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我与林毅夫 | 盛柳刚： 林老师是怎么想的

编者按

本文由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林毅夫教授从教三十年《我与林毅夫老师》征文活动中选出。本文作者盛柳刚，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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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师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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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遇见”林老师，是“遇见”他和蔡昉、李周合写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我一直以为这本书是我大学时代所读的最重要的书了。这本书对中国计划体制的理解和市场化的改革提出了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1978年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在于政府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迅速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使得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全书逻辑严密证据翔实，对当时正在读政治学专业的我造成了不小的思想和方法论的冲击。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政治学教学与研究并没有以当代的社会问题为主要课题，政治学研究也注重解读历史和经典文献，却忽视了提出逻辑自洽的理论并用数据来验证的实证主义方法。那时候我就在想，林毅夫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又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如何能提出如此优美的理论并找到翔实的数据来支持他的理论。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有幸成为林老师的学生，可以近距离与林老师交流。

2011年的夏天，在美国华盛顿跟林师母一起喝下午茶，我终于有机会问林老师是如何写出这本书的。师母说林老师几乎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考虑这些问题，所以能够想出来也不觉得意外。不过林老师想出这个理论的时候还是蛮激动的，睡不着，翌日立刻把他的两个朋友蔡昉和李周找来，花了整个暑假讨论和写这本书。这让我想起了数学家张益唐，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思考数学问题，在朋友后花园里灵光乍现的那一刻与林老师恍然顿悟的那瞬间颇有相似之处（我也常常想，什么时候我才会有这样的moment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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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时我修了林老师的经济学双学位的经济学专题，读硕士的时候，又为林老师做了这门课的助教。林老师体力惊人，上课两小时站在讲台边一直讲，只有很少的讲义记录一些数据。思路极为清晰，语速中缓，非常有逻辑。我认为讲课逻辑能比得上林老师的经济学家真的找不到几个（北大数学系有几个老师能PK一下）。林老师的课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课之一，500人的大教室一定座无虚席，而且走道上都是坐满了，我们助教只能在教室外面的窗口听。那时候觉得林老师很神奇，他是如何把这些问题想的和说的这么清楚的呢。那时候我们几个助教一致认为是林老师讲的遍数太多了以至于熟能生巧，然而现在我自己也已从教五年，深知做到这一点其实极难，而且林老师在其他的讲座上也是一直讲逻辑讲证据，我想这与林老师时刻在思考这些问题，并且思路极为清晰是分不开的。

本科时候是听林老师的课，极少有机会问林老师问题，到了研究生的专题课和发展经济学课程，终于有机会跟林老师面对面讨论问题，可以向林老师请教怎么思考了。林老师极为强调我们要像一个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我私下以为经济学家有好有差，所以我一般是想，对于这个问题，林老师会怎么思考），不要死记硬背那些理论，更不可生搬硬套理论。在上研究生专题课时，林老师专门花时间跟我们研讨经济学方法论，他指导我们读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也让我们读他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写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并三番四次的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其实林老师也特别想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思考问题的（甚至比我想知道林老师是怎么想的还要迫切）。林老师也意识到他“讲”课，学生“听”课这种授课方式的缺陷了，学生学到看到的都是老师做好的菜，却没看到老师是怎么做菜的。所以林老师提出要来一场“对话式的学习”：学生问，老师答。

然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并非一帆风顺。我记得至少经历了三次对话，第一次是在与2001级硕士班的中国经济专题研讨课上，其余的两次是在我们2002级硕士班的研讨课上，一次是学期伊始，一次在期末临近。关于方法论的对话，难度不在于林老师阐释自己的思想，而在于学生的提问要有逻辑成体系，不然对话中的方法论就变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林老师让我们几个学生预先准备好问题，那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研读关于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书籍。课堂之下与林老师的书信往来，也使得我越来越清楚林老师的思想，一气呵成的写下了二十多个提问，以此为蓝本的提纲也最终让林老师满意。那次长达三四个小时的对话，最终成就了《论经济学方法---与林老师对话》这本林老师认为“可以而且最值得传世的著作”。2012年我入职香港中文大学，请林老师来中大做了一个公开讲座。讲座结束在去科大的车上，林老师说起他最满意的一本书正是这本书，让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幸运。林老师与2001级师兄师姐们也进行了一场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对话，使《论经济发展战略:与林老师对话》得以问世，反响也非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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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师向人介绍经济学方法论，总是说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一个理性的决策个体，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总是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好的，所以要弄清楚决策者的目标函数和他的约束条件，以及他的各种选择的相对价格。然而，真实世界里，人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究竟哪一条约束是最重要的；决策个体最终的行为选择，易于观察，然而他面临的潜在选项以及它们的成本与收益却不得而知。所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让我见识到林老师的深厚功力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一次饭局上。那是在北大西南门的一家叫“左岸”的饭店，饭桌上谈起市场上期刊刊号价格奇高的事情。林老师居然在几分钟内提出了一个漂亮的经济解释。他说，政府要管理各类期刊，如果每篇文章都要审查，则成本很高；现在刊物出版需要政府审批给刊号，政府会限制刊号数量，因此每个刊号都能带来一笔垄断利润，也就是租金。这样每个期刊都会自动审查，以免出现问题受政府惩罚撤销刊号而失去利润。寥寥数语，就将政府与刊物出版社之间的博弈，以及最优的政府管制策略给讲得清清楚楚。之前一直以为林老师对中国经济的诸多理论和研究，来自于他对中国长时期观察和思考得来，然而这次随机性的话题，却让我见识到林老师对方法论运用得如火纯青。

2012年这本书再版的时候，林老师把书名改成《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本体是指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常无”是指做研究不要带着现有的理论去观察和解释现实问题，而是想清楚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最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目标、限制条件、可能的选择等，由此自己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一点我到十年后做一篇关于News Shocks文章时才有体会。2013年暑假我在IMF访问，我的合作者有大型油田发现的跨国数据，我们开始研究大型油田发现对国家的经常账户的影响。一开始我们就把大型油田发现当作当期的收入冲击，这样根据经常账户的跨期理论，有油田发现的国家经常账户会立马改善，储蓄和消费也增加。然而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发现经常账户和储蓄并没有随着油田发现而立马上升。在之后的讨论中，我慢慢了解了更多的油田发现和建设的知识，意识到油田发现到产出是有平均五年时间间隔的。所以油田的发现不能作为当期收入冲击，而是预示未来收入增加的新闻冲击。这样经常账户和储蓄应该先下降后上升，投资是立马上升等产出开始后就迅速下降。这样一来理论和数据回归分析就非常一致了。我们一开始拿现有的理论去套，就是没有以“常无”的心态来进行研究，幸好我们用了两个星期就意识到这个错误而纠正了过来，这篇文章最终也被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接受（要不是以常无的心态来做这篇文章估计QJE就没了）。

记得某次在林老师的研究生专题课上因为时间过长，林老师请大家吃盒饭。吃饭的时候我问林老师，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林老师放下筷子，目光看着远处，说“想的比你们远一些”。后来在华盛顿跟师母喝茶的时候，师母说起来跟林老师在台湾的大学里认识的情形。师母讲她和林老师都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所以不像我们那样特别关注学习成绩，反而更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和未来时局的走向。我想林老师和师母在学生时代就有的家国情怀，就是他所说的比我们“想得远的事情”。现在来看，林老师做学生时想的事情，正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三十年来勤勤恳恳教书育人，CCER/NSD学生遍布全球各地；著书立说，为国献策，不辞万里远赴非洲传授和指导各国学习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在为非洲脱贫致富的同时增加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自己的所学所思经世济民，正是林老师所想所做的内在动力，实在令学生们难以企及，但唯有以此长相鞭策自己，争取跟的上林老师的步伐。每当想起林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朝九晚一的作息，想起师母说林老师回到家经常西服未脱沙发上一坐就睡着了（自己真的没有任何偷懒的理由了），想起林老师说将士当马革裹尸还，学者当以累死在书桌上为荣，自己总是深深的感慨，能有这样一位导师真是终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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