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幸运儿”的子孙 我们应当如何等待戈多
两周之前，易立明导演及其团队精心排演的《等待戈多》与观众见面。响晴薄日的周末下午，西山脚下的中间剧场人头攒动几乎满座。票卖得很好，观众们都很年轻，开演前，他们聊着校园生活的枝枝蔓蔓，气氛活泼、热络；开演后，观演气氛安静、集中。叫人能够感到，这出戏找到了她最恰当的观众人群。
演出散场的时候已是傍晚，西落的太阳斜搭在西山背后，送观众返程。我和来看戏的高校大学生坐着同一辆公交车离开，他们在这趟横穿中关村沿线的大巴上讨论剧情和台词的意义，叫人羡慕这有大把时光用来“空想”的最好的年龄。而后，他们陆续下车，回自己的学校去了。
车上少了学生，我继续向东，复盘着演出：戏排得认真，也基本通顺，剧组为了这一次排演，对早有多种经典译本流传的剧本进行了适合演出的重新翻译，可见用心。然而观剧过程中的疑问盘桓不去：易立明导演为什么要排《等待戈多》？研读节目册上导演的话，也还是未得三昧。以下，是我的不明真相的几种臆测，很可能都是不准确的——
“等待”对国人来说太奢侈
这一版《等待戈多》的舞台造型颇见心思：以钢铁十字架代替荒原上的枯树，形成现代工业的精神坟场意向，又以高悬的十字架灯箱，强调着不具实体的崇高信仰的地位。与十字架意向并置的，是玻璃镜面反射的效果。将在座观众摄入剧中，当代舞台颇为流行。我猜这样的主视觉或许贴近着主创心中的原作解读，也表达着对信仰缺失痛心疾首的作者喟叹。然而以我浅见：这未免太知识分子了些，疏离了中国情境。
“人类的理性得以张扬，知识飞速发展，财富高速积累。但在这种极度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在同一个上帝的光照下却发生了几乎毁灭人类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各种思潮层出不穷……人类思想进入了自我否定的死循环……在这种绝望中，我们成了无可依靠的孤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面对虚空，勇敢地等待。”导演写在节目单上的话昂扬澎湃，但严格说来，这里的人类其实是西方人类，真实的我们（中国受众），并未陷入死循环。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心中从来没有十字架，何来上帝之死？哪有孤儿之惑？的确，这会叫知识分子群体扼腕，耳畔常听：“没有信仰，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个人对此不以为然。我的质疑是：在受到了多年的文化洗礼后，我们的知识精英是否集体无意识地将别人的上帝误会为了自己的精神寄托，而常常忘了自己脚踩的是一片怎样的沃土？没有信仰，是千百年来我们自己的活法儿，目前证明至少没有自我毁灭，反倒是有滋有味生生不息。我们活了下来，没有信仰，但有信念。在我看来更为脚踏实地的方向是：与其召唤本不属于你的西式信仰，不如固本清源寻一寻正急速稀薄着的东方信念。
同样远离中国情境的，是全剧的贯穿动作：等待。公允地说，这不是易版的问题，而是《等待戈多》的问题。
1953年1月5日，《等待戈多》在巴黎巴比伦剧院首演。彼时，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阴霾中幸存下来的欧洲可谓千疮百孔，西方世界在物质上重建家园，在精神上也在追问自我：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全人类的灾难？《荒诞派戏剧》的作者马丁·艾斯林说：“在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后，仍然有许多人竭力想与查拉图斯特拉的上帝死了的信息取得妥协，想找到一种方式，使他们可以有尊严地面对已失去本是中心与生活目的的那个世界，即四分五裂、变荒诞了的这个世界。”以等待的方法找寻，就是萨缪尔面对迷茫的战后情绪提出的贝克特方案。非常高级，可以说是荒诞派诸君中最高级的一位。然而，这份高贵的等待却很难打动忙忙碌碌的当代中国人。
困扰当代中国人的核心情绪，并非因不知希望在哪儿而踟蹰不前的迷茫，而是每个人都目标明确野心勃勃（通常与财富积累挂钩）但却不可得的欲望落差。因此而滋生的集体情绪是焦虑，中产焦虑、学习焦虑、财富焦虑……焦虑就是生产力。当代中国人在全球化、信息化的高速公路主赛道上一路裸奔，很多时候我们连体面都还顾不上，更没有闲情用来等待。从这个角度讲,《等待戈多》的核心动作太过奢侈，令此时此刻的观众对剧中人难于移情。无能移情，哪儿还谈得上思考。若真思考起来了，多半也是全不走心的假思考。
当然，这或许也是易立明导演执念于排演《等待戈多》的一个原因：奢侈的等待如此高贵，你们为什么不停一停？
假如真的为此，那我还有异议：是应该用“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的等待之苦吓跑原本就耐心不足的当代中国人，还是应当以等待之美的宜人养性来诱其有所改变呢？这么说来，我倒觉得“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木心情致，比《等待戈多》来的叫人向往，也更有效。虽然，高下立判。
贝克特也有历史局限性 何必死抱着当圣经
不能通过演出感受到易立明导演为什么要排演《等待戈多》，但我却觉得自己是可以理解易导的，因为我自己也是《等待戈多》的一枚“书迷”。
我观看过五六个版本的《等待戈多》，第一次是孟京辉就读中戏时，“伙同”同期在读的胡军、郭涛排演的版本。（由于该演出被禁止，没人有机会看到中戏院内煤渣堆上的“胡搞”现场。）通过刻录VCD，观摩了在黑匣子剧场内的复刻演出。简陋的纸袋包装是匮乏时代里文艺青年们宝贵的学习资源。当然，我没有看懂。但是，那个时代，年轻人流行的文艺观是越闷越高级，看不懂就对了。及至今日，这一简单粗暴的文艺观随着扛旗老炮们一起颓颓老矣，但仍影响颇巨。
我第一次读懂《等待戈多》，是在中央戏剧学院丁涛教授的经典赏析课上。丁先生的分析鞭辟入里：爱斯特拉冈（昵称戈戈）代表感性，弗拉基米尔（昵称狄狄）代表理性，这对“好基友”相伴相生不可分割，他们在上帝已死的没有希望与指引的迷茫情境下等待戈多。尽管迷茫，他们还是自由的。与之相对的，是代表奴役的波卓与代表被奴役的幸运儿，他们是非自由的。先生对这四个人物两组关系所构建起的双重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解密秘钥。我们将之带回剧中对每一处细节进行印证，更觉融汇贯通、一丝不爽。至此，高深莫测的《等待戈多》再也不是玄虚不可理解的逼格天书，而是作者贝克特内外自洽的方法与内容。
2004年，爱尔兰大门剧院访华，带来了世界公认的《等待戈多》经典版本。在首都剧场，我们得以观赏来自贝克特家乡的“原汁原味”。演出臻于化境行云流水，演员几乎与人物合为一体。感念曾有幸聆听丁涛教授的讲评分析，使我对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能看懂，一丝一毫都不错过。那以后，我又把基于这一版本及演员团队的电影版看了多遍。
大门剧院之后，我再也未见超越者。
2006年，青年编导演顾雷与何雨繁组合也排演了《等待戈多》，该版作为北京剧协资助的“亚洲青年交流项目”的开幕剧，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这一版，叫我看到了何雨繁在表演层面的进步。
2009年，我在纽约看了百老汇驻场版，解读没有大纰漏，表演没有大惊喜。
2016年，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邀演了台湾当代传奇剧场的《等待果陀》，吴兴国老师以京剧行当、程式呈现贝克特经典，自有其新奇之处。但也就在那一次，我开始更多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排演《等待戈多》？
正如前面讨论，在我看来《等待戈多》情境与中国历史及现实生活及思想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对应。因此，《等待戈多》在中国排演，常遇到的第一个困局是：精英文化圈对该剧的阐释早已达成共识，虽然多数均如我般“不劳而获”，并非自己勤思敏学悟得真理，但这并不妨碍精英们把玩不辍食不厌精；另一方面，普罗大众则仍旧将之奉若现代主义天书，爱它云里雾里特有逼格。观演之间鸿沟天成鸡犬相闻互无往来。排演《等待戈多》，必须通过表演的媒介，譬如精湛的演技（如大门剧院版）或新巧的形式（如京剧版），将原本并不懂得剧作深意的普罗大众拉进贝克特的思辨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达到了，也还仅仅是排演《等待戈多》的第一层。易版《等待戈多》在这一层面上的完成度当算过关，票房口碑即是证明。然而，更深层的问题是：身为“幸运儿”的子孙，我们应当如何排演《等待戈多》？
1978年，以色列裔美国学者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横空出世，他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系统地分析了“西方的东方学”，精辟地指出了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是西方反观自己的文化对立面等基本观点，以及东方形象是西方的东方想象等结论。人们发现，这是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印证了《等待戈多》的预言：第一幕，波卓对幸运儿的役使象征帝国主义时代；而波卓、戈戈和狄狄对幸运儿满篇西方语汇陈词滥调却毫无内容的“思想”的忍无可忍，就是列强眼中不可理喻的东方；第二幕中幸运儿哑了（失语）、波卓变瞎（盲目）则又象征着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图景……
这也提示我们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等待戈多》到底是西方立场，虽然摆脱了奴役与被奴役困局的自由人戈戈和狄狄，对幸运儿不乏同情，但仍旧将之视作文化的“他者”，是不可交流的异己对象。与“先进”的西方相比，“落后”的东方就是幸运儿。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身为曾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我们，幸运儿的子孙们，天然的东方立场的我们，应该如何排演《等待戈多》？对此，易立明导演的方法是，将波卓、戈戈和狄狄全部拉入到当代中国情境里面来，这在我看来有些生硬：
易版《等待戈多》里，幸运儿还是幸运儿。易导给幸运儿穿上了他心有独钟的民国时代的劳动装、劳动帽，把他打扮得像从蔡楚生、郑君里影戏中走出来的工厂小会计。而波卓则穿上了东北貂儿，以及港味民国大亨的长围巾。这是有意对应着压迫者变成了“自己人”的中国当代现实。然而，戈戈和狄狄这对“自由人”就变得不够彻底了：还是破西服呢便帽破皮靴的洋范儿一身。人物服装是人物身份的最直观表现，四人整体看来元素驳杂不够统一，连同“反正GDP是涨上去了”等观照现实的台词一起，二度创作的表达嫌零散、飘忽、旨意不清。我们固然可以以驳杂也是当代中国现实来进行解释，或强调私人趣味是创作者的天赋权力，无需处处叫人能懂。然而，抛开这些小节不谈，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此刻，第二幕如何能够表达贯通。事实是，易版《等待戈多》第一幕勉强可以在中国，第二幕又回到了照本宣科，并也因此难以理解了起来。贝克特很强大，想要把他的强设定整体挪移，易版的呈现是中道崩殂，未能成功。
其实在笔者看来，贝克特的预言并不准确，当代现实是：幸运儿没有哑，波卓也没有瞎，我们有摩擦、也共生，无论如何我们是对起话来了。如此说来，《等待戈多》的第二幕有其简单粗暴过分悲观的不足之处，这与二战后西方社会普遍的悲观主义情绪有关，是贝克特的历史局限性。当世界格局已自行演绎到了第三幕，我们若还死抱着贝克特的经典文本当圣经，未免就有些落后于时代了。
这是我的个人愚见。
文|安莹
北上广“996”不相信眼泪，难道娱乐圈“007”就可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