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1）
赫尔回忆录
科德尔·赫尔
翻译 老狼是也
【译者前言】
本人只是历史业余爱好者，翻译了一些文献也是业余，大部分内容是日本二战前后的相关资料，感谢风灵公号提供平台，使这些内容或许对感兴趣者、研究者了解这段历史有一定帮助，也算不枉自己的一番功夫。这些内容至少现在没有出版机会，这方面本人也没有功利企图。不过因此文字不那么推敲，略嫌粗燥，对此也有自知之明，更是才疏学浅所致。
这篇《赫尔回忆录》译文，是根据日文版翻译，而不是英语原版。也就是说经过了两次转译，文字上一定会有出入，提请注意并给予谅解。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删减了日文译本个别章节（删的是全章节而非文中的段落），因为担心微信公号文章不相关的内容太过冗长令人生厌。但删节的内容大概不足十分之一。
日本史学界有些对于赫尔国务卿相对苛刻的评价，最主要的一点是，开战前美日交涉中他始终坚持立场，最后在11月26日提出的“赫尔备忘录”，有认为这使美日交涉决裂，导致日本对美开战。这种指责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简单说来，正是日本早决定了期限做好断绝日美交涉的准备。11月26日提出“赫尔备忘录”到袭击珍珠港仅有12天，而由山本五十六率领的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在11月26日一早就从择捉岛单冠湾出发了。其实这是在一年前已经开始准备的战争计划，详细的内容或可参考“风灵公号”中本人的《执迷不悟的日本军国主义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上）》 《执迷不悟的日本军国主义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下）》
日美交涉在《赫尔回忆录》中当然是重要章节，为了有助于对背景的理解，将在相关章节后附上《日美交涉概要》以供大家参考。
另外，《赫尔回忆录》中提及了美国海军成功监听截获了日本外务省发往美国等地的外交电报。喜欢阴谋论的人不免借题发挥，以为美国得到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情报，罗斯福总统故意隐瞒情报，进而推论太平洋战争是美国阴谋。对此日本学者也有研究，可参见风灵公号中的《美国和珍珠港》译文。其实美国确实感觉到战争威胁临近，但具体何时何地发生却并不知道。一般人或许只记得袭击珍珠港，而12月8日几乎同一时刻日本还发动了对香港、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的进攻。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显然策划已久。
收集情报这是哪国都做的事情，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也监听截获美国方面的情报，比如日本东乡茂德外相就掌握部分截获的美国情报。关于情报战，日本综合利用情报的能力比美国差去太多了，这是另话，不再赘述。
简单介绍一下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简历：生卒年月1871年～1955年。赫尔19岁就当选了田纳西州克莱郡的议长，后入校学习法律取得律师资格，24岁时当选田纳西州州议员，也是他政治生涯的正式起点，期间在美西战争中作为上尉连队长参加过战争。1903年起任联邦众议员计22年，1930年起任参议员。他比罗斯福总统年长11岁。1933年3月罗斯福任总统后即任命赫尔为国务卿，一直到1944年11月30日赫尔因健康原因辞任，在任期间达11年8个月。如果说罗斯福总统是美国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那么赫尔就是美国史上任期最长的国务卿。这一期间世界风云激荡，美国政府如何应对这场被定义为自由民主对法西斯的全球大战，正是赫尔回忆录的一大看点，能够给我们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在这一回忆录中未予提及战争期间对日政策的一些问题，但赫尔主持国务院期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仅8个月后就设立了远东组，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这个远东组后来逐渐发展，最终成为美国陆海军和国务院联合（简称SWNCC）主持战后政策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战后对日占领和进行政治改造等重大政策的制定。（参考 九天制宪，日本的奇迹告诉我们什么？）
另外，赫尔还被称为“联合国之父”，在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积极推进了联合国章程等文件的制定，为创设联合国作出巨大贡献。当时美国孤立主义者像一战结束后那样一如既往地反对美国加入这一新的国际组织，赫尔以超党派立场为美国加入联合国作出了献身的努力。1945年他因此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对战后维持世界和平及国际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联合国的一系列文件也是国际法中影响巨大、理想高远的鸿篇巨制，但是时隔76年的岁月磨损，译者不禁想问，如果赫尔穿越时空来到今天，他面对联合国实际上现在一些无可避讳的负作用，将作何感想？
2021年6月18日
与罗斯福的友情
在国务院任职的十二年中，我和罗斯福总统之间从未发生一次令人不快的争执。当然我们之间也有意见分歧，双方也为此认真而毫不忌讳地进行争论。但这样的场合，我们仍未有伤感情，总体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
罗斯福总统
受到总统邀请担任国务卿时，我提出的条件得到总统的尊重。所谓条件，就是我无意只是负责与外国政府之间的文件书信往来，而要能够充分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总统与我在关于国际问题方面持有基本相同的认识。即使遇到突发事件而我和总统又各在不同地方时，我们大致都知道与对方采取何种方式来处置问题。关于外交政策我们有着这样的共识，是我们在工作关系上极为默契的重要基础。
我在这一回忆录中，主要试图记述美国政府是如何处置外交问题的，而无意涉及以罗斯福总统主导的国内重大改革。罗斯福政府接手收拾经济大萧条，和在他指导下采取了规模庞大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是史无前例的，仅从这些记录看，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国内问题处理上的历史地位达到不可磨灭的高度。同时，在本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总统作为美军最高总司令所创下的伟业，在本回忆中除了军事和外交政策相关的部分外也将不予涉及。在这些方面，罗斯福总统的出色功绩也使他成就了历史上罕见的军事领导人的地位。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位伟大的总统。
我任国务卿期间，很多场合都不得不自行作出判断和决定。国务卿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应是总统的顾问，在国际问题上应是总统的代理，但实际上我根据自己的思考和职责来处理问题的时候为多。我具有权限向派驻国外的美国代表发出指令，向外国政府递交外交文书，向驻在美国的外国使团代表寻求说明解释，并进行条约交涉。
我必须自己判断某种政策某个事态的发展，是否具有重大意义需要向总统汇报，以及将有关新的外交政策，附上适当的意见提交给总统。根据情况，也有一些政策无需再经总统过目，有些或者之前就是得到总统赞同的一般方针，已经在充分考虑的范畴内了。
举例来说，我曾经建议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应从道义上采用禁运制裁，当然这是针对意大利的。总统这时正在墨西哥湾的巡洋舰上。我提出以总统的名义发表公告，总统立即同意了。
再举一例，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泛美会议上，对解决查科战争问题曾作出努力。我将此列入泛美会议的议题中，作为促进和平的一个问题来进行处理。我们把这些处理和努力也及时向总统做了汇报。
再举一例，关于英国海外基地与美国旧型驱逐舰的交换条件，美国得以借用从纽芬兰到英属圭亚那的英国基地问题，总统与我之间经过商讨得出一致意见，于是总统把与英国进行交涉的任务完全交付给我。我花了整整十天与英国交涉，不时向总统汇报进展情况。交涉成立后，我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协议。我还和丘吉尔首相进行电报沟通，丘吉尔首相在电报中誓约，英国海军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落入德国手中，或者自沉。这也是在我的权限中所做的事情。例子还有很多，下面再谈谈到袭击珍珠港为止为期九个月与日本大使进行交涉的情况。
我和日本大使进行的交涉大约有四五十次，主要是在我所住的饭店房间里。我总是把讨论的概要随时报告给总统，同时决定适当的时候安排总统和大使会谈，并准备好会谈用的资料。总统和我都不能说在外交技巧方面有什么丰富经验。我们一个时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实践中积累着经验。我们要把基本原则适用于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来解决必要的问题，在将政策付诸实施时，巨大的工作主要就压在我身上。而最初国内形势处于无法用语言穷尽的混乱状态中，总统必须全副精力投入到复杂繁重的工作中。总统的第一任期中，他埋头于处于雪崩状态的国内问题上，所以把国际问题几乎都交由我处理，对于重大问题我不曾疏忽及时向总统汇报，而总统总是期待我在政策方面和行动方面都能够提出建议。总统的第二任期时在外交方面的关心和参与就大幅增加了。
总统对与国际形势具有广泛的知识。在杰斐逊和两个亚当斯（译注：指约翰・亚当斯和其子第六任美国总统的昆西・亚当斯）之后，大概再没有比罗斯福更广泛知晓外国的民情和国情的总统了。有时候，他和外国首脑直接交涉时说话过头，也有忽略了军事而影响了外交的倾向，但他总是以进步的姿态来看待世界。
他具有丰富的人格魅力，能够强烈抓住与他对话人的心理，这对他在与国外政治家交往和与外交官交涉时都帮助极大。他对人的心理具有超凡的洞察力，他发出的信息和号召，能够深深打动人们，获得强烈反响。在历届总统中，除了西奥多・罗斯福以外，这方面再没人能和他相提并论了。特别是罗斯福总统向世界昭示的“四大自由”（译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伟大的口号和原理以振聋发聩的方式宣示出来，这正是他最为擅长的地方。对于人性，他具有广泛的知识、精力和对整体的正确判断，这些就是使他成为伟大领袖的要素。
除了极为个别的例外，罗斯福总统对任职国务卿十二年的我始终极为亲切。他大致上都接受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也包括许多重大外交政策。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斯大林进行会谈时主要讨论军事，例外地也涉及外交问题，这时总统在重大外交决策中，都会和我商谈，征求我的同意和建议。他多次要我起草关于国际问题的演讲稿，或者回复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及其他外国领导人的信件稿。
有次哈利・霍普金斯对我说，罗斯福总统这个人，好像对一生服务于他的人都不说声感谢，但其实他是铭记在心的。我回答说，在我和总统的接触中，从未听他说过什么人身攻击的话，关于我的工作，他倒不时表示由衷的感谢。
总统和我如果哪个人从外出差回来，或是其他场合，几乎没有例外地总统总会邀请我共进午餐，我们会就各种问题进行实质性交谈。如果感觉热了，他会说：“让我们松快些吧”，他脱去上衣，卷起袖口，解开纽扣，于是我也学他的样。
对我来说有着各种回忆的总统椭圆形大办公桌，在这里我们一起进餐，从来也没有酒类。我初次见威尔逊总统，随后见胡佛总统、柯立芝总统都是在这间办公室。
我们交谈是轻松愉快的，总统大致会来一段轻松的话题开头，称“这是刚刚听说的”。随后就我们二人对当前面临的问题交谈30分钟左右。有时总统也因重要人物打来的电话而短暂中断，几乎再没有什么其他干扰。在重大问题上我们意见发生分歧时，总统会默默地倾听我把意见陈述完，我们两人相互理解对方提出的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并负有责任的，无需喋喋不休地议论。
我们探讨的问题大致都是国际问题，我偶尔也会就国内问题并无顾忌地提出一般性的想法。好几次我说过以下一些话：“我年轻时就以洛克、弥尔顿、伯克、格莱斯顿等开始到劳合·乔治的自由主义为师,一直到今天。在国会中也记录了我曾得到90%～100%的劳动者的支持。我是这样的人，因此总不得不觉得你在国内进行的改革有点激进，好像未必符合我国的现状和时机，没有给人们加以消化的时间。我觉得人们要习惯这些新政策需要时间。所以这些新政策显得有点儿过了。”
我清楚向总统提出过，不能赞成持续不断地进行政府投资。我认为根据进步的现实的政策，采取均衡预算，应该全方位地有益于确立健全的人民进步发展的基础。总统总是怀有敬意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什么也不说，继续进餐或者抽起烟来。沉默两三秒后，他向我谈起别的事情，话题就转向了。
关于新经济政策
一早去会见总统时，经常遇到总统还在床上。总统一般是起了床用完早餐，又回到床上开始一天最初的工作。床上散乱着报纸、文件、信件、电报等。我拉把椅子靠前，就开始讨论起当前的问题。这种习惯几乎贯穿于我在国务院的整个任职期间。
在一般场合，我并不进入总统的社交圈。除了公事需要之外，我也没有受邀参加白宫的宴会。总统也不约我参加周末的游艇旅行，或者找我去海德公园。我尽量避免需要耗费精力的社交活动，决心把全副精力用于国务院的工作，总统对我这一意愿给予了尊重。更直截了当地说，围着白宫转的人中间，我并不希望被拉入那些喜欢标榜“进步”的那些人的圈子中去。大家都知道我不属于总统身边那么几个极端的激进派或者半激进派分子，因此我要是参加这样的聚会，既委屈自己，也给他们添麻烦。对我来说不如和总统二人度过的时光来得更愉快，安静地共用午餐更令人珍重。我们在那种场合，至少三十分钟左右，无需在意用语而能自由地交换意见。
我和总统的母亲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夫人也非常熟悉，她是将自己完全贡献给儿子和国家的伟大母亲。我最初听说她经常对我的意见表示支持，终于我和她有了结识并成为朋友，她显示出对国际问题也具有广泛和深刻的了解。
总统夫人比我左倾得多，我和她的交往非常有限，但也感受到夫人所具有的出色才干。罗斯福夫人是和平机构的勇敢斗士，在和平和人道主义方面，她在美国在国际上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我相信总统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我不出席总统有关纯军事问题（只要不和外交问题相关）和内政问题的会议。但一旦我要是问起的话，无论是军事机密或国内形势，他都会立即毫无保留地告诉我。驻外大使中，有的是总统的老朋友，常越过我直接写信给总统。最先派驻莫斯科后来转任巴黎的布里特、派驻伦敦的肯尼迪、以及曾驻莫斯科接着派驻布鲁塞尔的戴维斯等在这方面格外突出。大使公使直接和总统通信往来，讨论重要政策问题，这在任何场合都是不妥当的，我几次三番向总统表示不能赞同这种做法，因此，幸好国务院的官方见解和政策方针从未受到重大的妨碍。
要说总统的行事方式不时给国务院带来困扰的事就是，总统派出个人代表承担一定的使命，作为特使与外国首脑进行会谈或解决问题，曾受到派遣的这些人有霍普金斯、华莱士、哈里曼、哈雷、唐诺文、戴维斯等。这些特命大员许多场合都和当地首都的大使公使发生这样那样的龃龉。当然他们的使命倒未必干涉了政府的基本外交努力。
关于国务院的直接下属或大使公使的任命，总统是和我商讨确认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总统对这样的任命也渐渐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大多数情况还是国务院提出建议，总统据此适当采纳，虽然也有极少数例外。
总统提出建议时，经常是用铅笔或钢笔简单写在白宫的便签上转来，没有日期。比如：
“史密斯派往重庆、约翰逊派往巴黎、布朗调回，如何？”
土耳其首都从伊斯坦布尔迁往安卡拉时，我接到了总统用钢笔写的便签：
“赫尔阁下，为什么美国大使馆没有从伊斯坦布尔迁往安卡拉？他国都这么办了。FDR（罗斯福总统的姓名缩写）”
我则在便签的下方用红铅笔写了“完全赞同。C・H”（赫尔国务卿的姓名缩写）
罗斯福在当上总统为止，我一直称呼他“富兰克林”，当了总统后我则称他为“总统”。这并不是我和总统会面时大致有其他人在场的缘故，仅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也这样称呼。总统则一直称呼我“科德尔”（译注：赫尔国务卿名“Cordell Hull”）。
罗斯福总统只来过国务院一次。他因为“某某顾问”使用了楼上的办公室，来视察了几小时后顺便到国务院看看。
我不止一次地向总统建议，邀请前总统胡佛一起就国外粮食问题在国务院召开会议，我也从未拒绝和前任的斯蒂文森进行商讨，使我在通商协定法案方面得到很有意义的建议和支持。但总统和胡佛前总统的关系逐渐恶化，结果他一次也没有邀请胡佛到白宫去。
我自己和胡佛进行了好几次非正式的商谈，并不是在国务院进行正式会谈，而是根据胡佛的意见在前副国务卿威廉・卡斯尔家进行的，商谈的结果也向总统汇报了。胡佛显示出对政治问题的高度关注，他对罗斯福总统抱有相当的敌意，但不能说是因为党派对立就更加尖锐，总之双方都相互敌视。
总统不时卷入国务院的问题而受到骚扰，这些都是因具有强烈左倾色彩的人所造成的。并不是总统本人和国务院有什么过不去的，而是少数极端左倾分子因为我并未接受他们的意见到总统那里告我的状。除了国务院偶尔因泄漏了什么在新闻报道中引发麻烦遭总统抱怨之外，其他方面总统还从未向我表示过对国务院的不信任。倒是后来听说有一两个人对国务院心存不满。
总统知道我和国务院的官员们为他准备关于外交政策演说或声明的大部分案稿，或者应他的要求起草文件，他很愿意把这些工作交给我们。总统在1943年12月31日，也就是我任职于国务院近十一年的时候，给了我一封短信，我觉得值得在此披露，他写道：
“我在此信中附上发给丘吉尔的备忘录（这是我提交给总统的关于自由法国委员会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的报告）。于我而言，像丘吉尔首相和外交部之间存在的矛盾，在我和国务院之间并不存在，对此我感谢上帝。FDR”
一般而言，内阁在确立外交政策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很少。内阁会议总是在会议末尾才讨论一下外交问题。
我在阁僚会议上就有关重要秘密问题尽量不作披露。因为担心这些情报被泄露给新闻记者。就我所知，把这样的消息泄露出去也仅限于少数几个阁僚。
阁僚之中，有的时候也发生侵害其他内阁成员权限的问题，这在之后会变成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件。比如讨论对日禁运的这类问题时，华莱士（译注：时任副总统）的经济战争局就试图把国务院和其他机构关于经济制裁的功能全部纳入其管辖之下。
我采取的方针是把外交问题和内政问题切割开来，总统也是采取把国内问题和纯军事问题专由自己处理的方针，所以参与处理国内领域问题的阁僚，对于接踵而来的问题始终要和总统进行磋商，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我与总统这样的亲密关系。而少数阁僚就形成了围在总统周围的小圈子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些人以总统名义总试图干涉其他部门的工作，而总统似乎也不很在意。有那么两三名阁僚和数名白宫官员一起对国务院的工作也进行诋毁攻击，但讽刺的是，这正是我和总统非常密切地进行中的工作，因此他们也不得不自讨无趣了。
总统在阁僚会议上总是很开朗，不时提出些有趣话题。阁僚会议中充满着他受人喜爱的人格魅力。他喜欢一些趣闻，还总是快乐地讲述这些故事。他总是精神饱满又轻松愉快。
有一次，总统出席阁僚会议稍微迟到了，他说和家人谈论一些琐事而耽误了。总统说：“夫人一个人说个不停，我也插不上嘴啊。”说完了，他冲我说：“你也有同感吧。”
我回答说：“正好来这里之前，我出席了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就白宫伙食差的问题问我的感受。我答称不曾在白宫用餐。记者说：怎么会呢，国务卿不是经常在午餐或晚餐时被请去白宫么？我这么回答，确实如此，但我总是吃完饭再去白宫的，所以乘总统用餐时，我就有机会来说话了。”
总统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对外国使者的态度
以前开始就有这样的习惯，国务卿几乎每天参加午宴晚宴什么的，特别是晚宴那是必须出席的。这种习惯即便有什么效果和益处，但很明显它浪费时间耗费精力。我没加犹豫就对这类社交活动做出决定。我对外交官员们说：
“我并不觉得每天和各位一起外出聚餐是什么麻烦。但是，这样做的话结果如何？我只会有很少的时间和大家商谈工作，各位就只能去找副国务卿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全部拒绝外出聚餐，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和各位商讨工作。我想选择后者。”
这得到大家的赞成，而我感到这对全部相关者也非常有益。这样我晚上可以把文件带回家好好研究，白天有充裕时间按照需要会见大使公使，和国务院官员们商讨工作。我在此后的十二年间，除了公务方面的需要之外，始终一贯坚持了这一方针。
即便这样还是不能回避全部的社交活动，于是我就让我的妻子代劳一部分。妻子接受了参加接待政治家的晚餐会，和每年参加总统召集的阁僚晚餐会的责任。我到海外出席会议时，她就代我接待他国代表夫人以尽社交礼仪。
政治家中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多数人不向妻子透露政治或公务上的机密，夫人们相互之间也仅满足于社交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交往。但是无论多么重要的人物和国际问题我则经常告诉妻子，而她很谨慎地保守着全部的秘密。她在和国内国外的政治家、外交官进行交往中从未犯过任何错误。
我尽量回避社交活动，却有一项爱好用来放松自己。我觉得这对身心都非常有益。这就是一星期里一两次天气晴好的傍晚时分，我和三个同事一起在把明天的工作安排妥当的情况下，为了放松自己一起外出打槌球。场所在伍德利，是史蒂文森家的草坪，我在国务院任职期间，这里几乎都由副国务卿助理巴尔租用下来。槌球是我唯一爱好的体育项目，在没有经验的朋友来看，我几乎就是一个高手。
说起槌球，有人觉得像是个复杂的游戏，其实是一种很科学的体育项目。为了赢必须全神贯注。打一场球的话，我可以一连四五局不休息来完成绕场一周的比赛。我让两三人先打，然后我从第一球开始，途中就能追赶上他们，并且最终超出。
国务院我的下属、后来美国华盛顿美术馆馆长的马克布莱德带来了一个朋友介绍给我，是专业球员。这个人后来在美国某地赢得了冠军，但是我当时赢了他。也许因为他对场地不熟悉的缘故吧。
很少有一场球不在途中被干扰的。有时候斯蒂文森来找我谈话，或者国务院打来紧急电话，有时是总统打来电话。另外一种情况就不胜数了，就是国务院的官员带着文件等我下班前签署。槌球对我来说非常有益，因为打球使我一时忘了工作，还能使我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但是在任期间后期的几年中，工作越来越繁重，医生要我注意适当减少槌球。这也证明，槌球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项轻松的运动。
在国务院任职的十二年中，每天问题堆积如山，不仅忙得头晕目眩，还逼着我和同事们要进行大量的学习。我任期中可谓是典型的非常时期。整个世界，人和人的行为的各个侧面在我们面前一一展现，逼迫着我们为处理一个接一个的重大问题而努力。
我总是在上午九点至九点十分到办公室，我经常是从饭店走到国务院上班。首先我与主任秘书会面。当初的主任秘书是马克布莱特，他与国务院内外的交涉经验丰富，判断、才能和接待都非常出色，对我帮助极大。后来换了格雷，他的工作毫无疏漏，能力强，忠实可靠，也是无可指责优秀人才。
马克布莱特或者格雷到我办公室，带来他们分类整理好的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报和通信，堆成小山一样。他们让我看大使公使或领事就各国发生的事件报告及分析评价，然后他们作为秘密情报，将前一天国务院内发生的特别情况对我做出汇报并提出评价性意见，接着把当天的日程摆在我面前。
我一边处理着这些文件、电报和公文，一边就尽量当机立断，不再做进一步研究，同时对国务院内的担当官员发出执行的指示。我还要挑出需交给总统看的重要情报，或者选出需要总统来做出决定的内容。
然后我叫来副国务卿。最初的副国务卿是菲利普斯，后来是威尔士，最后是斯特切尼思。我交给他们在履行职务中有用的全部情报。此后副国务卿助理和国务院的高官都来了，对于他们各自管辖的特别问题我们开始逐一进行磋商。白天的工作时间，我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随着一年一年世界局势的不安定，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越来越多，我和国务院内这些主要官员的会议也越来越多。当发生重大问题时，我把国务院内自上至下有助于分析了解该问题的人召集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样通过反复充分的讨论和调查，又经深思熟虑，再由我来做出最终决定。
有些人不时批评我太过慎重，说我磨磨蹭蹭的。以下的事实对此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即罗斯福政府时代，我们在处理国家事务中所产生的失误，大部分就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处理过急而造成的。对此，我的慎重主义在时间上都适时得到处理，而且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结果并未产生重大过失。就我所知，无论我在国内还是离开华盛顿，我从未给总统制造麻烦而使他处于困境。
在剪裁或批阅文件时，我喜欢使用红铅笔。我总在衬衣口袋里装上四五支红铅笔。以至于衬衣口袋染色还使妻子为难。
有一天，有个国务院的官员到我这里来，他不赞成我亲自造访比自己地位低的官员。我对他说：“如果那里的客厅黑人服务员对我所关心的问题有很好的意见，那么我会很高兴地去找他并听取他的想法。”
我在对部下传达机密时，经常这样对他说：“现在对你传达的是机密。也就是说，你不要对遇到的任何人转告这是机密。”
在和外国大使公使会见时，最初我还比较注意放松而遵循一定形式。我的办公室不时召开重要会议挤着满房间的人，这时我就在我的办公室和秘书办公室之间的小房间会客。后来和英国大使罗斯安商讨美国的驱逐舰和英国的基地交换的重要交涉就是在这狭小而简陋的房间里进行的。之后，有的外交官对在这样简陋的房间受接待显露出失望的神色，我就告诉他，在这里我接待了英国大使这样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并且愉快并富有成效地就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磋商。这话题我经常提及。
我在会见外交官时，和接受其他来访的客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都一样真心相待。就像我通过长期的政治生活中结识的朋友那样，把他们也当作同胞一样对待。一般来说，我认为不应该把一国政策之短长归罪于大使，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某国显示出傲慢的态度，那么我也会一改历来的态度。这种时候，看着该国外交官在走进我房间的走廊时，就会报以冰冷的态度，竭力让对方明白我和我的政府对该国的不满。以后，我对待日本大使就是如此。
我在会见外国大使时大致用两种方式。首先，没有坚定的意志和力量时绝不使用威吓的语言，没有实力后盾支撑的虚张声势只会招来不利的结果；其次，绝不说没有确实把握加以落实的空话。我经常向同僚们说起在田纳西州靠近某个湖畔市街的小店主的故事：有一次他向食品公司保证要卖一货车的牛蛙腿肉，于是食品公司的代表来和他签了约。但过去好几个月也没到货，公司代表又来找他，看见店里只有一对牛蛙腿，他问店主为什么不履行合同，店主回答：“其实湖周边尽是牛蛙呱呱的叫声，所以我觉得至少有一货车吧。”
大使公使会见完走出我办公室，马上就有一名速记员从别的门进来，我让他把我们会谈的内容，大使说了什么，我对大使说了什么，都尽可能准确记录下来。如果有必要相互交换备忘录就附上这些记录。我还会把这些内容用电报发送给派驻该国的我国大使，使他们充分了解在这里进行的会谈，对驻在其他国家的我国使节，如果也有影响和关联的，也会打电报给他们。
【下期概要】
○ 战前的美英法关系
○ 与孤立主义作斗争
○ 决定扩大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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