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 | 我的“七七级”：一个时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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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光明日报》（2017年06月09日 14版）

全文共5386字，阅读时间约27分钟

又是一年高考季。当无数考生走向考场，期待用笔与墨写就灿烂未来之时，人们不免会想起40年前，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高考恢复至今，已走过40年。1977年，中国大地河流解冻，恢复了自“文革”后中断了十年的高考，570万考生潮水般涌向考场。40年后回望，那一刻定格为意味深长的起点：它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亦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四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月。“七七级”，一个群体的特殊称号，亦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时光如梭，从1977年参加高考、踏进大学校门到今天，不知不觉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想起当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公开招录的第一批大学生，我是十分幸运的，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七七级”大学生。回顾当年，思绪澎湃，浮想联翩。

经历了人生最重要一场考试的一代

我年幼正值十年“文革”动乱时期，目睹了这场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每当回想起当年社会的动荡、人民的贫困、精神的桎梏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我都深深感到，我们国家今天的成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当时在农村插队，每天在田间地头劳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这也使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就在人们普遍陷入深度怀疑和迷茫之时，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文革”，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因此改变。随之进行的高考制度改革，我个人的生命轨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我从农村走进城市，从一个在田间地头放牛的插队青年变成“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踏入了做梦都没敢想的大学校门，并从此与法学和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精神领域的思想解放、教育领域的正本清源，都为这个年代烙上了深刻的印记。这一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让它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和缩影。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但是当大学招录制度改革的消息传到我插队的村庄时，大家对这个消息都将信将疑，因为高考已经停止十多年，这一消息公布后，许多人都怀疑是真考还是假考。我最初也没有把此事当真，因而并没有认真备考。但过了不到一个月，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在信里叮嘱我说，我在中学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有基础，有希望，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一定要参加这次高考，哪怕权当一试，也是难得的机遇。我回信说出了心中的顾虑，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摸教材，手头也没有数学、物理、化学等课本，不知道该复习什么，怎么复习。老师又很快回信，并随信给我寄来几本“文革”前的中学教材，再次鼓励我努力复习。就这样，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向生产大队请了假，回到小镇认真备考。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近半个月不出门，每天啃点红薯，吃点炒饭，醒了就看书，看累了就睡觉，就这样复习了半个月，迎来了考试的日子。我进考场之后，发现考场里面空座位不少，看来不少人最后还是放弃了。

考试的题目倒是很简单，第一天考政治，第一题是解释什么是“四人帮”。我看到这个题目，几乎要笑起来，觉得这题目太简单了。语文主要是翻译荀子的《劝学》，并写一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的文章。这个我还比较熟悉，因为我的古文基础比较好，所以语文答题并没有遇到困难。难的是数学考试，题目虽然主要是小学数学知识，但由于多年没有看书学习了，最简单的题目也答不上来。我后来听一位招生老师说，我的数学考得很差，但好在语文很出色，把平均分拉上来了，才勉强被录取。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我至今还记得，我正在田间除草时，一位乡村邮递员大声叫我的名字，然后给我送来了一封邮件。我打开一看，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当时仍然不敢相信，请身边的几个人仔细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确认无疑，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进到大学以后，同学们聊起来，我才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大家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老底子应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一场改变了我们个人命运的考试。我后来才知道，“七七级”高考有570万名考生，但最终录取的人数不到5%，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复以来录取比例最低的一年。当时的考生们都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时刻准备接受祖国挑选。那次高考承载着太多的光荣与梦想，太多的记忆与情感，有的人直接从田头地边赶到考场，有的人携手儿女同进考场，有的人看完考试题就离开考场……作为“七七级”的大学生，我们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不可复制的特殊一代

“七七级”是激情燃烧年代的特殊一代。我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工厂、车间、军队，许多人身上都留着泥土的气息。记得当时开学报到时，有人背着行李第一次走出乡村；有人挑着担子，手上还牵着自己的孩子；有的人身穿军装或车间的工作服走进校园。大家走到一起，住在一起，发现年龄差距极大，有“老三届”的，也有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只有两年多的，年龄甚至相差十多岁，大家走到一起成为同学，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我记得就在进校的前一年，无论身居何处，人们都不敢轻言国事。然而，就是从我们进校后，国家政治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人们可以议论国家大事，可以提个人的想法。国家不仅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时代。

我们“七七级”曾经经历了很多磨难，不少同学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这些经历也是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使我们真正懂得了农村，理解了农民，也进一步读懂了国情。不管我们年龄差距有多大，背景如何不同，当我们聚在一起时，依然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我们当时经常彻夜长谈，讲述各自的故事，畅谈彼此的经历。我们入学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这也让我们对国家光明的前途充满了期待和憧憬。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应当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每个人都在关心国家大事。那时宿舍里没有订报纸，我们就到外面公共橱窗栏里仔细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自觉地就这些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展开讨论。1978年，全国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我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我们与百废待兴的国家一起度过寂寂无声的年代，迎来激情燃烧的岁月。“七七级”后来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士，其中不乏政界、学界、商界的领军人物，有人称之为“七七级现象”，这和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风气，特殊的一代是分不开的。

“七七级”是艰苦而快乐的一代。我们刚进校的时候，物资极度匮乏，整个武汉市几乎都没有多少蔬菜供应，每天我们都只能吃到一点点蔬菜，几个月见不着一点荤腥，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口腹之困无碍于我们高涨的学习热情。我因为家庭贫困，学校每月还给我十多块钱的生活补贴，就靠这十多块钱，我不仅能够支付生活费，还想办法节省一点钱到书店看看，能够买几本自己喜爱的书。那个时候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由于买不起车票，甚至好长时间都不敢回家。但大家是非常快乐的。在入学一年后，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村的市场供应大幅度增加，各种农副产品上市，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得到了改善。

“七七级”是求知似渴的一代。七七、七八级的同学们普遍都有一种“知识饥渴症”。在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大学梦，梦想成真的那一刻就更加清晰感觉到求知欲的强烈，努力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补课。我们从上小学开始适逢“文革”，虽然学到了高中毕业，但实际上不间断地停课、闹革命，课堂几乎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就像小孩出生后没有足够的营养一样，我们在启蒙教育方面始终是营养不足的，主要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几乎都是靠自学。学校也是刚刚从沉寂中苏醒，很多教室多年无人使用，图书馆的图书也是刚刚解禁，基本没有什么教材，特别是对我们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鲜有教材可供学习。老师通过与同学交流和座谈传授知识，主要课程集中在政治理论和文史哲等科目。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重回校园的同学们如沙漠遇水，几乎疯狂的补习，以期弥补十一年间知识的亏空。我们几乎全年泡在图书馆里，真正把读书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每天早早地就去图书馆占座，甚至经常出现图书馆一大早就排起长队的情况。有人甚至中午只带个馒头、带个饼，钻进图书馆就不出来，晚上宿舍熄灯以后，有人仍然打着手电筒在床上看书或在路灯下看书。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哪位老师在课堂上讲学习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但每个人都深深地知道和理解学习的重要性。我们是从大学开始学习英文，从最基础的ABC开始，也没有录音机、录放机，甚至没有收音机。当时很流行的做法是，每天揣个小本，记上每天要背的单词，在食堂打饭、图书馆借书排队或者下课的空隙，拿出这个小本读上几遍或者看上几眼。

“七七级”是独立思考的一代。我们每天都沉浸在学习之中，但不是死啃书本、死记硬背，对书本上的内容都在认真思考。每次下课之后，老师总要到我们的宿舍里来，回答同学们的各种提问。回答和提问完全是自愿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谈自己对老师讲解的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那时候，没有要求每个人写论文，但不少人课下就开始针对老师的讲解写学习体会，甚至小论文，可惜当时没有多少像样的教材，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资料，每个人都是凭借自己的思考在写作。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之后，大家经常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生活、想法都很简单，既不追求金钱、权力，也不追求地位、名誉，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不管是大学毕业之后选择继续深造，还是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时间于我们是最为珍贵的，我们都想尽快弥补失去的十年。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虽然这些书可能无助于形成成熟的专业知识体系，但为我日后形成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文情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中的不少人迷恋文学，成为文学青年，写小说、写诗歌、写剧本，希望闯进文学的殿堂，圆上作家梦、诗人梦。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茶余饭后总是在讨论唐诗宋词，讨论当时兴起的“伤痕文学”。文学研讨成为很多人的第二课堂。

永怀感恩之心的一代

四十年春秋，不觉已一晃而过。关于“七七级”，现在回想起来，总是想起两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两句诗写出了我心中的真实感受，也是对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忆。

我首先感恩改革开放、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复。我经历了十年“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个时期的对比对我来说是切身的体会。我们经历过十年“文革”，从“文革”的混乱中走过来，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迅猛而震撼。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见证者，更是受益者。改革开放给我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提供了报效国家民族的舞台。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代人或许只能浑浑噩噩度过一生。我们也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复，邓小平同志一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吁，让停摆了十二年之久高考的钟摆，终于又重新嘀嘀嗒嗒地摆动了。实际上，高考制度直到今天仍然让许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拥有走进大学殿堂、实现大学梦的机会。如果没有高考，我们今天仍然可能还是在田边地头放牛，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打心里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高考制度的恢复。

教育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时至今日，我仍特别怀念大学生活，感恩我的老师们。那个时候很多老师从农村、工厂、五七干校返回到学校，对教育的那种原始而强烈的热爱，驱使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学生。老师们无私地为大家授业解惑。每次上完课都会主动到宿舍继续跟学生交流，坐下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老师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和见解，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对事业的思考和人生智慧、阅历。每位老师都毫不吝啬、不计得失地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学生身上。傍晚时分，我们吃完饭，也经常踱步到老师家串门，师生之间敞开心扉，无话不谈。老师对我们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记得一次我生病躺在床上，没有吃饭，当时民法课程的任课老师听说后，亲自上街买来一只活鸡，为我熬煮了一罐鸡汤。我感动的几乎要掉下眼泪。当时，师生间的这种交往十分自然。

我们也要感恩那些大学期间第二课堂的老师。那个年代百废待兴，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都处于重建起步阶段，许多课程根本没有教材。我记得当时法学课程大多讲授的是国家政策而非法学知识。大学四年间，有许多时间我们都是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中度过的。我们走进了工厂，走进了车间，走进了基层的公检法机关，和办案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一起交流；到农村田埂上，到农民家里了解基层火热的生活，由此对中国社会的民生百态有了切身的体会和了解。我们不光在所谓象牙塔的大学里补各种专业知识，吸收精神养分，还脚踏实地深入社会这所大学，观察、调研、体悟、思考。“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热衷于从学校走入社会，从无字句处读书。正是这些社会实践锻炼了我们，“七七级”的学生们都有学以致用、兼济天下的抱负和雄心。

四十年前的滚滚春雷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为拨乱反正后蓄势待发的中国储备了一大批人才。从此，文化的莽原不再杂草丛生，教育的芳苑复萌返青。更重要的是，实行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恢复了知识的尊严，重新肯定知识的价值，昭示着理性的复苏，开启了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时代。所以，我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高考制度，它赋予我们的青春浓重的色彩，让我们拥有一段厚重的独家记忆；更希望今天的青年人，像四十年前走进大学的我们一样，始终保持不断前行的初心，珍惜时光，磨砺意志，增长才干，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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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戎慧琳

责任编辑：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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