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制毒？一度被禁的迷幻剂，为何在美国重获“新生”？
文章编号：F20230611
本文系咖啡心理英语小组翻译 第 753 篇文章
国际知名成瘾行为心理研究专家加博尔·马泰博士在《空洞的心》中揭示，成瘾的根源，其实是把这些物质或者行为，当做了爱的不良替代品。
这些年国内舆论对于禁毒保持非常高的自觉性，对于公众人物的涉毒行为深恶痛绝，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光有情绪输出，恐怕不足以从根源上实现禁毒。
我们有必要了解更多成瘾的真相，已经在疗愈的路上进一步探索前行。
为此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将陆续刊发一组国际围绕成瘾话题较为前沿的探索成果，供大众参详。
本文是国际知名迷幻药领域精神医学专家的观点，当前国际专家已经开始重视迷幻剂对部分心理疾病的治疗作用。
迷幻剂学已在近年绽放出光彩。
为探究它在诸多心理学境况中的治疗潜力，科学家们正在对当前的非法毒品的一个子集进行拓展研究。
而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迷幻剂学的研究还裹足不前。这主要由于萦绕着迷幻剂的污名化和躲在它“消遣品”身份背后的政治包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70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内政策顾问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公开承认美国《药物控制条例》（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所暗藏的政治动机——在该条例中，印度大麻（cannabis）、各种迷幻剂等被列为美国的非法入境品。
约翰·埃利希曼说道：
“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此后，尼克松政府有两方敌人：反战左翼和黑人……我们当时知道，我们无法将反战、黑人的存在立为非法。
但是，促使民众将嬉皮士和大麻（marijuana）联想到一起、将黑人和海洛因（heroin）视为一体，然后，再给嬉皮士和黑人一道定下重罪，我们就“有权”扰乱他们的社群。
我们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突袭他们的家园，拆散他们的集会，一夜又一夜地在晚间新闻里污蔑他们。关于所谓的“毒品”，我们知道我们在撒谎吗？当然知道。”
从上述看来，迷幻剂被归罪，与其说是讲求证据的美国政策，不如说是它因沦为美国敏感政治的“附属物”而不幸被伤害。
而且，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对迷幻剂的戒律日渐增强——竟然弥漫成当时的美国文化现象，而对迷幻剂的科学研究遭遇着“失宠”——直至临近新世纪的转角。
另外，当时的法律将迷幻剂设为一级戒备（Schedule I）——毒品中的最高限制级，认为它们极易被滥用且毫无医学价值。
而如今，这正被质疑。
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迷幻剂对遭受重性抑郁症、临终痛苦等各种重症侵扰的病患而言，可能的确有治疗价值。而且，讽刺的是，很可能，对上瘾症也有疗效。
从二十世纪后期的盲从“拥禁”——对迷幻剂“说‘不’就行”，到现今的“新景象”——扭转公众观念、不断推进科研（包括政府扶持的研究），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呢？
——迷幻剂自身并未改变。
尽管，无疑，更多新颖的精神活性物质和相关的化合物已经在过渡期出现，而“经典的迷幻剂”——麦角酰二乙胺（LSD），赛洛西宾（psilocybin），麦斯卡林（mescaline）和二甲基色胺（DMT，发现于“死藤水”[1]）等——仍如其所是。
迷幻剂如何获得了新生？
看起来，当今的这股迷幻剂新引力是被一系列历史和文化因素所引燃。
正如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社会进步和革新“蓄势待发”，青年反战运动（the antiwar）、黑人民权运动（Civil Rights）、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s）[2]等应运而生。
而它们的“回声”继续响彻当今——为了使一个公平、平等的理想社会照进现实，“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黑人人权运动和“我也是（幸存者）”（Me Too movements）[3]反性骚扰运动也在身体力行地诠释着战斗到底的决心。
现在，迷幻剂的“重生”亦然。
当全球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在持续，当我们与自己、他人、大自然的疏离感与日俱增，当流行病肆虐全世界，当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引发人类质疑……
当这一切愈发受到关注，也为迷幻剂搭建起再迎审视的“舞台”——关于它危险性导向的“老派叙事”以及它正被不断发掘的种种价值。
随着这番“时来运转”，印度大麻——曾多年来被标榜为“危险的毒品之门”，如今已同时在医疗品和消遣品中被广为接受，在美国境内来来往往。
同时，随着人们对心理健康的日渐关注，药学干预也日渐广泛——2022年，全美有多达1/6的人在接受精神药物治疗。
眼见有效的新心理疗法几十年来仍增势有限，以及人们对“自然”疗法[4]的兴趣也越发超过大批量生产的合成药物，由此，迷幻剂似将稳稳地成为下一大健康趋势。
不过，历经了多年不被问津的“休眠”，现今，科学界仍在为阐明迷幻剂疗法的运用和作用原理而快马加鞭。
一些惹眼的词，诸如“神经功能重塑”（neuroplasticity）、“默认网络模式”（default mode network）等，已经抓住公众和科学界的想象力，也使一些专家据此理由充分地保证：会解析出迷幻剂独特疗效的生物学通路。
这个更进一步的研究似乎能证明迷幻剂的跨界诊疗潜力。
尽管，症状和神经化学物质信号在不同病症中可能看上去各异——包括抑郁症、焦虑症、药物依赖、强迫思维、强迫行为等等，而从我的判断，它们往往都包含着我们自身独特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以此表达对迫近的死亡的妥协。
对于身临其境地洞察濒死之境，致幻体验具备独一无二、优势超群的呈现力。
正如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以“诗意之眼”所见：
“即刻，一切的回忆被葬入那不朽之地的深壑。”
高剂量的迷幻剂能令人至深至切地体验到这一“现实”，频繁地提供有价值的洞察和视角，帮我们重新调校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终于，对药物神经化学、精神病理学的聚焦能力可能被当作了科学优越性的自我表现形式，而这种“优越性”却往往将社会文化现象——它正是大众精神状况的成因，抛之脑后。
这种还原论式的方法体现了一种短视。
它仅执迷于对“化学失衡”（chemical imbalances）等种种科学名词的解释，却避免涉及更落地、也更深远的要题，比如，贫困、教育匮乏、食物保障缺失、医疗服务告急、无家可归、人际孤立等，还有对于我们人类物种和星球之未来的集体恐惧感——它易于觉察，并同样会损伤心理健康。
由此，对还原论法的采用无疑是“井蛙之见”，它与万物关联合一的自明之理毫不相称。
而这自明之理，正坐落于诸多深刻而具转化力的致幻体验的核心。
博物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特别提到：
“对任何事物，当我们设法辨认出它本来的样子，会发现，它和宇宙中其他的一切都息息相关。”
这与佛教理念——互即互入（interdependent arising）很相近，即：
万事万物都在彼此依存、相互影响。
这些整体化的视角警醒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
同样，对迷幻剂治疗的一个基本信心，正在于：
它有潜力将身心健康防治引领到更全局化的视野，将身、心、灵合一之道带回给医学和心理学。
迷幻剂研究的新探测
至于迷幻剂研究的下一步走向，我看到了几个重点方向。
第一，对于呈现出良好治疗前景的病症（如抑郁症、焦虑症、上瘾症等），为了巩固疗效，应当精心构设出III期临床试验（Phase 3 clinical trials）。
这将为接下来的事宜铺平道路，包括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官方认可、延长科研贷款的归还期限，以及减少后续研究的成本、监管负担。
第二，对于新对症信号（如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呼救和其他表现出新治疗手段需求的情形，为了使迷幻剂继续发挥治疗潜力，要在已具备可靠实证或理论支撑的范畴内，对迷幻剂拓展出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第三，对于安全性的优化和积极结果的衡量，为了建立参数，还要研究迷幻剂治疗的最佳实践方案。
美国对此拥有一个好起点。
这基于长达几十年的迷幻剂临床研究，以及与之相伴的——来自志愿者们的大多数积极疗效反馈。
但是，中心议题是：要弄明白如何确切地使迷幻剂治疗能“量症裁医”并被广泛实施。这无论对于培训临床医生能据此恰当地干预病症，还是对于使这样的治疗得以普及化，都极为重要；
最后，对于迷幻剂的潜在生理和心理机制，以及如何应用它们来促进人类发展（比如提升创造力），还应被继续探究。
当然，这将我们带回到社会文化议题、为进行这种研究所要解决的筹资问题，以及人们如何能公平获取这理应被官方认可的迷幻剂治疗。
尽管步履荆棘，这项研究还是觅得了一条能坚持下去并闪闪发光的道路。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伴随着心怀远见的慈善家们的帮助——我们即使走得慢，也要继续前进。
眼下，还有一堆的“不确定”铺陈在上述的路途中，不知迷幻剂的复兴能否带来些许答案。对许多病患而言，迷幻剂有可能开辟出一些崭新的、很有效的治疗方式来加速康复。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迷幻剂不是万能药或奇迹配方。而且，迷幻剂治疗即不会对每个人都有效，也不会改善我们正在面对并亟待解决的社会文化危机。
对科学家而言，迷幻剂提供了一股引人入胜的助力，不仅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思维和大脑，也能协助我们摸索存在已久的哲学议题，比如，创造力的本质，精神世界，以及可论证的——人类意识。
对于更广大的公众，我希望对迷幻剂更广泛的运用能大大促进人们意义感和目标感的刷新，增强集体凝聚力来改善社会，并推动我们共同前进，使一个重新构想的世界拥有实现的可能。
[1]【译注】用南美一种藤本植物的根泡制而成有致幻作用的饮料。（信息来源：网络）
[2]【译注】“学界普遍认为，自美国女性政治觉醒掀起女权主义运动之日起，美国历史上共出现了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其时段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女权主义浪潮大体一致。具体而言，第一次浪潮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终于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浪潮起于20世纪60年代，止于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次浪潮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至今。”（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1日第712期）
[3]【译注】“Me Too”这个名字首先由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2006 年创造出来，她是一位为性虐待幸存者工作的活动家。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的丑闻在2017年被曝光后，随着许多幸存者挺身而出，“Me Too” 运动在全球家喻户晓。“Me Too”更常被译为：“我也是（受害者）”。但这里尊重提出者塔拉纳·伯克的观点，译为：“我也是（幸存者）”——塔拉纳·伯克更喜欢用“幸存者”一词，以表示：尽管不愉快经历的影响仍未消散，但还能成功地继续生活。（信息来源：《中国妇女报》，BBC教学英语《六分钟英语》）
[4]【译注】naturopath，用天然物质（如植物）而非药物来治疗疾病。（信息来源：《汉英社会科学大词典》，朗文在线词典https://www.ldoceonline.com/）
End
作者 | 艾伯特·加西亚-罗梅乌（Albert Garcia-Romeu），博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系助理教授，他以赛洛西宾（psilocybin）对成瘾的疗效为焦点，研究迷幻剂对人类的影响。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进行修改和增删。
翻译 | 一杯咖啡英语心理编译小组 ChiaChia(217)
校对 | 一杯咖啡英语心理编译小组 校对团队
编辑 |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编辑 书萱
联系 |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邮箱 coffeepr@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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