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林：学习布莱希特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
布莱希特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中国戏剧界多大程度上真正吸收了布莱希特的营养？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还可以继续，尤其是现在。
1956年，丁扬忠教授到东德去学习，当时的院长欧阳予倩给他写信，让他注意布莱希特，丁教授回国后，马上就被田汉先生叫去，特别要听他讲讲布莱希特，而且希望他能够多介绍布莱希特。他马上就翻译了《例外与常规》，当时就发表了。1959年黄佐临导演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据说效果不太好，导演觉得主要是观众对于这个戏的历史背景不太了解。这恐怕也是我们接受布莱希特需要下一些工夫的地方，因为布莱希特很强调历史化。
1962年，黄佐临在广州的全国创作会议上提出要学习布莱希特，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光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应该有布莱希特。他提出最重要的是戏剧观的问题，不要用一家，还应该有别的供我们参考的资源。这就发展出三大体系之说，成为我们媒体上常见的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大家的反应说明我们戏剧界的同行对“三大体系之说”是不接受的，但是它影响很大。
布莱希特最大的影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作家首先提出从布莱希特身上认识了一个道理：戏剧的法则是完全可以重新确立的。他认为布莱希特重要的不是营造幻觉，而是诉诸理智，要舍弃细节抓本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独立不疑的批判精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一批作家，作品几乎都有布莱希特编剧法则的影子。
“间离”是布莱希特非常重要的美学观念，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提出跟中国有点关系。因为他的那篇文章写的是中国戏剧中的“间离效果”。但是布莱希特也说过，莎士比亚时代戏剧的“间离效果”也很多。
布莱希特自己说，“间离”古已有之，并不是他的发明。他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技巧，而是一种认识方法，要把我们见怪不怪的东西，用“间离”的方法使我们更改旧观，重新问为什么？凭什么？怎么就非得这样？怎么就不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觉得布莱希特在中国被介绍得还不够，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它的原因是，布莱希特可能来中国早了一点儿。那个时代中国的情况不可能理解布莱希特所批判的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完全知道了。但很可惜，现在我们好像在这方面对布莱希特倒有点放弃了，原因是我们的戏剧家走了这么一条道路——认为更重要的是发扬人性。
布莱希特也走过“人性”这条路，他的第一个作品《巴尔》就很人性。一个艺术家，第一他自命不凡，第二他非常喜欢女人，第三怕死。但是布莱希特往前走了，从《巴尔》走到我们将要看到的《夜半鼓声》，他发现另外一个东西：人是属于阶级的，就是马克思说的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不管剧本写得好不好，我们第一次发现这种剧本带有表现主义的特点，这里面的人不称之为个人，都是类型，资本家暴发户，前线回来的伤兵。
布莱希特当时可能有些疑惑，就是在阶级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之间怎么选择，在解放全人类和解放自己之间怎么选择，在追求全民更多数人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的时候，怎么选择。在中国我们对这个主题不陌生，《毁灭》里面的小白脸、《大浪淘沙》里的年轻画家、《青春之歌》里面的余永泽，这个题目我们中国人写过。布莱希特有另外的道，性，人性，性主义，人性主义，人道主义，到最后的成熟作品。这个题目不仅布莱希特写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德语戏剧中一直没有放弃，同学们都喜欢的《马拉/萨德》，一边是代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马拉，一边是个人主义的萨德，这不是我说的，作者就是这么说这么看的。
我们是否可以规避布莱希特戏剧中这些很严肃的主题，或者可以把他的一些主题换成别的主题？矛盾是无处不在的，布莱希特一定会挑一个他认为的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而且关注矛盾的主要方面，我相信如果布莱希特对什么矛盾都关心的话，那他的剧本写出来就跟英国的客厅剧一样，就是茶杯里的风波。我觉得正视问题是试图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先不说问题能不能够解决，但是如果都不能够承认它，不能够看清楚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并且试图分析的话，就不会有下一步。布莱希特不是一个鼓动家，他不是呼喊我们去解决矛盾，布莱希特教会我们一种正视、分析问题的办法。这对我们中国戏剧工作者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艺术家至少有一段时间不大注意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些影视工作者还是注意了，涉及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有些做得比较好的剧作家现在通过各种方式在学习，我们很喜欢的作品还是谈了这些问题的。
布莱希特的全集里面有《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这篇文章，确实是他在看了梅兰芳之后写的。据我们所知，他看的可能不是演出，是工作坊性质的，这个恐怕是真的，然后他马上又写了一篇中国戏剧的问题。
我是这样看的，布莱希特也说过，“间离”效果不全是中国的。中国的戏曲里面是没有“陌生化”这个说法的，据研究布莱希特的专家说，这个词是布莱希特这个文章中第一次提出。是布莱希特的发明也好，误读也好，哪怕他读得不正确也很好，如果布莱希特非常忠实地描写中国戏曲，那也就是他们的大学里多了一位所谓的汉学家。现在布莱希特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不管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他就贡献了“间离效果”这个说法，而现在中国人又拿“间离”用到自己的话剧上，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我个人认为是，中国有“间离”这样一个传统，很多国家都有这种表演方法，可能刚好布莱希特一看完梅兰芳的表演受到触动，就写了这篇东西，但是我觉得这篇东西应该不只适用于中国戏曲。
（本文整理自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沈林2019年7月7日在歌德学院（中国）举办的《布莱希特在今天》对谈活动上的发言）
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19年7月12日C6版《青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