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周年纪念日，我们来聊聊“四一二”政变
今天，我们该如何
反思“四一二”政变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是“四一二”政变爆发九十周年纪念日。晚上搜索新闻发现，几家主流媒体竟然集体失忆、集体失声，没发一篇纪念文章。我们这个国家真是健忘得令人震惊。辗转睡至凌晨五时，忍不住披衣起床，写下此文。
九十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宁愿为民主和自由鼓与呼，而不是为剥削与压迫默而哀；他们宁愿抛洒血肉于疆场，而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们选择站着死，而不是跪着生。
彼时，北洋政府已经在大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苟延残喘，但国民党却没有像民众期待的那样，弥平这片土地上的裂隙和伤痛，引领这个国家欢快地前行。
推动国家进步的手段，无非两种：一是革命，一是改革。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主张愈来愈倾向于后者——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也不管在哪一个国度，革命，牺牲的永远是普罗大众、芸芸众生，经历的永远是血洒疆场、尸横遍野。九十年后翻阅那个时代留下的纪录，黑白影像仍难掩触目惊心的斑斑血痕。
毋庸讳言，这完全是意识形态引起的激烈冲突，当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都不愿意妥协的时候，弱的一方便会奋起争取它想要的，强的一方也一定会强力维护它所得的。暴力对抗到最后，以残酷的手段消灭对方思想的载体，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国民党是当权者，它有足够的力量像捏死一只只蝼蚁一样消灭革命分子。当时的西方驻华记者和外交人员，对这些暴行反应不一：有人为其国家在华利益得到保障而感到兴奋，说“死几个中国人算什么”，也有人对当局不人道的镇压手段感到愤怒。在后者看来，军队存在的目的是抵抗外来侵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则与军阀无异。这些人后来大多都成了中共的朋友。
历史需要时间去沉淀。九十年过去了，我们需要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清醒、理智、客观地去重新检视和反思那段历史。
所谓孤掌难鸣，任何一次冲突的发生，责任绝对不在一方。换句话说，当事双方都有过失，都有义务检讨自己，厘清真相。这也符合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那么，九十年前的此刻，我们这个伟大而动荡的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呢？
一场如此声势浩大的政变，绝不是由最高领导人下达一个指示，就可以发动起来的。作为当事双方，国共两党关系微妙，自然不必多言。而在两党内部，局面更是不堪，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嫌隙丛生，共产党内纷争四起、路线不明，内斗如何影响了两党自身的发展，如何影响了两党关系的发展，继而如何影响了整个时局的发展，是最值得探讨的地方。
历史纪录已经显示，在一九二七年，中共是以国民党内改组派的形式出现的。换句话说，当时的大部分中共党员同时也是国民党员。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他在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上落选中央局委员，但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还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四一二”政变发生时，毛泽东的公开职务仍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正是“毛委员”一称的由来。
中共在成立之初就站在了劳苦大众一边，走的是左派路线，党员相对单纯。而国民党则偏向温和，为了壮大自己，它对加入的成员要求极低，因此党内三教九流、龙蛇混杂。孙中山曾对此痛恨不已，因为他发现国民党虽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但却是个虚架子，缺乏战斗力。在同北洋政府的对抗中，孙中山不惜顶着“汉奸”的帽子，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对付袁世凯，结果仍然失利，这也充分验证了他的判断。那一时期，国民党内讧不断，蒋介石曾三次跑路，也是因为争不过党内元老，而陈炯明兵变，更是国民党内斗的高潮。
孙中山在和英美日合作失败之后，推行了联俄联共政策。严格说来，此时的中共还不是一个独立政党，它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存在的。它直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其经费和政策来源均来自于苏联。因此，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支持共产党，在他们看来，中共一旦夺权成功，很可能会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而中共也确实表现出了这个倾向，他们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有甚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发表的声明居然是“保卫苏联”。此后，日苏同盟协议签署，更是激起了全国的反共浪潮。
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国民党不是如此虚胖无力，中共的命运会不会和亚洲其他失败的共产党一样？
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国民党在北伐中也得到过苏联的大量援助，尤其是经费和武器方面的支持。北伐是一九二六年夏天在广州发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有利局面。其中原因有三：一，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和装备比北洋好得多；二，北洋军队不得人心；三，工农运动支持。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大革命失败的最大原因，恰恰就出在工农运动上。
几千年下来，中国的农民和工人都是老实本分的，是缺乏革命性的。在发动工农的工作没有做彻底之前，能够被鼓动起来的，大概不是工人中的流氓，就是农民中的痞子。这个时期，中共发动工农的经验还不成熟，尽管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但是实际运作起来，的确存在过火现象，这在毛泽东和陈独秀的通信中可以找到例子。譬如在湖南，农会变成了“抄家会”，还抄了不少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家，严重影响了北伐士气。那么以国家角度来审视，这算不算破坏革命？！
尤有甚者，湖南一些地方的农会还发展成权力机构，取代了政府。当蒋介石准备攻打上海时，湖北的军队竟然因为湖南禁止粮食外运而无法开动，直到毛泽东签发命令，湖北才拿到粮食。在武汉，在上海，工会也成了权力机构，凌驾于政府之上。那么以国家角度来审视，这算不算抢班夺权？
农运和工运的过火，导致了国民党内右派和相当一部分左派的不满，这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了借口，或者说创造了客观条件。事实上，蒋介石当时只有两个军，而武汉国民政府有八个军，却没有部队愿意去讨伐蒋介石，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最为严重的事情，是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成功，建立了上海联合政府。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任何一方都想夺得此地。英美不允许苏联插手上海，于是，将六千万的好处费提供给蒋介石。蒋介石自然是毫不犹豫地命令自己的十万大军开进上海，实施镇压。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有史料证明，陈独秀是主张反击的，但是苏联顾问不同意，他们害怕和国民党决裂，因为这会让他们之前的投资有去无回。于是共产党只能坐以待毙，等着被清党，等着被逮捕，等着被法办。
事实上，国民党在“四一二”政变中也不是只得到好处，由于清党，它杀害和赶走了自己党内最有朝气的一批人，留下的多是腐败官僚。这为它日后丢掉江山埋下了伏笔。而对中共来说，“四一二”政变也不全然是坏事。这次政变虽然给中共造成极大损失，但也帮它清理了陈公博、周福海等投机分子，中共反而变得更有战斗力了。更何况，肉体可以被摧毁，思想却无法被消灭，而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宣称为劳苦大众牟取利益的中共作为此时的弱者，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国共两党看来，都是对方的错误导致了“四一二”政变，但是历史的天平不会偏向任何一方，就如同它们在政变中没有成为绝对的赢家或绝对的输家一样，它们在这场政变中也没有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错误。
“四一二”政变造成的这种没有输赢的局面，继续恶化下去后，有两个国家从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苏联和日本。前者获得了外蒙的实际控制权，而后者则开始了对中国的蚕食，标志性事件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在皇姑屯炸死安国军总司令、奉系首领张作霖。
要说最大的输家，那就是国共两党都声称“最爱”的这个国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同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陕西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和东北的张学良，勉强达成了共识，一起对付中共。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根基还不牢固，内斗依然不止，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后来更大国家悲剧的发生。
“四一二”政变发生二十二年又五个多月后，国民党失去了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的宣传里，国民党失败的因素之一，是它党国不分，甚至将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此论不可谓不中肯。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人民、国家和党，应该如何排序，也是今天的执政者和执政党必须要严肃面对、认真反思的问题。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晨
花两小时写完
“四一二”政变留下的真实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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