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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丽娟：巴格达翻译运动中的希腊哲学和医学——希腊－阿拉伯学的学术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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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翻译运动
中的希腊哲学和医学——
希腊－阿拉伯学的学术史考察
内容提要 在西方文明史上，公元8-10世纪的巴格达翻译运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它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又将其再度传回欧洲，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有深远影响。希腊-阿拉伯学领域即以这一运动中诞生的古典希腊作品之中世纪阿拉伯语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希腊-阿拉伯学主要研究成果的学术史考察需要特别以希腊哲学和医学著作为重心。希腊-阿拉伯学的研究进展不仅对于希腊学、阿拉伯学和叙利亚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为诸多相关领域如古代晚期研究、中世纪研究、拜占庭研究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 巴格达翻译运动 希腊-阿拉伯学希腊哲学 叙利亚学 亚里士多德 盖伦
希腊-阿拉伯学的兴起源自欧洲学者对希腊传统的关切。由于巴格达翻译运动中的阿语译作或注本往往基于比传世本更早的希腊语抄本，有的甚至保存了已经失传的希腊语作品，如盖伦《论解剖程序》后7卷、《论医学名称》《论医学经验》《论品性》等多部著作，阿芙罗狄西亚斯的亚历山大《论天命》、杨布里柯的毕达哥拉斯注，这意味着它们对于希腊文本的校勘和还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在翻译运动中被阿拉伯人特别看重，从而广泛传抄和翻译的古希腊哲学作品（如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的著作）与医学作品（如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阿拉伯译本在文本校勘方面的价值也可从巴格达译者侯奈因·伊本·伊斯哈克（Ḥunayn ibn Isḥāq）的工作方法中得到印证：作为翻译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他往往同时参照至少两种希腊语抄本，从而使其译文可能保存与传世本不同的读法。 在阿拉伯世界，亚里士多德被尊为“至圣”（First Teacher）。在巴格达翻译运动中，其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科学、实践哲学等在内的几乎全部著作均被译为阿拉伯语。19世纪以来，这类作品的阿语译本渐次被整理出版。早在1846年，德国东方学家岑克尔（Julius Zenker）就已刊布希阿双语版亚里士多德《范畴篇》。1887年，英国东方学家和古典学家、牛津大学阿拉伯语劳德讲席教授马戈柳思（David S. Margoliouth）整理刊布了亚里士多德《诗学》多个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译本和改写本（paraphrase），其中亦包含叙利亚语部分的拉丁语译文。几年后，马戈柳思推出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将《诗学》阿拉伯语文本译为拉丁语。也是在这本书中，马戈柳思开始尝试利用叙利亚和阿拉伯译本对希腊语原文进行校勘。同样的努力也可见于德国阿拉伯学家特卡奇（Jaroslau Tkatsch）于身后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阿拉伯语译本及希腊语文本考证之根基》一书。同样是在1932年，法国耶稣会士布伊热（Maurice Bouyges）重新刊布了《范畴篇》阿语译本，之后又耗费十载心血刊布了《形而上学》的阿语译本（1938-1948），其工作被瓦尔策誉为“我们时代对阿拉伯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最伟大贡献”，遵循了“最高的语文学标准”（the highest philological standard）。早在20世纪初被刊布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还有《解释篇》，由捷克学者波拉克（Isidor Pollak）发表于1913年。19世纪中叶，受西方语文学影响的阿拉伯语区学者的加入极大推动了亚氏阿语译本的出版工作，这尤其体现在叙利亚学者格奥尔（Khalil Georr）对叙利亚-阿拉伯传统《范畴篇》的刊布和研究，以及埃及学者巴达维（'Abd-al-Raḥmān Badawī）对多部亚氏著作阿语译本的刊布。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学者戴贝尔（Hans Daiber）和荷兰学者克鲁克（Remke Kruk）开始主编“闪米特-拉丁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Semitico-Latinus）书系，不仅收入了亚里士多德重要著作如《论动物生成》《论动物部分》《论灵魂》《天象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动物志》的阿语译本或改写本，《物理学》阿语注本，也包含其他东方语言，如叙利亚语、希伯来语和波斯语传统的信息。巴黎索邦大学希腊-阿拉伯学家拉希德（Marwan Rashed） 于2008年开始主编的“希腊-阿拉伯科学”（Scientia Graeco-Arabica）书系主要针对阿拉伯语传统中的古典科学和哲学，除了研究著作，也收入了部分古典作品考证本，比如德国学者阿恩岑和荷兰学者哈斯佩尔（Pieter Sjoerd Hasper）最新合作刊布的亚氏《物理学》第8卷，将取代巴达维的旧版本。美国东方学家、纽约大学近东与伊斯兰学教授彼得斯（Francis E. Peters）发表于1968年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东方译本和注本》一书，则全面综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诸东方译注本之概况和研究进展。除了亚氏本人的著作，希腊-阿拉伯学家的杰出贡献也体现于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文本的校勘工作中。2010年，古塔斯刊布泰奥弗拉斯托斯《形而上学》希腊文本及其阿拉伯语和拉丁语译本，并依据阿拉伯传统为希腊语文本找到30多处更好的读法。也是在这本书中，古塔斯系统阐述了希腊-阿拉伯学文本校勘诸原则，为未来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标准和范例。伴随着译本的出版，亦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研究著作，如彼得斯《亚里士多德与阿拉伯人》，瓦格波尔（Uwe Vagelpohl）《东方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叙利亚和阿拉伯翻译和注释传统》等。 晚近以来，在校勘古典文本方面，古典学家愈发看重与东方学家的合作，希腊-阿拉伯学领域的学者也更多地参与到古希腊经典文本，特别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校勘工作中。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古典学家古德曼（Alfred Gudeman）便在其《诗学》校勘版中借鉴了特卡奇关于阿拉伯语译本的见解，而1949年意大利古典学家米尼奥-帕鲁埃洛（Lorenzo Minio-Paluello）在“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系列刊布的《范畴篇》和《解释篇》校勘版也利用了格奥尔关于叙利亚语译本的成果。同样的努力也可见于德国古典学家卡塞尔（Rudolf Kassel）1976年所刊布的《修辞学》考证版。2012年，古塔斯与美国古典学家塔兰（Leonardo Tarán）合作刊布《亚里士多德诗学》——对于希腊-阿拉伯学领域来说，这堪称一次里程碑式的合作。诚如波尔曼在此书书评中所言，亚氏《诗学》在希腊、拉丁、叙利亚、阿拉伯传统中复杂的流传史使得其校勘任务过于艰巨，已经超出单个学者能力的范畴，这便解释了为何马戈柳思和特卡奇两位能力出色的学者在20世纪初耗费数十年心血，其工作成果却难以让人满意。古塔斯和塔兰的合作克服了这一困难，他们的成果不仅为未来所有针对亚氏《诗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基础，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即所有在东方传统中有过重要传承史的希腊文本，其未来的校勘工作都将以此为标准。同年，两位德国学者乌尔曼（Manfred Ullmann）与施密特（Ernst A. Schmidt）合作出版《戴毡帽的亚里士多德：阿拉伯传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对希腊文本校勘的价值》，这是阿拉伯学家与古典学家的又一次典范性合作，两位学者从阿拉伯材料出发为《尼各马可伦理学》希腊文本校勘提供了诸多具有实质意义的改进意见。因此，2012年可谓希腊-阿拉伯学领域里程碑式的一年，四位学者中最年长的乌尔曼已逾耄耋之年，最年轻的古塔斯亦已近古稀，而他们却具备时代前沿的研究视野，以其团队合作的精神和开创性的研究为后辈学者指明了方向。希腊-阿拉伯学领域最近正在进行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合作围绕的核心文本是亚氏《形而上学》。慕尼黑大学古典系教授普里马维希（Oliver Primavesi）与拉希德正在合作整理《形而上学》最新校勘本，他们将把保存在阿维罗伊评注传统中的《形而上学》部分纳入考量。由于阿维罗伊所使用的形而上学版本所基于的母本比目前重构出的两个母本都要古老，这也意味着这一版本可能比目前所有现代版本所基于的拜占庭抄本要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原文。 在巴格达翻译运动之前，叙利亚的翻译运动已经进行了至少300年，从4-5世纪开始，于6-7世纪达到巅峰，随即被阿拉伯人入侵所中断。作为罗马帝国东部行省之一的叙利亚有历史悠久的希腊化背景，而叙利亚学者借助双语、甚至三语优势，曾将大量希腊经典翻译为叙利亚语，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翻译经验。巴格达翻译运动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几位来自叙利亚传统的译者，如信奉叙利亚东支基督教（即“聂斯托利派”，早至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的侯奈因，信奉叙利亚西支基督教（即雅各比派）的叶海亚·伊本·哈迪（Yaḥyā Ibn 'Adī），及叙利亚学者叶海亚·伊本·比特里克（Yaḥyā Ibn al-Bịtrīq）。如前所述，在巴格达翻译运动中，不少希腊语作品并非直接被译为阿拉伯语，而是经历了先被译为叙利亚语，再从叙利亚语译为阿拉伯语的过程，这使得叙利亚语文献在巴格达运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中介地位，也使得希腊-阿拉伯学领域的发展不能缺少叙利亚学学者的贡献。德国著名叙利亚学家、至今无可超越的《叙利亚文献史》之作者鲍姆施塔克（Anton Baumstark），在其教职论文《五到八世纪叙利亚人的亚里士多德》中全面梳理了保存在叙利亚传统中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曾任佛罗伦萨和罗马大学闪米特语文学和亚述学教授、意大利叙利亚学学者富拉尼（Guiseppe Furlani），年轻时曾于欧洲各大图书馆手抄了大批未被刊布的叙利亚哲学抄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45）潜心书斋，刊布了多部亚里士多德著作叙语译本及评注本。另一位在叙利亚亚里士多德领域研究成果丰硕的学者是法国学者于戈纳尔-罗谢（Henri Hugonnard-Roche），自1987年以来他发表有关亚里士多德著作叙利亚译本和注本的研究近30种，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已被收入2004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从希腊到叙利亚》一书。近20年来，“闪米特-拉丁亚里士多德”书系刊布了叙利亚传统中的多部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本或改写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英国学者金（Daniel King）刊布的《范畴篇》最早的叙利亚语译本，及由日本学者高桥英海（Hidemi Takahashi）、荷兰学者约斯（Peter Joosse）、英国学者瓦特（John Watt）等合作刊布的巴尔·希伯来乌斯（Barhebraeus）《智慧之膏》，其中包含亚里士多德多部著作改写本。英国学者瓦特一直关注叙利亚传统的希腊哲学与修辞学，其代表作品可见于2005年出版的《修辞学与哲学：从希腊到叙利亚》文集中，而2019年最新推出的文集《叙利亚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则汇集了他关于叙利亚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最新研究。
在巴格达翻译运动中，被翻译和介绍进阿拉伯语的希腊哲学著作虽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传统，但亦有不少来自其他希腊作者如柏拉图及其学派、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的知识在阿拉伯世界流传。不过，相比于亚里士多德，这些古希腊哲学家可能未曾得到系统而完整的翻译和介绍。以柏拉图为例，他的作品并没有完整的阿语翻译存世，而有关他的知识以多种其他形式流传于阿拉伯世界，比如盖伦所著概要（synopsis），保存于各类阿拉伯语作品中的引文和残篇、古代晚期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以及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等。阿拉伯哲学家关于柏拉图知识的最重要来源便是出自盖伦之手的多部柏拉图对话概要，它们经侯奈因之手翻译为阿拉伯语，成为阿拉伯哲学家如阿尔法拉比（Alfarabi）和阿威洛伊（Averroes）阐发柏拉图哲学的重要依据。在盖伦的系列概要中，仅《蒂迈欧概要》（Synopsis of Timaeus）得以完整形式流传至今，这也即20世纪40-50年代由克劳斯、瓦尔泽、罗森塔尔等合作出版的三卷本《阿拉伯柏拉图》（Plato Arabus）中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则分别是阿尔法拉比一系列关于柏拉图的作品，包括《柏拉图的哲学》和《柏拉图<法篇>纲要》。20世纪后半叶以来，有关阿拉伯世界对柏拉图研究的相关成果十分丰硕，以瓦尔泽、彼得斯、古塔斯为代表的学者发表系列研究文章分别探讨了分散在阿拉伯作者各类作品中的柏拉图对话（特别《斐多》《会饮》与《蒂迈欧》）之引文和残篇，以及被翻译进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希腊作者（特别是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作品中关于柏拉图的知识。罗森塔尔的学生罗森（Everett K. Rowson）在其博士论文中刊布和译注了10世纪阿拉伯作者阿尔阿米里（al-' Āmirī）《论死后世界》一书，这也是一部希腊化时期《斐多》注解的阿拉伯语改写本。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世界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往往深受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特别是普罗提诺（Plotinus）和普罗克洛（Proclus）的影响。德国波鸿大学阿拉伯学和伊斯兰学前任教席教授恩德雷斯（Gerhard Endress）于其教职论文中刊布了普罗克洛《神学要旨》（Institutio Theologica）部分阿语译本，并提供了详细译注，尤其与希腊语原文进行了细致比对；而慕尼黑大学古代和伊斯兰哲学教席教授亚当森（Peter Adamson）在其博士论文中则着重从哲学层面考察了阿拉伯传统中的普罗提诺。2012年，意大利哲学史家丹科纳-科斯塔（Cristina D'Ancona-Costa）开始主持欧盟项目“从希腊到阿拉伯：哲学概念与语言桥梁”，致力于刊布普罗提诺《九章集》阿语改写本的校勘版。围绕阿拉伯世界的柏拉图这一主题，近年亦出现一批重要的研究著作，如耶克（Udo Jeck）《东方柏拉图主义》，阿恩岑《阿拉伯哲学中的柏拉图理念》等。从阿拉伯世界的译介情况来看，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或不及亚里士多德，但这并非意味着保存在阿拉伯传统中的关于柏拉图的知识无法对希腊文本校勘做出贡献。罗森塔尔早在其1940年的《伊斯兰世界关于柏拉图哲学的知识》一文中，就曾指出若干阿拉伯材料可能带来的贡献。知名古典学家斯林斯（Simon R. Slings）在其出版于2003年的《理想国》校勘本中，也将阿拉伯语传统如阿威罗伊《理想国》注释纳入考量。最近，美国学者莫斯利（Geoffrey Moseley）针对“阿拉伯柏拉图”发表了多篇文章，他指出阿拉伯语材料可以提供一系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读法，从而给柏拉图多篇对话如《斐多》《会饮》《理想国》《法律篇》的校勘带来新的贡献。
除此以外，有关柏拉图的知识还以智慧文学的形式在阿拉伯世界流传。古代晚期以来，希腊哲人和基督教父的格言轶事集（gnomology）逐渐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文体，因其具备知识普及和道德教化的功用，又不乏趣味性，从而在基础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希腊智慧文集流布甚广，被广泛翻译为多种语言，其中不少经过叙利亚语的中介译至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智慧文学中，被归于柏拉图名下的不少格言来源复杂：有的来自其他希腊哲学流派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的来自基督教传统，有的则来自佛教传统，更多时候是许多不明起源的妙语被堆砌到柏拉图的名下，正如有时真正属于柏拉图的学说也会被改头换面，归到他人名下一样。这些新的格言极大改变了柏拉图的传统形象，很多时候他不再是那个创立学园的雅典哲学家，而更像一位避世的苦行僧侣。这一点已可见于更早的叙利亚传统，在那里柏拉图曾被称作“教父柏拉图”（Abba Platon），如伊瓦格鲁斯（Evagrius）一般被尊称为“沙漠里的哲学家”。有关阿拉伯智慧文学中的柏拉图，罗森塔尔和德国希腊-阿拉伯学家施特罗迈尔（Gotthard Strohmaier）都曾发表过文章，向我们揭示出阿拉伯世界中柏拉图形象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与此相关，阿拉伯世界也存在不少伪柏拉图（Pseudo-Plato）作品，即一系列被归于柏拉图名下的他人著作，比如与魔法有关的著作《牝牛之书》（Liber vaccae），关于炼金术的著作《四部曲之书》（Liber quartorum）。这些作品的存在表明，虽然对柏拉图哲学具有确切知识的人并不多，但柏拉图的声名与权威却毋庸置疑，以柏拉图冠名可以为无名作者的作品赢得关注。而作伪者的西洋镜也往往不易拆穿：伪柏拉图关于魔法的作品虽因过于荒诞而在后世被质疑为伪作，但柏拉图炼金术之书则在16世纪之后的欧洲获得广泛的接受和关注，其真实性并未受质疑。 除了柏拉图及其学派，还有不少希腊哲人的知识以智慧文学或相近文体如学述（doxography）形式在阿拉伯世界流传。学述作品同样记载历史上哲人和学者的观点，但往往不讲究叙事结构和格言修辞，在功能上相较于道德教化更注重哲学观点的传递。德国东方学家戴贝尔（Hans Daiber）的博士论文讨论阿拉伯世界的前苏哲人学述：《阿拉伯埃提乌斯：阿拉伯传统中的前苏格拉底哲人》。德古意特出版社的“前苏格拉底传统”（Traditio Praesocratica）书系包含古典学家和东方学家合作的系列杰出成果，从2009年以来渐次出版了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色诺芬尼（Xenophanes）残篇集，补充了迪尔斯-克兰茨（Diels-Kranz）所编写前苏残篇集中所未能涉及的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材料。尽管生前没有写下任何作品，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依然在阿拉伯格言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诸多格言被归于他的名下。有关苏格拉底在阿拉伯传统中的材料已被汇集于阿朗（Ilai Alon）的《阿拉伯苏格拉底：生平与学说》。施特罗迈尔针对阿拉伯世界的苏格拉底格言曾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研究，已被收入其论文集《从德谟克利特到但丁》和《希腊在伊斯兰》中。德国希腊-阿拉伯学新锐奥弗维恩（Oliver Overwien）的博士论文《希腊和阿拉伯传统中的犬儒哲人第欧根尼格言》则全面检视了希腊和阿拉伯传统中的第欧根尼格言。由于智慧文学和学述作品在阿拉伯世界的盛行，不少著名希腊-阿拉伯学家都就这类文体进行过专门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森塔尔论伊本·杜拉伊德著作中的古人格言系列文章，古塔斯的博士论文《阿拉伯语译本中的希腊智慧文学》、及苏黎世大学伊斯兰学教授鲁道夫（Ulrich Rudolph）的博士论文《伪阿摩尼奥斯学述》。而线上数据库“分享古代智慧”（Sharing Ancient Wisdom）的建设则致力于实现希腊-阿拉伯格言集的数字化，为这一特殊文体未来的校勘工作奠定了基础。 叙利亚语智慧文学曾经在希腊和阿拉伯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过渡角色。诚如不少希腊-阿拉伯学家所观察到的，阿拉伯的苏格拉底常对此世抱有悲观的态度，而在一则归给苏格拉底的格言里，他甚至将此世比作会在沙漠中误导旅行者的海市蜃楼。这样的厌世态度并不见于希腊传统，而应被视为叙利亚基督教的遗产。叙利亚基督教作为东方基督教的一支，其信徒一方面对希腊文化带有友好态度，积极翻译介绍希腊文化；另一方面区别于拉丁基督教传统，他们以严格的苦行和禁欲主义著称，并倾向于适应基督徒的需要，而对希腊作品进行改造。俄国学者阿扎诺夫（Yury Arzhanov）最新发表于2019年的《叙利亚柏拉图》一文综述了叙利亚传统中关于柏拉图的情况，而其同年出版的《叙利亚传统中的希腊哲人》则是第一部关于叙利亚语智慧文学的专著。三、巴格达翻译运动中的希腊医学：希波克拉底与盖伦
在巴格达翻译运动中，除了哲学类著作，亦有大量古希腊语医学著作被译为阿拉伯语，这些作品主要来自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另也来自其他希腊医学家如鲁弗斯（Rufus of Ephesus）、狄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等。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最富盛名的希腊医生无疑是盖伦：在公元9世纪，巴格达的医学家手边有盖伦的几乎全部医学著作，且它们很可能均已被译为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盖伦阿语译本的整理至少可追溯到1906年，德国希腊-阿拉伯学元老之一西蒙（Max Simon）刊布了盖伦《论解剖程序》（On Anatomical Procedures）的阿语译本；遗憾的是，他未能在生前完成关于盖伦《希波克拉底<流行病>注》阿语译本的工作。1913年，德国东方学家贝格施特雷瑟刊布了侯奈因的一部重要的书志-自传著作《侯奈因·伊本·伊斯哈克：关于叙利亚和阿拉伯的盖伦译本》，其中包含关于伊斯兰世界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重要信息。在此之后，贝格施特雷瑟的同事和学生如迈尔霍夫（Max Meyerhof）、沙赫特（Josef Schacht）、瓦尔策、克劳斯等先后发表多部有关盖伦医学的重要研究，刊布了比如盖伦《论医学名称》（On Medical Names）、《论医学经验》（On Medical Experience），以及伦理学著作《论品性》（Character Traits）之摘要。由于以上盖伦诸书希腊语原文均已失传，保存在阿语抄本中的译本因而成为我们对于这些著作知识的重要来源甚至唯一来源。自1963年以来，“希腊医学文献集成”（Corpus Medicorum Graecorum）推出东方补遗系列（Supplementum Orientale），继续收入希腊语原文已失传的医学文本阿语译本考证版，目前已经收入的盖伦作品包括剑桥古典阿拉伯文学教授莱昂斯（Malcolm Lyons）所刊布的《论希波克拉底的手术》（On Hippocrates' Surgery）、施特罗迈尔所刊布的《论同型部分之不同》（On the Differences of Uniform Parts）等。另一方面，盖伦阿拉伯语译本的重要性同样体现于有希腊原文存世的文本。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类著作有一系列出版成果，比如牛津大学伊斯兰科学史教授萨维奇-史密斯（Emilie Savage-Smith）所刊布的《论身体各部位之功用》（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卷16，德国波鸿大学阿拉伯学教授比斯特费尔德（Hans Hinrich Biesterfeld）所刊布《论灵魂功能服从身体之混合》（Dass die Kräfte der Seele den Mischungen des Körpers folgen），美国东方学家库珀（Glen M. Cooper）所刊布的《危重时日》（On Critical Days）等。这些阿拉伯语译本为校勘希腊语原文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异读，从而为学者读解或补正部分词句提供了重要依据或佐证。 希波克拉底在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亦享有盛誉，其多部著作曾被译为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早在1832年，泰特勒（John Tytler）便刊布了希波克拉底箴言的阿拉伯语译本。1966年至1978年，希波克拉底阿语译本的刊布进入一个高峰期，以莱昂斯、马托克（John N. Mattock）为代表的多位学者于“阿拉伯技术与科学文本”（Arabic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Texts）书系集中刊布了多部希波克拉底著作，其中包括《急性病养生之道》（Regimen in Acute Diseases）、《论空气、水和环境》（Airs， Waters，Places）、《论人之自然》（Nature of Man）、《论营养》（Nutriment）等。关于希波克拉底研究，晚近以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曼彻斯特大学古典与希腊-阿拉伯学教授波尔曼（Peter E. Pormann）及其团队的贡献。2008年，波尔曼与华威大学古典学教授斯温（Simon Swain）开始合作主持有关盖伦《希波克拉底<流行病>注》阿语译本的项目，目前由瓦格波尔和斯温所刊布的两卷文本已收入前述“东方补遗”系列。波尔曼也主导了这一文本的研究工作，这体现为他于2012年主编的《语境中的“流行病”：阿拉伯传统中的希波克拉底希腊文注本》文集，当中也探讨了叙利亚传统中希波克拉底《流行病》一书的流传。在这之后，波尔曼继续主持了关于希波克拉底箴言阿拉伯语注本的项目，项目成果发表于《东方》（Oriens）期刊2017年特辑之中。 除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以外，其他古希腊医学家如狄奥斯科里德斯和鲁弗斯的作品也被介绍到了阿拉伯世界。狄奥斯科里德斯《药物论》（On Medical Material）是阿拉伯世界药学最权威的著作，其阿语译本新近于2012年被乌尔曼所刊布。诚如古塔斯所言，乌尔曼此书不仅为狄奥斯科里德斯希腊语文本校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更是一次“语文学凯旋”（Philology Triumphant），即“语文学超越其自身，成为技艺精湛之历史学，向我们提供了有关民族、社会、观念和文化的深刻知识”。鲁弗斯多部著作如《病人就诊记录》（Histories of Patients）、《论黄疸》（On Jaundice）和《论忧郁症》（On Melancholy）亦早先分别为乌尔曼和波尔曼所刊布。乌尔曼早年另一力作《伊斯兰医学》一书则全面介绍了伊斯兰世界医学知识的概况，其中包含希腊传统的25位医学作者。和乌尔曼一样，施特罗迈尔已过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其博士论文即研究阿拉伯传统中盖伦作品《论同型部分之不同》。他曾发表多篇关于阿拉伯世界希腊医学和科学的研究论文，多被收入其文集当中，除了前述《从德谟克里特到但丁》《希腊在伊斯兰》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东方外衣下的古典自然科学》。 叙利亚医学研究在百年间也取得了多项进展。1894年，英国东方学家巴奇（E. A. Wallis Budge）在其东方之旅中发现了一部珍贵的叙利亚语医学抄本，并于1913年将其刊布和译为英语，此即著名的《叙利亚医学之书》（The Syriac Book of Medicines）。彼时，巴奇尚未发现该书中大量引用了盖伦的医学著作，这一点后来由德国学者施莱费尔（Joel Schleifer）在系列研究中指出。在1926-1946年间，施莱费尔在《闪米特学期刊》和《东方学期刊》上连续发表十篇文章，系统比对了《叙利亚医学之书》与盖伦希腊语原文的平行文本。20世纪下半叶，德国慕尼黑大学闪米特学教席教授德根（Rainer Degen）曾发表多篇重要论文，一方面总结了叙利亚盖伦之研究概况与最新进展，另一方面率先提出了建立“叙利亚医学文库”（Corpus Medicorum Syriacorum）的设想。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设想至今仍未实现，但其提出却为未来的研究指引了方向。此外，晚近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叙利亚盖伦重写本（The Syriac Galen Palimpsest）的新发现。2013年，俄国学者凯塞尔（Gregory Kessel）在美国一位私人藏家那里发现了一部11世纪的仪礼抄本，并确认其为一份曾被重复利用的“重写本”，而被仪礼文本覆盖在下的乃是一份9世纪的抄本，其中保存了盖伦《单方药力论》（On Simple Drugs）的首个叙利亚语译本，出自6世纪著名译者塞尔吉乌斯（Sergius of Reshaina）之手。这份重写本不仅保存了失传的部分文本，也为文本校勘提供诸多珍贵的异读，是叙利亚语曾在巴格达翻译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又一力证。2017年，《亚兰文研究》（Aramaic Studies）期刊推出了“叙利亚医学”特辑，目前工作在这一领域的多位年轻学者如意大利学者马特利（Matteo Martelli）、英国学者巴洛（Siam Bhayro）、日本学者三村太郎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关于叙利亚传统中的希腊医学之最新研究进展。 在数字化人文的浪潮中，致力于推动文本校勘与研究的叙利亚学在线数据库也在逐步发展。与哲学、医学文本尤其相关的，是由凯塞尔所主导的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项目“古典科学与哲学文献的流传：从希腊到叙利亚与阿拉伯”。前述“希腊-阿拉伯学文本数据库”已数字化众多诞生于巴格达翻译运动中的哲学和科学文本的校勘成果；在此基础上，凯塞尔的新项目致力于搭建的网络平台“侯奈因网”（Ḥunaynnet，以巴格达翻译运动中最著名的译者侯奈因命名）将特别收入相关文本的叙利亚语译本，方便使用者将希腊语原文、叙语译本及阿语译本进行同步比对。目前收入的哲学文本包括亚氏《范畴篇》《解释篇》和《前分析篇》等，医学文本包括盖伦《单方药力论》《医术》（Art of Medicine）、希波克拉底箴言等。类似的在线数据库也将促进相关文本更为完善的校勘本面世。
余论：希腊-阿拉伯学研究的前景展望
除了哲学和医学之外，近年希腊-阿拉伯学在天文学和炼金术等领域也有不少进展。晚近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项：维尔茨堡大学科学史教授哈塞（Dag Nikolaus Hasse） 正在主持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项目“阿拉伯与拉丁托勒密”（Ptolemaeus Arabus et Latinus），致力于将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著作的阿语和拉丁语版本整理出版并加以研究，同步实现抄本的数字化，并提供线上语言工具“希腊-阿拉伯-拉丁语汇”等；而意大利学者马特利所主持的欧盟项目“东方炼金术”（Alchem East），则聚焦古代世界炼金术的研究，特别涉及希腊-罗马埃及，拜占庭和近东地区。 古塔斯曾经断言，对于古希腊自然科学、哲学和医学的研究来说，阿拉伯语要比拉丁语更为重要。以上所举希腊-阿拉伯学研究进展之部分成果，从多角度展示了巴格达翻译运动的丰富遗产及其对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研究的贡献，或可证明古塔斯所言非虚。不过，希腊-阿拉伯学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诚如古塔斯在其新近发表的《希腊-阿拉伯研究引论》一文中所提到的，这一领域在过去的20年间发生了关键的转变：尽管从阿拉伯传统中发现希腊仍然是这一领域的重心，但伊斯兰文明已经不仅仅被视作希腊文本的保管者和传递者，而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传统，它曾对古代科学加以创造性的发明，并为己所用。古塔斯认为，现在的希腊-阿拉伯学已经扩展到对伊斯兰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并且带来了跨领域的新视角，将更新人们对相关领域如中世纪研究和拜占庭研究的既有认识。耶鲁大学新任近东语言和文明教授范·布拉德尔（Kevin van Bladel）进一步认为，希腊-阿拉伯学也将对古代晚期研究、东方基督教研究，以及伊朗学研究带来不可或缺的贡献。 在希腊-阿拉伯学的相关领域中，叙利亚学和阿拉伯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对于巴格达翻译运动的认识不能脱离对于叙利亚和阿拉伯文献史本身的理解。与希腊学相比，阿拉伯学和叙利亚学这两个领域作为严格科学起步较晚，许多方面尚无相对完备的工具书可用，相当数量的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文本还从未被整理刊布，遑论被翻译成现代语言和深入研究。尽管如此，19世纪末以来，不少大型工具书的编写如词典、语法、百科全书等仍稳步展开，成为希腊-阿拉伯学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在阿拉伯学领域，这体现为韦尔（Hans Wehr）《阿拉伯语词典》、德国东方协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古典阿拉伯语词典》、菲舍尔（Wolfdietrich Fischer）《古典阿拉伯语语法》、罗珀（Geoffrey Roper）主编《伊斯兰抄本的世界调查》四卷本、布罗克尔曼（Carl Brockelmann）《阿拉伯文献史》五卷本、萨兹金（Fuat Sezgin）《阿拉伯著作史》十七卷本、格拉夫（Georg Graf）《阿拉伯基督教文献史》五卷本、菲舍尔（Wolfdietrich Fischer）和加特耶（Erdmute Gatje）《阿拉伯语文学纲要》三卷本、范·埃斯（Josef van Ess）《早期伊斯兰宗教思想史》六卷本、库克（Michael Cook）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六卷本、多位学者合作编著《剑桥阿拉伯文学史》六卷本、拉希德（Roshdi Rashed）主编《阿拉伯科学史百科全书》三卷本，以及集大成之作《伊斯兰大百科全书》。此外，包含前文所述不少重要成果的文献目录还可参见在线数据库“伊斯兰索引”、戴贝尔《伊斯兰哲学目录》、宇博威格哲学史丛书中伊斯兰世界哲学一卷，以及法国学者古莱（Richard Goulet）所编《古代哲学词典》等。在叙利亚学领域，这体现为佩恩·史密斯（Robert Payne Smith）所著《叙利亚语宝库》及其女儿（Jessie Payne Smith）所著《叙利亚语简明词典》、内尔德克（Theodor Nöldeke）《简明叙利亚语语法》、鲍姆施塔克《叙利亚文献史》、考夫霍尔德（Hubert Kaufhold）《东方基督教简明词典》、多位叙利亚学家合作出版的《高尔吉亚叙利亚遗产百科辞典》，以及金（Daniel King）最新主编的《叙利亚世界》等。叙利亚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已经被汇集到线上目录如“叙利亚基督教总目”和约翰逊（Scott Johnson）、里德（Morgan Reed）、塔努斯（Jack Tannous）所编“线上叙利亚资源目录”。叙利亚文本数字化亦进展迅速，这尤其体现为“数字化叙利亚语文库”和“叙利亚语宝库”的建设。 希腊-阿拉伯学发端于希腊，但不止步于希腊。不言自明，这一领域的学者需要至少掌握古典希腊语和古典阿拉伯语的知识，而即便在今日的西方，这两门语言也往往分别在古典系和阿拉伯语系教授，鲜有单一系所和机构能够同时提供两门语言的系统训练。古典叙利亚语的训练更是只在少数大学方有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通常在求学期间便有意识地进行跨系所、跨机构、跨领域的学习。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欧美多数希腊-阿拉伯学学者出身于东方学，兼治希腊学，但亦不乏反过来的情况：瓦尔泽出身于古典学领域，早年在柏林求学于耶格尔，将近而立之年才开始学习阿拉伯语。跨领域的学习经历造就了希腊-阿拉伯学家的博学多才，这特别体现在罗森塔尔的治学成果：除了前述诸种重要著作，作为知名亚兰文专家、阿拉伯学家，他还著有《内尔德克之后的亚兰文研究》《穆斯林史学史》《圣经亚兰文语法》等。跨领域的多重身份也意味着更加开阔和包容的学术视野，诚如罗森塔尔在其自传中所说：“……从自己所出身的文化中超脱出来，将目光投向别种文化……目的是为了了解、理解它们，普及由此获得的知识。”对于研究希腊-阿拉伯学的中国学者来说，亦何尝不是如此？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希腊-阿拉伯学鼓励参与其中的学者超越民族和国别的界限，开放、自由而客观地去探索人类历史上的知识宝库。 而考虑到希腊哲学和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研究希腊-阿拉伯学又未必仅仅意味着将目光投向别种文化。谈到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希波克拉底、盖伦医学在中国的接受史，学界传统看法往往认为其开端比叙利亚-阿拉伯世界要晚上千年。虽然亚里士多德与盖伦著作的汉译的确是晚近的事情，但有关他们著作的知识其实很早就来到了属于今日中国的疆域。笔者新近在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残篇中比对出了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和盖伦医书中的平行文本，从而证明曾在巴格达翻译运动中起关键作用的叙利亚基督徒早在高昌回鹘时期（9-13世纪）就已经将古希腊哲学与医学的知识传播到了吐鲁番。而这些来自希腊作品的信息又往往经由叙利亚语翻译成波斯语、粟特语、回鹘语和中古汉语，流布于中国的西北和内陆地区。叙利亚-阿拉伯翻译运动的影响范围远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更为广大，而研究希腊-阿拉伯学，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目前不少大学和机构已经有相对成熟的阿拉伯语教学体系，而近年国内多个古典学中心亦开设了古希腊语课程，这为该领域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基本保障和便利条件。我们期待更多中国学人投身于希腊-阿拉伯学的研究，也期待这一领域未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本文作者林丽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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