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杀了张作霖 | 老狼是也译
我杀了张作霖
（原书名：私が張作霖を殺した）
河本大作
翻译：老狼是也
译者前言
本篇署名“河本大作”的《我杀了张作霖》（私が張作霖を殺した）一文，发表于1954年月刊《文艺春秋》12月号。
河本大作，是直接制造“皇姑屯事件”谋杀张作霖的主犯。这已是历史定案。
河本大作
当时，关东军为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就决定除去张作霖。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中将亲自派竹下义晴中佐前往“北支派遣军”，想借其力量在京津一带把张作霖干掉，但被河本大作揽下，由他亲自动手。
河本大作在皇姑屯事件的数月前给东京的友人信中，就称：“像张作霖这样一两个人，让其暴毙荒野也不足惜。这次，正是这次，一定要干掉他……让满蒙飘洒腥风血雨，这就是我唯一的期盼。”
参与皇姑屯爆破事件的，据日方调查，现场执行者有当地担任警备的东宫铁男大尉和桐原贞寿工兵中尉等。
事后因各方阻挠，河本大作未受军法审判，因为他扬言如果把他送交军法审判，他就要把原委全部供出来，这甚至牵连时任首相的田中义一等人。而因为未对他做这一处置，激怒了天皇，怒斥田中义一（参见风灵公号发表的拙译《昭和天皇自述录》），不久田中内阁倒台。
河本大作此后借用自己人脉关系，在“满铁”和“满洲煤炭”任理事和理事长。中日战争的1942年曾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等职。二战后该企业由国民党接收，但任命他为高级顾问继续经营。
中国内战爆发后，他协助阎锡山与中共军队作战，1949年在太原被俘，关押在太原监狱，直至1955年病逝于此。
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和南京军事法庭都传唤其出庭，但新中国政府未予配合。
但据日本各方资料证实，原文是出自平田九郎和平野零儿之手。这篇文章的产生和发表还颇有曲折故事。
平野零儿是河本大作的内弟，曾经是日本的“中央公论社”和“文艺春秋”的记者和作家。
平田九郎则是河本大作在“满洲煤炭”任理事长时的秘书。他准备为河本大作的传记收集资料作下笔记。而后又由“满洲煤炭”嘱托平野零儿对河本大作进行多次采访。这些文稿最终由平田九郎整理抄写并交给了河本大作的女儿。现在该文字稿复印件还保存在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
平野零儿后来追随河本大作，同被卷入国共内战，并在太原被俘和关押。他在1956年才获释返回日本。他回国后还发表了《满洲阴谋者—河本大作的命运轨迹》、《中共虏囚记》、《洗脑后的三年》和《化雪滑倒的丁玲女士》等诸多作品，是日本散文俱乐部和东京作家俱乐部、文春俱乐部的成员。
皇姑屯事件早已是板上钉钉的案件，这并无太多争议。直到2004年，俄罗斯的波罗霍洛夫在一本讲述KGB所作所为的书中初次谈及此事是当时苏联情报机关所为。由此在日本掀起些波澜，许多右翼想借此改写历史，只可惜至今波罗霍洛夫也拿不出可信的证据，而俄罗斯业已公开的历史档案材料中也没有这类内容。
日本APA Hotel的老板元谷外志雄（笔名：藤志雄）曾经与波罗霍洛夫有个交谈录，其中波罗霍洛夫也坦承只是根据各种资料的“可靠”推测，并无实证；并称档案要有的话，会保存在总统文书馆等。
阴谋论总会有一定的市场，引发人们的兴趣和猜想。但就皇姑屯事件要说是苏联的权谋，实在太离谱，因为这和历史逻辑完全不符。微信公众号中也有人以此为题混淆视听，该公众号可谓日本版的“横店”故事小编。
如上所述，本篇虽署名“河本大作”，却并非亲笔所为，而是由平田九郎根据自己和平野零儿的笔记整理完成。所以有些内容也有差错。仅供感兴趣者参考。
译者
2020年6月
大正十五年（1926年）三月，我作为小仓联队的中佐，被派往关东军替换黑田高级参谋。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是白川义则大将，参谋长由支那通的斉藤恒少将取代了河田明治少将。
因此我时隔日久重新来到满洲，对眼前的状况大为惊诧。
张作霖在满洲作威作福，同时因为对华二十一条，到处都在反日，并蔓延到全满洲。日本人的住所、商店租赁等既得权也几乎有名无实，在满洲的二十万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面临着被侵害的险境。对于满铁，许多线路在计划中，对其形成竞争压力。日清（译注：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多少日本将士以鲜血换来的满洲，今天却被奉天军阀统治蹂躏。
而在张作霖的周围，以军事顾问松井七夫中将为首，还有町野武马中佐等，对于满洲的二十万日本同胞的权益日益被侵蚀的现状视若无睹，甚至放话说“这些都是日本人不好。”他们只是以曲意逢迎张作霖为能事。
我对此简直感到目瞪口呆。我游遍了支那各地，也去过具有强烈反日情绪的地方，即便如此，也不及现在的满洲。满洲人看到日本人的轻蔑态度，相比而言北支（译注：指华北）的支那人还厚道些，简直是颠倒了。这和日俄战争后满洲人的态度简直是180度翻转了。
因此，我无法在旅顺待着，深感有必要换便服到满洲各地去侦查一番。我去了远地的齐齐哈尔、满洲里、东宁、博克拉西尼亚（译注：此处音译，地名不详）等地，走遍北满的南北，对边境也做了仔细的考察。在东宁边的街上，目击日本人被满洲人鞭打；在齐齐哈尔，看到一群日本女孩子被满洲人极度侮辱，令我恨得咬牙切齿而不得不扼腕强忍。回到旅顺，类似的消息也频频传来：奉天附近的新民府昼天白日下日本人遭强盗抢劫，而这些强盗竟然是军人；日本人的商店变得空空如也，白天黑夜在战战兢兢中度日。
我自己曾亲见这些暴行，但日本的军事顾问或在奉天（译注：今沈阳）的外交官们却轻描淡写地说“日本人不好”，究竟他们看到了什么？！
这显然都是奉天军阀有意识、有计划地对日本人赤裸裸的迫害。
而且，这种迫害并非仅限于某人的暴虐，在经济上对满铁的包围态势、关税问题、引入英美资本等，方方面面阻扰着日本的经济设施和在大陆的资源开发，还鼓吹不买抚顺开采的煤炭。如此这般，对日本在大陆的经营犹如釜底抽薪。
因郭松龄事件（译注：郭松龄曾率军反叛张作霖），若不是日本方面从弹药补给到作战指挥给予相当的援助，就不会有奉天军今天的飞扬跋扈。所谓报恩，也就是奉天军继续提供商租权这样的权益。
而且张作霖又重犯旧弊，乘势出关进入北京，自封大元帅，遂了梦寐以求的野心。他的股肱之臣杨宇霆也向美国献媚，想向美国大举借债。
这些忘恩负义的行为不胜枚举。
翌年的昭和二年（1927年）七月。
田中义一作为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组阁，他亲自提倡召开“东方会议”。当时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是森恪（译注：森恪自称是东方塞西尔・罗兹，公开宣称信奉帝国主义政策）。
田中义一
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已经离任，大正十五年（1926年）七月继任的是武藤信义中将。
武藤中将是俄罗斯通，曾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对支那也相当了解。这些支拿通也各色各样，有的只是在支那待过，与支那人有交往，得到古董就笑逐颜开，也就以此为能事。武藤中将就属于此类。
迎来了武藤中将为关东军司令，他对幕僚们的献计献策倒是好商好量，所以上上下下对于大陆问题的运作，也能畅所欲言进行商讨。
终于召开了东方会议，武藤司令官也出席了，我作为随从也去了东京。
会议上当然必须讨论满洲问题，我强力主张对奉天军阀针对满铁所采取的包围态势，几乎依靠外交抗议已力所不及，武藤将军也在会议上强调了武力解决的意向。田中首相对此表示首肯。决定了武力解决作为大致的方针。
所以我提出了利用有利的形势变化能够采取的具体方案。那时，在支那南方起兵的蒋介石开始北伐，对此奉天军阀以张学良和杨宇霆为首，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浙江上海一带。
蒋介石率领的是经军官学校培养的精兵，和奉天旧军阀的军队相比，有着云泥之别，军纪等也全然不同。特别在扬子江以南原来就有深厚根基。张作霖曾乘势把手伸到了上海，蒋介石开始北伐，可以料定奉天军马上只有逃回关内这招棋了。
张作霖败退关内的话就安全了，和螃蟹缩回洞穴一般，一旦缩回洞穴就不容易攻取了。慢慢缓过来还会借机爬出来。
占据北京，夸称大元帅的张作霖拥兵三十万大军。这三十万的军队如果败退回关内的话，会惹出什么乱子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助其一臂之力，他也不会有一生感恩戴德的义气，郭松龄事件就是前车之鉴。
其次，南北混战中，在东支（译注：指华东）和山东以日本为主的各列强的诸多权益将处于战乱之中，还有无辜的支那民众，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所以必须把北伐阻止在华北。
同时张作霖如果败退，对于三十万败军，也只有在山海关全部解除其武装才准许入关。这样，既没有秩序和军纪，又没有自制力的暴虐的残兵败将，就没了武装，我们以这样的张作霖为对手，应该能够一揽子解决逐渐丧失的、以及高达数千件的权益问题。
对于以上的策略，东方会议接受了，并特别引起森恪的共鸣和赞赏，于是这成为东方会议的决议。
就这样，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最初，尽管蒋介石接受了避免把山东和华北卷入战乱的提案，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北伐军违背了不通过济南城内、不入城的约定，昭和三年爆发了济南事变，日本出兵了。另一方面，奉天军如预料的那样兵败如山倒地涌到了山海关。
关东军应该立即为维持治安做好准备，于是从朝鲜编成一个混合旅团常驻奉天。但是，到锦州和山海关，因为要出兵满铁线以外，没有敕令不可出动（译注：在九一八事件之前，关东军根据协议只具有维护铁路沿线安全的权力）。而这个敕令一直没有下达，败军就这样不断涌入进来。
当时田中首相，作为内阁总理，且是东方会议主持者，关于山海关的措施是东方会议决议所确定的不可动摇的方针，不知何故又犹豫不决了。
根据这时驻美大使出渊（译注：出渊胜次，1924～1928年任驻美大使）报告，美国舆论十分在意日本究竟能不能按既定方针出兵。
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松井石根中将，作为田中首相的侧近和智囊，还有佐藤安之助少将等，他们的意见也动摇起来，使田中首相也拿不定主意了。
关东军司令官这时已经由村冈将军（译注：村冈长太郎中将）接替了武藤中将，村冈将军的人格和见识都不逊于武藤将军，并且对经营大陆抱有自己确定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关东军未得指令，始终纹丝不动。
但关键是中央部门就这样举棋不定，什么也干不了。这时，由吴俊升从黑龙江率兵五万进入奉天城进行守备。于是，从山海关每天一万、五千的残兵逃回关内，到五月下旬，败退的残兵已经有三、四万了。他们沿京奉线或从古北口方面不断涌入。
关东军稍有疏忽，就必然腹背受敌。奉天还好，但整个满洲弥漫着反日情绪，一旦有事，即成燎原之势，反日军队一起举兵的情况也不得不防。还有，在奉天我军和这些残军一旦擦枪走火，将成为可怕的巷战，难以设想住在奉天的日本人将遭遇什么。在奉天城反日的言论不绝于耳，日本人小学生恐遭不测都不敢上学。奉天城的日本人都以关东军为唯一的依靠，对于我们袖手旁观要说失望，不如说更是怨恨。
奉天军的反日，就是出自张作霖这些人，而民众未必就真的与日本为敌。张作霖一伙就想利用欧美来驱逐日本，并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有什么为了东洋永久和平的意愿。如果把这个张作霖打倒了，其余奉天派将领就会树倒猢狲散。至今想靠张作霖一个人君临满洲能够维持治安，那就错了。毕竟他只是个军阀，心中既无国家也无民众。他手下的将领，都是结拜关系集合起来的私党。
这样集合起来的党徒，特别在大头目一死，免不了作鸟兽散，要再来个张作霖第二，没有手足也成不了气候。张作霖和土匪头目毫无二致。
大头目一死，这样解决满洲问题就不再有打不开的锁，只要把张作霖做掉足矣。
村冈将军也终于认识到这点。那么，做掉张作霖，也无需动用我驻在满洲的兵力，只要使用谋略，并无太多难处。
此时的张作霖，还在华北一带做着逃跑的准备。也可以考虑，借助我们的北支派遣军（译注：北支派遣军是根据辛丑条约由日本军队派遣驻扎在京津线的部队）之力，就能简单地除掉张作霖。
竹下参谋因此受命作为密使派往华北。
因为知道了这些，我对竹下参谋说：“这无聊的事还是算了吧。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你觉得北支方面究竟有没有值得信赖，敢于大胆策划和行动的人吗？这很可能成为必须只能个人来承担的责任，若把它推卸给军队和国家，那么各国列强虎视眈眈，他们怎么介入就不得而知了。还是我来干，没有更好办法的。你去华北，就直接到北京，仔细侦查张作霖的行动，看他哪月哪日乘坐火车出逃，只要探知准确情报告诉我就行了。”这时，建川美次少将（译注：建川美次在九一八事变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被派往关东军劝阻起事，但沿途故意耽误行程，9月18日到达又被刻意灌醉酒，实际纵容了关东军发起九一八事变）正是日本大使馆的武官。
竹下参谋终于给我发来了密电说，张作霖要出逃回奉天了，并告知预定乘坐的列车。因此，我更派人沿京奉线要地的山海关、锦州、新民府进行侦查，监视列车是否确切通过这些地点，并速报我。
在奉天什么地点适合下手呢。经过种种研究，决定横跨巨流河的铁桥是绝好地点。
于是派某工兵中队长对附近进行了详细侦查，发现奉天军在那儿戒备森严。我们至少要花一周左右潜伏等待，这几乎不可能逃脱奉天军的警觉。有人提出经常换人，或使用“影子武士”，但对我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看来只有另作安排了。
即根据监视侦查的情况，另选一个比较自由的地点为好。于是，选择了京奉线和满铁线交汇的皇姑屯，那里满铁线在下通行，京奉线在上通行，日本人的出现也不太引人注目。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选择在这里下手。
接着使用什么手段成为下一个问题。
1. 袭击列车
2. 用炸药爆破列车
只有这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动用日本军袭击，势必留下明显证据。第二个方法不留痕迹，于是决定使用这一手段。但万一爆破不成功，也准备了预备手段，在列车脱轨后，乘其混乱之际，用“拔刀队”砍杀进去。
一切准备就绪。
根据第一次报告，六月一日张没有出发。二日也没来，三日也没来。终于在第四天，传来张作霖确实乘上列车的情报。
在皇姑屯交叉点通过的时间预计是清晨六点左右。我们把准备好的爆破装置安装好，还装了第二个爆炸装置。如果一次不成功，马上进行第二次爆破。但是要完全当场除掉张作霖本人，炸药量少了怕失败，炸药量大当然效果好，但怕惊动太大。这颇费我一番周折。
同时，还有个满铁线万一这个时段通过列车的问题。当然最好事先通知满铁线方面，但这是秘密行动绝对要控制最低限度的人员参与，通知满铁线不可行。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准备了信号装置，以避免满铁线遭危害。
来了！什么都蒙在鼓里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驶近交叉点。
轰然一声爆破声，黑烟腾升到200米高空。可想见张作霖的尸骨也上天了。这窜起的黑烟和爆炸声，即便是我都惊出一身冷汗。炸药威力太大了。
预备计划的列车脱轨后“拔刀队”砍杀进去是没必要了。只是万一对方意识到这爆破是我们策划派军队前来的话，也不用我们出兵，为了防止发生问题，荒木五郎（译注：日本军人，奉天军少将，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张学良的亲卫队队长，中国名“黄慕”）指挥的“亲卫队”会坚守城内，关东军司令部所在的东拓前的中央广场也配备了关东军主力戒备着。
而且我们做了准备，万一奉天军起兵的话，张景惠作为我方内应，将发动奉天独立的军变，这样满洲事变就爆发了。还有聪明机灵的臧式毅（译注：臧式毅，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是伪满洲国四巨头之一）能够防患于未然，阻止头脑发热的奉天军的冲动行为，避免和日本军发生冲突。
奉天方面为了镇定人心，只是发表说张作霖受重伤，不危及生命，没有发丧。奉天城内处于异常的沉默之中。若与昨日相比，形势突变，反日闹剧骤然熄火，即便这只是一时的情景，也不禁令人发笑。
爆炸暗杀了张作霖后，张学良和杨宇霆无法判断日本军意向，驻足于锦州方面，没有冒然回奉天。在奉天以袁金铠（译注：张作霖的参议，曾任伪满的奉天省长）为首，组织了东三省治安维持会，暂为临时政府。
但是关东军方面为今后东三省的首脑人物究竟推举谁而产生意见对立。奉天军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少将一派推举杨宇霆，当时在奉天特务机关的秦真次少将（译注：关东军附属奉天特务机关长）一派则推举张学良，双方激烈地明争暗斗。
张作霖和张学良
但不管如何，不能让奉天置于无人做主的空白状态，于是秦和松井两人都向张学良表示，对他别无他意，希望张、杨二人即刻返回奉天。张学良似乎放下心来，装扮成苦力偷偷回到奉天。
林权助（译注：日本外交官。曾被日本派往东北作说客）对张学良说起关之原之战（译注：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的儿子秀赖等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战），讲述丰臣秀赖和德川家康之间的故事，暗指杨宇霆有德川家康篡位之意，张学良不可落为秀赖，以此激励张学良。
和大阪陷落后秀赖的命运相比，张学良对于怀有篡政意图的杨宇霆始终疑心暗鬼，抱有戒心。恰好杨宇霆设宴庆祝生日。张学良也受邀参加这一盛宴，支那各省达官要人纷至沓来，礼品奢华目不暇给，大有天下诸侯在丰臣秀吉殁后谄媚德川家康的景象。
张学良对杨的猜忌更深了，而杨也开始对张学良暗怀歹意。
张作霖死后次年4月，张学良在奉天督军公署招见杨宇霆，他事先安排了卫兵队长，当场拔出手枪击毙了杨宇霆。
曾经主张拥立张学良的秦真次少将和在奉天军任职的黄慕（荒木五郎）立即抓住这一机会，策划推举张学良掌权，试图引导他成为亲日派。但当时张学良周围年轻幕僚醉心于欧美，有自由主义倾向，张学良也以这些人为智囊加以重用，因此张学良从恐日逐渐变成反日，而且终于发展到侮日。
其表现，如包围满铁的竞争路线，如万宝山事件（译注：发生在1931年，受日本唆使的朝鲜人和东北农民发生的冲突事件），或者在冯庸大学进行反日教育（译注：冯庸，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倾注家财在奉天创办了冯庸大学，九一八后还组织冯庸大学义勇军抗日，参加了一二八淞沪会战）。张学良的反日抗日情绪日益嚣张，甚至比张作霖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真之少将试图怀柔张学良的策略最终只是一纸画饼。
就这样枭雄张作霖死了，变为张学良，满洲对日的关系并无好转，看其反日倾向，不再用武力来推翻的话，满洲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这是一目了然的事。
另一方面，日本政界却缺乏解决满蒙问题的诚意，围绕炸死张作霖事件不做妥善处理，反而出现了借此作为倒阁口实的一伙人，中野正刚（译注：日本众院议员，曾任东方会总裁）、伊泽多喜男（译注：日本内务省官僚，曾任贵族院议员，枢密院顾问官等）就狂热地为倒阁上窜下跳。
时任陆军大臣的白川以则大将笨拙愚直，对于事件的答辩极为拙劣，更让中野、伊泽等有机可乘，最后终于导致田中义一内阁垮台了。
更有甚者，我作为事件的策划者受到了停职处分，村冈关东军司令官、斉藤参谋长、水町袈裟六（译注：此处或有误，该人作为日本财务高官，未查得担任过军职或与满洲问题有瓜葛）独立守备司令官也一个个挨到行政处分。
政治斗争终于导致无视国策而走上歧途。政党政治之弊害，在我国宪政史上留下显著的污点，就在此时。
于是我于昭和四年（1929年）七月被贬到金泽的第九师团当师团属员，同年八月更遭停职处分，开除军籍。因此我找到原伏见联队的相识，在京都伏见的草繁院深处暂栖身，以示反省之意。
在反省之同时，我不时被痛苦的沉思所捕获。世上正纷纷倾向于自由主义，他们集中攻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提倡放弃满蒙的外交官。
我国逐年增长的人口问题如何解决，对此的粮食政策呢？此后不正有必要从根本确立重建经济政策的时代么？当然作为解决方法，没有实实在在的向大陆发展的政策还能有什么出路？但是我采取的武力解决方法，难道就此甘受世上的非难攻击吗？我需要深刻反省，重新审视一切。
我质问自己，对自己进行剖析，而且为了虚心和更深刻地把握时代，进行了努力钻研。我拜访京都帝国大学许多具有权威的学者，并连日埋头于京都帝大的图书馆，广泛涉猎了各种有关政治经济的书籍。
结果，我坚定地确信，日本将来所面临的出路，只有解决满蒙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新的构想，也只是加深了我对必须解决满蒙问题的坚定信念。
在伏见谪居了一年。之后暂时解除了我的停职处分作为第十六师团的属员重返现役，但第二天就被调令编入预备役。因为反省的生活结束了，我就移居到了东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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