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弄潮儿向涛头立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是文学的双翼，优秀的作品可以激发批评家的思绪，独具只眼的文学批评则可以促进作家创作、并引领文坛风气。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丰收、批评繁荣，与二者的有效互动是分不开的。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像期待经典作品一样，也期待出色的、既有细致文本分析又有思想高度批评文章。今天推出的文章是一篇批评家与批评家惺惺相惜之作。
弄潮儿向涛头立
文 | 李洁非
（载《读书》2017年8期）一
S → I → S1
I → S1 →非 S
读者不必以为上面是什么物理学公式之类。那是批评家王干八十年代所写《透明的红萝卜——顾城诗歌的悲剧性》中，对于诗人顾城创作之精神世界所内含的悲剧性 “形式结构 ”，加以抽象的表示。如今，很难想象从事文学批评，会采取此种样式。而在我来说，见到这一串符号，则莫名地生出亲切感，嘴边油然浮出会心的笑意——作为另一个经历过相同段落的批评者，我对此再熟悉不过，甚至当年自己亦曾这么干过。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批评一度深深迷恋科学主义，所谓 “三论 ”的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玻尔、海森堡等现代物理学巨擘的理论，在文学观念革新过程中被心慕手追，许多作者与文章，极力模仿科学的风度，热衷于将文学问题的讨论数理化。此种风尚，人们一时鲜能置身其外，虽然骨子里大家不过是 “文科生 ”，却纷纷企图披一件科学家的外衣。
对于王干来说，这是一个深深的记号，有如古玩中的鉴定依据，确凿地标明了他闯入 “评坛 ”的时间和岁月。当然，除此以外，它还有一层意义，亦即同时标明了王干身登评坛时的姿态。显而易见，那是充满了新锐和前卫精神、挺立潮头的姿态。因为即便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并非所有人都以这种姿态向评坛挺进，那些持重守成之人，会本能地与新的潮流拉开距离，坚持使用老一套的批评语言和范式。所以，在当时，一个批评者愿意如此组织和表达其批评见解，实际上是非常鲜明地亮明立场：自己将同文学的变革紧紧站在一起。
王干
这便是青春期的王干，在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中的亮相。而我以积三十年与此人相识的印象做证，这种姿态几乎从未自他身上消失。后一点，是更加令人吃惊的。“弄潮儿向涛头立 ”，遥望曩昔，此种身影还有一些别的人，然而转顾目下，存者寥寥，王干庶几就是从八十年代 “弄潮 ”至今而不倒的唯一幸存者。这个人仿佛 “驻颜有术”，能让活力与青春这样长久不衰。从朦胧诗到网络文学，他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文学热点，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变迁，在他笔下保持着全部连续性。如果试图仅借一位批评家的批评生涯，去追踪三十多年文学的缕缕丝丝，恐怕王干即是不二之选。面此，吾等曾经同路之人，难免敬愧交加。王干做到的，盖非所谓 “坚持 ”那么简单；里面着实饱含了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巨大热忱与殷殷关切，不体会这一层，无以知其心之拳拳。
二
然而，我意外地也对他感到一点陌生和新鲜。这次有机会去读他各时期的文章，才发现许多年前，他主要是一个诗歌评论者。我认识王干，约当一九八七年左右，那时他关注的对象，应该主要已置于小说。加之我本人从来是新诗门外汉，故对诗评界孤陋寡闻，王干早年那些大作也就无缘见之。跨越这么多年，突然面对作为诗评家的王干，那种感觉相当独特。
“文革 ”后的文学复苏和变革，诗歌是走在前头的。我后来因做文学史研究，不得不补了一些课，这才知道早在 “文革 ”晚期，北岛、多多、芒克诸人即已在白洋淀以流浪者姿态，用诗歌自由地探索超出时代政治之外的文学，而其他文 34 39011 34 13306 0 0 7497 0 0:00:05 0:00:01 0:00:04 7496学体裁，无论小说与散文，当时却都还被时代闷得死死的。这就是为什么，“新时期文学 ”肇初，朦胧诗便挣脱镣铐、翩然起舞，而小说等辈却在观念和技术上落后一大截。王干开始即致力于诗评，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对文学潮流的敏感以及关系之紧密。相比之下，我那时却溺于古典，还没有被当代文学的骚动所传染。
邂逅一个往昔的诗评家王干，已属意外，更使我讶异的，是他这些诗评之作的质感与质地。按照我们一般人的通俗的想法，诗或与诗有关的事物，或天马行空，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总之是极感性极灵异的，诗评之异于一般的文学批评，也应如此。八十年代中后期，诗界兴起一股 “非非主义 ”，因颇为轰动，吸引了我读过几篇他们的宣言檄文之类，印象就非常挥洒和浮嚣。依我对后来主要作为小说批评家、活动家的王干的风格之了解，是以机敏与激情见长，如果按图索骥，彼事诗评，亦当有此面目。岂知不然，这次读他几篇诗歌评论代表作，如《历史 ·瞬间 ·人——论北岛的诗》《透明的红萝卜——顾城诗歌的悲剧性》《辉煌的生命空间——论杨炼的组诗》《直觉的苏醒：思维结构的嬗变与调整——论朦胧诗的认知方式》《新的转机——第五代—新生代—后崛起的一代》等，皆皇皇大论、理路井然、密思谨识。这些论文的写作方式，我不禁想到了 “学院派”字眼，虽然那时还未曾有此说法。王干的小说评论，以鲜活的感性和 “在场 ”“直击 ”的经验形态有别于同侪，但其诗歌评论，却偏偏走着理性、思辨的路线。此人之有个性，一至于斯。照这几篇诗歌论文来看，转做小说评论后，他完全有能力亦更有理由，拉开架势去写那种高头讲章、体大虑周的作家论、作品论一类文章，然而他反而不这么干了，摇身一变，以轻骑兵方式在小说评坛冲锋陷阵，大量地写一些及物即时、随物赋形、见情见性的文章。
虽然我对诗评知浅闻少，难以置喙，但王干的旧作有不少地方仍带给我新鲜感。例如一九八五年十月，他曾写下这样的句子：“北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知道，北岛乃当代诗歌一个时代之象征，很多后起之辈，都以跨过他的身影作为自我突破的进阶，“北岛死了 ”曾经是诗坛一句极富煽动力的口号。王干上述说法，虽不像“北岛死了”那么耸人听闻，但却可能是类似意思的较早提出。他在文中下此断语时，尚未从全盘超越和扬弃朦胧诗的立场出发，而是假由朦胧诗内部诗路诗格的比较，提出 “江河、杨炼的时代即将来临（今天是创造史诗的时代）”，但无论如何，他对北岛的怀疑，都有 “春江水暖鸭先知 ”的意味，可见他的见识在当时诗评界之前卫。写于一九八七年的《新的转机——第五代—新生代—后崛起的一代》一文，应该是受到上一年末“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的激发，而就诗界大变革及未来走向予以总览、前瞻和纵论的一篇雄文，辞气之盛，在王干历来批评中无有过之者，劈头第一句：“现在需要重新开始。”我觉得是借镜于胡风一九四九年的名句 “时间开始了”。但这里我于此文，最想说的并非其行文的勃勃青春之气以及它对诗歌前景的种种展望，而是里面出现的几个崭新语词和提法。其中之一是 “新生代 ”这个字眼，文曰：
新生代后期出现了人类，没有新生代的巨大磨难，便没有现代文明的历史。
随后作者明确做出 “把北岛之后的一大群诗人比作新生代 ”的表述。如今，“新生代 ”已是针对小说创作某个群体、现象或发展阶段的通用语，而以我所知，它大约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普遍用于小说批评，而王干用此词却早至一九八七年，故我怀疑，是他将这术语首先引入了当代文学批评。又一字眼，是“后崛起的一代 ”；如果我未错记，“后 ×× ”的构词法，整个八十年代并无踪迹，也是九十年代以降，方始蔚然成风；这样看来，此文又成为另一流行词的始作俑者。稔知近数十年文坛变故者，都了解王干素有 “命名大师 ” 之才，这里他以一篇文章而催生两个流行词，即为明证。
北岛
但我们不可据以认为，王干诗歌评论一味以观念、创想为先，缺少对诗人作品的灼见与发微。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所说，诗评家王干相当 “学院派 ”，相当注重文本解读。有时候，此种工夫或功力，近乎达到洞穿对象的地步。在他对顾城的批评中，我读到一段令人惊艳的话：
顾城老是想回避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而企图回归大自然的明朗与亲切之中，但人与自然也并不是能够全部和谐地相处，人与自然之间时时发生着悲剧，当顾城把整个交付给自然的过程中，自然也以另一种内在的强大力量制约着人。
称之 “惊艳 ”，可能有些残忍；但作为一位批评者，以卓越的预见，早早做出这样的论断，吾人不得不为之击节。顾城隐居激流岛，犹在本文发表一年后；其杀妻自戕，更是有待五年之后。然而王干上述诸语，何啻直指其悲剧，从根因到结局，字字不爽，断可谓不刊之论。知人论事，无过此矣。
三
九十年代初，王干达于其批评生涯最夺目的时刻，他所发明与首倡的 “新写实小说 ”，引领了那时文坛的潮流。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钟山》杂志在无锡举行了 “现实主义与先锋派 ”研讨会（文学研究所似乎也是发起单位之一），我本人亦得与涉此会，记得王干在会上做了主旨性的发言，翌年，《钟山》随即辟设了 “新写实小说大联展 ”，不久，王干于《北京文学》发表《新写实：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一文，就“新写实 ”的概念及创作表现，做出全面完整的论述。
正如他文中所谈及的，当时小说创作陆续出现了像刘恒《伏羲伏羲》、朱晓平《桑树坪纪事》、方方《风景》、刘震云《塔铺》《新兵连》、池莉《烦恼人生》等一批作品。但这些作品的出现，是散落的，孤立的，起初并未结束为一个方阵。是王干从中抽取出来某种属性，并以 “新写实 ”名称为之命名，然后通过《钟山》挑旗推动，把它变成当代小说继先锋主义之后一个新的潮流和重要阶段。其中，当时的刘恒、刘震云、池莉诸人，或者乃是新人，或者虽非初登文坛但声名犹未鹊起，他们一跃而至小说翘楚，王干确实功不可没。当代文学批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全非后来那种自说自话、温温吞吞、言不及义的样子，而是指点江山，对创作实践时有再造之力，以致足令作家惟批评之马首是瞻。“新写实 ”正是这一批评强势时代最后一个范本，文学批评引领并推进整个时代文学步伐的历史，以后似乎就画上了句号。又数年，因“新写实 ”之成功而在文坛已有 “命名大师 ”地位的王干，复曾撰其 “新状态 ”之词，并为作家出版社编 “新状态小说文库 ”，推朱文、鲁羊等人，亦获一定反响，然时势已非当初可比，批评家的华彩乐章渐渐有了曲终之态。
新状态小说文库：《我爱美元》《佳人相见一千年》《树杈间的月亮》《自己的故事》（作家出版社，1995）
返棹而寻，王干命名 “新写实 ”的傲人之功，一方面有乘乎势运的可遇不可求的天时地利，另一方面，终归是他作为优秀文学批评家的创造力的体现。重读《新写实：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当能了解这种创造力在时代的激发下，是如何不可阻遏地被尽情释放。文章伊始，便精准地陈明了 “新写实 ”口号的提出依据及内涵： “开拓了新的文学空间，代表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虽然目前未能构成完整的体系，但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同审美意向和阅读指向，已值得我们进行阐释和解析。”亦即，“新写实 ”将能把文学路径拓得更宽、对过往的文学价值有所更新和改易，并且所影响到的对象除了创作自身，亦将同时施诸读者的趣味。寥寥数语，理路明磊，充分显示论者对所论之事成竹在胸、洞如观火。不知别人怎样，我在读这样简简单单几句话时，深感于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锐气以及立言的明晰。彼时批评家既言能有据，亦知其所言抵于何物，故而中鹄中的，切实地发明和激活创作。反观现在，批评文章大多不知所云，绕行在连作者都未必明了的各种浮论之间，徒然令人昏昏欲睡而已，而创作与批评于是便日益阴阳两隔，异途而行。
王干有很强的理论创新能力，但这种创新断非对时髦的盲从或对洋文的袭抄。《新写实：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一文，使用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述。一是 “还原 ”说，一是 “零度写作 ”。依我的印象，如果这两种表述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常用语，即始于该文。关于 “还原 ”，王干这样说：
现实主义和后现实主义都强调表现生活的真实性，但采取了相异的方式。后现实主义不像现实主义那样通过 “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来表现生活的真实面貌，它反对这种理念概括与归纳的 “典型 ”方式，而注重对生活原始面貌和原发生态的 “还原 ”。
关于 “零度写作 ”，则说：
只有将主体人格的思想、观念、情绪、意识冷冻处理，进入一种透明无瑕的真实状态，才能保持生活本态在小说中绝对的客观呈现。所以称后现实主义为客观主义并非贬义，骂它的小说叙述者是冷血动物也许正是褒词。
随着他讲 “还原 ”，另一个词 “原生态 ”也流行起来，以至于今天走出文学批评，成为很日常的用语。在“还原 ”的概念中，王干力图重塑 “现实主义 ”的出发点。其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观念革新的主要方向，是对 “现实主义 ”的根本怀疑，尤其是假由结构语言学能指大于所指的理论，推导出 “再现真实 ”在文学上既不可能亦根本有违文学的艺术特性和天性，从而普遍地推崇 “叙述形式”。王干的思路是对上述先锋派文学的修正，他不像后者那样完全视“生活的真实性 ”为无稽之谈，打算重新承认它的存在，因而主张变革和废弃古典现实主义的 “典型化 ”方式，走另一条 “对生活原始面貌和原发生态的 ‘还原 ’”的路子。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思路对于修复被先锋文学破坏了的文学与现实、文学与读者的关系，同时又避免回到老路上去，是很有效的方案。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恣肆的艺术颠覆，文学与普通经验世界以及读者审美认知，裂隙过大，已经反过来造成文学生存的惨淡和寂寞。“新写实 ”能够重新建立文学与生活的通道，它之获得作家与读者的双向认可，原因在此。至于 “新写实 ”的那个 “新”字，则着重体现在 “情感零度 ”的理论中。古典现实主义强调教化，注重以人道主义伦理输入社会，此为其 “旧”；而“新写实 ”提出叙述层面上的 “客观还原的要求，自然需要作家冷却感情的热度，进行一种无调性、无色彩的冷面叙述”，是为其 “新”。
除上述两点，王干的 “新写实 ”概念，还特别讲求 “作家和读者的 ‘共同作业 ’”。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作家单方面主导的文学过程，作家乃给予者，阅读者则完全处于被给予的位置，这就是古典现实主义说教感的由来。而经过 “新写实 ”调整之后的秩序，“由单向的灌输到双向的沟通，后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阅读关系进行了根本的调整。在这种调整的背后，暗示着支撑以往小说的那种中心的崩塌。因为作家在通过作品对读者进行种种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审美的灌输时，灌输者，始终处于一种高人一等的讲坛上，他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世界按照他的意志构成。而强调读者的阅读机制则无疑取消了灌输者，迫使作家从讲坛上走下来，与读者持同样平等的态度进行 ‘对话 ’”。
借此粗略梳理，不难看出王干构想与提出 “新写实 ”，认知之透辟，理路之明澈。当时，彼年龄未届而立，正是头脑最锐、闯劲最足的光景，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见时代造人的因素。换成当下，很多人三十来岁还自视为 “孩子 ”，但王干在这样的年龄，却写出了足令文坛改弦易辙的文章。八十年代中国，有诸多缺陷，将其神奇化大可不必，然而有时回首当时某些往事，则确乎不能不慨然于它在精神上的砥砺与进取。
四
长期以来，作为 “新写实 ”“新状态 ”等潮流的始作俑者，王干被定格为一种文坛活动家的形象，抑或说，与某些一味勤奋笔耕的同行不同，他更多地以擅长宣传与鼓动的批评家形象示人。这有时会伴随一种印象，亦即，他的批评特色在于 “制造 ”说法，为文坛增添一个又一个热点，而文本细读则非所长。
以前我如果想起王干，多半也是这样。这次集中读他的文章，印象竟然为之改观。虽然是老相识，但彼此难说读过对方所有文章，是很自然的。所以王干若干旧作，我其实还是初次见到，尤其是他的一些作家作品评论。而此类篇什，颇能带给我新的体验。
比如写高晓声的《苦涩的 “陈奂生质 ”——高晓声新论之一》。文章劈头第一句写道：“高晓声的小说主体形象是农民，即令那些以知识分子出现的人物，形象也是按照农民的思维习性和心理方式完成性格历程的。”前半句 “卑之无甚高论 ”，后半句却令人眼前一亮；以我过去读过的有关高晓声的评论而言，点出这一现象的句子，似为仅见，显出了王干对于作家作品的观察之细。后面又有一句：“对阿Q们，鲁迅是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而高晓声对陈奂生们的态度则是：‘怒其不幸，哀其不争 ’。”两个词稍移换位，一举揭示现代和当代两位不同作家笔下人物的基本形态。这种评点，幅度至小，小到有些令人恍惚，但是，时代的况味却绵久不断，需要一点一滴地品咂。读这样的片断，我真的不禁对王干感到了一点陌生，发现他做批评不止一副笔墨，而也有闲花幽草的细腻。俞文豹《吹剑录》记：“东坡在雪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比于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我以往只知王干评论颇具 “大江东去 ”旷放风，其实，他也能唱 “杨柳岸晓风残月 ”。
同样体现着细腻的，亦如《苏童意象》里的这句：“我对苏童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略作考察，发现他们的名字居然大多是与 ‘红’的韵母 ‘ong’相同或相近的词。”这样的考察，已近乎细琐，有点日本人做学问的风味了。文中还提到：“苏童对文学的理解可以用一个‘光’字来概括，他把自己的创作活动称为 ‘寻找灯绳 ’的过程，这种温馨而又不免有些惶惑的感受表明苏童对光影的特殊感情。他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文学作为一种 ‘光’自然不会有契诃夫那样解剖刀式的深刻与冷静，它追求的是一种影的效果，尤其作为 ‘逆光 ’那种 ‘影’的意识就更为突出，而‘影’在其美学意义上是与‘意象 ’一致的。它们都是艺术视知觉复合在作家灵魂空间的产物，都是凭借主观情绪摄取的人生现象，都是人性之光折射的结果。”这样的论述，既是分析，同时何尝不是诗意的捕捉？其实，我在读《苏童意象》时，甚至觉得王干的笔调亦因对象而一变，毫无高头讲章的格局，而变得随笔化、散文化，隐隐贪恋着笔墨情趣。
王干：《夜读汪曾祺》（广陵书社第1版，2016）
近年，他为已故汪曾祺先生写了几篇文章，除开汪老文坛耆宿、本地郡望的缘故，我以为还因他对汪氏 “文学趣味 ”于心戚戚然焉。汪一生为文，非常注重 “挖掘、分享日常生活的诗意 ”，从内心深处沁出一种使小说散文化的意趣。王干还写过一篇《寻找一种南方文体》，里面自称：“直到如今，我的评论文字仍含有大量的描述成分，有时描述甚至大于说理。我对描述有种特殊的喜爱，因为我在描述时感到笔端有种说不清的滋润和灵动。”这与他对汪氏小说的仰慕，应当流出同源。我也由此想起，晚近王干在写作上，爱散文犹胜于爱评论，连他所获鲁迅文学奖，也是其中的散文奖而非评论奖。把这些迹象归拢在一起考虑，或许会让我们对多年来主要以批评家鸣世的王干君的研究，找到更多的维度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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