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 | 超越宏观与微观：历史叙述的第三条道路【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辑·施展】（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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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二辑·施展

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历史转换之机，《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期“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暨施展新著《枢纽》学术研讨会于今年1月3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继第一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聚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骏《天下为学说裂》后的又一次活动。本次研讨围绕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的新著《枢纽——3000年的中国》提出的“重述中国”的主题，编辑部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历史学、民族学、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枢纽》自上市以来，引发了不同知识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质疑。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枢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和“问题”，但作为一本思想见长的著作，作者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理论抱负、不凡见识以及“以现代知识话语进行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贵尝试”，正是对越来越书斋化、学科化、碎片化的当代学术的反拨，正契合《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所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的设想。诚如刘吉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抚今思昔，展望未来。重述中国，是为了从过去看见未来，从世界发现中国。本着百家争鸣以及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原则，本刊将与会学者们的观点汇集于此。由于本次研讨内容广泛，而杂志篇幅有限，只能刊发津要，全文现以别册形式同期发布。

超越宏观与微观：历史叙述的第三条道路

孙歌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本文原标题为《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本专辑为适合微信编辑需要，文章推送顺序与刊物发表顺序稍有不同，以刊物为准

施展的书我只是快速地读了一半，整体的结构有一点了解，这个程度不够我直接做评论，所以只好用曲笔，谈一些联想到的问题，不一定跟施展的这本书都有关系。

我先讲一个日本的掌故。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位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后来被结集成册，书名叫做《文明的生态史观》，中文也有翻译，但是我相信没有人注意它。它讲的主要观点是，现在很多人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然后把世界区分为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但是实际上你到亚洲各个区域去看一看，就会发现，亚洲根本就不是一个能统合起来的区域，它到处都不一样。梅棹在这里讲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而没有强调文明文化不一样，所以他的表述比较接近于人类学，后来在日本成为一个并没有发展起来也没有被继承的学科，叫做文明生态史。

文明生态史要做的工作，并不是解构亚洲的一体性，而是用一个新的思路重新划分世界。梅棹认为，这个世界应该用第一地域和第二地域的方式来划分：第一地域是那些文明发展得比较晚，比较野蛮的小国，比如说西欧、日本，他们的周边有比较强大的文明，所以受到恩惠于这些大的文明，日本就从中国受到了恩惠，欧洲从希腊罗马受到恩惠。

但是早期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后来全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受到了破坏，所以就在近代开始之前纷纷挫折，发展不出来所谓的现代化工业社会。而那些没有被游牧民族的铁蹄践踏过的地区，就成功地发展出了现代社会。它大概是这样的区分，还有更具体的论述，比如说东欧和东南亚有没有对称关系之类。总而言之，从他的论述逻辑看，日本应该被划到第一地域，也就是所谓的工业文明地域，它和欧洲应该放在一起，而其他几大文明的区域都是第二地域，因为它们在近代落伍了。

其实梅棹的很多分析，如果仔细琢磨的话，都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它对于游牧民族简单粗暴的定位，不仅政治不正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思考日本现代思想史的时候，他的《文明生态史观》无论如何都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竹内好给了一个定位，他说梅棹的东西我看着很爽，没有讲日本中心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讲单线进化论。他说这是一种历史平面化，或者说历史的“零化”。这个表述有些费解，我们不必纠缠于字面的意思。竹内好想要说的，其实是历史分析的去价值化。梅棹的论述里面讲日本的好话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种好话并不等同于赋予日本以更高的价值。比如说他把日本归入了西欧，但是讲印度的时候，他说其实印度人和日本人比起来，在人种上更接近西欧，所以这样的论述，帮助他完成了去价值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

梅棹所关心的问题本来是重新划分世界，但是他的这几篇评论发表之后，却引起一轮新的日本脱亚论述。同样是说日本不属于亚洲，但是脱亚论者却把这个说法价值化了：他们说我们日本本来就是先进的，我们是第二地域的榜样，因为只有我们在亚洲实现了现代化。其他亚洲国家要在战后把日本近百年来的路再走一遍，必须向我们学习。

假如没有新一轮脱亚论（即日本优越论）的出现，竹内好也许未必高度赞扬梅棹忠夫。但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局面，竹内好觉得，梅棹论述中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性，是值得挖掘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竹内好和梅棹有一次对谈，我今天的题目其实是借用了对谈里竹内好提出来的说法，叫做“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这个说法有特定的上下文。在对谈中，梅棹对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有一个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客观分析。他说亚洲虽然现在处在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万隆会议好像是把亚洲的很多国家结为一体，但是其实只是因为那些大的国家，它们内部的矛盾解决不了，它们在转移矛盾，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意向。梅棹认为，亚洲几个大的文明国家，一旦有了势力之后，发展起来了，一定会有文明一元论的倾向，不会坚持万隆会议主张的那种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他说凡是大的国家，都有文明一元论的倾向，不能说只有欧洲在生产文明一元论。

这个时候竹内好表示了不同意，他对梅棹的这个看法提出了反驳。他说我不认为历史是无限的过去向无限的未来发展的过程，我愿意在有限的范围内来思考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关注到，在有限的范围内曾经出现过的一些特殊的状况，它具有改变历史的意义。比如说亚洲对抗欧洲的反殖民运动，这种对抗不能被宏观的叙事一笔抹杀掉，因为它包含了革命的契机。

竹内好不是思想史家，但是他提出了思想史里面一个非常关键性问题——宏大的历史叙述是否能够解释历史？

平心而论，梅棹忠夫对于万隆会议的分析并没有错误，其实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0年就提出了民族主义是双刃剑这一关键的问题。亚洲国家确实同样面对着文明一元论的诱惑，这一点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万隆会议精神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方面，确实是西欧不具备的，这就是后发国家的尊严问题。借助于万隆会议，这个问题被正面提出来了，虽然它隐藏在了重新安排国际秩序的诉求背后，但是它并不能被民族国家化和现代化这类范畴回收。而这种要求独立尊严的诉求，只有到了二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才以新鲜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其实过了这个阶段，当民族独立真正获得了之后，这个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又被忽略了。

那么，竹内好为什么要对梅棹并没有错误的分析表示异议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梅棹看到了万隆会议潜在的一个方面，即大国总是有操纵国际秩序的欲望；但是他避开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曾经沦为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具有反殖民的和平发展诉求，这个诉求是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西欧不会有的。这两个方面纠缠在一起，才构成了真实的万隆会议，才构成了真实的亚洲。

可以说，在梅棹的视野里，不可能看到历史过程中这种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性问题。他只关心重新对世界格局给出划分的方案，因此，整合各种表象建立尽可能整齐的抽象范畴，是他关注的焦点。消解欧洲与亚洲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具有解毒的功能，但是梅棹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取代东西方对立的问题框架。他的第一地域和第二地域的划分方案，并不具有真正的解释功能，因此，热闹归热闹，学界并没有认真地对待梅棹的这个设想。

竹内好与梅棹的接触点，也就仅仅限于后者在化解意识形态化地解释日本现代化进程方面的解毒功能。可是梅棹不仅化解了竹内好日本优越论的价值序列，也同时化解了其他重要的问题意识。竹内好直觉到，仅仅依靠宏观的把全人类装进去的架构，是没有办法面对那些历史里面的关节点的。所以他执意地强调说自己要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

竹内好

宏观的工作总要有人做，但我想要说的是，宏观的工作要具有解释力，而不是仅仅具有概括力，只有如此它才是成功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的视野是不是一定要用宏观的方式、宏观的结构来呈现，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今天历史学似乎习惯于把研究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方式，甚至往往把它们对立起来。我们都知道微观史学是非常细致的工作，很多史学家考证完了一个很具体的个案之后，已经耗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对那些做考证的历史学家是心存敬意的。但是我不认为把宏观与微观对立起来，把考证与思考对立起来是正确的做法。其实普遍性完全可以是微观的，可以是特殊的，考证本身就是思考，陈寅恪就是很好的范例。不过我要讲的不是如何考证的问题，我希望提出的问题是，思考为什么必须要用抽象的方式？难道在经验里面就不能思考吗？这也就是竹内好提出的“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的含义。只要我们换一个思路，那么竹内好提出的问题就变得有意思了。

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意味着不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归纳所谓的规律。我不是说规律不重要，但是对于历史这个领域而言，来自自然科学的“规律”需要很多但书才能获得意义。这个论证我就不做了，就结论而言，通常在历史叙述中建立规律的努力，很少能够在解释历史复杂性方面获得成功。宏观、抽象的结构性论述比较容易辨认，所以它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如果不能及物，历史认识论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上，仅仅为了满足知识上的好奇心，依靠逻辑进行推理的思维活动，当然可以不对解释历史负责，但是假如面对历史，那么竹内好提出的问题就不能绕过去。

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历史，只有这样，那些被宏观叙事轻易跨过去的问题，才会显得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大家都谈到的那个问题:中国从哪儿来，中国往哪儿去，作为中国人这是我们最焦虑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非常复杂，这个复杂后面的动态平衡，其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解释不了的，只好说中国没有历史。中国是不是真的没有历史？用循环史观是否可以有效地解释历史？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很难用一个抽象的方式，用历史哲学的方式给出回答。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回到施展的书。我读了很有限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的是书里处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动态关系的尝试。这个部分让我甚至觉得作者也在做历史的“零化”工作，有点像当年梅棹忠夫做的那样。我们通常是把中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把其他民族的王朝作为外围，但是施展试图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一来一回的拉拉扯扯这种张力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视野，于是有了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这一互动的结构。我开始以为这会成为全书的整体结构，不过后来它似乎并没有形成论述的主干，在事实上被消解掉了，我觉得有点可惜。这不是一句游牧民族是不是中国这样一个抽象的判断能取代的。

施展论述中的一个亮点，是试图把清朝定位为处于草原与中原帝国之间的中间状态，认为这是清朝可以持续统治的原因；这些想法是很有意思的，只是没有发展成结构性的想象，而仅止于一种说法。结构并不是一个筐子，可以往里面装各种东西，结构是论述的机理，它需要变形为各种论述环节。尽管施展也说游牧与农耕民族间的互相牵制关系是中国历史的结构，但是却并没有让它承担有效的论述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它基本上止步于一个抽象的说法。

施展这本书我没有读完，不敢深入评论，所以把竹内好的那句话引用来做题目，就是因为我很希望年轻朋友能走出一条新路来。历史叙述除了宏观和微观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第三条路，就是在形而下的层面讨论普遍性问题，而不是一定要把它抽象成历史哲学。因为如果这样，我们能够碰到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坦率地说，那些无法整合的问题，才是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任何理论都有用，但是好像它有用的部分也都有限，所以很期待年轻的朋友们继续往前推进这个问题，也期待施展的下一本书能够换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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