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李陀对弋舟小说《刘晓东》的评论。在文中，李陀围绕弋舟小说的结构、人物，提炼出“费神的对话”“语言是自己的敌人”“刘晓东家族”等概念，借此作为扣动当代自我话语、当代知识分子乃至中产阶层精神结构分析的“扳机”，对激活“文学评论”这一文体、透过文学触及思想等，都有着作者极大的抱负。
两个自我的不能承受之重
——评弋舟的组合小说《刘晓东》
文 | 李陀
（《读书》2019年9期新刊）
无论谁——你如果深深陷入自我的泥潭，你有可能凭自我之力爬出这个泥潭吗？
反复阅读弋舟的小说《刘晓东》，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我心里。不过，初读这个作品，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这部作品写作上的精致。从大的方面说，是它的结构：三个独立的中篇，也可以说三组独立的故事，然而主人公都是刘晓东这一个人（仔细比较，三个刘晓东形象的细部并不是很统一，但是弋舟对此并不是很在乎），它们形成了一个组合，构成了一个不仅彼此呼应，而且在主题上、旋律发展的变化上以及内在思想脉络的连接上，都有紧密关系的、相当连贯的一个整体。
李陀（来源：thepaper.cn）
从小的方面说，《刘晓东》的写作有一个特色，就是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推动，往往依赖于一种特别类型的对话（功能不同，小说里的对话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表面上，这些对话很日常，甚至很平淡，似乎只不过是连接情节与情节，有一定交待作用的过渡，有也可，没有也可；但是如果阅读细心一些，就会觉出《刘晓东》中的很多对话，尤其是刘晓东介入其中的对话，往往暗藏玄机，不管自觉不自觉，对话双方互相防范、互相测度、互相使心眼儿。因此，尽管看去是一般的聊天说话，实际上，两个人在说话的同时，都觉得别扭、尴尬、难受，有些时候彼此还怀有莫名的敌意，相当费神。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不妨把这种对话称为“费神的对话”。拿《等深》来说，刘晓东和茉莉，这两个人每一次对话，差不多都是这样。包括两人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那场在一片狗的狂吠中进行的雨夜性爱，刘晓东说那是“淋漓尽致的演奏”，“她的身体如琴身一样和谐，奏响之后发出的声音如一道匪夷所思的光芒将我笼罩”；但他又觉得那狗的狂叫声是来自身下的茉莉，觉得自己“是在和一条蝴蝶犬交媾”——一场肉和性重叠一起的疯狂对话，实际是两人之间所有对话内涵的一个隐喻：他们其实共享着某种黑暗的甚至是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然而，又正是这污秽使他们的生命有意义，或者说，让他们活下去有了理由。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在展示这么一个以怪异的声画结合形成的意象的时候，弋舟笔墨没有多少渲染，修辞上相当克制。但是，平淡的修辞和隐喻内容之间所形成的分裂和张力是如此尖锐，对任何一个敏感的读者来说，都过于刺激，很不舒服。不过，作家可能本来就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刘晓东》一书第 66-68页，有一场刘晓东在手机里和茉莉的对话。这时候，茉莉瞒了丈夫（引起丈夫“失踪”，其实是丈夫弃家逃走）、瞒了情人（让刘晓东处境狼狈，扮演着不光彩的第三者或第四者的角色）、瞒了儿子（由此儿子几乎成为少年杀人犯），一直被一个大老板半包半养的“秘密”，已经尽是破绽，成了他们之间的一层破洞连连的薄纸，可两个人仍然不能坦白相待；没有勇气撕开这层薄纸，刘晓东用软弱无据的“推理”来自欺欺人，而茉莉被逼得无处可退，竟然以“我需要被爱”这样无赖的理由，要求只具有“第四者”情人身份的刘晓东，承认她的所作所为都合情合理。按说，小说里的人物关系设置得这么紧绷绷、充满危机感（作家于此的经营，力求不戏剧化，可还是有痕迹可以分辨），此时此刻，两人应该发生尖锐冲突才是；至少，也要互相揭发、控诉对方的虚伪才是。何况，故事也能由此变得“好看”起来。但是，弋舟对叙事这种可能的取向没有什么兴趣，或者，他有意压抑了这兴趣（把《等深》变成一个好看的电视剧并不困难），而是把它停留在了日常的“费神的对话”的水平。弋舟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把《刘晓东》里三个故事中的刘晓东当作一个完整的人物来看，我以为可以找到解释：弋舟对塑造人物有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抱负。
刘晓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一般意义来说，这人很一般：在八十年代度过了他的青少年，九十年代则是读书+奋斗，新世纪里他熬了出来，额头上带着成功人士的烙印挤进了中产阶层，并且开始战战兢兢地享受这个阶层在今天社会中享有的种种福利——美食、好酒、旅行、性自由、半合法化的婚外情、随意撒钱消费的快感、出入“上流社会”派对的自尊心满足——总之，享受“向上爬”的步步艰辛以及“步步高”所带来的幸福每一天。在今天，除了各类的新富人之外，他们应该是在几十年经济发展中获益最明显的社会群体，刘晓东不过是这个生气勃勃又得意扬扬的新群体中的一分子，而且是一个脚步蹒跚的新成员。要是这么看刘晓东，这人并不很新鲜，如今已司空见惯。不过，弋舟在《刘晓东》里所创造的刘晓东，并不是这类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他不一样，甚至是很不一样。这种厌恶，他有时候会直接说出来，“我对自己产生出厌恶”，“我厌恶从自己的嘴里发出陌生的声音”。只是，在更多的时候，刘晓东对自己的厌恶往往表达得很曲折，很琐碎，甚至很委屈。观察这些细微之处，是我们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审视其精神活动复杂性和特殊性的一个简便的入口。就以他和茉莉的情人关系来说，那可是一团彩色的乱麻，从中抽出的情感线头，有的能够通向那个“犬声如沸的夜晚”，“想起在她身上如奏琴弦般的迷醉”，本是情和欲的双重大合唱。但是，刘晓东又有一种清醒，知道这团乱麻不梳理为好，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和她不过是利用彼此来隐藏各自的命运”——承认两个人在互相利用，这已经是一个冷峻的自我剖析，其中隐含着对自己的厌恶。不过，进一步深究一下，其实这个冷峻在刚一出口，已经立刻打了折扣，“利用彼此来隐藏各自的命运”这句话，是如此文绉绉，温文尔雅，一下子就把隐含于“互相利用”这层意思中的自私和阴暗，用“隐藏”和“命运”这样礼貌的修辞一下淡化了，似乎，所以如此，是无奈，是不得已，全是“命运”使然——刘晓东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不可能知道人的日常语言和人的自我认识有着如此紧密的、难以分割的关系。当语言进入自我意识的时候，它绝不再是交流工具，这对认识刘晓东这个人物是一个关键，对分析可能潜在于《刘晓东》中的大主题，更是关键。通读小说，我们会发现刘晓东即使在自言自语，进行内心独白的时候，也都用的是这种很“文”的书面语。这当然符合他教授和艺术家的身份特征（也是多数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但是，很“文”的书面语所必然的节制和精确，对于刘晓东是一种必须：他在厌恶自己的时候，可以天然地给自己留有余地。例如，“我用了两个小时，喝掉了三扎啤酒。这点酒本不足以让我晕眩，恰好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怜悯自己”——厌恶自己，又怜悯自己，这种矛盾和精致的心理活动，如果没有这么文雅精致的语言，可能吗？“抑郁心境晨重夜轻的节律特点，让我在每个清晨醒来的那一刻都感到生不如死。我茫然地躺在床上，灵魂仿佛可以俯视自己此刻的境遇：挤在一屋子书里，书和人都显得那么荒谬。”这样的刘晓东，像是一个性格多疑的医生，很固执，一定要自己对自己做病情诊断，兼医生和患者于一身，而他的诊断工具，却只能是语言。可是，语言完全不同于 X光机，他的“透视”不可能客观，反而常常是神经质的，疑神疑鬼，有一种病态的自虐倾向。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谨慎的，小心翼翼，时时刻刻地可怜自己、心疼自己，担心伤害了自己。“抑郁心境晨重夜轻的节律特点，让我在每个清晨醒来的那一刻都感到生不如死。我茫然地躺在床上，灵魂仿佛可以俯视自己此刻的境遇。”（引自《刘晓东》，图片来源：folioart.co.uk）
正是刘晓东的语言，让他的那些指向自我的观察和诊断，其实都让自己更厌恶自己，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厌恶。
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折磨，好像要用自我折磨来挽救自己的刘晓东。不只是《等深》，在这个组合的另外两篇小说《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里，刘晓东也都活得如此辛苦。这让我们想起黑塞的小说《荒原狼》。黑塞笔下的哈立 ·哈勒和刘晓东，这两个人是不是有些相似？若比较一下，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虽然写作年代相差了近一个世纪（《荒原狼》写于一九二七年），但是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人物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精神生活都异常活跃，异于常人。然而，恰恰是内心的丰富让他们活得很不痛快，终日忧郁，一种阴郁的忧郁 —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悲剧，至少其中有悲剧性。有了这种意识，不管多么不情愿，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扮演某种悲剧演员才会去扮演的角色。对悲剧演员来说，那只是舞台上的生活，一时而已，可是对于他们，那是在日常生活里的无间断演出，一刻不得停顿，直至终生。为此，日复一日，他们感觉自己是分裂的、虚伪的，这让他们活得更加艰难，生活甚至生命，都是不堪忍受的重负。也为此，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黑夜已至，路也已走到尽头。说实话，写到这里，我有一个冲动：放弃原来写作这篇评论的初衷，干脆写一篇关于哈立 ·哈勒和刘晓东的比较研究的文章，那一定非常有意思，不但会涉及一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演化的历史，涉及不同历史条件下中产阶级在性格、情感和伦理上的异同，还能让文学批评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里，进入对当下国内中产阶层，特别是当代知识分子状况的研究。不过，我必须放弃这样的诱惑。因为这可能会削弱对《刘晓东》的评价，集中分析刘晓东这个人物，可能更有意思。
《刘晓东》，弋舟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来源：douban.com）
为什么我觉得比起哈立·哈勒这个“荒原狼”，刘晓东更有意思？
因为刘晓东不是狼，他没有以“狼”自居，想都没想过。黑塞塑造的哈里·哈勒这个人物，有一种和二十世纪格格不入的浪漫主义色彩，愤世嫉俗，对现实世界充满了憎恶，而且自视甚高，把周围的社会看成一片荒原，而他自己是这荒原里一只孤独的狼；尽管在旁观者看来，那狼性多少是一种不自然的、做作的、自我欣赏的表演（许多浪漫主义者都有这毛病，如拜伦）。刘晓东不一样，他虽然常常觉得孤独，可他不喜欢孤独，更不像哈里·哈勒那样欣赏自己的孤独。相反，他对自己身边的人和生活充满兴趣，乐于交友，乐于助人，只要有人需要帮助，不管是谁，同学、朋友、已经完全分手的女友，甚至是不相干的陌生人，他都热心地出手相帮，而且，一诺千金，一帮到底。在《而黑夜已至》里，女孩徐果不过是他情人的一个学生，两个人素无来往，可是，当徐果告诉他父母遇害，真凶却多年逃逸，恳求他当“代理人”去讨一个“公道”的时候，刘晓东竟然答应了。并且，后来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场由车祸、谋杀、讹诈，甚至有可能涉嫌敲诈犯罪等一系列大麻烦之中的时候，他一直很硬气，没有一点害怕，也没有退缩，硬撑到底。在整个过程里，刘晓东的所作所为，不但有些硬汉的色彩，甚至有几分侠气。不过，当一切都结束，刘晓东在情人的床上一觉醒来，用手机拍下了灰白的黎明之后，“抑郁症患者晨重夜轻的节律”就再度发作，他不但沮丧、气馁，精神崩溃，还突然哭了起来，并且乞求马上去医院。显然，心理和情感上能把强和弱如此自然地交织起来的一个人，不像狼，说不上有什么“狼性”，他和社会的关系，也绝对不是荒原和狼的关系。比之“荒原狼”，刘晓东是个更复杂的文学形象。在《所有路的尽头》里，这种复杂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仔细读，在这个故事里，虽然并不缺少性（还有同性恋）、杀人、旅行、三角爱情，以及爱情和友情的背叛等这一类构成故事的必需元素，但这篇小说里的刘晓东，并不是把这些元素组织起来，并且形成动力来推动情节的关键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他在故事里是个被动的旁观者。如果一定要找到他和故事之间最要紧的联系，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作为生日礼物、以“最大的诚意”送给邢志平的那个“一只大猩猩和女人交媾”的画作——一幅充满妄诞的色情夸张，又企图表达一点暧昧寓意的图像（就画论画，其实是很合中产阶层追求前卫口味的流行艺术）——首先，这张画是导致邢志平最后自杀的间接或直接原因，如果没有它，即使邢志平再软弱、再懦弱、再怯弱，要依靠“大猩猩和女人交媾”的想象才能性勃起，才有勇气投入女人的怀抱，才在女性那里寻得活着的理由，他也还是可以活下去的，不一定自杀；其次，在一次烂醉之后，刘晓东和“弱阳性男人”邢志平也差点发生了性关系，尽管最后，由于性取向不同才没有成事，使得前者“衣衫不整地冲出我的世界”，而后者，于事后想起两人之间梦游似的相互抚摸，却“觉得自己陡然触摸到了无尽的荒芜”，觉得“那种手感太惊人了，仿佛一下子摸到了死亡的本身”。这还不够，刘晓东甚至认为在那一刻，“也许我们的泪水，还在一刹那各自汹涌”。这感觉实在不寻常，不能不让读者惊异。可是，这些情感活动该怎么解释呢？触摸到“无尽的荒芜”和“死亡的本身”，那是什么意思？这个情节和场面的描写，仅仅是“现实主义”吗？这一串问题，当然可以从“写实”的角度去做解释。但是，那个含有“最大的诚意”的生日礼物，以及它引起的种种后果（不只是画本身），无论如何是一个横在解释前面的障碍，难以绕过。为此，这里的阅读和读解，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某种象征和暗示来看待？我觉得，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谁是猩猩，是谁在和猩猩交媾（虽然这也是理解和解释《刘晓东》这部小说可能的方向），也许，它更多暗示的，是刘晓东和邢志平这两个人、这两个文学形象，貌离而神合，其实是一种人，或者，是这一类人的阴阳两面。不仅如此，仔细读《所有路的尽头》，揣摩故事里余下的一些人，我觉得还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尹彧（这个名字对整个小说都是一种暗示）、尚阳、丁瞳，他们根本上也和刘晓东、邢志平是一类人。猩人交媾图，其实是他们所有这些人品行、生活、现实的某种尖刻的概括。“觉得自己陡然触摸到了无尽的荒芜……仿佛一下子摸到了死亡的本身。”（引自《刘晓东》，来源：unsplash.com）《刘晓东》不过十八万字左右，小说里竟然容纳了近二十个人物，而且个个都有形有神，形象饱满，如果不是以三个中篇组合，构成形态变异的一种长篇写作，是很难做到的。问题是，这样苦心经营，弋舟究竟图的是什么？他想做一件什么事？认真检视他笔下的这些形象，我以为《刘晓东》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作家利用它精心布置了一个人物画廊，除了两个贵为总经理、董事长的资本家之外，画廊里的人物年龄不一、境遇不一、性格不一，但都是深深打着改革时代烙印的当代知识分子 —不妨把他们看作“刘晓东家族”。只不过，不同于我们近年来在文学中遇到的类似写作，刘晓东的这个“家族”，有很鲜明的家族特征。什么特征？这可以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入手。不但刘晓东自己，他周围的那些人物，也都是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不同于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他们和“文革”历史没有直接的交集，养育他们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历史，其实可以把他们称作“后改革一代”（如果把《刘晓东》看作是一种文化象征，“刘晓东家族”应该包括整个“后改革一代”）。今天，这个群体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可以预见，这代人在未来对历史会有更大的影响。问题是，《刘晓东》的主要人物是刘晓东，从写作层面上看，其实小说里的三个故事，无论哪一个，都不难充分展开，都是一个可以发展成为很好看的电视剧的好题材，可弋舟置之不顾，费心费力，经营了这么一个“刘晓东家族”人物画廊，图的是什么？仅仅是故事需要吗？是写作的某种策略吗？还是有更深的考虑？
我的看法是，有了这个画廊，刘晓东这个人物不但有了一个具体又清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而且，他对自己的厌恶，以及由此生出的种种内心活动，就有别的读解空间，避免变成孤独个人的孤独故事。评论家李雪在讨论弋舟的时候，写了一篇名为《被重写的故事与被植入的历史》的文章，文中指出：“在《所有路的尽头》中刘晓东想要搭建一个同代人对话的平台，孤独的个体借助沟通、探知、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来建构具有同质性、整体性的‘我们’。”我以为这个看法很准确，是理解刘晓东这个人物文学意义的一个关键。让我们再回到“费神的对话”。刘晓东和他的朋友、情人那些对话，为什么都那么费神？如果进入这些对话过程做更细致的分析，对话之所以费神，双方虽各有缘由，其实根本上是刘晓东自己的问题：是刘晓东对自己的厌恶躲在了或融进了那些对话之中。对话中的每一个对方，这时候都成了一面镜子，让他总是在这些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灵魂。于是，每一次对话都成了他进一步自我审视的机会，也成了进一步厌恶自己的机会。如此，对刘晓东来说，很日常的对话里总是隐藏着一种莫名的、难以言说但又日常的恐怖——说起来，“费神的对话”不过是《刘晓东》故事叙述的一个线索，但是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几乎对刘晓东都是一次磨难。比如周又坚这个人物。在《刘晓东》几个故事中的重要人物里，作为茉莉失踪的丈夫、刘晓东的情敌，他的角色本来很吃重，但弋舟对这个人却着墨不多，可以说是简笔，为此人物形象简单化了一些，有点可惜。不过，故事结尾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像惊险片一样的大反转：周又坚不但突然现身，声称他在三次刺杀有夺妻之恨的仇人不成功之后，已经投在了仇人门下，而且，他还对刘晓东高声宣布：“现在，我成了他的人。我觉得，他比我们更配爱茉莉。”“晓东，世界变了，你知道吗？世界变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弋舟不但一下子让这个人物立体起来，活了起来，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市侩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时独具匠心，给刘晓东设置了另外一面镜子。再三琢磨刘晓东那些考察自己、质疑自己、自我折磨的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说他和邢志平貌离而神合，是一类人的阴阳两面，这让刘晓东感到恐惧，那么，周又坚这面镜子，则让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景象 —早早晚晚，他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市侩型知识分子。“刘晓东对自己的厌恶躲在了或融进了那些对话之中。对话中的每一个对方，这时候都成了一面镜子，让他总是在这些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灵魂”（李陀语，来源：unsplash.com）在《等深》的故事里，当茉莉承认早已经被一个大款半包半养了，并且请求他不要谴责她的时候，刘晓东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我当然无意去谴责她。人人都在偷窃着生活，她只是很不幸被逮着了而已。在这个时代里，我也活得看起来有滋有味，我在讲台上说油嘴滑舌的学问，我在床上，奏响一个又一个女人。”这几句自言自语并不复杂，但是其中裹挟的情感活动内容却很复杂，“人人都在偷窃生活”，这已经包括刘晓东自己在内，说茉莉只是“不幸被逮着了”，意思是他很幸运，至今还没有“被逮着”，应该说一个人能这样看待自己，表明他具有相当的反省能力，如果更自觉，他有可能实行道德上的自救。然而，也是在这段话里，一句“奏响一个又一个女人”，又泄漏了他的妥协，以及他的得意，特别是“奏响”这个文绉绉甚至可以说是很“酷”的修辞，客观上不但把前边那些自谴自责全部推翻，而且完全显得假惺惺。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这里：当语言进入自我意识的时候，它绝不再是交流工具，当一个人试图通过反省认识自己的时候，自己的语言恰恰会是自己的敌人。如果这样的分析，是从对《刘晓东》的批评里逻辑地引申出来的，那么，它和《刘晓东》的写作，又是什么关系？对此我想到李雪《被重写的故事与被植入的历史》中的另一个意见，她认为，弋舟的写作有一种尝试，是“将人从观念中移位，放置到具体环境中，让人在现实关系与历史背景中获得自我阐述的能力”。依照这个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刘晓东》的写作，看作是把人放在“现实关系与历史背景”里，然后检测能否“获得自我阐释能力”的一次试验？如果是，刘晓东的自寻烦恼，他对自己的厌恶，能不能算作一种不自觉的“自我阐述”？刘晓东是个喜欢思考的人，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的苦恼和疑惑放大，把心里的那种荒芜感和大的问题联系起来；在《所有路的尽头》这个故事的篇末，他再次想起了邢志平：“今天算是我和邢志平共同的生日。我们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都赶上了一个大时代。我们是两个陌生人，但我们是一代人。现在，他死了，我的路却还没有走到尽头。当然没有。起码，对于这个世界，邢志平走到尽头的时候一无所欠。而我，还欠着一个巨大的交代。”但是，如此把自己和大时代联系起来的思虑，在刘晓东那里从来不能深入。如果把他的内心比作一池涟漪，那每一波的荡漾都是越远越无力，永远不能到达岸边，无论是此岸还是彼岸。我们越是仔细研究这个人，就会越发现，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自己的忧郁，自己的惆怅，自己的苦闷，还有自己对自己的厌恶，即使其中总有一种想认识自己，解释自己的冲动，但终归是走不出自己。怎么解释刘晓东这样的心态？这能算是一种“自我阐释”吗？依我看，恐怕这里只有“自我”，没有阐释。或许，《刘晓东》写作的一个重要意义恰恰在这里：尽管在小说，或者刘晓东的烦恼里，“自我”这个概念并没有成为叙述的核心，但实际上它无所不在，像一个无形无声的魔咒，约束着、支配着刘晓东所有的思想和行为，也约束和支配着由刘晓东这个人物贯穿的三个故事的整体叙事，无论是其情调、风格或是内涵。如果把这个批评继续，那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后期，也就是在刘晓东和他的家族成长、成熟的这一段时间里，一种新的有关自我的话语是如何迅速膨胀起来的？在这膨胀过程里，它与传统的个人主义话语有什么继承和变异？还有，是什么新的历史环境促使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人这么乐意进入这个话语，自觉自愿地习得这种话语，同时一起快乐地奔向“实现自我”“活出自我”的美丽梦想？我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讨论。不过，我以为不论《刘晓东》这个小说文本，还是弋舟在这个小说里实现的写作，都是进入有关当代自我话语分析和讨论的难得的机会。批评如果这样做，我觉得会对目前通行的仍然比较“纯文学”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个提醒，何必那么自缚手脚？文学很多时候都是跨领域跨学科的，一点不纯，寓于文学中的思想是那么丰富，批评应该比它更丰富才是。最后要说明的是，在二〇一六年四期《读书》上，尚晓岚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荒原狼的嚎叫》（笔名所思），我以为是迄今有关《荒原狼》这篇小说最好的评论，至今我还清楚记得自己读这篇《荒原狼的嚎叫》时那种莫名的感动。写这篇关于《刘晓东》的评论文字，不但是受了尚晓岚一文的激励，也是对她很多思考的一个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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