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

一个幽灵，精神危机的幽灵，正在这片土地上徘徊。

这并不是我突发奇想。两年前我就曾和朋友私下说过，“未来十年或许将迎来精神疾病的大爆发”，但现在我所说的，还不止是抑郁倾向或空心病，而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病象。

之所以想到这个，也是因为连日来一连串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五一长假各地人潮的回归，是一场急于回归“正常化”的共谋，记忆在没有得到反思的情况下就被压抑进了集体潜意识；淄博烧烤的大火，则是意味更为复杂的狂欢：试图遗忘的人们，没有太多宣泄压力的出口，而选择了一种低端消费的口腹之欲来填补精神空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接二连三爆出的文化圈性骚扰事件。毫无疑问，受害者的处境当然值得倾听，但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国家本应看守精神领域圣杯的那些文化精英，也出现了这样的堕落？

饮食男女，既是人所必需，但也是最低层次的欲求。如果这一切并非巧合，那我们或许就得正视一个现实：在这片土地上，从精英到民众，无所追求的精神空虚普遍存在，即便功成名就，但他们未被满足的最强烈欲望，还是最原始的本能，没有其它东西。这是精神低度发展的表征，犹如成年之后仍沉迷于玩泥巴。坦白说，这是一种生命未觉醒的蒙昧状态，也是为何启蒙在这里仍未过时。

只要留心一下我们周围，这样的迹象随处可见：无数人抱着一种粗糙生硬的唯物主义和匮乏的安全感，把外在的物质追求看作是一切，即便名利已经到手之后，他们的追求也通常体现为量的增加而非质的提升。

原本应当带来灵魂震颤的高雅艺术，在此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点缀，除非能积累点有用的社会资本；音乐、美术、文学都降格成了娱乐，为伟大作品而落泪不免显得矫情；即便是人的体面、尊严，一句话就能弃之不顾：“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这样，文明的价值遭到了颠倒，因为能舍弃那些高级追求，心无旁骛地满足低级欲望的，才得到社会的奖励——当然，这么说也很可能被奚落是愤世嫉俗的无用抱怨，乃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想，“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其它？”

布罗茨基曾说：“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心理上的获得比物质上的获得更为真实。”这话放在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异端。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说的更贴近实际：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因为现实的引力场太沉重了。

经历了这两年，我当然也深切地感受到，缺乏健全的相应社会保障托底时，人是相当脆弱的，一步踏错就陷入难以自拔的窘境，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更高的自我实现意愿，因为当生存保障都得不到时，你为了生存不得不中断向上攀爬的路，折返回来，“混口饭吃”。

然而，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紧盯着功利性的现实目标，固然有情可原，但你最好对目标实现后猛扑而来的精神空虚有点思想准备：想要的已经得到了，然后呢？

在目睹战后美国进入富裕社会后，艾伦·布鲁姆早就曾发出先知般的断言：“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活平淡无奇，没有音乐修养，闲暇生活由粗俗、剧烈的娱乐组成，这样的人是分裂的，他存在的每一方面都受到其他方面的破坏。”也就是说，一个精神生活匮乏的人，注定是不完整的，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回想起来，这一病象的症结，原本就潜藏在我们这个文明深处。《浮士德》第一部里，有一句著名的哀叹：“我的心中盘踞着两种精神”，一个贴紧凡尘，一个则想要脱离尘世。然而在中国，大部分人只是抱紧第一个，“脱离尘世”？那就意味着自我边缘化。

有一首著名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被广泛视为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然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其指向的归宿并非向上超越，而是一个平面的循环，终点又回到了出发点。

和前现代的世界诸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有着强烈的世俗取向，是“水平视野”而非“垂直视野”的：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上看。这种所谓“此世性”（this-worldness）意味着人们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缺乏兴趣，因为现世就是一切，“人一死，什么都是空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倒也很现代，但也正因此，没有什么非功利的事物能强有力地驱动老于世故的中国人。

当然，中国的文人雅士也不是没有精神追求，但那是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周作人有一段话很典型：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的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这确实已经高于常人，至少他把“无用”也视为“必要”，然而再细看一下，你就会意识到，对他来说，那些更多地像是消遣、趣味和寄托，只是为了让生活“有意思”，那远非灵魂的震颤，甚至都谈不上是对人生的省察。就此而言，这和那些对酒色财气的追求，区分不在“灵”与“肉”，而只是趣味上的“雅”和“俗”。

有时候，女性也是这样一种趣味的投射对象。贾平凹曾在散文《关于女人》中写道：“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美’是男人对女人的作用的限定，仅仅在这个范围里，男人才会‘甘愿受征服’。”在此，女性不仅是一个客体，甚至倒像是为了男人才存在的；他谈到了“美”，但那种美不是抽象、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把异性放上了祭坛。问题就在这里：这看似是男性的精神追求，但其实却和肉欲暧昧不明地混杂在一起。

这些年来，他对女性、对乡土的一系列言论，都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严厉批判，但那通常都是被当作不同话题来讨论的，很少人意识到那也许是内在相关的：对这位作家来说，现实一地废墟，前方无路可走，他把重返过去看成了出路。

不久前，王局也因为在丰县事件中为加害者董志民竭力辩护而引发哗然，很多人都相信，那是因为个人经历使然：他母亲就是饥荒年代买来的。但这恐怕不仅仅是代入感，也是因为现实批判资源的枯竭：他未必认为那种做法是正当的，却不断强调现实中别无他法。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孤立不相干的事件，但这画面连缀起来，就让我们看到一副全景：从文化精英到大众，都有如困兽，处于一种无路可走的平庸荒漠中。因为人们受困于他人和自己设下的牢笼，想象不出其它生活可能，甚至顽固地抗拒用应然来批判实然，这就像是说“变好是不可能的”。“只有此世”的世俗精神蜕变为自我设限，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

然而，思想性的本质就是寻求突破这种现实的束缚，一如鹿野政直所言，“如何放飞想象力，才是衡量思想的价值所在，这是思想所具有的性质”，从这一意义上说，思想性必然是批判现实的，因为它生发于对现实的欠缺、困境的认知，进而设想其它可能。

现实生活当然是我们无法离开的，但只有贫瘠的现实取向却是危险的，那会让所有人都走投无路，造成普遍的物欲横流和一言难尽的平庸，只留下一地垃圾。你怎么能相信一个没想过超越限制的人，能留下超越时空限制的非物质遗产？

当然，说这些也并不只是为了知识精英应具有的追求，甚至不是为了后代，也是为了当下的我们自己。虽然乌托邦思想在这个年代早已无人提及，似乎未来也渐渐枯竭，但柏拉图的提醒从未过时：乌托邦思想是我们必须要玩的一把火，因为它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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