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合众”传奇：钱钟书常来走后门，钱穆晚年念念不忘 | 草地周刊
来源：5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晓青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上海市长乐路富民路口一栋带有装饰艺术元素的现代派风格建筑，不时迎来“City Walk”（城市漫步）的游客驻足拍摄。这栋“83岁”高龄的老房子，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设计、中国建造”的地标建筑之一。
这栋建筑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合众图书馆。抗战全面爆发后，沪上有识之士集众人之力，在此拯救中华民族历代典籍和金石拓片，这里也因此成为守护中华文脉的“战斗堡垒”。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941年9月，这座由华盖建筑事务所著名设计师陈植主持设计的多层图书馆建筑竣工并投入使用。发起者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以“三人成众”“众擎易举”之意，将其命名为合众图书馆，专注于集纳、守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史典籍。此前，这座图书馆已筹备了两年多时间。
捐赠者中，还可以看到李宣龚、陈叔通、蒋抑卮、叶恭绰、顾颉刚、胡适、钱钟书、郑振铎、吴湖帆、陈巨来等近现代文化名人。
因为“合众”，危在旦夕的约24万册文史典籍、1.5万余件金石拓片“活”了过来。虽然法租界巡捕房、汪伪政府屡屡登门调查，日本侵略者更是觊觎这座文化宝库，战火蔓延、物价飞涨，这座挺立于烽火中的图书馆，仍然在苦难中肩负起挽救中华民族珍贵典籍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等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完整捐献了这座堪称“烽火奇迹”的图书馆。“合众”及其庇护下的全部典籍，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护中华文脉的“合众”传奇，现在回首仍显得惊心动魄。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尘。
1932年，65岁的张元济在上海遭遇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望着烽火中飘散在城市上空的古籍残片，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的先生泪洒当场。
这年初，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盛极一时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被日军炸毁。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也惨遭日寇纵火焚烧，约46万册古籍善本、地方志及中外杂志报纸被付之一炬。仅有500多种孤本珍本（约5000册），因另藏于银行保险库房才幸免于难。
时局之危，已到了中华文化血脉或将毁于一旦的境地。尽管已宣告退休，但作为商务馆元老，张元济“披挂上阵”重出江湖，与董事会安排商务馆出版体系有序内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念头在张元济脑海闪现——再“建”一个“东方”！
次年，他聘请社会名流，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由他本人出任主席，募集基金，并带头捐款。但时值国难当头、经济萧条，收效不大，东方图书馆最终也未能复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乱频仍中，年逾古稀的张元济不抛弃、不放弃，“人与书，都要活下来”。他的朋友叶景葵有着与他相同的执念。叶氏不仅是江南一带极为热心的藏书家，也是一位银行家。
心怀守护中华文脉的虔诚之心，叶、张二人一拍即合。“复兴东方”未成的遗憾，有了全新的答案——新建一座更隐蔽、更灵活、更具收藏和保护功能的私立图书馆，那就是合众图书馆。
1939年，张元济、叶景葵先请来了当时横跨政治和文化两界、社会声望极高的陈陶遗担任共同发起人，为这座图书馆保驾护航，还计划延请当时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苏州人士、学界晚辈顾廷龙，前来主持图书馆日常业务。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合众图书馆组织大纲原件，在最显著位置强调了办馆目的，第一条便是“征集私家藏书共同保存，以资发扬中国之文化”。
这是一场在硝烟战背后的无声较量，一切都为了在随时可能扩大的战事中守护中华典籍，把“根”留住。
顾廷龙放弃安逸生活南下
1939年小暑节气刚过，正值燕京大学放暑假，清晨校门口，一些师生正送别带着浓重江南口音的一家人。举家南归的是刚刚从燕大图书馆辞职的顾廷龙。彼时他已在学术圈和藏书界小有名气。
顾廷龙，字起潜，这一年他35岁。苏州顾家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望，学术渊源深厚，族中较顾廷龙更为有名的是年长他不少的侄辈顾颉刚。
如果将时空坐标设定在20世纪初叶，顾廷龙是不折不扣的“00后”，而合众图书馆发起人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分别是19世纪的“60后”“70后”“80后”。
三位前辈对这位已校勘诸多古籍善本的青年才俊无比信任，打算将这座中华文化典籍的“保险库”托付给他。这位“00后”守书人一到上海，先在辣斐德路614号（今复兴中路思南路口）的一处洋房落脚。这里楼下是合众图书馆筹备处，楼上是住家和草创时期的合众书库。
此前，为说服顾廷龙南下，叶景葵、张元济轮番致函，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大有借书信“三顾茅庐”之意。
现有史料显示，1939年3月，叶景葵就筹办“合众”首次致函顾廷龙：“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5月23日叶景葵又致函：“尚望迅速料理，务于暑假开始即行南下，盼切盼切。”两天后，叶景葵再度致函：“此间各事均已备妥，专候兄来，即可开始办馆务。”6月1日叶景葵再一次致函：“连发两快函，想已收到，此间专待贲临办事，愈速愈妙。”
就这样，短短数月，叶景葵多次致函顾廷龙。据顾廷龙回忆，当时接受叶先生相邀，决定南归，但辞职时，却复为燕馆领导的热情挽留，一时不得脱身，又是张先生来函相促。
顾廷龙所说“张先生函”，就是张元济最终说动顾廷龙的那封关键书信。近日，上海图书馆再度从顾氏家族捐赠藏品中整理出来，重新编目。
在这封信中，张元济向顾廷龙介绍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初衷，对顾廷龙过往在古籍编目和研究中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他告诉顾廷龙，自己的朋友叶景葵“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张还比较了留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与到上海开辟新事业的不同意义与价值：“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他大胆预测：“异日馆舍（指新建合众图书馆）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几也。”
顾廷龙后来回忆：“在叶先生坚邀、张先生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我终于离开北平来沪参与‘合众’工作。”
一诺千金！顾廷龙早前在燕大图书馆工作，收入稳定，不愁全家生计，但他还是决心放弃相对安逸的生活，来到上海。这一趟“沪漂”几乎影响了他和家人的一生。从“合众”到后来的上海图书馆，他守护这个中华文化典籍的“保险库”长达半个多世纪。从1939年夏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到1962年正式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他把生命中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图书馆。
用生命“换”典籍
对经历过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灭顶之灾的张元济而言，保护中华民族的纸上文脉，不仅是与随时都会扩大的战争赛跑，也是与自己的生命赛跑。
翻开《张元济年谱长编》，从商务印书馆重要资产灰飞烟灭，到与人合作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张元济一直在与各种疾病作斗争。这一时期他接受了外科手术，随着年龄增长，泌尿系统的慢性病，让他不堪其扰。
“除了对战争危害性的痛定思痛，还有对生命、对人性的感悟，让菊老（张元济号菊生，别名菊老）当时迫不及待要发展壮大‘合众’。”合众图书馆早期捐赠者和工作人员之一潘景郑曾这样回忆。
张元济和叶景葵都率先捐出大批个人藏书，涉及宋元明清各朝，以罕见的地方文献居多，弥足珍贵。被推选为合众图书馆第一任董事长的陈陶遗，也捐赠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碛砂大藏经》等珍本。
“合众”的规模虽不及商务系的“东方”，但自1939年创办到1953年完整捐献给新中国，短短14年间，已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访阅览者名单中，可以看到胡适、钱钟书、陈垣等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众”恰是“东方”事业的继续和延伸。
1939年夏，迁居上海不久的顾廷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大考”。抵沪仅两个多月，顾家长子诵诗突发疾病去世。顾廷龙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扼腕叹息。
2022年最新整理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顾廷龙日记》，记录了顾廷龙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前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各种细节：抵沪不到一周，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就开始接收第一批藏书——叶景葵个人集纳善本，共84箱；1941年，合众图书馆建筑交付使用，顾廷龙又亲自试验了每一扇窗、每一道门，检查地砖的接缝，因为存储古籍之地须保持相对恒定的温度、湿度。
日记中也传递出顾廷龙对长子诵诗的思念。1939年末，他写道：“诗儿夭折，心如槁灰。”1940年1月，他又记录：“赴平江公所，督漆诗儿柩，此第七次也”。顾诵诗的离世，不仅让为父者痛心疾首，也是顾廷龙事业的损失——诵诗生前已成为顾廷龙整理和校勘古籍的学术助手。顾廷龙强忍悲痛，继续守护着这座快速成长起来的文化宝库。
在“合众”的三位发起人中，陈陶遗于1946年逝世，叶景葵于1949年逝世。1953年，张元济主动促成了合众图书馆董事会向新中国完整捐赠这座文化宝库的事宜。1958年，“合众”以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的身份，正式并入上海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上图馆藏。1959年张元济去世时，对“合众”事业未留遗憾。
非如是，不足以持久也”
今天，查阅合众图书馆早期藏书目录，可以了解到当初创办这座图书馆时，文化名人们的苦心孤诣。经过多年积累，馆内藏有西汉中期戴德编著的礼制著作《大戴礼记》（十四种），早期天文农业历法《夏小正》（四十九种），此外还有《唐纪》（四库底本）、《册府元龟》（318卷）、《元诗选》（初集）、《词综》（手校本）、《水经注》（重校本手稿）、《梦溪笔谈》（校本）、《历代长术辑要》（手稿本）等。
在私人捐赠中，所捐数量最多的是叶景葵。同时张元济还一直坚持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部分存世秘本进行“借阅传录”，也就是将这些珍本孤本临时借出，暂存于合众图书馆，每日由专人抄录，在战乱中实现自己动手“复制”文史典籍的工作，其中有《彭尺木文稿》《周秦名字解诂》等。
合众初创时期，恰逢张元济倾情投入校订江南地区流失乡野的元明杂剧孤本。大量“劫中得书”荟萃成可观的史料库，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助力了戏曲研究及创作的传承、革新。
阅览者记录显示，胡适、钱钟书到访最为频繁。据了解，胡适当时对《水经注》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来自“合众”。
在顾廷龙整理造册的合众图书馆工作档案中，可以看到“合众”的运作机制吸取了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的经验教训，在规模上避免“树大招风”，用人少而精，主要依靠学者自发捐赠、集中保管。学者若调阅自家所捐图书，也按现代化的图书馆管理模式，严格登记。按顾廷龙与张元济1940年初的约定，“不求躁进，不贪暇逸，不须人多，不事宣传，非如是，不足以持久也”。
就这样，1941年9月竣工投用的合众图书馆上海蒲石路新馆址（今长乐路746号），以相对神秘、隐蔽的形象，躲过了法租界内外日本势力的多次滋扰挑衅。
据顾廷龙次子顾诵芬回忆，合众图书馆面向路口的正门不挂任何牌子，也从不打开，看上去与一般住宅无二，避免引起日寇注意。为了不受敌伪干扰，来客尽量限于研究学者和故知，且都从隐蔽的后门进出。抗战期间，在沪日本势力以“索书”“借场地”等名义多次探听“合众”底细，因图书馆的低调掩饰和巧妙周旋，皆未得逞。
在顾诵芬的记忆中，一家人在上海一直与图书馆建筑为伴，在馆内独辟简朴的起居空间。钱钟书是合众图书馆“后门”的常客，诵芬年少时多次为钱先生悄悄开门，钱先生则总是叮嘱他学好英语。“合众”馆藏中也包括一些英文读本和科技图书，这也是这座图书馆吸引各领域学者的独到之处。
这一时期，尽管面临日本侵略者的挑衅和法租界、汪伪政权等的调查，顾廷龙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和保护了一批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书刊资料。经后人整理发现，这些宝贵史料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等。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一度占领合众图书馆的顶楼，作为“瞭望台”，甚至意欲将书库全部侵占。为了确保古籍善本“一本也不能少”，张元济等反复斡旋，最终保住了“合众”全部家底。国民党军队在蛮横占领图书馆约24小时后不战而退。顾廷龙在后来的忆述中多次写下“幸即解放”四个字。
对参与校订的馆藏牵肠挂肚
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图书馆事业迎来大发展。陈陶遗的曾孙女陈颖，读的就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族中长辈带着她见到年近九旬的顾廷龙时，老人对这段“合众”传奇万分感慨。念旧的顾老引荐陈颖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并题词“敏而好学”勉励晚辈。更为巧合的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合众”馆藏就珍藏于这座藏书楼内。
“择一事，终一生！祖辈、曾祖辈的守书心愿，靠我们接续传承！”如今陈颖已成为新一代“守书人”，数十年如一日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她说，那些钤有“合众图书馆馆藏”之印的书籍，仿佛至今仍有“心跳”。
念念不忘“合众”的，不仅有陈氏后人，还有顾廷龙初到上海时结识的一大批文人雅士。顾廷龙在日记中，记录了落脚上海不到一个月时，江南藏书界、历史学界一场餐桌边的雅集。学者间惺惺相惜的“合众”情谊，化为守护古籍善本的合力。
今天看来，赴宴者堪称“群星璀璨”。其中不乏“合众”所藏各类珍奇文献的发掘者、捐赠者，如冒鹤亭、瞿良士、高吹万、姚石子、张芹伯、潘景郑等，也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钱穆等。
顾廷龙晚年接受访谈时，专门提及合众图书馆创建前后叶景葵、顾颉刚、钱穆等对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原稿本的“南北互校”。
该书也是“合众”馆藏（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中的一大亮点。历史上，这部著作的传世抄本不少，但原稿本却“沉埋民间三百年”，直至被叶景葵发现。由于各路学者在抗战中颠沛流离，叶景葵意外觅得之稿本无法尽快校订完毕，参与其中的顾颉刚、钱穆等均留下遗憾。
钱穆晚年回忆过往，仍对“合众”馆藏《读史方舆纪要》原稿本牵肠挂肚，乃至抱憾终身：“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余又匆匆南来，迄今将三十年，闻合众图书馆已不存在，揆初（叶景葵字揆初）与起潜亦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家传本，今不知究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家传本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
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顾廷龙亲自主持，再度进行全面校勘，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还这部中国历史地理巨著之原貌。顾廷龙认为，这也是对合众图书馆昔日同仁、师友、研究者及读者的一种告慰。
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80多年过去，今年春节起，上海图书馆东馆手稿主题馆以讲述“文物故事”的形式，专门展出了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守护《古文尚书》海外珍贵抄本的来龙去脉。
顾廷龙曾在两页札记中专门回顾了这段往事。他早年曾向江苏南翔（现为上海嘉定南翔）姚氏借阅罕见的《古文尚书》日本抄本，并拟推动出版；不料，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该抄本不得不暂时寄存于合众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姚氏复盘位于南翔的藏书，大多不幸毁于战火，而这部《古文尚书》海外珍贵抄本因机缘巧合得到“合众”的庇护，幸免于难。20世纪50年代，顾廷龙又推动姚氏后人向上图捐献了这一劫后余生的珍本。
4月18日拍摄的上海图书馆东馆手稿主题馆展板。展板展示了抗日战争期间由顾廷龙寄存于合众图书馆的南翔姚氏藏书《古文尚书》海外珍贵抄本。原件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2024年是顾廷龙先生诞辰120周年。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说，老一辈守书人为我们留下的是如此恢弘的图书馆事业，在战火中他们情牵家国命运，兢兢业业，用顾老自己的话说，一生干得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前辈坚持的时间之久，守护和发掘重要文献的数量之巨，令人感佩。一代代守书人薪火相传，“合众”的精神内涵亦由今日上图人传承。
就在上月，合众图书馆位于上海长乐路的旧址正式启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保护修缮工程。外墙悬挂的公示牌显示，经评估，施工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对长乐路746号建筑的外立面工艺及材料、原门窗，以及内部重点保护区域进行复原。
在距旧址数公里外的上海图书馆淮海路馆，工作人员也正快马加鞭，将80多年前与这栋建筑相关的一批名人书信原件重新编目造册，妥善保存。
一组数据显示，20世纪40年代，合众图书馆在人员极少的条件下，通过手抄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残存典籍进行人工“复制”，按一年工作量计算，有逾170万字的抄本，得以接续传承。这种于战乱中坚持愚公移山，不惜代价为国宝留下副本的壮举，令后人叹为观止。
另一项统计是，上图目前收藏有170万册古籍文献，其中有约三分之一等待抢救修复，若每年修复约1000册，仍将有大量古籍处于“等待”状态。这将是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据陈超介绍，合众图书馆长乐路馆舍修缮完成后，将成为上海图书馆中华家谱主题馆。他说：“让这栋老建筑焕发新活力，对读者重新开放，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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