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龚曙光：人生就是一场不停歇的跨界

名家简介

龚曙光，1959年4月生，湖南澧县人。现任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评论集《一个经济人的文学观察》，管理学论著《宽度深度》。先后获得全国十大创新传媒人物、全国十大报业领军人物、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2011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等荣誉。 

名家访谈

田应明：团结报社社长、总编辑

龚曙光：著名作家、出版家、企业家

 田应明： 龚董，您好。今天我们团结报社《名家访谈》栏目组从湘西来到长沙采访您，非常荣幸。我们采访团队里面有两位是您当年在吉首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大家非常高兴，想请您先聊聊在湘西的故事。                             龚曙光：我1982年湖南师大毕业，分配去了湘西,1992年调离，正好10个年头。其间在山东读了3年研究生，准确地说在吉首大学待了7年。这应该是我人生精力充沛、才情丰沛的一个时期。可以说，我把青春最华彩的一段献给了吉首大学。 田应明：吉首大学是一所老少边穷地区的大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能够成为一所有特色、有实力、有声誉的地方大学，实属不易，这离不开你们这些优秀的吉大人的艰辛努力。                                              龚曙光：一所大学的发展史，是一代一代教授们用生命累积的。对于吉首大学，我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但吉首大学对于我，却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年我本科一毕业，就被推上了大学讲台。这只有在当时人力资源还比较匮乏的吉首大学才可能，如果在一所历史深厚、师资齐备的大学，这是不可能的。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真正读了几本书呢？自己的知识框架都还没有搭建牢实，就要成为学生的导师，对学生来讲，这应该是一种损失，但对我来讲，却是一份额外的幸运——在人生挑不起这副担子的时候，被硬拉过来，挑了这副很重的担子，逼着我用非常规的学习激情和能力，在短时期内去吸纳尽可能多的知识，让自己千方百计去胜任这份本胜任不起的工作。当然，这也可能把一个人压垮，很幸运我没有垮，而且获得了意外的锻炼和成长。

常常觉得，人生的阴差阳错，其结果总在预料之外。种种因果悖反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都是时代在编排。去吉大，就是时代给予的一次人生机遇。

 田应明：龚董，您谦虚了。在来长沙的一路上，您的两位学生，我们报社的岳跃强、张谨两位记者对您印象非常深刻，都称赞您当年非常有才气，为吉首大学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更让他们人生受益。                                         龚曙光：很高兴他们还记得我！当年，学生们正处在青春年少的时期，也许有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师，跟他们年纪差不多，甚至可能比其中有些人还小一点，在教与学中相互激励，相互切磋，其实也是一份难得的人生经历。在学校，老教授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是完整的知识框架、深刻的学术理解、严谨的治学方法，我给予他们的，可能是一同面对世界、一同探讨文明、一同学习文化这样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起享受青春的快乐，一起激发青春的想象。 田应明：离开吉首大学这么多年，还有哪些让您难忘的人和事？       龚曙光：很多。记得在吉首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叫彭秀模的老教授，从湖南师大调过来的，研究古汉语，在湘西有着非常高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还当过全国政协常委。但就是这样一位老教授，始终让我感觉非常厚道，甚至谦和到会让人有一份愧疚。记忆中，我从未听到他高声或者趾高气扬地说过话，哪怕对一个做苦力的工友，也从没有颐指气使地去要求别人什么，他始终像一个农民似地弯着腰，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恭敬。

▲在葡萄牙——埃斯托尼尔。

 田应明：彭秀模教授我知道，非常让人敬佩的一位老先生，对湘西土家语的研究独树一帜，非常有影响。龚曙光：他差不多有100岁了吧？我听说吉首大学中文系79级的校友前段时间搞毕业40周年聚会，他还即兴写了一首旧体诗，说明老教授的思维依然清晰、敏捷。他活出来的是一份明白、干净和健康。 田应明：最近在看您的散文集《日子疯长》，书中写了一个叫吴卵泡的人物，我一直在猜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我对吉首大学原来中文系的老师也比较熟，您写的是彭志明老师吧？                                                         龚曙光：哈哈！“吴卵泡”是一个文学形象。当然，如果硬要找故事原型，的确就是我曾经的同事彭志明老师。他一辈子热爱文学，把文学视为他的生命，他的职业选择乃至家庭变故，都与文学有关。他自认为是一个具有文学才华的人，是沈从文先生的信徒。但是，他的生命逝去这么多年，我回过头去看他的那些作品，他笔下还真没有一个人物或故事有他自己的人生那样动人。 田应明：其实生活中不少作家都这样，他总想成为一个能创造很多人物甚至创造历史的人，但最终他却被历史和时代创造了。                   龚曙光：一直以来，我就认为吉首大学那个地方，浸润了湘西奇异的自然山水和独特的文化，待在这所学校的人，会在心态上更质朴一些，对人生的追求更淡泊一些，人事相处会更随缘一些。我想彭秀模教授如果当年不离开师大的话，估计他活不到这个岁数，甚至学术上也未必比今天更有成就。同样，我如果不离开吉首大学，可能今天的身体状况、人生心态乃至个人的学养也可能更好一些。当然，已经离开了，这个假设就没有意义了。

很多时候，人生就像在扔骰子，总想骰子如果打出的是另外一个数字，可能命运就会给我们另外一手牌。我们常常会把拿到手上的那手牌，认为是运气最差的，其实未必。在我的人生中，去吉首大学是一手好牌，我也一直对吉首大学心怀感恩。在那里，我完成了最初的学术锤炼，度过了最快乐的人生时光。吉首大学在我的生命里，不只是一种记忆，而是永远的血脉流动，是越长越鲜明的人生烙印。

 田应明：您是常德人，当时大学毕业后为什么选择来吉首大学？龚曙光：当时我是有机会回常德工作的，也还有一个机缘可以去部队当兵。我后来为什么选择去了湘西？一个方面当然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里的风土人情，对于学文学的我来讲，会有一份独特的吸引力。除了沈从文、黄永玉、萧离这些在文学、艺术上有造诣的人吸引我之外，我当时的第二个想法是融汇湘西文化和常德文化。常德文化相对圆通一些，机变一些，而湘西文化则更耿直一些，更决绝一些。我是一个对常德文化有清醒认识的人，而且很早就意识到，一个人的文化人格，既可以先天生成，也可以后天养成。我觉得在湖湘文化当中，最能够和常德文化形成互补的就是湘西文化，就是以常德人的机变、圆通，再加上湘西人的耿直、野性和坚韧，可能形成一个更全面、更主动面对这个世界的文化个性，这是我选择去湘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田应明：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文化自觉，非常难得。您在湘西这么多年，怎么看待湘西人的文化性格？                     龚曙光：我刚刚说了，湘西人身上有很多优秀的性格特质，比如耿直、淳朴、野性、坚韧等等。但也有相对狭隘的一面，比如喜欢钻牛角尖，比如盲目自信等。这种性格特质对湘西人来讲可能是弱点，但对于常德人来讲，则反而可能是优点。 田应明：湘西人长期生活在大山当中，交通不便利，历史上长期与外界隔绝，大山遮挡了他们的眼界，常常让他们缺少对这个世界和自我的真实认知，他们会蛮干，会充狠，会盲目自信，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莽撞，为他们闯荡世界壮了胆。湘西人如果觉得这个也很困难，那个也很困难，他几乎没有活路，他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力量。                                                 

龚曙光：待在湘西这么多年，在很多学生、老师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精神，他们遇事不怕权威，敢于去挑战，甚至目空一切。这样的胆识当然可嘉。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世界是有规则的，是有秩序的，湘西人不太顾忌这个规则和秩序，有一点刀枪不入的意思。上了战场，如果盲目相信刀枪不入，很容易被刀枪所伤。 田应明：这个很有道理，现代的湘西人应该更有格局、眼界和理性。 龚曙光：所以要客观地看待湘西文化中的一些特质，要有文化人格的自我反思精神。特别是这种文化性格相对于另外一个文化体系、另外一种文化人格的功能和价值。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山东读书的原因。我认为湖湘文化是南方文化系中最博大、坚挺的，但湖湘文化所存在的弱点，是它本身很难克服的。我当时就认为跟湖湘文化能够互动互补，乃至形成某种融合优势的就是齐鲁文化。可以说，来湘西，去山东，完成了我的文化人格两次自主的改造。

现在很多人不觉得我是常德人，包括很多领导跟我相处一二十年，一直认为我是湘西人；北方的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像南方人，这就说明湘西文化和齐鲁文化对我的影响已经不浅。其实，人生来就会有地域文化的规定性，任何一个地域文化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它的优点和弱点都值得去审视。如果有机缘，有能力对自己的文化人格进行改造，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

▲龚曙光。

 田应明：确实，人的一生，其实是人格不断改造、修正、完善的一个过程。下面我们来聊聊另外一个话题，大家知道，2001年，在您的带领下，创办了《潇湘晨报》这样一份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您之前并没有从事媒体行业，如何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  龚曙光：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时代的因素。2001年，报纸还是社会资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潇湘晨报》是在互联网还没有完全兴起这一时点上创办的，这是一份幸运。当然，令人遗憾的是，互联网以它最快的发展方式和速度，成为了资讯传播的主流，使《潇湘晨报》这一份其实还很年轻的报纸，较早地就进入了半衰期。

另外一个因素是，《潇湘晨报》的成功在于理念和价值观的成功。创办《潇湘晨报》的时候，我提出了“心灵圈地”这一概念。大家都知道，对媒体而言，如果你在读者的心中没有地位，读者不愿意让你去占据他心灵的领地，你是没有存在价值的，也不可能长期拥有读者。

当年的《潇湘晨报》是有理念和价值观的。比方说在法与情之间，我们选择法；在情与理之间，我们选择理；在发展与环保之间，我们选择环保；在强者与弱者之间，我们选择弱者。一个社会事件，在《潇湘晨报》的报道过程中，立场是很坚定的。比如一个强者和一个弱者打架，哪怕你的情感渲染得再好，我们认定的是一个事理——谁对谁错，就是认法理。如果说从法理层面并不能清晰地辨别、判断，那么我们会同情弱者。

 田应明：《潇湘晨报》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期内成为中国的名报，成为中国的新闻史绕不过去的一笔，这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开放的、文明的、法制的、环保的、同情弱者的媒体，它用价值观赢得了认同者。                   龚曙光：当然，这样的价值要符合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一直认为，媒体之间的竞争固然有广告的竞争，固然有发行模式的竞争，但最核心的是价值观的竞争。 田应明：这种价值的坚守其实也是媒体责任的坚守。                    龚曙光：一个媒体当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潇湘晨报》当年就是致力于肩负一个媒体或者说一个先锋媒体的责任。开始，我们把“关注湖南”当作自己的价值追求来实施心灵圈地。后来，我们又提出了“影响湖南”这个价值使命。一个媒体是不大可能自己动手去改变农业、改变工业、改变社会治理的，它只能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的渐进。

虽然今天已经不是《潇湘晨报》如日中天的时候了，其影响力已渐渐式微，但毫无疑问，20年来，它实现了“影响湖南”“维新湖南”这个目标。湖南有很多事情，特别是长沙的很多事情，都是《潇湘晨报》开的先河，而且渐成传统。时代发展到21世纪，中国也逐渐跟世界同步，但长沙这样一个追求时尚的城市，在《潇湘晨报》举办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岁华纪丽”之前，是没有新年音乐会的。迎新年，我们传统的就是打糍粑，吃年夜饭。《潇湘晨报》创刊后，每年请世界各大交响乐团来长沙举行新年音乐会，以至于现在长沙每年都有多场新年音乐会。过去，在长沙是不大有人听交响乐的，现在在长沙，一个白领，一个有一定文化教养的白领，他是不大敢说他不听交响乐的。这就是改变。还有每年的“风尚大典”“读者节”等，《潇湘晨报》开启的第一，都深刻地影响着湖南。

 田应明：怎样看待媒体今天的变革？                                       龚曙光：媒体的变革，更多与技术相关。在当下全媒体时代，很难判断一个传统媒体能活多久。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之所以能够活这么久，其中也有一分幸运。这份幸运是它在早年的发展历程中，没有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出现。当真正有革命性技术出现的时候，媒体的命运是很难自主掌控的。虽然今天《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在老一代读者心中地位依然，但毫无疑问，它已经不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了，现在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是脸书。

当然，不管技术推动媒体的介质如何变化，不管它是纸还是屏，不管它是大开版的报纸，还是小开版的刊物，媒体最核心的价值还是影响人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观念。首先影响的是受众对资讯真实性的判断，然后才是对价值观念的影响。其实，很多媒体是没有价值观的，这就决定了这些媒体不大可能成为好媒体，也很难形成影响力。所以不管技术如何变革，媒体的存在形式如何变化，坚持内容为王，坚守媒体的价值理念才是更重要的。

 田应明：您现在掌管中南出版传媒，出版行业当前同样面临技术革命的重大冲击，您怎样看待中南传媒当下和未来的发展？                             龚曙光：中南出版传媒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出版企业，在世界上也有比较靠前的排位。当然，今天传统出版行业同样要面对世界性技术革命，同样要面对核心传播模式变革，因而我们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我们知道，不仅是媒体、图书出版行业，互联网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是全局性、全域性、全生态的。人类生活除了拉屎、哺乳等几项很基础的活动暂时还没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外，其他的生存方式基本上已经被改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阅读模式和知识传播模式的改变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所有人的饭碗、所有人的生存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你在改变别人，别人在改变你。一场伟大的革命，一定是不知道谁改变了谁，而谁都在被改变。互联网是改变人类生存模式的一场革命，不是改变某一个业态的一场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南出版传媒不会在时代大变革中慌了阵脚，我们会很坦然、从容地面对和融入技术革命。

中南出版传媒既要接受新技术、新变革，创造一些新的适合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产品。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它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它生产内容的能力，能够抓取到具有原创意义并与时代产生共鸣的内容，这才是中南传媒的核心竞争力。

▲采访现场。

 田应明：技术时代，应该要把“内容为王”作为信仰，做滋养人类灵魂的文化产品。                                         龚曙光：是的。5G时代之后，技术还会有变化，投放平台的形态还会变革，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但是作为中南出版传媒来讲，毫无疑问，它虽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平台公司，但它依然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内容提供商。 田应明：从吉首大学到省文联，到2000年您担任湖南通程国际大酒店执行总经理，再到创办《潇湘晨报》，然后，2011年您获得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称号，担任中南出版集团董事长。一路走来，您怎样完成这样的角色转换，并把两者都做得非常成功？                                       龚曙光：作为从我们那个风云激荡时代走出来的人，我说不上成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既有很多响当当的大腕大咖，也有不少藏于民间默默无闻的人物。我所走过的道路是很偶然的，未必有多少可以复制的价值。之所以经历从教师到作家，到酒店，到媒体，到出版管理人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生历程，大体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我人生没什么特别的规定性，说能当老师，不能当酒店老板，不能做报纸，不能当作家，不能搞地产，我没有认为我的生命一定要定格在哪个行当，我的人生目标没那么聚焦和清晰。第二，我没有能力去跟时代较劲，这些年我基本上是被时代推着走的。当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分到吉首大学已经算是上帝很眷顾了。然后，调到文联，进了省城，在这之后去做酒店，做报纸等等。回过头来想想，当历史的机缘到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做选择去跟命运较劲的，所以这大概就是我的宿命。 田应明：也许从事什么样的岗位由不得你，但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头脑，能在这些角色转换中取得这样的成绩，获得大家的认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龚曙光：我做的行业确实不少。对我来说，人生就是一场不停歇的跨界。在跨入的每一个行当，或多或少做了一点事情，有一点成绩。我在每一个行当都会努力去开一朵花或几朵花，且基本上没有开空花。我一直跟我的同事们讲，人生应有一个追求，不管你自己是一兜黄瓜，还是一兜香瓜、一兜西瓜，都要努力不开空花。我很恐惧人生开空花。说得简单一点，干一行，你未必就真正爱这一行，但干哪一行，你总得要干出个样子来。不能因为不爱干这一行，就觉得很委屈，一天到晚在委屈中浪费自己的生命。一个男人是没有多少时间一天到晚哀哀怨怨悲悲戚戚的，男人应该学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舔伤，去面对各种各样的不容易，你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把个人情绪上的哀戚用到对工作的选择和态度上去。所以，平和、自然地去接受命运给你安排的每一个岗位，努力地去干出一点成绩，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人生态度。 田应明：其实，作为一个管理者，专业不是最重要的，做人才是核心要素，您之所以能在各个行当里完成好自己的角色转换，可能和您个人的理念与为人的品格有着很大的关系。龚曙光：这我很认同。不管你干哪一行业，归根结底都是做人、用人、管人。做的事可能不一样，做人其实是一样的。教书写作，还有管酒店管报纸管地产管金融，每个行当都有每个行当的规律，也就是说事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每个时代的人该怎么做，这个没太大的区别。一个人要想在不断的跨界变化之中，能够在所经历的行业和岗位开朵花结个果，我觉得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事变了，管理原则甚至哲学没有变。跨界就是在职业的跑道上跨栏。跨界是要有底气的，那么你的底气是什么？是做人。因为不管做哪个行当，最后面对的还是人。人做好了，哪个行当你都能够做下来。当然，做人包括你要有比较好的文明启悟、知识积累、人格修养，也包括你对这个时代的基本认知和适配能力。 田应明：所以说，做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素养。                          龚曙光：有些人是以事立人，有些人是以人立事。我选择了以做人为基础，再去成事。当然更多的时候，立人立事是一个辩证过程。 田应明：最近，您出了《日子疯长》和《满世界》这两部散文集，大家的反响非常好。记得您在一次访谈中谈到，重拾笔杆来进行文学创作，是您人生中一次“文艺复兴”。龚曙光：我的少年时代做过作家梦，所以大学和研究生读的都是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当时我是比较活跃的青年文学评论家。我和许多著名作家的友谊，都是在那时建立的。经历过上世纪黄金时期的文学人，都会有一种“文学至上”情怀。这是一种艺术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这种梦想和理想如同海边的礁石，某一种时代潮汐翻滚过来，可能将其淹没，一旦退潮，礁石依然在那里。我是被时代潮汐卷进经济海域的，生死泅渡了二十年。也有人说是弄潮，弄潮也罢，跟潮也罢，反正总要呛一肚子海水。如今我仍在海里，却时时回望海边的那块礁石。在海里扑腾得越久，越觉得那块礁石才是托举自己不迷失、不沉没的心理支撑。回头看看身边，看看全社会，似乎也是这样：中国经济疯长了四十年，文学反而日渐成为精神刚需。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再不守望和回归那块文学礁石，不重获文学的精神能量，可能真会被经济之潮淹没。

可以说，这是我们一代人的精神回归，我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龚曙光作品 《日子疯长》、《满世界》。

 田应明：《日子疯长》这部散文集里每个篇什都流露出浓郁的故土情怀。对故乡的深情与眷恋，是人性中最温柔、最脆弱的角落，也是中外文学永恒的母题，没有人能逃离故土的牵绊。龚曙光：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是由经历性的生命记忆构成的。所走过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很强的经历性。比如，我们的故乡，确实是我们生命的原点，尽管这个原点和我们已经相去甚远。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处在商业事务之中，每天关注得更多的是经济运行、产业发展的状况，是一个个非常具体的商业案例。本质上，我就是一个商人。商业的本质就是价值兑现。这样问题来了，这些商业上的东西对于一个来自于乡下小镇、一个中国最朴素最实在的乡土社会的一个生命，他在原始道德层面和对生命理解的层面，会出现强烈的对撞和扭曲。

乡土社会告诉我的是仰天拜地、勤扒苦做、远亲不如近邻、情谊大于天这些价值理念。这些原始、本真的价值观和商业社会之间的价值观是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这种冲突甚至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人格分裂。

 田应明：这种人格分裂本质上就是乡土文化和商业文化这两者的对立冲突。我生活过的小县城也算亦城亦乡。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大部分人都经历了从农村迈向城市这么一个过程。“城市病”是我们这代人的“通病”。 龚曙光：犯有“城市病”的人时常会有一些莫名的情绪，比如对自己生活有一种莫名的不满意，也会时常质疑自己这种生活的价值，而且这种情绪很难被一个具体的事情去冲淡，或化解。它不会因为你今天做了一单20个亿的生意，就觉得这种焦虑的情绪被化解了，它也不会因为你见到了儿时的一个玩伴，或者少年时代的一个同学，就由此烟消云散了。它是一种相当持续、相当执拗的情绪与生命状态。这种状态，很难有医生能够解决。我也时常处于这精神的亚健康状态。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日子疯长》这本书，对少年时代生活做一次精神回访，对身边这些赋予我生命和生命价值的人做一次情感梳理，对乡土做一次理性思考，我觉得这对于解除我的精神亚健康状态，是一个有益的疗治过程。

 田应明：对“城市”和“乡土”社会进行反思是当代知识分子最值得思考的课题之一。龚曙光：写《日子疯长》，让我重新回归了儿时的生活经验中去，这时候我才突然发觉，20世纪在人类进化史上太快了，充满了恶意。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生存乃至社会结构的建构基本都依赖于乡土社会。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整个人类社会构架从乡土社会脱离了，或者说跟乡土的关系被生硬地切断了，以至于形成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精神焦虑。当下，人类的精神焦虑多半是对乡土社会失重的焦虑。

中国乡土社会所蕴藏的那些古老的人文观念、质朴的天人态度、可靠的邻里价值是中国社会流变的活水源头，是我们的根脉。所以，《日子疯长》这本书看起来写的只是我的少年生活，只是我的家人或亲戚朋友，这些故事看上去很个体，但都可以归结到乡土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的大命题。

这本书，我用祖母的一句话——“日子疯长”作为题目。这个时代是有点发疯的。人类最大的发疯就是摒弃乡土。摒弃乡土就像一个胎儿没有成熟之前剪断脐带一样，这个胎儿是会死掉的。

 田应明：《日子疯长》里，您花了很多笔墨写您的母亲、父亲，您的家庭对您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龚曙光：其实家庭教育绝大多数是非自觉的，即所谓言传身教。我的家庭对我来讲，给我最大受益或人生启示就是：人生的本质是从苦难中自我超拔。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歌舞升平。不管是从精神层面还是生命本身的意义上来讲，它都充满了苦难感，而生命的意义和快乐恰恰在于你总能超越这些苦难，最终得到一份生活的回甘。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生命是一个苦难的过程，它不可能是一场狂欢。当然这个苦难是可以熬过来的。就像人一辈子都喝苦茶，但是喝过之后，总会有那么一丝回甘。我家庭中几乎每个人都充满了苦难，但每一个人都很坚韧，没有一个人是被生活本身的苦难打趴下的。像我父亲，身体与生俱来的差，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快九十岁，这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生活对所有坚韧的人都会报以生命的奇迹。而当你获得这种奇迹的时候，它不仅是一种幸运，更是一份欣慰。这就是我说的人生回甘。

▲龚曙光在苏格兰一一爱丁堡。

 田应明：《日子疯长》写的是对故乡小镇过往人事的追忆，是对逝去日子的一种回退，咀嚼。另外一本书《满世界》写的是在欧洲这些时尚、文明都市里的游记，是自由灵魂满世界地探寻、前进。龚曙光：说到《满世界》，这是我对文明来路的一次逆行。我们从乡土社会走出来之后，遭遇的最大入侵者是西方文化。当然，“入侵者”这个词在这里不一定是贬义的。但毫无疑问，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和文化秩序构成了挑战，它是一个外来人，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门外的野蛮人。但不管历史如何衍进，当下我们应该有更平等、平视、平和的自信心态来面对西方文化。

《满世界》由14篇游记构成，记叙了我曾行走过的14个国家。从我的文章中，大家就能看到，我对这14个国家和他们的文明的态度是平等的。我欣赏本民族的文明，也欣赏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甚至欣赏包括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小国家，像波希米亚这样“另类”民族的文明。我没有用政治化、历史化的“证据”把文明机械化地分作三六九等，与之相对的，我深信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社会际遇中创造的文明，都是对我们这个物种的贡献。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莎士比亚所说的“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IP，也正是因为不同民族的贡献。我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异质文明，包容任何一种文化“他者”，不盲从、不迷信，也不偏执、不愤激，心态很平和。

 田应明：就像有些评论家说的，您看巴黎和罗马如同看农家乐。龚曙光：正是这样子。只有当我们将人类文明的代表性遗存，都当作随时可进的农家乐时，我们文明的胸襟才真正广阔，文化的心态才真正平和。 田应明：非常感谢龚董，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欢迎您多回湘西走走看看，您在湘西有很多好朋友，大家期待您的再次光临。

▲《名家访谈》采访团队与龚曙光合影。

▲ 团结报2019年10月14日《名家访谈》截图

来源｜团结报（文字整理/欧阳文章 万昕 龙尧 图片视频/岳跃强 张谨 谢杰）

编辑｜刘娜

监制｜龙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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