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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学教授的“疫中札记”:23小时逃离欧洲,你以为的安全是如此虚幻|十日谈
3月17日,他历时23小时回到北京,接受集中隔离。
以下是他归国旅程的自述和感悟。
危机
“意大利离咱们这儿远着呢”
想不到离开之后没多久,国内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开始猛烈爆发。网上传来的各种信息令人无比揪心。每天工作之余紧张关注着国内疫情的进展,心情一而再地跌入谷底。好在荷兰的朋友们给了很大支持,中国疫情第一次被荷兰当地电视台报道之后,很多刚结识的朋友纷纷给我发信息和邮件慰问,问我家人朋友是否安好。人文研究中心主任Frank每天在办公楼碰到我,都会问一句:“怎么样,家里都还好吧。”学校给亚裔师生发声援邮件,表示会支持大家对抗种族主义的歧视言行,我这个刚来没多久的短期访问学者也收到了。一切让我感觉很暖。
疫情的到来让国内学校纷纷推迟开学,国内单位通知我预期开学时间是5月10日。于是病毒居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全了我的心愿,我终于能够在荷兰多呆一段时间,深入考察这里的社区艺术了。
我将之前的机票改期,正式跟尤金确认可以参加三月底的2020鹿特丹国际社区艺术节。尤金非常兴奋地给我安排了两场工作坊。他知道我在北京带一个流动人口社区的女工戏剧小组,而且做了一出叫做《生育纪事》的社区记录剧场作品。他告诉我,中国的社区剧场是欧洲研究者们从未涉足而又无比好奇的领域。他期待我能在艺术节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
大概从二月中下旬开始,荷兰的媒体上开始出现了关于意大利疫情的报道。有一天晚上,我和房东、荷兰社区艺术家多娜·丽莎,以及她的丈夫、在乌特勒支应用技术大学教授剧场与社会工作课程的古纳·谷汶一起吃晚饭,电视新闻里正在播报意大利疫情的情况。我问道:“意大利离咱们这儿是不是不远啊?”古纳说:“远着呢。荷兰南边是比利时、德国和瑞士,然后才到意大利。”我笑着说:“那就希望病毒永远都不要到北边来吧。”
没想到,过了不到一周,新型冠状病毒跟荷兰开始联系上了。最初是以谣言的方式。有天晚上,我在楼下看书,多娜在楼上画画,我收到在乌特勒支大学留学的学生英茹发来的信息,是一张截图,上面有荷兰权威媒体NOS的logo,说第一例确诊病例已经出现在乌特勒支北部的移民社区OVERECHT,警察已经封锁了该区的街道。OVERECHT是多娜主持的STUT社区戏剧中心所在地,我赶紧冲上阁楼把收到的消息递给她看。我俩面面相觑。我问她:你明天还去上班么?她说:不去不行吧。第二天,我收到多娜从STUT发来的信息,告诉我昨晚的信息已被确认为假新闻。我松了口气。那种安全的感觉又回来了。
唯一的口罩被我戴了洗,洗了戴
23日一早,今年来自北海的第三轮风暴过境,狂风暴雨使得狂欢节组织者不得不取消了游行。我和英茹也因为恶劣的天气放弃了行程。没想到这是一个幸运的决定,因为后来公布的荷兰头七例确诊病例中,有三例是在蒂尔堡狂欢节感染的。蒂尔堡所在的荷兰南部也一直是荷兰确诊病例最多、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意大利公布第一例确诊病例之后,本地的中国留学生群里已经开始彼此提醒要小心,身边欧洲人民对疫情毫不在意的态度也成了大家吐槽的焦点。而欧洲政治文化中对于蒙面的反感和排斥,也让想要戴口罩保护自己的华人留学生心存顾虑。
蒂尔堡狂欢节出现感染的消息传来之后,我中止了每天在人文学院访问学者办公室的工作,改为居家工作学习。实在需要去大学图书馆借书和还书的时候,我都选择晚上人少时段出行。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戴口罩出行的情形,我戴上了身边唯一的日本买的防雾霾海绵口罩,然后在口罩外面挡上一个围巾,缩在公交车的一个角落里,尽量不惹人注目。后来的日子里,这枚唯一的口罩被我戴了洗,洗了戴。除了心理安慰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作用。没办法,在这里想买个口罩太难了。不仅没有口罩,连超市里的免洗洗手液和含酒精成分的消毒巾都在二月中旬就全部售罄。
第二天下午,廉上楼敲我门。我打开门,他声音颤抖地告诉我:“刚才的突发新闻,政府取消了所有一百人以上的集会活动。你的演出也被取消了。”我俩面面相觑,一时无言。
往日像八音盒一样温柔的教堂钟声
突然报警声大作
就在一周之前,芬兰航空通知我四月底之前所有飞中国大陆的航班都取消了。我只能申请退票,重新买了4月9日的回国机票。然而,艺术节被取消了,欧洲疫情日益严重,我的旅游保险和申根签证将先后到期。一旦疫情导致社会动荡甚至边境关闭,没有医疗保障甚至旅欧签证的我将会裸奔在巨大风险中。(实际上,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房东多娜给我发来信息,告诉我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等国正式关闭边境,所有人员只能离境,不能入境。)我跟学生英茹商量了一下,告诉她我会提前回国。也建议她尽快跟学校沟通,把课程和学业处理一下,然后回国。
把提前回国的想法告诉了尤金,他说会在我走之前找我处理一些事宜。我决定等确定跟他会面的时间之后就购买回国机票。然而,一个国际艺术节的临时取消,有太多的善后工作需要处理。此时阿姆斯特丹直飞中国大陆的所有航班已经停飞,在短短的八个小时里,我眼睁睁看着自己所选中的一个飞行时间最短,中转次数最少的航班,价格从八千多变成了一万九千多。我决定不再等待他通知我会面时间,迅速给自己买下了周一(3月16日),也就是四天之后的回国机票。
在我出发之前倒数第二天,荷兰政府宣布学校停课。头一天,政府宣布所有酒吧、餐厅和咖啡馆不再营业。临走前一天早上,前房东古纳给我打电话,让我住回他家,第二天他开车送我去机场。这样一来避免我坐火车,二来也不必给七十多岁的廉夫妇俩添麻烦。放下电话,我开始收拾行李整理房间。正在忙碌着,忽然不远处的教堂钟声大作,急促响亮的钟声持续了将近十分钟。我停下手里的活儿,推开窗户看着教堂的钟楼,不由得想:这向市民们报警的钟声上一次被人们听到是在何时呢?是二战时德军入侵占领城市的时候么?我们见证了历史,而这历史是如此让人悲伤。经历了这次疫情,或许我们曾经熟悉的某种生活方式将会一去不返。正如廉前一天晚上所说的:他活了77岁,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如此糟糕的局面。他所在的社会上一次经历这么严重的状况可能是二战期间。但那时候他太小了,没有记忆。更何况,那毕竟是战争,不一样啊!
逃亡
机票三万,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
只想回家
此次回国,旅费花销可谓惊人,芬兰航空的退票申请邮件发出一周依然音讯全无。之前花8000多人民币买的4月9日回国机票,查了一下现在退票只能得到199块钱。而3月12日买的阿姆斯特丹中转法兰克福飞北京首都机场的机票,票价19000多。全部算下来这一趟国际旅行的花费已经三万多了。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此时只想回家。
英茹也迅速处理了学校的事情,买了比我晚三天回国的机票。我们开始一起准备回国的防护物资。我的防护物资如下:3M口罩1个,普通医用口罩4个,一次性手套15双,消毒巾和消毒棉片若干,帽子,充当护目镜用的普通泳镜,免洗洗手液一小瓶。
都说机上尽量不要吃喝不要上卫生间,可是十五小时的飞行不吃不喝撑不住。还好我事先准备了代餐粉,又买了吸管杯,这样就算吃饭也可以不摘口罩了。为防止代餐粉被安检没收,也准备了应急充饥的巧克力和高蛋白能量棒。
回到多娜夫妇家,多娜准备了我喜欢的食物为我送别。晚上躺在床上,想象这两个月以来的经历,心绪起伏难以入眠。早晨起身打开手机,收到英茹半夜发来的信息。她说亲友帮她托人在航空公司内部查了她的机票,发现第二程慕尼黑飞北京的汉莎航空航班被取消了。但因为各大航空公司目前都处于接近崩溃的状态,因此航班取消的消息并未在汉莎官网和购票网站出现。她在物色新的回国航班,也建议我把自己的航班号告诉她,帮我查询一下,确定航班正常再出发。
我不由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性。如果未来几个小时之内我的后程航班被取消,而荷兰和德国国境关闭的话,我将会滞留在举目无亲的法兰克福,进退无路。好在经过查询,确认了LH993和CA932都正常飞行。我终于可以出发了。
欧洲空乘连口罩手套都没有
中国乘客穿着防护服登机
唯一一场虚惊是在汉莎的值机柜台,值机工作人员问我:“你知道你会被隔离十四天吗?”我被吓呆了:“什么?德国也开始隔离中转旅客了吗!”“没有,是在你自己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赶紧告诉她:“哦哦,知道。谢谢你告诉我。”
可能因为最近几天的意外和惊吓太多,对身边各种意外和不确定因素变得格外敏感。在登机口的躺卧休息区找了个位置刚要躺下,听着旁边一位大叔睡得很沉,呼吸还有点沉重,心里立刻不踏实,赶紧换到僻静无人的地方呆着。登机前半小时,进餐、排泄。消耗了第一双一次性手套和第一包消毒片。太过小心翼翼,居然蠢到在摘手套之前拿消毒棉片去给机票消毒,结果票面一片模糊。
阿姆斯特丹飞法兰克福的这个航班上座率不到一半。除了人少,其他一切照旧。空乘人员连口罩手套都没有。机上发了一次饮料,酒水需要收费。点酒的乘客不少。遇到点酒的乘客,空姐笑嘻嘻地从乘客手里收钱、找零,或者刷卡,然后给他们倒酒。让我看在眼里,无比揪心。万一乘客里有人感染了病毒,这机组人员的风险得有多大啊!到了法兰克福机场,发现比阿姆斯特丹机场人还少,除了飞北京、上海的登机口,其他地方基本没人。欧洲最大的国际航空枢纽居然这么空空荡荡,简直令人震惊。可以想见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程度。
到了机场和飞机上,戴口罩的乘客终于多起来了。不光有亚洲人,也有欧美人。但显然欧美人民不太习惯戴口罩,一路最少看见四五个人,口罩都戴反了。最可怜的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和机上的空乘人员,在人流如此密集,感染风险如此高的地方工作居然没有任何防护。究竟是他们的雇主认为疫情不严重,还是他们的国家防护物资不足?
在阿姆斯特丹办完值机去安检的时候,与一个负责回答旅客问询的年轻工作人员擦身而过,那一瞬间发觉小伙子在留意我的口罩,眼神里平静中似乎还有些困惑和无奈,真让人心疼。
到了国航飞北京、上海两个航班的候机区,画风大变。我到得早,坐下身边还没几个人。但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甚至护目镜。过一会儿,一位女孩款款走了进来,全身专业防护服,护目镜、3M口罩、一次性手套,甚至还有鞋套。看那一身打扮就好像刚从ICU抢救完重症病人出来的医护工作者。过了一会儿,不断有全套防护装备的同胞抵达。我心情有点复杂。一方面很庆幸,看起来这个航班所有的旅客都比我防护得好,别人防护措施好,那不就意味着我旅途中感染的风险大大降低了么?而另一方面,我也真是很佩服这些同胞,他们怎么都这么有本事?这从头到脚的防护设备都从哪儿弄来的?要知道,荷兰的超市里早就已经买不到消毒巾和免洗洗手液了。二月份和几个留学生朋友在微信群里商议并尝试给武汉捐防疫物资,期间经历的各种波折麻烦让我知道,中国疫情爆发之后在欧洲想买口罩和医用护目镜难于登天。到了现在,欧洲到处的医院都缺防护物资,口罩简直就是奢侈品。普通外国人究竟从什么渠道能获得这些专业防护设备呢?到现在我都想不出答案来。只能说国人太有能量了!
从登机到落地,期间量了三次体温。第三次测量体温之后,前面机舱到一个小伙子被空乘人员带到了机尾最后一排。动身之前已经听说,机上最后几排是给体温异常的乘客安排的简易隔离区。目睹此景心情难免波动。
上了飞机,把帽子、口罩、眼罩、耳塞统统穿戴妥当,然后自拍一张发朋友圈,声称自己将会七窍未开一团混沌地睡上八个小时,然后就到家了。17日上午11点多,飞机落地后落地打开手机,给我口罩的英茹小心翼翼地提醒我:“老师,您那个口罩戴反了,过滤孔都露在外面了。”心里一阵抓狂。我这是慌成什么样了!路上还笑话别人口罩反了,结果自己一样犯错啊!
抵达
偷吃卤蛋的小弟和收不到验证码的大姐
其实,在法兰克福机场下机走进候机楼,抬头看见显示屏上CA932客机登机口信息的那一刻,我心情已经彻底放松。大概因为心情变了,再看周遭的事情也发现了其有趣的一面。
大概是因为听说机上有感染风险的缘故,同机乘客大多依旧紧张。飞机进入平飞状态之后,空乘人员开始分发食物。不是通常的盒饭,而是面包、热狗肠、卤蛋、八宝粥、牛奶之类的加工包装食品。连着发了两次,堆了满满一桌子。这个我也事先听说了,为减少空乘和乘客的接触,上机后会一次性发放旅途中所有的食物。我只是不太明白,八个小时的飞行,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夜间,吃得了这么多么?很多乘客估计事先得到了家人朋友的警告,旅途中不要吃喝,不要使用卫生间。于是发餐的时候,很多旅客第一反应都是冲着空乘人员连忙摆手:“我不要我不要!”那无比紧张的表情,似乎机上服务是来投毒的,而不是来喂食的。而空乘人员自疫情爆发以来显然也有了经验,直接打开小桌板把食物放下,对乘客说:“拿着吧,不要回头可就没得吃了!”经历了飞机落地之后八小时的等待,我才明白,原来他们说的这一“回头”,是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起飞后一次性发放了旅途中的所有食物
这一幕太奇怪了!过了几个小时该填入境健康表的时候,大哥又过来指手画脚了:把你表给我,这里,你填什么什么,这里,你填什么什么。小弟点头哈腰,一口一个:“好的,老大。”我已经好奇得不行了,这到底是一对什么样的人物关系?黑帮老大和马仔?但这毕竟不是电影啊!于是小弟填表的时候我开始肆无忌惮偷看。小弟一笔字写得张牙舞爪。我仔细辨认半天,认出来他是从芬兰某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回来的。天哪,这到底是干什么的“黑帮”啊?我直接搭讪了。小弟倒是没什么戒心,直接告诉我他是某个冬奥项目出来训练的运动员,而“老大”是他的主教练。原来如此!至于他是哪个项目的,我不能再说了。因为夜里半睡半醒的时候,我不经意间看见小弟趁人不注意,偷吃了那颗绝对不可以吃的卤蛋。
我左边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大姐。登机之后空姐提示大家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登陆“京心相助”小程序,提前申报个人回国信息。大姐显然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回事,一脸懵懂又不好意思问。我看出她为难,主动提示了一下她是怎么回事。大姐掏出手机开始鼓捣“京心相助”。看得出来她眼睛老花,手机举得老远,字体超大。而这个小程序的设计对上了年纪的人显然并不友好。手机字体一放大,那个“同意已上告知信息”的确认按钮就跑到屏幕外面找不着了。我指导大姐调小了手机字体,进入了京心相助小程序。结果大姐的德国手机号码无法接收国内小程序发送的短信验证码。一问才知道,这位青岛大姐在德国呆了八年,为了躲避欧洲疫情,这是她第一次回国,当年申请微信绑定的国内手机号码,早已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有点替她担心,因为从单位得到的消息,过海关时必须通过“京心相助”查验个人申报信息。跟她说了这个事,大姐倒是不担心:“不怕。我都到了中国的土地上了,还怕个啥?”
大姐穿得挺讲究,但文化程度好像不太高。飞机降落之后她打开手机,收到德国手机运营商发来一条短信。她打开翻译软件准备查德文短信的中文翻译,结果没有网络。于是大姐一手拿着手机和USB数据线,一手指着机上娱乐系统的USB充电口问我:“兄弟,你说我手机插这上头是不是就有网络了?”我告诉她不行,这个只能充电。她“哦”了一声,不再说话了。
一个完全不懂外语的中年妇女,独自在国外生活了八年。连躲避疫情回国的时候都没有旅伴。这位大姐估计是个有故事的人。不过,大姐显然比小弟有城府,对我客气,但始终保持着警惕。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肯聊。只知道她来自莱茵地区的科隆。问她德国好还是中国好,她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德国好了!你坐飞机去德国,飞机还没降落,空中就看见大片绿油油的森林。你看看这儿,全是光秃秃的。”问她那您想留在德国么?她叹了口气:“嗨,怎么可能,还是得回来啊。”
东北亚农耕和游牧文明交界线上的北京,气候和自然条件当然比不了莱茵河上的科隆那么温润富饶。可万一摊上全球大瘟疫这样的事,留在别人家里确实是扛不过去。接下来没有再和大姐聊天。等到大家都可以下飞机的时候,我一个不留神,大姐已经消失了。不知道她接下来是在北京集中隔离,还是能直接回到青岛。希望阔别八年后,她能和亲人顺利团聚。
在飞机上等了四个小时
意味着下机后一路秩序井然
旅客们下机的时候,空姐们终于撑不住了,两位空姐扶着座椅靠背捶腰,另外几位则瘫坐在自己的座椅上。这趟飞行任务从开始的规划准备到之后执行完成,她们显然经历了太多操心和劳累。这么大的疫情面前,可以想像民航系统的一线空乘人员为保障海外公民平安回国,付出了多少辛苦,承担多大责任。衷心向他们表示感激!
落地之后传来好消息,英茹弄到了当天凌晨南航阿姆斯特丹直飞北京的机票。之前荷兰政府停飞了所有中国大陆到荷兰的航班。经过中方的协商,这个航班刚刚得以恢复。而英茹买到的是当天航班最后一张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符合居家隔离条件,但社区拒绝了
电话打通,那边接线的是一位女性。她完全没想到有一位从欧洲回来的居民要在社区居家隔离。声音显得很慌乱,颤抖地说要去请示领导,让我等着。可以理解,回国之前我按要求向工作单位报备,所居住的社区肯定不会掌握有关情况。片刻之后一个中年男子打来电话,客客气气让我去集中隔离,不要回来“遭大家白眼”。
我本来是倾向居家隔离的,一来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在即,我指导的论文还没看完,二来我教授的本科两个班三门课已经开始网络授课。如果不能回家隔离,那就意味着我无法获得教学和工作所需的书籍资料。此外,我这趟回国总共花费将近三万,集中隔离听说一天费用300-600元不等,我当然希望能够节省一点花费。
单位负责防疫的同事知道我已经回国,也很关心我的情况,不断打电话来,但对我面临的难处她们显然也爱莫能助。最没想到的是,社区把我的情况立刻报给了所在镇政府,镇政府的人马上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能跟主管社区的上级部门直接沟通,我当然求之不得。跟对方说了我的难处,对方也认真听取了我的表达,说会跟社区协调然后给我通知。
来到转运点之后,注意到有好几位同样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人士被社区拒绝回家。一位大哥和一位姑娘一直在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姑娘在电话里愤怒地表示要投诉市长热线。我心想,这个时候投诉市长热线,应该没什么用吧?而同时,单位同事一直在催我尽快告知隔离地点,他们要上报信息。片刻之后,转运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经过协商,社区仍不同意我回家隔离,问我是否签字确认集中隔离。我签了字,等待工作人员带领我乘坐去隔离点的大巴。
我想社区有关工作人员应该也有他们的压力,我能理解。更重要的是我真的太累了,只想赶紧歇着。临走之前,向接待我的几位昌平区新国展转运点工作人员道谢。他们工作很辛苦,很尽责,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是替我着想的。
坐在前往隔离点的大巴上,我浑身无力,意识模糊,面孔灼热。从踏进阿姆斯特丹机场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二十三小时。我害怕自己的身体状况会在最后一刻崩溃,挣扎着吃了点东西,用湿巾擦了脸,让自己打起精神。下了车走进隔离酒店大厅,体温测量结果36.2度,我终于踏实下来了。两个月的坚持锻炼、健康饮食和规律作息显然是有用的,否则熬不到最后这一刻我可能已经崩溃了。在首都机场走出机舱的时候,身体感觉不适的乘客被要求向一位检疫官员单独申报。围在检疫官员身边的一群面色或苍白或潮红的旅客,绝大多数看起来都很年轻。
“关注具体的人,这已经不是共情
助人就是救己”
我哭笑不得地答应了。确实,这一路逃回来,期间得到的关心和照顾令我感恩,从一开始也下定了决心绝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不过,某些网民叫嚣要把回国人员全部隔离去武汉的声音我听见了,讥讽留学生和归国人员的顺口溜:“爱国抗疫你缺席,千里投毒你第一”我也看到了。从疫情爆发以来,先是针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现在是针对从国外回来的人,满满的恶意令人不寒而栗。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多一些善意和宽容,少一些恶意和伤害呢?
身处疫情之中,身边很多人开始不约而同反思个人主义和建构于其上的当代政治经济运作模式。微博知名博主、从事胚胎发育研究的旅英生物学家、微博名“harps”,痛陈英国民众,尤其是弱势的老年人和北部破败的工矿社区出于狭隘排外的民粹思维支持了脱欧,并在2020大选中把票投给保守党。而恰恰是这个党,在其数十年执政中一直持续削减公共福利开支,打压国民健康保障制度,关闭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社区医院。结果导致英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此次完全无力应对疫情,政客只能求助于所谓“群体性免疫”。
她对这一应对策略提出质疑:“群体免疫有没有可能成功?这个实验符不符合伦理、值不值得做?看看疟疾、天花、鼠疫、流感、感冒、埃博拉、腮腺炎、登革热、黄热病就知道了。一茬茬人类跟一茬茬病原体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死了这么多人,哪种传染病不是靠疫苗和药物控制住的。能被群体免疫控制住的微生物,就不叫病原体了。”面对疫情,她期待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动员起来保卫自己的社区,在危机中迅速成长。
的确,狭隘和自私不是应对之道,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战胜危机。我曾教过的一位学生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疫情阴影中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是:以后要更多关注各类民间互助组织,要更多了解所处的环境——城市、邻居,为自己提供服务的劳动者、民众,有不便者,弱势群体,哪怕是流浪动物和宠物……要重视人与人的连接。城市化把个体扔在搅拌机里打散,但全球在一切意义上已经被包裹为一体,在更快速传播的瘟疫和信息,各种机制、应对策略可能失效(哪怕是短暂的)面前,碎片的人、原子的人只会更不堪一击。关注于具体的人,这已经不是共情,助人就是救己。”
的确,人类就是一个整体,彼此有休戚与共的命运。希望疫情教会我们更多的团结和互助,彼此的理解和关怀。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想起来还有许多身处海外疫区,有所羁绊不能回国的友人。希望所有的游子都能平安度过这段艰难时日。在这巨大的危机面前,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不论民族、肤色、种族和宗教,都能得到善待,都能拥有平安。希望我们的世界仍然还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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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月19日,北京市进一步严格了境外进京人员的管控措施,除不适宜集中观察的人群,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14天医学观察。不再受理有单独住所且住所内没有其他同住人员的居家观察申请。3月23日起,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均改为从天津等12个指定城市入境,检疫合格再搭乘原航班入京。)
赵志勇刊发于《北青艺评》的部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