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佩里·安德森是当代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和思想史家，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很大。甘琦女士曾在2005年面对面采访过他，并写成特稿手记，刊于《读书》。虽然从标题到内容，似和立场派别有关；但今天回眸，其实访谈中的内核问题，仍在今天的世界中不断显影。或许，剥开概念所指的外衣，这些问题本身仍值得思考与借鉴。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6—)历史社会学家，思想史家，英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四十年来一直是国际左翼核心刊物《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恃才傲物的文化批评家泰勒·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称他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来源：jiemian.com）
去年春夏之交我们前往洛杉矶的时候，佩里和女友刚从台湾回来。他们是专程去看大选的。说来世人各有各的奢侈，爱乐者不舍得放过一场昂贵的演出，爱书者不舍得放过一本无用的好书，佩里则是不舍得放过重大的历史时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政变、叶利钦乘虚而进反手向戈尔巴乔夫摊牌时，佩里曾彻夜游荡在坦克出没的莫斯科街头，看历史的步法变幻。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他特地飞往香港，在过街天桥上送走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任港督。据同行者说他还顽皮地做了个开枪的手势，然后畅怀大笑。前年年初委内瑞拉局势动荡，他又偕女友前往观察。这回他们是总统的客人。女友不事寒暄，单刀直入地向查韦斯提出切勿动武的警告，令佩里说起来激赏不已……此刻，我们坐在佩里家的客厅里。窗外是幽深的庭院，三角梅沿墙爬到窗前，印第安兽形石雕喷泉淌着水。出其不意会有飞机轰地横空扫过。佩里说附近是一个小型机场，专飞私人飞机。我们的谈话于是被飞机引擎的巨响切成片断，像历史的瞬间。“其实，直到寄宿学校的最后几个月，我还是个极端保守的右翼学生。当时我十七岁。”佩里回忆说，“可那一年里发生的事太多了。我先是接触了萨特的书，然后去奥地利打工、到西班牙做研究、去法属殖民地摩洛哥旅行，接下来上了牛津。正是多事的一九五六年，开学不到三周，就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是苏联出兵匈牙利，一是英、法联合以色列武力占领苏伊士运河。不用说，校园炸开了。对任何一个有活力的年轻人来说，不卷入是不可能的。不过和七十年代美国校园一致反越战的气氛不同，那时的牛津处处是争执。很多学生相信政府的宣传，明明是侵略，非说成粉碎独裁捍卫自由制度。我所在的学院是当时牛津最保守的学院，公开反战的学生只有三四个。每天坐在餐厅长凳上，都会感到孤立和敌意的目光。不过正是那时候，我认清了我所生活的英国社会的真相。我们的政府在埃及所做的和苏联在匈牙利所做的，是一回事，就是以强凌弱。”从此，佩里决心做一个强权的反对派，并终身以此为志。此图为佩里第一次发表文章时《新左翼评论》的杂志封面——1961年1/2月号（来源：newleftreview.org）
六十年代的佩里堪称英国知识界的少年英雄。一九六一年从牛津毕业不久，他在创刊一年的《新左翼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次年，他成了这份杂志的主编，不满二十四岁。当时汤普森等老一辈左翼思想家仍然活跃，他们经历过反法西斯战争、也加入过共产党，个个具有不凡的人格。然而，斯大林主义主宰的那一段历史经验对他们的理论提出挑战，而以佩里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思想家走上历史舞台。两代人的交手是严峻的，导致了英国思想史上长达十余年的论战。有别于“老左翼”，他们是欧洲左翼运动中既未参加过战争也和共产党无缘的一代。他们向左拒绝斯大林主义，向右拒绝日趋保守的社会民主党，故被称为“新左翼”或“非共左翼”。新左翼的历史机遇来得早，出道不久就迎来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运动。他们迅速聚集了一支扩展到世界多数地区的队伍，把古巴、越南、阿尔及利亚、中国的消息，传达给第一世界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理论上，他们向保守的英国学界宣战，大举引进“另类”马克思主义。一度受压的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得以复兴，并经由萨特、列菲伏尔、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加罗蒂、阿尔都塞这些当代作者获得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以往英国与欧洲大陆理论模式严重隔绝，此时与这些头脑突然而集中的碰撞，刺激了英国知识界，又反过来刺激了刊物的活力。结构主义、形式主义首先在该杂志上面世。重新发现女性主义、率先介入摇滚乐……“一个创造性的时期，那时候我们真是无所顾忌。”佩里说，“二十多岁，你感到世界的重量。”Verso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部分图书的书影（来源：versobooks.com）这份上世纪六十年代创办的“先锋”刊物，到七十年代中期已赢得国际性地位。随后推出的“新左翼丛书”也一本本出版一版版加印。这批年轻人又动了心思创办自己的出版社。那些年真是心想事成。新成立的出版社名叫Verso，拉丁文中“左”的意思，原始含义是一本书的“左页”……“左翼为什么会衰落？这是个非常大的主题。被我们泛称为左翼的有几条线索：一是共产主义传统，或者说革命传统，主张以武力推翻资本主义，一度在欧洲相对贫穷的国家和亚洲盛行；一是温和得多的社会民主传统，主张在相对发达的国家渐进改良；还有反殖民运动，往往既不是社会民主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但可以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其中一些与现存的世界资本主义极为敌对。“因此问题应该是怎样看待这三者。它们的图景是不同的。如果一定要一个简单化的答案，不妨说，所有这些传统都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它自我适应不断调节的能力，把竞争作为经济生活的核心机制而迸发出的非同寻常的生产资源。简单地说，左翼力量低估了对手。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迎来自由主义时代，拍摄于1984年，贝特曼档案馆藏（来源：ipd.cssn.cn）“是的，新自由主义，不管实践中有多少局限，都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从北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兰克福、旧金山，处处都有它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它的核心信条——纯自由市场及附加其上的美德——影响之广甚至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因为传统宗教无一例外是地区性的……六十年代人成长起来的地平线已经全部消失了。”不知是否因为受到左翼运动失败的刺激，佩里在了解对手方面大下功夫。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许多思想家他都有专论：迈克尔·奥克萧特、里奥·施特劳斯、弗·冯·哈耶克、马克斯·韦伯、以赛亚·伯林、弗朗西斯·福山……他最长的一篇论文就是研究福山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令许多左翼乃至中间人士感到震惊和抵触，佩里却毫不掩饰对这个出类拔萃的对手的欣赏。不过，他看得起的对手似乎不多。比如，“哈耶克在智性上非常有意思，是个大家。而历史地看，弗里德曼不过是个小人物”。他欣赏哈耶克和他的新自由主义伙伴在半个世纪前完全不得人心的时候，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制度提出激烈批评，坚持边缘的反对派立场，不违心，不妥协，不惜让自己的观点长达二十余年停留在“理论”状态，直至其纲领得以实施的历史可能性出现。他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中获得启发：“任何体制，不管多么神圣多为人熟知，都不是在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柔韧可塑得多。”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这令人联想起几十年前当全世界都向左的时候，冯·哈耶克说过类似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在左派同道中，佩里常被指为“历史悲观主义”。不过，他似乎和这些对手气息相通，秘密分享着某种“意志的乐观主义”。“十年不构成一个时代。新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大获全胜并不保证它的统治可以一劳永逸。以更长远的历史观点可以对这个时代进行更有希望的解读。”佩里谈到生态危机和社会两极化，认为贪婪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威胁。他谈到反全球化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等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他还谈到历史感，“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是一个极端‘未来导向’的文化，对过去一无所知，因而对未来是盲目的。如果我们真对未来好奇，必须对历史极端好奇，不仅是刚发生的历史，还有遥远的历史……”大概历史家是最有耐心的族类之一吧，因为他们的时间单位有别于常人。三十六岁时，佩里出版的第一部历史社会学专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比较了欧洲和亚洲十几种国家制度的演变，收笔于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全书时间跨度长达三千余年。十四五岁的时候，佩里曾被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深深吸引。古罗马王朝那个“壮丽而悠长的日落”足足穿越了一千二百年。
[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Verso，2013年4月再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再版（来源：sohu.com）佩里认为：“左翼的衰落只是政治组织意义上的。智性上，左翼依然相当活跃。比如，要了解二十世纪史，世界上得到最广泛阅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要了解世界经济从一九四五年至今发生了什么，不必求诸于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通常不擅长历史思维，而该找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家，比如我的同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布莱纳；想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和节律，即活的经验，不管是不是左翼，都该读读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他关于后现代和后现代性的著作在这个领域独步一时；想了解生态和环境灾难这类问题，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麦克·戴维斯的近作《晚期维多利亚大毁灭》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杰作，它展现了自然史和社会史的交互关系……我总说，左翼的储藏柜里存着足够的思想资源。”《新左翼评论》虽然盛况不再，不少人认为它比春风得意的年代表现出更高的思想质量——更有原创性也更为国际化。孤处在向右的世界潮流中，这份刊物不仅靠它的核心读者群稳定地维持着现实生存，近年居然增刊了西班牙文、土耳其文、巴西文版，阿拉伯文版也将问世。有人据此认为佩里具有企业家才能。佩里确有干练、务实的素质。不过，我想更深刻的理由是，任何时候这个世界总有少数派和反对派，总有不肯接受主流也不肯被主流收编的人。当今西方世界，向右的潮流浩浩荡荡，有人选择向左，等于选择向胜利者发出不和谐音。事实上，越是对时代敏感的人，在和时代相处时越趋向于选择两端：或者顺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这与个人的思想性格和历史语境有深刻的关联，已然是超乎左右的事。“一份思想性刊物的首要责任是对这个世界进行准确描述，无论对士气有什么样的影响”，二〇〇〇年佩里在刊物重新定位的编辑方针中说，“它的总体方式应当是一种不妥协的现实主义”。《新左翼评论》，Kheya Bag摄于编辑部（来源：sohu.com）不过，当我问起佩里为什么《新左翼评论》能存活四十年，得到的回答却是英国式的幽默：“你知道我的同事罗宾·布莱克本怎么说？他说在英国只有两种杂志可以生存，一种是代表时尚的杂志，能热闹地活上十二个月；一种是饱受尊敬的老资格，可以一直活下去。《新左翼评论》诞生时是一份时尚杂志，现在或多或少变成老资格了。”“就是某种具有长寿性质的政治或文化景观，比如英国议会，比如君主政体，比如教堂布道，比如英式板球赛……”桑塔·莫尼卡，这个南加州小镇在膨胀中的大都市洛杉矶的包围下，从容不迫，大概因为背靠太平洋吧。不只一本书里谈到它，把它看作美国城市自治中左派占据领导地位的案例。布莱希特多年前居住于此。据说当时有个地产开发商把这儿称做“桑塔·莫尼卡布尔什维克共和国”，因为这里限制房产主，保护低收入房客。这是一片僻静的街区，街道起伏蜿蜒，不闻人声，好像日子都躲在窗户后面。从外面看，佩里的房子不大，门前有两株柠檬树，几只柠檬落在草地上。进门才发现，房子原来坐落在山坡上，沿着楼梯绕到底层，别有洞天。落地窗外是花木繁茂的庭院。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佩里兼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英国和美国各住半年。我曾问过佩里为什么不选择东部，比如纽约，他说：为什么要去一个气候像伦敦又坏过伦敦的城市呢？加州，朝向的是太平洋，是亚洲！“仅仅由于偶然，我才生在伦敦”，佩里说，“我母亲是在汕头怀上我的，所以我本该生在中国。”比佩里长两岁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一九三六年生于昆明。这是一个热爱迁徙的爱尔兰裔家族。佩里的祖父是大英帝国的军官，十九世纪后期曾被派驻英属槟榔岛。他父亲詹姆斯·安德森就生在马来亚。詹姆斯成人后又从英国赴远东，在中国海关供职近三十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正携全家在美国度假，滞留下来，几年后举家迁返爱尔兰。佩里八岁那年，父亲病故于爱尔兰的老房子，房里散放着线装书、仕女画、青瓷台灯。九十年代佩里遇到中国女友，打开了关于中国的这坛酒，也唤醒了对父亲的好奇。一九九七年佩里成年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并踏上寻访父亲的路——“原来，父亲是因学业失败才去中国的。他原是剑桥大学古典学的奖学金学生，因蔑视学校规定的课程，第一年就考试没过关，被祖父断了财源，只好自谋生路。他的伯父曾经统领过香港卫戍区，于是推荐他到中国海关工作。中国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来源：sina.com.cn）“父亲供职的中国海关是个极其罕见的机构，像个国际联盟，有英、法、德、意、俄、美、日各色人等，职责是为中国政府管理税收事务。这个机构就是晚清慈禧创立、赫德五十年间大权独揽的那个帝国海关。“父亲一干二十八年。从低级职员晋升到地区专员，在大大小小的关卡城市间不停迁徙。从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的东北，到古代的贬谪之地海南，从南宁、蒙自，到重庆、香港……“父亲生逢乱世，虽险象环生，却也充满刺激。他赶上过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任昆明专员期间，见过蒋介石，印象是‘气色不错’。作为专业缉私人员，他还一眼看出蒋介石身边的云南王龙云吸食鸦片过度……“父亲的爱情生活也在中国展开。他先后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是个作家，独自去远东探险的路上与父亲一见钟情，迅即成婚。那是一段复杂的感情。斯特拉四十岁病故于广西北海。第二任妻子维罗妮卡(Veronica)就是我们的母亲。”斯特拉在中国并不著名，却是张爱玲喜欢的作家。四十年代新中国报召集的上海女作家聚谈上，张爱玲表示，古代女作家喜欢李清照，近代喜欢苏青，外国女作家喜欢的就是这个斯特拉。而维罗妮卡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抚养的两个儿子，日后皆成为西方知识界著名的知识分子。佩里的哥哥本尼迪克特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播》，融比较史学、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于一炉，被誉为当代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来源：douban.com）
“这样的童年经历对我有什么影响？大概让我感到处处无家处处家吧。”佩里说，“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因为英国口音被加州寄宿学校的孩子们当成‘外来人’；战后我们回到英国，又因美国口音而被当成美国人，美国孩子通常是大家取笑的对象；然后我们回到爱尔兰老家，又被当成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可不怎么喜欢英格兰人；等我们再回到英格兰，又被当成爱尔兰人……小时候，我就习惯了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间游走，我从不觉得我天然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据说一个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三方面的修养：哲学、政治和艺术。这个听上去老派的标准用在佩里·安德森身上刚好合适。我好奇佩里对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看法。“佩里，您是不是排斥‘通俗文化’呢？”“本来，通俗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经验中是至关重要的”，佩里说，“六十年代有两大文化资源，一是英国的通俗音乐，披头士、滚石。二是法国、意大利的电影。后者虽以先锋形式呈现，但深受四五十年代美国通俗电影的影响。正是通俗文化和先锋文化的彼此渗透，才摆脱了‘雅’和‘俗’的分野和束缚，释放出巨大的文化能量，得以反叛当时业已僵化的主流文化。可不幸的是，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组合的味道变了。通俗文化被资本制度收编，失去了当初使一群狂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的生命冲动和原创能力，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文化，成了娱乐产业的囚徒。一旦媚俗占据了通俗文化的灵魂，我们只有选择和高雅文化站在一起了。”“什么是媚俗(Kitsch)？媚俗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俗，二是故作不俗故弄玄虚假装深沉。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后期电影几乎每一部都符合这两条。”电影《黄土地》（导演：陈凯歌）海报（来源：douban.com）
“比如《风月》，比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英雄》比媚俗更糟，还加上了权力崇拜。本来《黄土地》很好，《孩子王》也不错，就是宣传片《大阅兵》都能见出陈凯歌是个好导演。但是到了《霸王别姬》，他开始故弄玄虚，自此迅速堕落。”佩里摇摇头，“冯小刚也商业，但至少诚实些。”佩里认为大有希望的是大陆年轻一代导演，大都是非商业片导演，拍《盲井》的李杨，拍《小武》的贾樟柯。不过后来他对贾樟柯的《世界》表示遗憾。当时他刚看过王兵的《铁西区》，赞叹不已：“世界级的好片子。不仅记录的一面令人震撼：破败的厂区、家、每日每天的生活，还有审美的一面：这部纪录片具有透纳的油画之美。”对英国人而言，这几乎是至高赞美了。透纳是十九世纪伟大的英国风景画家，作品有《雨·蒸汽·速度》、《燃烧的古堡》，风格瑰丽、壮阔、奇幻、不安。杨德昌（左）与侯孝贤（右）（来源：baidu.com）
佩里认为中文电影有两个世界级大师，杨德昌和侯孝贤。他历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童年往事》，说明电影叙述可以多么微妙错落，让人无从预料，暗自惊讶。他说杨德昌、侯孝贤具有真正的历史感，他们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互动，而不是神话历史，一拍历史只会拍皇帝、刺杀、统一……他认为，台湾和大陆电影之所以有此区别，是因为侯孝贤和杨德昌盯的是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那可是日本电影的辉煌时代；而陈凯歌和张艺谋盯的是好莱坞，好莱坞正是媚俗的源头。“斯皮尔伯格的所有电影，看上去都似乎有什么发人深省的含义，结果什么都没有，不过是些概念化简单化的东西。贝特鲁奇则是一到好莱坞就变得媚俗了。媚俗统治了美国电影，乃至美国文化，又随美国的全球化蔓延到整个世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1946-，来源：heightline.com）“但是，谈好莱坞必须有谨慎的历史界定”，佩里继续追究。好莱坞电影并非一直都是媚俗的，上世纪三十、五十年代是好莱坞的天真年代，出了很多好片子：西部片、言情喜剧、侦探片、战争片，都是大众片，但率真有趣，富于创造力，洋溢着自信。自那以后，奇怪的互动发生了。战后欧洲导演把美国电影的元素移植到复杂的先锋电影中。美国导演又试图把欧洲的东西学来。他们也想像法国、意大利导演那样制作具有高度艺术野心的电影，可又缺少必备的文化素养，“他们中多数人根本就是半文盲”。再者，他们也不像欧洲导演那么不在乎票房。于是，美国电影变成了既要拍巨片赚大钱，又要显得高深莫测，结果是天真时代结束了，好莱坞堕落了，媚俗时代来了。佩里认为七十年代电视普及也是美国电影堕落的因素之一。成人越来越少光顾电影院，看电影的人群百分之八十在二十岁以下，由此导致美国电影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趋于婴儿化。《星球大战》、《指环王》就是例子，《泰坦尼克号》则是超级媚俗。“这就是当代的通俗文化。”佩里说。“人类需要想像，电影给人提供的就是想象。可媚俗的文化把人当成傻瓜，继而造就傻瓜。人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公共生活质量就此被商业文化限制住了。”《新左翼评论》早年起就开始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他们喜欢那句意大利俗语“中国很近”。但中国毕竟是远的。直到八十年代中国才真正走进这份刊物，何清涟、汪晖、王力雄、秦晖、吕新雨都是它的中国作者。佩里认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需要警惕两个倾向：一是追求“加入世界主流”、“与国际接轨”。世界主流就是美国主流，与国际接轨，就是与美国接轨，对这种奴性思维必须警惕。另一个极端是新民族主义心态，以光耀历史文饰先人为代表。他说，“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有批判和反省能力的、拒绝盲从的知识界”。“拒绝盲从”是《新左翼评论》在《纽约书评》上的广告语，就这么简短。但恐怕就是这个，使佩里在西方语境中成为持久的反对派和坚定的左翼。[英]佩里·安德森著：《新的旧世界》（The New Old World），Verso，2009年12月出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来源：sohu.com）我忍不住问他：“在过去三十年里，您就一点也没有向右转吗？”“正好相反，如果这些年有什么变化的话，我或许是更向左了。”佩里笑道。“不妨用两句东亚的箴言来概括。一句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武士的信条：锄强扶弱。另一句则取自《道德经》：绝仁弃义，民利百倍。老子的话针对的是当时儒家虚伪的仁义道德的信条。可当今世界上，类似的说教难道少吗？而诉诸武力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因此，这话仍然有效。”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1927-1997，来源：alphahistory.com)及著作《思考法国大革命》（ Penser La Revolution Francaise，傅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来源：douban.com）“此外，还可以加上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一九九七年去世前的论述。他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最具才华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也是极具说服力的社会主义反对者。他确信资本主义是目前人类的惟一前景。可是，资本主义越是成功，就越令人憎恶。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环境过于严苛，与现代社会的精神严重对立，使之难以延续’。‘总有一天，有必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前景，超越这个贫富分割的世界。’无论今天看来，想像一个不同的社会有多么困难，‘民主因其自身的存在，已创造出这样的必要，要有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超越资本的世界’。”
（来源：kongfz.com）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出版，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