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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限制了我们对女作家的想象?

北大獾 北青艺评 2019-06-17


华语电影似乎从来就不懂得怎样表现女作家的精神世界。多少年过去,除去一部失败的萧红传记不谈,我们能记得的不过是早年严浩导演以张爱玲故事为原型的《滚滚红尘》,以及最近许鞍华讲述萧红一生的《黄金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限制了想象力?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也许该怪罪到鲁迅头上。五四时期,易卜生的话剧《娜拉》激起了全社会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也唤起了无数青年女性的自觉,一时纷纷以娜拉自许。然而一贯煞风景的鲁迅,却偏要提出这样的追问:“娜拉走后怎样?”并且随即自己解答说:“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要想摆脱这样的困境呢?“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也许是鲁迅的叙述过于强大,以至于我们很难跳出他的掌心,来为娜拉们设想出别样的人生道路。他的影响在两部电影中都有很清晰的呈现。《滚滚红尘》选择弃女作家沈韶华而去的男主角章能才作为叙事者,在开场时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韶华不是有这样的父亲,我根本不会认识一位作家沈韶华”。而在电影结尾,当能才回到大陆寻找韶华的踪迹,在忏悔中一步步走向开阔的雪野,我们忽然意识到,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编剧三毛其实延续了鲁迅小说《伤逝》的叙事模式,只不过子君变成了韶华,涓生变成了能才。



然而难道不是韶华才是电影中的小说家吗?怎么我们依然只能听到来自男性的声音?三毛不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电影从始至终,韶华的声音都在她的自传性小说《白玉兰》中回荡。小说中玉兰和春望这一对终究没有走到一起的恋人的故事,似乎就表现出韶华对于人生的态度。对于这样的安排,我们可以提供多种解读方式:或者说在韶华与能才之间,毕竟男性才能发出在现实中主导性的声音,因此韶华的声音只能被压抑在小说中,成为对现实的曲折反映;或者说现实的声音其实不过是在时代面前被动的呻吟,反而是小说,才能传达主人公更坚强的真正的自我意识。


无论如何,电影在不超出鲁迅小说的叙述模式中,展示着一对对痴男怨女在红尘中的生离死别。我们被不断提醒,这是一个女作家的人生,然而这里的女作家,和一般陷入爱情之中的女性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在她的小说中,也不曾寻求跳出男性主导的恋爱世界。我们只看到秦汉的深情与无奈,林青霞闪烁着泪光的双眼,心都要随他们一起碎了。



而在电影《黄金时代》中,鲁迅则直接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王志文用大段独白,直接将鲁迅作品中的语言讲给观众听。这当然还是深刻的声音,然而我们会感觉到,鲁迅并没有在电影中起到支配性的作用。事实上,电影中有四位作家都发出了自己内在的声音,包括萧红、萧军、鲁迅、丁玲,虽然着墨深浅不一,但是每个人都有个性显现出来。换言之,这不是萧红一个人的黄金时代。



多重声音意味着营造距离感。既要拉开电影主创与电影中的作家之间的距离,也要将观众从荧幕前推开一步,打破第四堵墙的心理趋向。于是我们看到,当萧红死去,也还是站在镜头前平静地对你说:这是我的死亡,然而我还在,因为我的作品,以及留在世界上的痕迹。电影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冷静,因此也许造成了这样的现实:我们不会如同铭记林青霞与秦汉的爱情故事那样,在多年以后还对汤唯与冯绍峰的相遇念念不忘,这电影里就是少了那么一份浓情。可是我们也不会像在想起沈韶华或林青霞的一刻那样,如此斩钉截铁地说:这不是张爱玲。


当林青霞不断挥动着她的披肩,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我始终会想起当时才不过十九岁的张爱玲就已经写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然而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却只是华美的袍,并且听到三毛很认真地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了,让我们的作家在电影中休息一会儿吧。



在《黄金时代》里,即将离世的萧红对骆宾基说:“也许,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真面目都不知道”。这与其说体现出萧红的透彻,倒不如说电影借此传达出了其美学上的根据。毕竟,萧红在电影中无论对于鲁迅、萧军、端木,都有着相当深切的体认;反而是电影主创在作家面前,始终传达出让人尊敬的谦卑。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地引用作家笔下的语言,为什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情感的克制,为什么要采用伪纪录片的艺术形式?都是因为他们直截了当地承认:“他们的真面目都不知道”。


于是,许鞍华并没有直接反抗鲁迅的影响,却反而跳脱出了鲁迅从生存与离合的角度所提供的框架。萧红成了她镜头里的一个谜。她似乎已经给出了谜底,通过闪烁在叶子上的光,通过少女飞扬的裙摆,通过雨水,通过彩虹,通过医院里回荡着的隆隆的炮声。也通过死亡。然而要想真的捕捉这谜底,还需要你自己去阅读萧红,自己给出答案。



当我们面对《滚滚红尘》,我们很容易指认这是女性的故事,甚至脑海中随即就会浮现出诸如“红颜薄命”、“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之类的套语。可是对于《黄金时代》,就好像很难套用汉语里现成的词句。或者说在我们的情感中,并没有什么成熟明确的东西被电影再一次撩拨,它只是一次次借助萧红作品的声音向我们提出追问:对于女性,对于文学,除了少年时的冲动与憧憬,你还懂得什么?


这是一位不到三十一岁就已离开人世的天才女作家。从现实生活来看,她似乎始终在逃离一个又一个由传统与男性建立起的囚笼,疲于奔命。然而我们并不是躲在她作品所提供的精神世界里,而是通过她的作品更深地领悟到,她终究未曾失去她对于现实人生的把握。



相比种种具体的女性主义观念,许鞍华更试图借助萧红身上的勇气,来审视女性立身于世间的前提。就像她讲的:自由就是把你交给自己,这其实非常沉重。在电影中,当二萧在车站分别的时刻,丁玲指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女孩子们唱起了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萧军等不及唱完已转身离去。我忍不住想,这时应该唱起怎样一首歌呢?当然不会是“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也许我们都应该从滚滚红尘中走出来,迎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样即使将要面对某个分别的时刻,每个人心里也都能回响起属于自己的那一首歌。


文 |  北大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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