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一旦被诗性思维绑架 祸将不远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留下的名言。

乍一看，它代表着深深的歉意，因自觉罪恶深重，以至不能言诗。直到读罢《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方知此言还有更深的含义——它是对近代以来人类思想的深刻反省，即：诗性思维是危险的，它可能将我们带入集体灾难中。

《春之祭》

作者:  [加拿大]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译者: 李晓红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 

2017-4

诗性思维很像宗教但它不是

所谓诗性思维，是人类儿童时期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它不分主客体，通过想象力，将客观世界融入到主观情感中，从而进入物我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诗性思维帮助人们学会用审美的眼光看世界，以化解现实带来的累累伤痕。毕竟，把传宗接代说成是爱情，把子女反哺说成是责任，把重复性劳动说成是敬业等等，总是更容易接受一些。在漫长的历史中，诗性思维一直受尊重，可直到现代社会，它才突然变得夸张，一跃成为终极的解决方案，并由此派生出浪漫主义运动。

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它的本质是世俗的，以发展的名义，一切神圣法则皆被推翻。人类传承千年的谦卑、虔诚、审慎、克制之类，一夜间都成了“负能量”，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罪魁祸首。

从熟人社会中脱嵌，并重新嵌入一个陌生人社会中，这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人人被迫与既往文化相割裂，曾有的历史连续性突然中断了，凭借传统智慧，已难理解当下的一切。

确实，现代化带给人类更富足、更舒适的生活，但它背后隐含着两重暴力：

首先，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只靠商品经济累积，人类不足以走进现代社会，必须用暴力先变革社会秩序，使资本居于统治地位，方能实现现代化，这以剥夺人的自由为前提。

其次，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剥夺，还意味着资本将每个人格式化为消费者，供其长期奴役。在更高消费的牵引下，人们被套牢在格子间中。

两重暴力带来深重的苦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该如何超脱这个困境？

信仰显然已不足够，因信仰以虚构为基础，难通过实证的考验；历史也难再安慰我们，毕竟现代化是历史的变态，积累深厚反而是负担。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诗性思维，希望用美来支撑善。

诗性思维很像信仰，无法实证，却能被直观地体会到。沉浸在“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中，我们会觉得永恒是存在的，虔诚、尊重仍有价值，这给了我们直面人生的勇气，所以蔡元培先生也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然而，诗性思维真能替代宗教吗？这显然是一种无路可走后的想当然，是建构出来的合理性。

事实是，诗性思维有其巨大弱点，它以感觉为基础，常常将相似误为相等，缺乏自反的能力。此外，诗追求新意与反叛，它天然要突破现实羁绊，因而它常常是反道德的。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人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

一场《春之祭》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

1913年，现代派芭蕾舞剧《春之祭》在巴黎首演，几乎引发一场暴动，反对者痛斥它丑陋、下流，支持者则认为它是创新、突破，双方态度同样激烈，不惜一战，俨然是新与旧的对决。

《春之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因当时法国正在深深焦虑中，经济陷入困境，人口增长乏力（到一战前，降到德国的1/2），两极分化严重。繁华的巴黎被贫民窟包围，政府勉强建了几个新区，大部分房子却不通自来水。贫困让人们彼此仇视，故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皆引发了大屠杀，这使巴黎成为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

缺乏捏合众意的基础，法国争霸欧洲已无望，面对英、德压力，只好求助俄罗斯，连带将“俄罗斯道路”加以神话。法国人开始追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俄罗斯芭蕾舞。

《春之祭》的成功带有偶然性，相关创作者佳吉列夫、尼金斯基均为边缘人。佳吉列夫是贵族，爱好绘画与舞蹈，但画家们认为他是二流画家和一流舞蹈家，而舞蹈家们则认为他是二流舞蹈家和一流画家，他自称为“十足的假内行”。他与尼金斯基即将破裂的断背情造就了《春之祭》，仅为表达对现实的背叛。果然，舞剧上演前，二人亦分道扬镳。

法国观众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了《春之祭》，他们居然从中看出“生命冲动”。因为不愿意接受客观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法国是失败者），所以他们觉得还有一种精神在彰显着法国的伟大。

《春之祭》在德国反响一般，但德国正上演着自己的“春之祭”。此前德国长期分裂（19世纪时，尚有400多个小公国），在俾斯麦的武力下，1871年勉强统一。此后德国飞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军事第一大国，城市人口也从占总人口的1/3迅速增长为2/3，由此引发种种社会问题。

让德国痛苦的是，它没有辉煌而悠久的历史作为黏合剂，且德国崛起时，地球上的殖民地已分配殆尽，德国只能被动接受英法强加的结果。所以德国人不相信历史，只相信创新。这使他们与现代主义艺术达成了某种默契。现实是，必须借助诗性思维，德国人才能找到并确认自己。

相比之下，英国最可能逃出《春之祭》的笼罩，英国社会主张渐进，他们更相信历史智慧，而非诗性思维。然而，随着一战推进，大批英国人战死疆场，英国历史经验也变得无力解释现实，于是，英国人也开始充满诗意地高呼：我们参战，是为了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一战是场奇怪的战争，德国没有提出领土要求，法国人则认为这是“最后一战”，英国是为了拯救“可怜的比利时”。人们在模糊的激情中，付出1000多万人的生命，可回看历史，却发现悲剧无法避免。

德国宣战前，情绪激动的人民包围了皇宫，他们坚决认为这是一场“被强加的战争”，必须强硬回应，任何胆敢提出质疑的人都可能被当场殴毙，过分女性化的德皇威廉二世一直在扮演男子汉，此时他哪有勇气说不？

与德国人的群情激奋相同，战争消息传来，巴黎、伦敦也陷入一片狂欢。在现代化笼罩下，生活太平庸了，人活得太不像历史课本中的那些英雄，而这样的人生值得经历吗？在诗性思维指引下，人们似乎看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一切终将统一，不同只在于由谁来统一而已。既然大决战早晚会来，则晚痛不如早痛。

为了“捍卫价值观”，人们举起了枪。

美好的，也是残忍的

德国人说的价值观，指的是正义和自由，他们认为只有德国文明才能拯救全人类；而英国人、法国人说的价值观，指的也是正义和自由，他们也认为，只有他们的文明才能拯救全人类。既然如此，德国人为什么不试图去理解英国人和法国人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对方天天在高喊正义与自由，可实践却不如意，这恰好证明他们是虚伪的——在诗性思维中，不作为即背叛，惩罚背叛者，即为最大的正义。

从利益之争，到路径之争，最终升格为生存之争，最终，人们只好用鲜血来冲刷思想的偏差。即使在战场上，诗性思维依然高扬，士兵们组成方阵，冲向机关枪，他们用死亡践行了英雄主义。一场攻坚战便吞噬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当尸体垒成的战壕发出熏天的臭气时，一代人开始觉醒，他们在追问：我们为什么要彼此仇杀？我们赢得了什么？

然而，战争也催生了新的诗性思维。二流艺术家希特勒一度生计艰难，却在军队中找到了尊重与承认，那份自豪让他无法自拔，这为二战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希特勒并不孤立，有太多德国人主动投到纳粹的旗下，他们并不都是被胁迫的，而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帮凶。柏林陷落时，希特勒坚持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演出——他与情人爱娃正式结婚，并双双自杀。

诗是美好的，却又是残忍的。因为诗是个体的抗争，不能上升为公共准则，好社会需要妥协、理性与保守，而这恰恰是诗性思维最拒绝的东西。在诗歌世界中，人可以打碎旧有的一切，可以将理想极端化、纯粹化，可在现实世界中，这却注定是此路不通。可问题在于，当一个社会处在转型期中，有多少人能真正逃出诗性思维的掌控呢？又有多少人能超脱于《春之祭》式的壮怀激烈？

显然，本书并不是对文青们的冒犯，也不是在说现代派艺术是造就现代性苦难的罪魁祸首，作者在努力梳理现代化进程中集体心理的微妙变迁，而现代艺术恰好为考察它提供了依据。通过这本严谨、透彻的巨著，作者试图告诉读者们：走向未来要靠理性与经验，而非几个大词、几段抒情和几次表演，一个社会一旦被诗性思维所绑架，则祸将不远。

文|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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