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不喜欢“乐队的夏天”？那可不一定

其实综艺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可怕的是你把综艺当作一个可怕的东西。

《乐队的夏天》开播以来，有人叫好，但也有人说这个节目好讨厌。于是我就干了一件更“讨厌”的事，在朋友圈里问那些不喜欢《乐队的夏天》的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有很多，都特别理直气壮，可是仔细一想，却又不一定。

有些人最初的质疑来自《乐队的夏天》制作团队，说一个做辩论节目《奇葩说》的团队，怎么能懂乐队呢？怎么能做好一个乐队的节目呢？但，不一定。

有时候我们觉得娱乐工业和乐队文化在一起碰撞的时候，是个特别矛盾的事。的确，我们最初接触到摇滚乐会有这样的误会，觉得既然都喜欢摇滚乐了，就不能再看《快乐大本营》了，那样就太不酷了。但是渐渐地，多知道了一些外国摇滚明星的故事之后，才发现，每个深爱过的摇滚明星都上过综艺节目，比如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里的皇后乐队，他们就上了BBC的综艺节目《Top of the Pop》，而且还被要求假唱。但是《乐队的夏天》没有要求乐队假唱。

还有人在探讨，乐队这种小众文化面对大众传播渠道时的可能性和价值。乐队文化和大众还是小众这件事没有关系，乐队文化是青年文化，青年人不光可以打篮球，不光可以跳街舞，还可以去拿起吉他贝斯鼓，然后组建一个自己的乐队。

冯唐写过一本书叫《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这是许多男孩在青年时期的诉求，对应起来，女孩也一样，也希望在十八岁甚至更早的时候，收获自己的宝藏男孩。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十八岁的时候，不能给自己一个乐队呢？

乐队不仅仅是摇滚乐，乐队是青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是许多人还没有发现而已。虽然不应该去对比，但乐队文化总比窝在网吧里烟雾缭绕昼夜沉迷要健康许多。

这个节目考虑到了多个受众层面，一种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对摇滚乐特别了解的人，一种是那种分不清摇滚流行而且自知对乐队文化知之甚少的人，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每个嘉宾扮演了相对应的角色。

“超级乐迷”里最有争议的就是马东，他显得什么都不懂，而且自嘲“音痴”——音乐白痴。我问过他，他说他自己平时主要听的就是郭德纲和巴赫，听过乐队音乐，但不知道什么叫朋克，微信里也没有彭磊（新裤子乐队主唱）。于是才会在节目当中问了那些特别“傻”的问题，恰恰也是许多乐队“小白”的问题。所以马东的存在特别必要，让那些觉得乐队门槛特高的人发现，其实喜欢乐队不需要门槛。

还有很多人质疑，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的广告商业植入，觉得这怎么能是乐队想要的东西呢？他们觉得乐队的人肯定拒绝商业。其实乐队是最不拒绝商业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商演能多一些，这样过得好一些，不用再靠女朋友活着，靠爸妈活着。

还有人对练习生乐队Bong Bong和VOGUE 5感到不适，觉得这种安排就是为了流量，还能够造成反差和戏剧性“笑果”，让看节目的人觉得乐队比那些练习生更厉害。其实我觉得那两个练习生乐队都挺不错的，尤其是VOGUE 5，他们代表了新生代年轻人积极蓬勃向上的信念。唐朝、黑豹那拨乐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但今天的年轻人和他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有人争论类似Bong Bong这种练习生不是乐队。其实广义来讲，他们也是乐队，只不过他们经常会被叫作偶像团体。可能乐队的人不太会跳舞，他们挺会跳舞的；他们不太会玩乐器，乐队的人显得更会玩乐器。但是乐队的基础不在于具体是什么形式，而是在于团队本身。两个人可以是乐队，二十个人也可以是，他们彼此都一样，都是玩音乐的团队。

这两个乐队表现出来的东西，正是今天很多玩乐队的年轻人身上的特点，他们没有沉重的包袱，有的是阳光、快乐、灿烂，还有美好的明天。

乐队文化在我们这片土壤上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从19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每代年轻人都组建了他们自己的乐队，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内心。

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历史，很多人是用出版的历史去计算的。比如崔健出专辑比较早，所以他就被封为了中国摇滚教父。参加节目的“面孔”的第一首歌发表在1991年的《中国火》合辑里面，于是他们就被认为是一个老的乐队。相比之下，“清醒”乐队的第一首单曲发表在1994年的《摇滚94》合辑里面，于是他们就被认为比较新。但这两支乐队的组建时间其实是同一年，甚至后发表单曲的“清醒”比“面孔”还早组建了几个月。

还有人说“面孔”是一个中年乐队，他们玩的都是老派的音乐。在我看来不是，他们只是一直停留在年轻时代。“面孔”乐队的首张专辑在1995年发表，他们特别时尚，贝斯手欧洋因为私事去了英国，看到了“愤怒反对机器”乐队的演出，后来带回了一张那个乐队的专辑，按照那种感觉写出一首歌叫《我需要》，那是我们这边的第一首新金属歌曲。几年之后“痛仰”乐队组建，他们通过打口磁带的渠道听到了“愤怒反对机器”乐队，然后把那种风格做了一整张专辑，于是在很多人眼里“痛仰”成为中国最早的新金属乐队。

当然，我不是一味地给《乐队的夏天》叫好，这个节目带来的很多正面效应，也写满了“不一定”。节目能给乐队带来他们的“春天”，这件事还说不好，光靠一个节目，是难以成就的。

我记得白岩松曾经提交一个提案，说是让那些正在消失的书报亭变成文化亭，在那上面贴上这个城市各个演出文化场所的海报。让青年人知道不仅仅能去网吧，不仅仅能去酒吧，还可以去Live House看演出，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走过青春年华。

文|王硕

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19年7月5日C1版《艺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