐觉开朗——“我还健在！我还能叙述，我还能描写，我还能传播我的哲学！战争夺去了毁灭了我的一部分的珍宝，但它增加了我最宝贵的，丢不掉的珍宝，那就是我对于人类的信心……总会有一天，全世界的学校里又住满了健康活泼的学生，教授们的书室里又垒着满满的书，他们攻读、他们研究，为全人类谋求福利。”
在燕南园，记忆由一代又一代人层层叠叠地加厚，形成连载至今的传奇，流动在每一栋房子里。
路过一尊人物坐像，手握拐杖的老人面含微笑，注视前方。“这是经济学家陈岱孙。”朱青生介绍。
陈岱孙1989年住进燕南园55号。转年春节，学者钱文忠随老师季羡林到陈家拜年，看到年近80的季羡林身板笔直地坐在旧沙发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90岁的陈岱孙取出两卷新书相赠，“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一幕从此烙印在钱文忠的记忆里。
陈岱孙之后，燕南园55号如今的主人是物理学家李政道；陈岱孙之前，这里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要创建者、北大原副校长冯定。宗璞听说过一桩轶事，说有小偷破窗而入，到冯定家行窃，翻了半天才发现有人坐在屋中，仓皇逃走时，冯定说：“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
什么事物能够永存？在燕南园，年岁最长的是树、清代石碑和虎皮墙，但生命力最长的是人的风骨和精神、故事与情感。燕南园作证，最日常的日子里，有人曾这样相处、这样生活。
搬入燕南园52号后，朱青生尽可能维护着小楼旧时的风貌。打蜡地板没有换，几十年不烧的壁炉留作墙上的装饰。“我的想法是尽量不要去动。这些房子能越过峥嵘岁月保留到今天，是一种运气。它们使燕南园维持着文脉与历史气息。现在，我们有条件和能力去呵护它时，应该保留它经历每个时代所留下的一种历史的感觉。我心里理想的燕南园就是燕南园随时间自然变迁的样子。”朱青生说。
他希望燕南园适当保留下一些粗糙的原始痕迹和变动的痕迹，认为“荒率、幽深的品味”本身就是一种应予保护的燕园文物。比如：一个旧门把手上，曾留下近百年来无数人手指的温度；一面久经风雨的老石墙上的花斑变化，也能显示时代的变迁。“燕南园的很多细致之处需要长期、精心的维护，我们每个人都应有敬畏之心。脆弱易折的梅花枝子要养护500年才能‘疏影横斜水清浅’，燕南园再活现在的五辈子，才能保留下这样一枝梅花。”
多年来，朱青生多次就燕南园的保护向学校提出建议，希望能以燕南园为例，为一类地方的改造提供示范，树立榜样。他知道这殊为不易，“修旧比重造要多三倍的投入。北大不缺提意见的专家，但意见太多也比较难办。关键是，要让这个地方既有恒定的气质，又能接纳不同的意见。”
他希望，燕南园的更新经验能为人们提供参考与借鉴。
“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尊重北大人对燕南园的感情。”燕南园项目规划部分负责人、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馆员宋伊琳对记者说。
在对燕南园进行价值分析时，宋伊琳发现，除了历史、文化、生态、艺术等方面的价值，燕南园最独特的核心价值是：从老先生到年轻学子，几代师生对园子的文化情感。“这种文化情感，使燕南园成为北大师生的精神家园。”
由于燕南园至今仍是一处被使用中的活态校园遗产，回应今日师生“用户”提出的诉求，将“保护”与“更新”结合，就成为燕南园项目的重要主题。
这也是一种“过去的感觉”。“历史上，包含燕南园在内的燕京大学的规划建设，就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未来的燕南园，依然会是这样一个师生共建共享的空间。保护燕南园，不单单要注重物质上的保护，物质当中还有人的活动，才使场地持续着勃勃生机。”宋伊琳说。
如何建立共识
“燕南园项目特别重要的起点，是建立共识。”燕南园项目的总负责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剑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燕南园所处的校园社区人群，有别于一般社区人群，流动性高，文化认同感强，关心公共事务，也善于积极表达个人意见，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燕南园不止是园中住户的燕南园，更是全体北大师生的燕南园。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大家又各有主张。听谁的、不听谁的？如果不先建立共识，想做好这个项目是很困难的。”张剑葳说。
如何建立共识？张剑葳介绍，针对燕南园所在社区人群的特点，项目组设计了一套三招的“组合拳”：
其一是意见征集，面向全体师生和校友，组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大家对燕南园的看法；其二是社区参与，开展燕南园历史建筑数字化工作坊、燕南园植被绿化工作坊、“你不知道的燕南园”主题沙龙等活动，邀请同学们亲自采集园中建筑的数字化信息，参与燕南园植被绿化设计方案，由讲解人员带队参观燕南园并在参观后座谈；其三是教育传播，举办讲座，刊发文章，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以不同方式介绍和传播燕南园的历史故事与价值。
“这实际是在做历史文化遗产教育，目的是建立和扩大共识。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张剑葳说。
这些公众参与活动前后做了近半年，项目组从反馈中总结出三条主要意见：第一，以“最小干预”原则进行燕南园的整治和保护，保留历史气息；第二，不破坏园中生态；第三，优化空间利用，加强对燕南园历史文化的阐释。
“这三条共识，实际也是我们项目组自己的理念，只不过经由这样一个教育环节得出，就有了群众基础。”张剑葳说。
燕南园项目在实际推进中的最大挑战，是时时事事都需要协调和平衡各方意见。共识的建立，为此提供了筛子和标尺。
例如，有人提议拆掉燕南园的外围墙，让园子跟燕园连成一体，空间更通透，进出更方便。项目组否决了这一提议，并对外围墙进行了修缮加固。因为燕南园的这些围墙是上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时期就已存在的虎皮墙，属于文物。拆掉的提议首先就会被第一条共识筛掉。
此前，还有设计机构提出，要将燕南园房子的斜坡屋顶延伸到地面，在公共草坪里放入一些现代雕塑艺术品。这些方案同样因没有理解和尊重燕南园的历史价值被否决。“我们做的任何干预，都应该是为了让燕南园的价值得到更好地延续，而不是表达个人的创作才华或情怀。”张剑葳说。
在燕南园的南入口附近、63号院东侧，有堵两米左右高的砖墙。有人提出，这面墙很遮挡视线，也不是文物，应当拆掉；有燕南园住户反对，说这是上世纪50年代，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住进燕南园63号后，学校特意加建的墙，因为马寅初在解放前久经国民党当局迫害，身心俱疲，需要清静的环境休养。
张剑葳提出的方案，是给墙体降高，部分降到1米做展示景墙，部分降到0.5米做成座椅，保留历史记忆的同时，解决视线遮挡问题。
还有不少人提到，燕南园里路灯太少，晚上太暗。北大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指出，新加装的路灯也要控制亮度，而且要往下方打光，不影响鸟类睡觉。
张剑葳反复强调，历史地段的环境整治和保护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需要基于专业的理论、方法，而非主观感受来做。在燕南园项目中，除了文化遗产保护人员，项目组还邀请了生态、规划、景观、生物、材料等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及后勤管理部门进行跨学科、多部门的合作。
“我们开过很多会，跟不同单位、不同学生社团、不同的相关人群……有时候也需要‘吵’。”张剑葳说。
就是在一次次意见博弈中，大家取得了大大小小的共识。体现在园子里：凌乱的空中线路被梳理，堆积的杂物和破旧的围栏被清除，历史建筑得到修缮，违建临建被拆除，照明设备增加了，老旧道路也得以更新……
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时，评审专家对燕南园项目的评价是：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巧妙阐述了燕南园中房屋和景观的空间关系、建筑风貌及生态完整性。由学校多个部门组成的团队通过广泛的师生参与，确定了燕南园的独特价值，并在迅速发展和现代化的校址中保留了其历史精髓。以利益相关者参与为核心，该项目激励了校园社区成员重视集体记忆，保护燕南园和其他校园建筑，传承学校辉煌的学术历史和精神遗产。
“作为一个案例，燕南园项目对类似项目的借鉴意义在于，面对这样一个对象，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以什么样的原则，怎样保护了它的价值。”张剑葳总结。
共识的建立如此重要，他指出，在各种历史地段、街区的保护和整治中，都可以像燕南园项目这样，先针对所在社区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自己的公众参与“组合拳”，建立和扩大共识的基础。
联结历史与未来之路
这一轮燕南园项目已于2022年10月完结，但后续调整工作至今仍在继续。围绕燕南园的保护，也还留有不少尚未完成的课题。
张剑葳介绍，这次项目主要聚焦燕南园的外部环境，对建筑的内部功能涉及不多，但也提出了一些规划，包括给每一栋房屋定制一份“使用说明书”，写明该建筑的历史，哪些东西必须保持原状，哪些可以在不破坏原有风格特色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来适应新的用途。
他希望进驻房屋的单位，都能承诺拿出一定空间向公众开放，把名人故居的门打开，“每一栋楼都应当是一个小型纪念馆，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氛围”。
在之前的问卷调查中，有88.56%的填写者希望“了解燕南园的历史文化”，73.53%的填写者认同“现在的宣传还不够”。“曾居住的名人学者”是填写者最希望了解，同时认为自己了解最少的方面。可见，燕南园的故事还需要讲得更好，讲给更多人听。
“物质载体非常重要，它能让你与历史人物建立对话和联系。想象一下，你面前的书桌，侯仁之先生曾经用过。再试想，你带着听来的故事来到燕南园，结果这里已经全是高楼大厦，故事失去了载体。”张剑葳说。
提到项目期间难忘的事情，朱青生、张剑葳、宋伊琳都提到了同一条路。
那是一条受损严重、坑坑洼洼的洋灰路。对于这样一条路，一般的修法是抠掉老路，重新铺设。但经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李迪华考证，燕南园的洋灰路是抗战结束燕京大学复校后，由学校职工亲手所修的。李迪华采访了90多岁的燕大老校友，据其回忆，燕京大学职工从西郊机场附近旱河运来沙石，采用脱浆彩石混凝土工艺修建了该路。
经专家评估，这条路的水泥强度已经超出使用寿命，难以继续留存。但项目组在反复讨论后，找来专门修复历史路面的施工团队，对少量路面做了修复，更多无法修复的路面则被打碎，搅入新的水泥，添加原洋灰调色，经过复杂的工序配置成新的铺路骨料。
新路施工期间，张剑葳来到现场，问几个埋头干活的工人在做什么。有人回答：“把你们原来的路打碎，融到新路里面，这样，你们的历史也就融在新路里，你们的精神也就在新路里传下去了。”
雨果曾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在燕南园，得以用心保护的道路、墙壁、宅院、树木，都是一页页史书，联结着往事，也联结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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