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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周年纪念日,我们来聊聊“四一二”政变

2017-04-13 闻立 资深搅史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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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该如何

反思“四一二”政变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是“四一二”政变爆发九十周年纪念日。晚上搜索新闻发现,几家主流媒体竟然集体失忆、集体失声,没发一篇纪念文章。我们这个国家真是健忘得令人震惊。辗转睡至凌晨五时,忍不住披衣起床,写下此文。

九十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宁愿为民主和自由鼓与呼,而不是为剥削与压迫默而哀;他们宁愿抛洒血肉于疆场,而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们选择站着死,而不是跪着生。


彼时,北洋政府已经在大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苟延残喘,但国民党却没有像民众期待的那样,弥平这片土地上的裂隙和伤痛,引领这个国家欢快地前行。


推动国家进步的手段,无非两种:一是革命,一是改革。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主张愈来愈倾向于后者——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也不管在哪一个国度,革命,牺牲的永远是普罗大众、芸芸众生,经历的永远是血洒疆场、尸横遍野。九十年后翻阅那个时代留下的纪录,黑白影像仍难掩触目惊心的斑斑血痕。


毋庸讳言,这完全是意识形态引起的激烈冲突,当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都不愿意妥协的时候,弱的一方便会奋起争取它想要的,强的一方也一定会强力维护它所得的。暴力对抗到最后,以残酷的手段消灭对方思想的载体,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国民党是当权者,它有足够的力量像捏死一只只蝼蚁一样消灭革命分子。当时的西方驻华记者和外交人员,对这些暴行反应不一:有人为其国家在华利益得到保障而感到兴奋,说“死几个中国人算什么”,也有人对当局不人道的镇压手段感到愤怒。在后者看来,军队存在的目的是抵抗外来侵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则与军阀无异。这些人后来大多都成了中共的朋友。


历史需要时间去沉淀。九十年过去了,我们需要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清醒、理智、客观地去重新检视和反思那段历史。


所谓孤掌难鸣,任何一次冲突的发生,责任绝对不在一方。换句话说,当事双方都有过失,都有义务检讨自己,厘清真相。这也符合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那么,九十年前的此刻,我们这个伟大而动荡的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呢?


一场如此声势浩大的政变,绝不是由最高领导人下达一个指示,就可以发动起来的。作为当事双方,国共两党关系微妙,自然不必多言。而在两党内部,局面更是不堪,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嫌隙丛生,共产党内纷争四起、路线不明,内斗如何影响了两党自身的发展,如何影响了两党关系的发展,继而如何影响了整个时局的发展,是最值得探讨的地方。


历史纪录已经显示,在一九二七年,中共是以国民党内改组派的形式出现的。换句话说,当时的大部分中共党员同时也是国民党员。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他在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上落选中央局委员,但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还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四一二”政变发生时,毛泽东的公开职务仍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正是“毛委员”一称的由来。


中共在成立之初就站在了劳苦大众一边,走的是左派路线,党员相对单纯。而国民党则偏向温和,为了壮大自己,它对加入的成员要求极低,因此党内三教九流、龙蛇混杂。孙中山曾对此痛恨不已,因为他发现国民党虽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但却是个虚架子,缺乏战斗力。在同北洋政府的对抗中,孙中山不惜顶着“汉奸”的帽子,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对付袁世凯,结果仍然失利,这也充分验证了他的判断。那一时期,国民党内讧不断,蒋介石曾三次跑路,也是因为争不过党内元老,而陈炯明兵变,更是国民党内斗的高潮。


孙中山在和英美日合作失败之后,推行了联俄联共政策。严格说来,此时的中共还不是一个独立政党,它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存在的。它直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其经费和政策来源均来自于苏联。因此,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支持共产党,在他们看来,中共一旦夺权成功,很可能会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而中共也确实表现出了这个倾向,他们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有甚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发表的声明居然是“保卫苏联”。此后,日苏同盟协议签署,更是激起了全国的反共浪潮。


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国民党不是如此虚胖无力,中共的命运会不会和亚洲其他失败的共产党一样?


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国民党在北伐中也得到过苏联的大量援助,尤其是经费和武器方面的支持。北伐是一九二六年夏天在广州发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有利局面。其中原因有三:一,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和装备比北洋好得多;二,北洋军队不得人心;三,工农运动支持。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大革命失败的最大原因,恰恰就出在工农运动上。


几千年下来,中国的农民和工人都是老实本分的,是缺乏革命性的。在发动工农的工作没有做彻底之前,能够被鼓动起来的,大概不是工人中的流氓,就是农民中的痞子。这个时期,中共发动工农的经验还不成熟,尽管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但是实际运作起来,的确存在过火现象,这在毛泽东和陈独秀的通信中可以找到例子。譬如在湖南,农会变成了“抄家会”,还抄了不少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家,严重影响了北伐士气。那么以国家角度来审视,这算不算破坏革命?!


尤有甚者,湖南一些地方的农会还发展成权力机构,取代了政府。当蒋介石准备攻打上海时,湖北的军队竟然因为湖南禁止粮食外运而无法开动,直到毛泽东签发命令,湖北才拿到粮食。在武汉,在上海,工会也成了权力机构,凌驾于政府之上。那么以国家角度来审视,这算不算抢班夺权?


农运和工运的过火,导致了国民党内右派和相当一部分左派的不满,这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了借口,或者说创造了客观条件。事实上,蒋介石当时只有两个军,而武汉国民政府有八个军,却没有部队愿意去讨伐蒋介石,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最为严重的事情,是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成功,建立了上海联合政府。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任何一方都想夺得此地。英美不允许苏联插手上海,于是,将六千万的好处费提供给蒋介石。蒋介石自然是毫不犹豫地命令自己的十万大军开进上海,实施镇压。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有史料证明,陈独秀是主张反击的,但是苏联顾问不同意,他们害怕和国民党决裂,因为这会让他们之前的投资有去无回。于是共产党只能坐以待毙,等着被清党,等着被逮捕,等着被法办。

 

事实上,国民党在“四一二”政变中也不是只得到好处,由于清党,它杀害和赶走了自己党内最有朝气的一批人,留下的多是腐败官僚。这为它日后丢掉江山埋下了伏笔。而对中共来说,“四一二”政变也不全然是坏事。这次政变虽然给中共造成极大损失,但也帮它清理了陈公博、周福海等投机分子,中共反而变得更有战斗力了。更何况,肉体可以被摧毁,思想却无法被消灭,而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宣称为劳苦大众牟取利益的中共作为此时的弱者,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国共两党看来,都是对方的错误导致了“四一二”政变,但是历史的天平不会偏向任何一方,就如同它们在政变中没有成为绝对的赢家或绝对的输家一样,它们在这场政变中也没有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错误。


“四一二”政变造成的这种没有输赢的局面,继续恶化下去后,有两个国家从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苏联和日本。前者获得了外蒙的实际控制权,而后者则开始了对中国的蚕食,标志性事件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在皇姑屯炸死安国军总司令、奉系首领张作霖。


要说最大的输家,那就是国共两党都声称“最爱”的这个国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同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陕西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和东北的张学良,勉强达成了共识,一起对付中共。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根基还不牢固,内斗依然不止,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后来更大国家悲剧的发生。


“四一二”政变发生二十二年又五个多月后,国民党失去了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的宣传里,国民党失败的因素之一,是它党国不分,甚至将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此论不可谓不中肯。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人民、国家和党,应该如何排序,也是今天的执政者和执政党必须要严肃面对、认真反思的问题。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晨

花两小时写完

“四一二”政变留下的真实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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