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12周年“防火防盗防咨询师”：无效和有害咨询的再反思

Original 咖啡侍应生一杯咖啡 202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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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F20200310

心理信息共享专刊

本文系咖啡心理英语小组翻译第359 篇文章

适合大众的心理书单（2019-2020版）

给专业人士的心理书单（2019-2020版）

作者 | Noam Shpancer博士是奥特拜因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也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临床心理学家。专门从事焦虑症治疗的研究。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进行了修改和增删。

翻译 | 一杯咖啡英语心理编译小组吕颖

校对 | 一杯咖啡英语心理编译小组 校对团队

编辑 |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编辑 Anthony

联系 |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邮箱 coffeepr@qq.com

汶川地震已经12周年了。第一楼缅怀故去的同胞，感恩当年逆行的战士，愿幸存者已走出阴霾。

在中国心理咨询师行业内，有一个通常的说法，认为汶川地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

因为地震的惨烈、灾民的悲痛，基于当时的网络环境，让全体中国人意识到心理咨询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也催生了许多人投入这个助人的行业，各地方政府也推动成立了相关的专业组织。

但同时，汶川地震以来，那句始于汶川地震的“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依然言犹在耳。

据说，当时的很多受灾群众居住的帐篷门口，贴着一张字条：

心理工作者勿进！

为什么明明是去援助的，结果却这么招人恨？

心理学家李松蔚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2008年5月、6月的时候，许多咨询师到灾区“蹭热点”，告诉灾区的人“你们有这个（心理援助）需要但你们不知道”，然后硬把人们带出来跳舞、做心理游戏，拿着大喇叭演讲。

有的灾民表示，“当时我接触的心理专家的名片可用来打扑克”，咨询师往往草草安慰几句，就把问卷塞了过来。

最后灾民在问卷里，有的填成没有，没有的填成有，存心“气死他们”。

心理咨询的目标应该是帮助他人，但是在汶川的这次实践，也给全体心理咨询师敲了一记警钟：心理咨询工作可能会无效和有害的。

12年后，中国心理咨询师行业又面临了重大的考验。

相比四川当年，今天我们面临的心理援助局面更为复杂。

一来，现在不仅是武汉、湖北，而是全国人民都陷入其中（如果更具国际视野，可以说是全球性的），特别是受到影响比较大的企业员工、学校老师学生、学生家长等，心理问题是普遍的，这和当年仅仅四川一地不同。

二来，现在的情形不确定因素较多，谁都不知道这个局面何时结束、何时能够回到2019年的生活局面，这和当年地震余震结束后即可用于修复又有很大不同。

当然，12年后，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已远远比当年规范，但又有了新的问题。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钟杰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表示，现阶段心理援助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有“质量”的专业人员不足。现在持有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人超过一百万，但“大部分只能算是心理学爱好者”。

据媒体报道，在不少地方，许多参与心理援助的人，只是简单填了一个表格，写下经历和资质就报名成功了。有人拿了心理咨询师证，但没有实际经验，也有人拿的是十几年前的证，之后就没有从事过有关实践。在有些地方，拿证太容易，朋友圈有些考证广告介绍，上三天课，参加一个开卷考试，就可以发个证。

因此，在此时机，我们有必要再次反思一下关于心理咨询的无效和有害问题，也作为给当前形势下的咨询师和需要心理支持的人的善意提醒。

一

心理治疗的负性作用研究概况

心理治疗通常有效，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失败的治疗轻则是无效，重则会带来伤害。

任何具有澄清、疗愈等作用的治疗技术都有其扭曲和伤害性的一面，这一点不足为奇。只要是能起到干预和治疗作用的因素，诸如医疗、环境、社交、心理、财务等，都一样具有其潜在的副作用，甚至于可能造成无法预期的后果，包括失败和伤害。

对于心理治疗的负性作用，目前的探索和研究都不够充分。临床医生的受训中很少有涉及如何识别、衡量及处理负性作用的内容。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样一个显著的问题，并未得到其该有的广泛关注和认真研究。

对心理治疗的负性作用的评估也是千差万别。有研究认为“约有3-10%的来访者在接受心理治疗后情况恶化，这个数字略低于药物滥用者的7-15%。”

美国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Michael Lambert是研究心理治疗负性作用方面的权威。他在文献中指出了关于心理治疗出现恶化状况的比例，成人持续占14%（临床试验中为5-10%），而儿童的数字则更高。

德国研究者也对心理治疗的负性作用做了总结：

“在心理治疗中，不良事件约占5-20%，包括治疗失败、症状恶化、出现新症状、自杀、职业障碍、职场不公待遇、社交关系紧张、治疗依赖、或者自我效能感受挫等等。”

二

心理治疗负性作用的原因分析

坦白说，心理治疗负性作用的产生原因有很多，对其的分析存在困难，因此我们很难获得精确的分析数据，具体原因如下：

1、生活事件的影响

首先，如果将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恶化都归结为由治疗引起，这似乎并不符实。毕竟在治疗的同时，人的生活也依然在继续。

生老病死这种事情如果恰巧发生在治疗前后，本就有其自身破坏作用。生活内容的瞬息万变，加之各种事件之间相互影响，要想判断某一负性作用是否源自于治疗本身，这似乎不太可能。

2、治疗效果的判断标准

大多数心理治疗的效果评价均来自主观判断，所以疗效的好坏很难被明晰和统一。

例如有些案例中，来访的夫妻在治疗后离婚，这样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都取决于谁来做判断（是丈夫、妻子，还是孩子？），什么时候评判（刚离婚的时候，还是几年以后？）。

此外，一般的药物治疗都以症状减轻作为评判疗效的主要标准，然而要评价心理治疗的效果则复杂的多，它可能涉及到来访者的社交和人际生活的变化，如果把这些作为判断标准，显然极具争议。

利埃默里大学的文献中指出了不良后果的多元性，包括症状恶化、出现新症状、过度担心现有症状、过度依赖治疗师、对进一步治疗的阻抗、出现躯体反应等，这些负性效果可能还会伤及亲友。

例如，有些疗法可能本身无害或者很有效，但治疗师却往往听到其家人的控诉——他变得虚情假意、不可理解。

3、心理治疗方法本身

另外，一些负性作用即使是出于疗法本身，也可能误认为是治疗师处理不当而造成的不良结果。

当病人听到治疗师的诊断时，无论是否对错，都有可能出现负面的心理反应。如果将此对错和治疗师的处理不当而引起的不良结果混为一谈，以此来评判治疗效果的好坏，似乎很不合理。

效果测量的时机同样不可小觑，因为短期看似恶化的现象可能预示着长期的积极效果。

社会学家利连菲尔德强调了区分短期恶化和长期恶化的重要性，前者可能是长期的成功之路上无法避免的低谷阶段（比如在暴露治疗期间PTSD症状的恶化），后者则会让治疗从此一蹶不振。

同样如上所述，其他一些有实证疗效的治疗措施也会产生负面作用，这不应与其他失误懈怠的治疗混为一谈。如危机事件集体晤谈法CISD（指创伤事件后不久实施的支持性团体治疗，通过交谈来减轻压力）或辅助沟通法（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沟通缺陷，主要是由动力问题而非认知问题造成这一错误观念）。

话虽如此，最近很多研究均涉及到关于正统治疗如何会产生各种不良后果的问题，以及如何对此做出合理预判（或者干预）。如积极的疗效一样，负面效果的产生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理论取向的治疗。杨百翰大学和美国医疗机构Grand Junction VAMC的研究员都认为:“无论你如何划分治疗群体，疗效的好坏都会以相同的概率出现在不同的理论取向，治疗流派以及人群之中。”

由于这类研究尚欠成熟，测量方法也欠精确，因此研究结论不可避免地有失偏驳。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某种疗法可能更容易出现负面效应。

三

来访者和治疗师：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苏黎世大学曾做过一项来访者的调研，发现由治疗产生的“心理负担”（如治疗中的被淹没感，对治疗师的恐惧，担心受歧视等感受）更多见于精神动力学疗法中，而相对较少认知行为疗法中出现，且更多出现在男性治疗师——女性来访者的治疗关系中。

来访者角度：

从来访者的角度看，部分心理疾病及人格问题很难成功疗愈。边缘水平、强迫倾向、严重的人际困难、动力不足、或期望无伤痛痒的心理治疗，这些状况都可能造成负性作用。

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本身就可能导致治疗失败。人际关系越困难，症状越明显，治疗结果也会越差。此外，某些特定问题和症状（如边缘型人格障碍、强迫症、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不太适合用心理治疗来干预。

治疗师角度：

治疗师的特征和行为也可能成为治疗失败的关键因素。由于治疗师的胜任能力和技术程度参差不齐，某些治疗师可能更加擅长于应对困难型来访者，这也不足为奇。

部分治疗师缺乏共情能力，低估来访者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消极的反移情、不良的治疗技术、过度的移情解释以及对来访者缺乏包容度，这一切都会导致治疗出现负面作用。

缺乏共情、低估问题的严重性、高估病情的进展，这些都是有害的，多项研究都强调了治疗师负面反应的破坏性，这些反应包括对来访者的愤怒、敌意和失望。

治疗师的剥夺性、过于自恋、傲慢、冷漠、懈怠（如工作中打瞌睡、记不起病史）或无法理解病人的情感世界，这些都可能是负面效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