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比相互厌恶的夫妻更可怕？答：恩爱夫妻

2007年7月30日，被伍迪·艾伦、李安等电影名导奉为“大神”的世界电影巨匠英格玛·伯格曼在瑞典法罗岛的家中安详过世，享年89年。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

一不小心，发现朋友圈里的女士们，从主妇到高管，从教授到学生都在追《我的前半生》。在下想当然以为是新拍的末代皇帝溥仪，点进去一看，原来是一部混搭的中年玛丽苏+霸道总裁+职场宫斗+女性复仇。一部套路剧凭什么会变成现象级？

仔细拜读了几篇该剧的推文，发现原来是那个从五四起就阴魂不散的问题又回来了。它是鲁迅所提问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回答是“到楼上去”，有趣的是，易卜生的这个名剧正是溥仪的淑妃文绣离婚革命的启蒙读本），也是他在《伤逝》中提出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附丽”，以及他写的那种狠劲儿的、折磨了涓生（也包括子君）将近100年的内疚感。至于亦舒，在下没有读过不予置评。然而从电视剧本身来看，罗子君要的是“回归中产”，而非“独立自主”。

这部时髦的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城市女性的中产焦虑和两性关系焦虑，但问题在于，它并没有在爱情、婚姻、独立等方面提供有现代价值的观念。相反，它以一种非常资本的逻辑定义了女性的价值或幸福，即把独立自由与努力赚钱画上等号，把跻身中产当作人生最高目标。但经济独立并不等于精神独立，而经济独立也并不是拥有五套房、三辆高级轿车的那套逻辑。这虽说算作经济独立的一种，但同时也是另一种锁链，更不能成为“幸福婚姻”的保证。至于伊们在两性关系中的独立性，都未必有活在19世纪的简·爱更高，简·爱需要的，尚且还是个她能够控制的主人，而在这里，女人们依旧在期待那个宠爱她的主人。靳东塑造的那个成功男士形象，很像是一只对假装纯洁的小红帽灌输丛林法则的大尾巴狼，其意识形态不可思议地同时具有幼稚和淫荡的两面性。

今日北上广深以及各大城市之职业女性，早就把鲁迅时代的命题翻篇了，她们是不会“到楼上去”的。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影视作品还在把女性放在一个怨恨主体的位置，这不但愚蠢，简直有毒。“倾世宠妃”之类的故事暴露了资本逻辑强大的洗脑能力以及沉湎其中的观众自省能力的缺失。两性关系从来不可能靠单方面的意淫就能够解决，即便是今天的北欧，娜拉早就实现经济独立，但是没用的：你可以怪海尔茂依然自私市侩薄情寡义，但娜拉也得学会自省，发现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她同样会薄情，出轨。然而离婚并没那么简单，于是他们纠缠、撕扯，互相憎恨。

瑞典大作家斯特林堡有名言：还有什么比一对互相憎恨的夫妻更可怕？

有，答案是：一对互相恩爱的夫妻。

1973年，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在刚拍完《呼喊和细语》时陷入财务危机。为了还债，他给瑞典电视台拍了一部小成本的六集电视剧《婚姻生活》。剧本是伯格曼自己写的，当时他已经离婚四次。相比较他年轻时拍的婚姻危机题材影片《欢乐颂》，《婚姻生活》老辣、冷静得可怕。虽然只是小成本电视剧，却集中了一流的演员。瑞典国宝级演员厄兰·约瑟夫松和丽芙·乌曼两个人撑起了将近300分钟的大戏，就连没几句台词的丈母娘，都是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的夫人朱丽叶·玛西娜扮演的。她的演技有多厉害，看看《卡比利亚之夜》就知道了。

《婚姻生活》

一部影片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你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它所讲述的那些故事，甚至你都没结过婚，但你看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你是如此强烈地感觉到它与你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几乎想喊出来；对，事情就是这样的，可导演是怎么知道的？这就是电影的艺术真实带来的力量，《婚姻生活》就是这样一部杰作。这部电视剧也就是一个室内剧的规模，绝大多数镜头只有男女主角两人。然而你时刻会感到迎面而来的张力；信息密集、金句频出的台词和演员出神入化的表演让人一连看5个小时而意犹未尽。

故事从女性杂志采访中产阶级模范幸福夫妻约翰和玛丽安开始。约翰是大学教授，玛丽安是离婚律师，结婚十年育有两女，和双方老人和睦相处，总之岁月静好。采访中玛丽安说，他们幸福的秘诀就是共同成长、价值观一致。女记者问玛丽安，何谓“爱”？玛丽安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的那段修辞（即：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做了完美的回答。然而在这完美的表象下是汹涌的、随时会袭来的不稳定。他们和好朋友卡特琳娜、彼得夫妇共进晚餐，一起嘲笑女记者采访的鸡汤文，然而喝多了的卡特琳娜与彼得暴露了他们婚姻的实质：互相羞辱，彼此仇恨、背叛，却又谁都不肯离婚，在婚姻的牢笼里以伤害对方、折磨对方到歇斯底里为乐。

玛丽安坚信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在自己的婚姻里。然而，她的心头始终有一片疑云：他们的激情越来越少。终于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事情：约翰某日回家，突然说自己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孩，次日就要和新欢共赴巴黎。更令玛丽安恼火的是，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她本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玛丽安用了一年时间渐渐走出伤痛，也交往了新的情人。然而某一日约翰却打来电话，他们共进晚餐，约翰告诉玛丽安，小女友纠缠不休已经令他厌烦，他的事业也正在上升，准备去美国讲学一年。玛丽安也告诉约翰自己的变化。他们如此相互理解对方，以至于决定一块儿上床休息，或许他们都意识到自己都犯了大错，想重新修复关系，可是做不到，约翰辗转难眠，半夜还是离开了。几年过去，玛丽终于找到真正的自我，满怀信心准备拥抱新生活，而约翰则开始走下坡路，颓唐起来。他们终于决定离婚，某个夏夜玛丽安来到约翰的办公室签协议。然而见面后他们却都意识到彼此还在深爱着对方，于是疯狂做爱，然而面对离婚协议，各种旧恨琐事再次涌现，大吵大闹，乃至大打出手，还见了红。最后两人像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签了协议。然而这并没有完——几年后，他们早已各自再婚，女儿都有男朋友了，他们却在海边谁也找不到的小黑屋里，相爱相依偎，成为彼此的依靠。

伯格曼其实告诉我们，约翰和玛丽安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高于婚姻的。他总是有足够的能力将每一个细节都讲得令人信服：约翰突然说第二天要和别人远走高飞，玛丽安第一想到的却是他要带什么衣服，送去干洗的那件灰色西装怎么取回来；还冷静地替他调好闹钟以防睡过头。

他们棋逢对手，旗鼓相当。不仅因为同属一个“阶级”，而且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自省的能力。玛丽安是一个有很多爱的女性，能直接面对自己的欲望，也能够付出爱。面对突然的背叛，她固然很痛苦，但并没有歇斯底里，更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怨妇。她在痛苦中反思，发现自己已经被社会环境规训为一种固化的、只能按照一种固定模式生活的“成功人士”。她撒谎，掩饰自己真实的欲望和想法。她发现自己的做作，处处迎合“上流社会”的期待，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个“傲骨贤妻”，只不过是庸常生活的假面，对自己空虚的掩饰而已。真实的人性却一点一滴流失了。而她与约翰之前所谓的“岁月静好”，只不过是对自己冷漠、冷酷、残忍的掩饰。而约翰也正是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庸常，以及那种做作的“贤妻”带给他的内疚感，那是需要维持的中产阶级假面。《我的前半生》那种孜孜以求的“体面的幸福生活”，正是《婚姻生活》最大的障碍啊。约翰以为出走就可以放飞自我，却更加头破血流。他固然刻薄，嘲笑娜拉，嘲笑女权主义的幼稚，但深知自己不能没有玛丽安的爱。他们是如此渴望对方却又深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所以只能像两只刺猬一样，浑身鲜血地抱在一起过冬。

伯格曼说：“他们无法分开，也无法在一起生活，彼此对对方做出各种残酷的伤害，只有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两个人，才可能变得这么狠。就像一块儿娴熟地跳着死亡之舞。”

以佛家的观点来看，在轮回的滚滚红尘中翻滚，是何等痛苦啊。它是如此强烈的吸引，如此强有力的存在，然而明知会是一场噩梦，我们依然总是忘记那是一场幻觉。所以，玛丽安和约翰最后是那样一种奇怪的关系，由于时常能看到亲密关系中的无常，反而让他们更相爱。

伯格曼在电影中与基督教纠结、撕扯了一辈子。他控诉过（《芬妮与亚历山大》）、他怀疑过（《冬日之光》），他何尝不知道保罗那段关于爱的描述听起来如此美妙动人，但做起来又何其艰难呢？那不亚于富人上天堂或骆驼进针眼吧？然而，30年后，伯格曼用一部《萨拉邦德》续写了《婚姻生活》，让我们知道玛丽安和约翰最终又重新在一起：在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萨拉邦德》旋律中，那年迈情侣动人的爱，不是也渗透了对基督之爱、生活之苦的理解吗？

文| 黑择明

本文刊载于20170728《北京青年报》B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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