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斯密的矛盾”

文  风灵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论点是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的私利，会在无意中促进公共利益。对“看不见的手”有许多解读，其中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斯密鼓励“自私和贪婪”。而这明显与作为道德哲学家（伦理学家）的斯密的另一部伟大著作《道德情操论》中的论述相冲突，《道德情操论》从始至终强调的是对他人“同情”，而非自私。

这被学界称为“斯密的矛盾”（Das Adam Smith Problem）。伦理学家斯密和经济学家斯密分裂了，一本书探讨的是关心他人的行为，而另一本书探讨的是关心自我的行为，这两本著作如何协调相容？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往往各执一端，有的认为专注于研究自利与市场效率，有的认为斯密倡导的是平等主义和进步主义。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勃特克指出，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国富论》是关于陌生人之间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我们的道德同情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熟人的范围。如斯密所说“在文明社会中”一个人“无时无刻都需要许多人的合作与协助，但他终其一生，也难以得到少数几人的友谊。”  市场经济是与匿名者合作，与陌生人合作。即使是生产我们习以为常的最普通的产品，所必须协调的交换关系的数量也“超出了所有的计算。”

勃特克进一步阐述，国民财富来源于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为了实现这种社会合作，必须建立一定的基本制度——私有财产的界定与执行，以契约来遵守承诺，以及承认以合意方式转让财产的合法性。而这处于道德同情心的范围之外。他强调，亲密秩序中的道德直觉与市场秩序的道德要求相冲突。“如果将亲密秩序中的规则转移到扩展秩序中，就会牺牲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收益，也就是牺牲扩展秩序本身。”

这是否是对“斯密的矛盾”的完美解释呢？即《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所适用的范围不同。笔者认为未必如此。

不错，我们对《国富论》稍加研读就可以看出，亚当·斯密并没有鼓励自私或贪婪，没有教导个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甚至他也没有表示对私利的追求会自动转化为公共利益，他强调的是在适当的制度下，“看不见的手”会引导私利促进公共利益。

那么 ，亚当·斯密耗费半生心血写成《道德情操论》，就仅仅是为了解决亲密秩序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么？恰恰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同情”作为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而绝不是局限于亲密秩序中。那他是自相矛盾，左右手互搏么？斯密自己显然不这样认为，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后世之人也不该把他看得如此荒谬幼稚。

事实上，斯密所谓的“同情”，并不是单纯的利他之情，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同情”。这种“同情”对自发秩序的产生和维系有着重要作用。以财产权的保护为例，假如某个窃贼盗窃了张三的商店。张三和李四是竞争对手，竞争对手被盗，李四是不是应该感到高兴？甚至去帮窃贼一把而从中渔利？如果这样，那么财产权只会是纸上的理论，平等自愿交换的市场更无从谈起。只有张三、李四和其他人都认识到，盗贼是对所有人的共同威胁，需要共同合作来应对，才会有相应的规则和制度。显然，李四必须对张三抱有“同情”，即把自身代入张三的境遇之中，感同身受，这种同情大于他因竞争对张三产生的敌意，合作才有可能。

有人或许会说，只要有外部强制力保障财产、契约和合意制度就够了，市场主体不用为此操心。但是，如果人们缺乏同情之心，不认为盗窃、抢劫、随意违约的行为应当谴责和惩罚，只要自己不是受害者就行，那么，执法成本就会高到超出合理限度而形同虚设。一百个人里有一两个害群之马，强制性的法律或许是有用的，但如果一有机会，一百人里有九十九个都要起而盗抢，那么，运用强制力来制止和惩罚又有多大的正当性和效力呢？

另一方面，在有着强烈认同感的共同体或群体中，即使没有外部强制力，自发秩序也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比如中世纪欧洲各地的商人形成了特殊的阶层，而不以国家或地域为界。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严密的商人法，并有相应的商人法庭，不依靠国家的法院和警察，也能妥善地处理内部的争端与纠纷。

可见，同情是合作制度的基础，而合作制度是看不见的手的前提。斯密没错，《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也没有矛盾。看不见的手不要求个人有利他之心，但合作的制度需要个人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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