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云 | 如父、如师、如友，岁月悠悠忆元化先生 | 致敬共和国学人④
◆ ◆ ◆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官网地址 http://www.tsyzm.com
◆ ◆ ◆ ◆
如父、如师、如友，岁月悠悠忆元化先生
兰 云
本文收录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历史中，学人的过往与记忆也构成了特殊的界域与内容，形成了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是我们对过往最好的纪念。2018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并推出了“激荡：一个人的四十年”随笔专栏。在一年的时间里，编辑部邀请了近七十位学界名家回忆往昔，试图沿着精神和文化的脉络，对过去的中国以总结、对当下的中国以启示、对未来的中国以期冀，取得良好反响。现在，专栏文章已编成《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上卷、下卷），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将精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并结合本刊其他访谈，推出“致敬共和国学人”专题，力图展现共和国知识分子兼具时代特征与思想张力的精神史，以此向七十年来不懈前行的共和国学人致敬。本文是王元化先生生前的秘书兰云女士回忆先生的文章，记录了这位著名学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主编：叶祝弟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年
2018年5月，王元化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位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图书馆的王元化学馆重新开馆。在学馆的整面墙壁上，19条“王元化之问”振聋发聩，引人思索。
岁月悠悠，先生离世已逾十年，十年生死两茫茫。而先生于我，如父、如师、如友。自小我就被爸爸送到先生身边，跟着张可阿姨学英语；九十年代又机缘巧合，和先生相依相随心心相惜十四年。此生先生给予我的父爱、师恩、友情山高水长，他无时无刻不与我同在，并引领着我的余生。
作者和王元化先生在新建的徐家汇公园
一颗种子，将被风吹向何方，在哪里生根开花，种子不由自主。我会走到先生身边，和先生结下不解之缘，一切的发生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实在是我不曾预料到的。
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可偏偏我独得两份父爱，这仿佛前世注定。
1938年春季，14岁的父亲在家乡奉化竺家村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由于身份暴露，他又回到上海。1939年，怀揣着王任叔（巴人）先生的一封介绍信，青少年时代的爸爸和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王元化从此结为朋友。那时先生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研究已深有造诣，他的一系列论著和激扬文字使爸爸十分仰慕。由于先生年长爸爸5岁，爸爸把先生视作为自己的老大哥。爸爸后来参加新四军去了解放区，等爸爸转业回上海后，先生却已经因胡风冤案蒙难。我爸爸却无视这些，仍然把先生当作挚友，我们两家仍然时相往来。身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爸爸以他贯有的老好人姿态对我们说：我认为王伯伯是个好人，他的问题一定会弄清的。因此，还是小姑娘时的我被送到位于皋兰路的先生家，每周去跟张可阿姨学英语。
张可阿姨文雅美丽、温婉贤惠、学问渊博，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女性，我爱她不亚于爱妈妈。张可阿姨也爱我，每去她家都被她盛情款待。这个家，由于有了张可阿姨，一切总是被摆弄得舒舒齐齐充满着家的温馨。布置典雅的居室里，总有人在和先生侃侃而谈；永远丰盛的餐桌，时常招待着八方而来的宾客。
记得有次去他们家，先生正和一个朋友在谈“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命题。先生说：“电由正电和负电合而为电，而树木房舍都有着向阳面和北阳面，都是合二为一的。”他们谈的起劲，也不避讳我这个小人。我听了回家学给爸爸，爸爸很严肃地告诫我：“小孩子不必懂这些，你出去可不能乱说！记牢了！”小小的我就知道，王伯伯的话在外面不要说。
但是，完美的女性在59岁那年突然中风，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但是，张可阿姨对家的呵护从此力不从心。很多的家务，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赶着驴子当马骑”了，必须先生自己来过问。
80年代初，先生的家搬到了和我家只隔一条街的吴兴路，我们比邻而居。张可散步，先生跑步，都会绕到我家闲坐聊天，而我也时时去探望他们二老。他家有好吃的，先生会叫人送些来。而我上小菜场，也会多买一份先生和张可爱吃的送去。碰到有事叫一声，我就赶到。例如先生出国，我就过去替先生熨烫衣服收拾行装；电视机坏了，陪同先生去选购一台；保姆走了，让我家的阿姨顶替一下，诸如此类，如同自己的老父亲有难。这样，我自然而然走到了先生身边。
先生称自家“人丁稀薄”，因此对我家兄弟姐妹十分亲近。好几年除夕阖家团圆时，妈妈就叫请来先生和他单身的老姐姐，和我家同吃年夜饭，在一起过团圆年。1996年，先生家装修房子，他的家里乱成一个大工地，无法安居。适逢爸爸妈妈都去了美国，于是我就把先生接到我家，住在一楼我的房间里，我和娇娇蓝蓝住楼上。先生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他说看到我们家里几代人相亲相爱，在此他感受到了他最向往的家庭氛围。先生说：“我是很爱家庭的。我这个人不能长时间离开家，无论去什么地方，日子一久我就想家。所以我很不赞同巴金先生所言，说家只是宝盖底下一群猪，这是什么话！家是普天底下最温暖的地方。”他说他庆幸晚年，能有一个女儿如我，能够把家庭的温暖带给他。
爸爸妈妈一直以先生为兄长，妈妈对先生说：“兰云是我们的爱女，我们不能够缺少她。但你是我们的老大哥，所以我们愿意割爱，把我们的爱女分一半给你。”因此，在张可的身体阿姨每况愈下后，他们吃穿、生病治疗、社会交往等等，我也就也责无旁贷，无意中先生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那么点“非兰云不可”。
先生习惯了每天早饭后，我就赶到他的身边，泡上两杯上好的龙井茶，他就开始对我絮絮叨叨，他的所思所想，他的喜怒哀乐，他的陈年往事，有我做听客，永远都不会冷场。有时候他累了，就会到卧室躺在床上，让我端一把椅子坐在床边，替他读书读报。中午，打开一张折叠桌，那是文忠专门替他买的。有时候让伙房做两个菜，有时候是我从家里带了饭菜，必须是合他的口味的少而精的菜肴，比如新上市的嫩笋做的油闷笋，细嫩的米苋，碧绿的蚕豆瓣，金黄的土豆饼，鲜活的清炒河虾仁等等。给先生备餐是一道难题，先生越老胃口越坏，对食物的品质也越是挑剔，我总算有本事完成这道难题。有一度，美院的唐玲给先生带来一只最小号的电焖锅，于是就给先生炖“迷你”汤。少量的排骨、鸡、鸽子等加上老山参、西洋参等补品，那一阵房间里永远洋溢着煲汤的香味，先生的身体也得到了滋补。
先生的工作室庆余别墅用的被子是化纤的，我就专门去买了一条厚薄适中的鹅绒被，轻巧暖和，先生说盖着太舒服了。他说：“兰云啊，除了你，没有人会替我想到一条被子。”这条被子即便是住医院，先生也要带了去换掉医院里的被絮，他已经盖不惯其它的被子了。直到先生最后的一天，他还是盖的我买给他的那条被子。
先生对我也是关怀有加。我的女儿去法国巴黎读研究生，先生为我高兴也为我发愁：“兰云啊，为娇娇留学法国，你要花费很多钱吧？”我告诉他，娇娇考上的是公立大学，不用学费。他说那么生活费也不是小数字，你的收入就那么多，总归是要多花钱的！于是他让我编了他的两本书：《人和书》、《人物 书话 纪事》，他说这些稿费都归你，拿去给娇娇付生活费。先生见不得我有困难。
先生爱我这个女儿，他说自己的爱属于“浓得化不开”的。记得我有两次出国，先生是那么担心、那么依依不舍。在法国时，他要求我天天给他写email，详细汇报我和娇娇的行踪。给他打电话，他总反反复复叮嘱：你玩得开心，尽兴，别担心我，我很好。但是你早日回家啊，王伯伯在等着你回家。我去印度，他对我说，你每天都要给我电话，否则我会担心。不管花多少钱，别嫌电话费贵。想起那种须臾不能分开的情景，感铭先生给我的那一份深深的父爱。
先生最后的日子，我天天陪他在瑞金医院渡过，目送他慢慢离去。
2007年春节前夕，先生不住地咳血，已有数月。大家告诉他患的是肺结核，慢慢会好起来。我们都在善意地欺骗着先生。一日他突然问我：“兰云，你告诉我实情，我得的肯定不是什么结核，一定是肺癌！对吗，不要瞒我嘛。我不是傻子，你应该对我说实话。”他盯着我的眼睛询问实情，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却忍不住哽咽。先生说：“其实我早有预感，我的日子不多了。”我默默流着泪，先生用仍然那么淡定的口吻对我说：“你不要这样，你难过，我心里会更难过。我并不害怕死亡的临近。但我是一个缺少耐心的人，不能读写，成天睡在床上，从一个思想着的人，变成一个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生命对我已全无意义。就让我从容地有尊严地走。张可走时（一年半前）我很难过，最后的日子，我虽然也一直关心她，可是自己也是百病丛生，不能随侍在老伴身旁，我是遗憾的。而我生命的最后一程，我希望你陪伴着我，你能这样天天来我身旁，我心里很满足了。我总是说，我并不寂寞，但是我孤独。这十几年有了你，我就不那么孤独了。现在，我要离开你了，我最是放心不下你的今后，一个人会不会生活得快乐？你生活的好，我才放心啊。”
2008年5月9日，先生还是走了，这一天的到来无法回避。
我决定离开故土去到美国，离开和先生朝夕相伴的上海，像是落荒而逃。
太多往事不堪回首，怎一个“伤心”了得。再不用每天一起床，就奔到先生身边，读书报，写文章，接待四方友朋；再不用操心菜场上什么时鲜上市了，先生爱吃的有没有；哪件衣服旧了，要换上一件更像样的；再不能听他絮絮叨叨，把陈年往事反复讲述个没完没了；再也不用去过问他有什么喜怒哀乐，瞬间美好痛苦都化为虚无，我失去了世界上除了父母最亲近的人。
我只有逃避，不再走那和先生同行过的林荫路，不再仰望和先生一起仰望过的那片天空，不再面对和先生一起面对过的友人，挥别这一份天赐于我又收了回去的父爱，把和先生同在却无法同去的那一页彻底地翻过去。
先生领着我登上一个比一个更高的台阶
先生是大学者、思想家，他的博士生们也个个了得，不是随随便便就有资格当先生的弟子。我是老三届，只是个南洋模范中学初中毕业生，做先生的学生，实属望尘莫及。但是追随先生十四年，虽无学生之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无形之中深受教益。
先生每有所思所想，必定逢人便谈滔滔不绝。九十年代的几次重大反思：杜亚泉和东西方文化论战；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对法国大革命的再认识；与友人谈卢梭的社约论等等重大命题，他都是从萌芽开始谈起，谈着谈着就逐步深入，慢慢形成了观点。我就在他身边，目睹了学者们之间思想是如何互动，见识到了卓识远见产生和开花结果的过程。这使我得到的熏陶，任是什么大学也都无法做到。
先生喜欢和我谈论文学，以此来提高我的文学修养。比如我喜爱李白的浪漫，而先生教我要多读杜甫，因为杜甫的诗作更为深刻，更具有现实意义。他带着我一起读《三吏》、《三别》，还告诉我他最喜欢的是杜甫写诸葛亮的那首悼亡诗：“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虎帐不闻司号令，麟台唯余著勋名。门下空余三千客，辜负胸中百万兵。好看绿荫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确是好诗，情感深沉并打动人心，使我至今铭记先生为我诵读的这首诗。我喜欢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先生说，你更应该多读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他特地为我拿来他珍藏的一套黑丝绒封面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傅雷的译本，让我为他读其中他喜爱的章节。他告诉我他曾三次认真地读这本书，每次的思想感情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步入老年，他对激进主义有了深刻反思，因而书中的家庭女教师安多纳德为了弟弟不惜牺牲自己的品格，尤为令他感动。他说这是他最欣赏的女性形象。于是，由他口授，我们写下了那篇《友情、爱情和亲情》。先生还从家里搬来一摞一摞契诃夫的剧本，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说你要多读，腹有诗书气自华啊，多读了你一定喜欢。
先生送我的第一本书是《清园论学集》，那是在1994年岁末。先生说他希望我多看看他的书，那都是他的思想结晶。一时看不懂也不要紧，慢慢会看懂的。他说：“你应该成为我的知音。”先生在这本书的扉页题写了这样的话：“本书护封‘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冰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郑板桥所画竹石诗:千击万磨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乙亥岁末王元化题。”扉页下方又黔一印“仆本恨人”，题云：“此章亦家传闲章，文曰仆本恨人，不知何人所刻，用支离错落法”他说“仆本恨人”究竟何意无从考证，使用支离错落法可以辨认此章的内容。
90年代末有个阶段他住在衡山宾馆，天天他都要带我去上海图书馆他的工作室写毛笔字。他说他的书法基础既得益于幼年父亲训练的童子功。他还说自己的字带有一点苏东坡字体的味道。他总是边写边给我解释书写的内容，例如陆机的文赋，那是他最爱写的篇章。他曾想把《文赋》写成一个完整的长卷，但终因屡写屡不满意未果。但是他因此为我完整地讲解了《文赋》。记得那时边写边讲的还有清代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
记得最早替先生处理文稿还是在90年代初。那时先生去珠海过冬，嘱我去他家里替他处理信函。在电话里为他读国内外来信，那些都是文史哲大家们的信函，对我来说，内容生僻拗口，读起来疙疙瘩瘩。先生宽慰我，不急，没关系，慢慢来，你会读通的。那时候，先生的学问对于我来说，太高深莫测了。随着接触的增多，先生不再高不可攀。到我替他打印《九十年代日记》时，对那些很专业的学术内容和人名等等都已经不再陌生，输入的速度和准确率都得到了先生的夸奖。
先生晚年编书总是派我做。他教我如何收集资料、分类编目、读清样等，先后让我编了《人和书》、《清园近作集》、《九十年代日记》、《人物、书话、记事》、《清园文集》，他鼓励我说，我的学生们能做到的，你一定也能。
最后几年，先生一目已盲，另一目严重白内障，读写俱废。这些年他所有的信函、稿件均通过口授由我笔录。每篇文稿一句一句记录下来、再经修改，反复推敲。成文之后，再一再修改删减做“减法”，有时达二、三十遍。他的说法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先生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2003年春节，市领导给先生拜年。先生向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提出，他希望我能够到他身边当他的秘书。市委宣传部给我的工作单位发出公函，让我卸去手头的工作，于是我就正式到先生身边上班。
先生常常教导我，读书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不要图快要比“慢”；而“文如看山不喜平“，必须有起伏跌宕；文章是“功夫深处却平夷”，不要去花里胡哨赶时髦；还有就是“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有扎实的基本功，还要有自己的见解等等。
先生书赠龚自珍《纵难送曹生序》。
先生总是在领着我前行，登上一个比一个更高的台阶。
先生长我30岁，是我的父执辈。但十四年的相依相伴，我们又成为甘苦与共的“忘年交”，先生每每乐于放下他的架子，和我、和我的年轻朋友打成一片，在这样的时候，先生仿佛年轻了许多。
早在我的女儿娇娇读高二那年，上海美术馆为她举办过一场“阿娇手制艺术贺卡展”，先生真是和我们一样兴奋。他专门送上了一只满是金盏菊装饰的与众不同的大花篮，并冒着严寒亲临开幕式“凑热闹”。作为唯一的老人，他和一群青年人甚至是一大群中学生一起有说有笑，仔仔细细观看娇娇那些五花八门稚嫩的小作品。
在我创办儿童刊物《放学以后》时，他仿佛又成了我的编辑。他常常过问我的工作设想并给我出主意，给我讲一些他童年时在清华园的故事，例如出于好奇，乘没有人在的时候，偷偷去赵元任家拨弄一台平日不许碰的琴，他说可以写一篇小文给刊物用。每期清样一出，他都急着翻看，还说儿童刊物一定要有好的美编，孩子们才喜欢看。我办刊他格外卖力，特别嘱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为刊物题写了刊名。
而我的朋友，先生总是也当作自己的朋友，从不端尊长的架子。
1995年初，我的朋友高建国打电话给我，想请先生去北京参加顾准八十寿诞的顾准学术思想研讨会，我把高建国引荐给了先生。先生对高建国真是一见如故，因为高建国的姑父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此后，高建国天天晚上去先生吴兴路的寓所，和先生谈顾准的身世经历。
先生鼓励高建国：“你把它写下来，我帮你联系出版。”是年三月，先生欣然和高建国一起去了北京，参加了纪念顾准八十寿诞的顾准学术思想研讨会，并专程探访了骆耕漠、徐雪寒等老经济学家们。
后来，受到先生的鼓励，高建国怀着巨大的热情开始动手写顾准传。完稿之后，他拿着书稿给先生看，先生说：“小高，我的眼睛不好，你就先给兰云去看，听听她的意见，我再考虑。”于是稿子就交到了我的手上。我自然是一口气读完了高建国的手稿。先生问我怎么样？我对先生实话实说：“这部书稿读起来我有一种放不下手的感觉。我很久没有通宵看书的习惯了，可是，这本书使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个通宵。不仅资料史实极其丰富，情节也引人入胜。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哦？说来听听”先生很感兴趣。“高建国的叙述多有陈词滥调，比如，一个孩子出生，就必然写’嘎嘎坠地了！，’我以为如果别人都这么表达，我就应该换一种写法。”先生对我的看法很是赞许。他问：“你是通过了？”“是的，总的来说，我认为写得不错。”“那就叫他给我读一遍听听吧！”此后连续好几天，包括先生在瑞金医院住医院期间，高建国每天去先生处为先生读完了他写的顾准传。
先生为此书的出版托了上海和香港的多家出版社，并为此书写了序言。1999年底，高建国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传》终于问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的另一位朋友孙小兰也得到过先生的呵护。
那是先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墨西哥途经旧金山，有一位华人书店老板请客，在来宾中有去美国为丈夫陪读，但正失业着的孙小兰。先生就托这位书店老板接受孙小兰去他的书店打工，替孙小兰找到了一份工作。孙小兰很感激先生，每次回国都会来探望先生。有一次，先生在瑞金医院住院，饭后出去散步回来，见到一张纸条：“我来探望您未遇，很遗憾。”署名是“小兰”。先生说：“小兰？恐怕是彭小兰（彭柏山的女儿）来过了，没关系，她还会再来的。”可是不料几天后传来孙小兰在美国自杀的消息！先生很难过，很后悔，他说自己如果那天碰到孙小兰，能够和她谈谈心，说不定就能够打开她的心结，她就不至于走绝路了。
特别要提的是，中国美术学院我的老大哥老大姐舒传曦、唐玲，还有许江、王赞等都成为了先生的至交，从而杭州成为先生晚年每年必去的地方。他和好友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夫妇的会谈，也统统被安排在西子湖畔。甚至许多重要文章，如《我和鲁迅七十年》序言以及轰动学界的《和友人谈社约论》等，都在杭州撰写成文。先生每出新书，必定先赠他的杭州友人。而每年数次，杭州友人也会专程来沪探访先生。这些画家们还集体出资，请雕塑家李秀琴为先生创作了一尊青铜胸像，转呈给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清园学馆”。大家都尽力要把快乐带给先生。
和我，和年轻朋友一起，仿佛时光倒流，先生返老还童。
前排：吴曼青、先生、李子云、兰云。后排陆晓光、高克勤、余慰慈、 吴洪森、钱文忠。
过80岁生日那年，先生提议，邀上一帮学生朋友去杭州庆生。记得除了我和先生的弟子，还有思再、文忠、洪森、纪霖、小孔以及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瑞贝卡等20多人，我们住在杭州灵隐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中心。那时先生在篮球场打球、在湖畔居唱京戏、还漫步云栖竹径------先生是那样的步履劲健，谈笑风生。有了这次快乐的庆生，次年，先生说，我们还到杭州去！于是队伍更加扩大，又是浩浩荡荡去杭州。当时在美院朋友的招待会上，要求每个与会者入席前在红纸上书写一个“寿”，然后贴在主桌背后的白墙上，于是，背景变为一幅贴满密密麻麻大大小小不同笔迹的“寿”字图。先生笑嘻嘻地说：“这一定是唐玲出的主意！”记得那年杨澜工作室还派了电视台编导王光健跟随在侧，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永远难忘先生的友情和关怀。记得有时我病了，不能去先生那里，先生就不断让朋友把果篮，鲜花送来我家，总是焦急地询问我的情况，嘱我安心休养，别为他担心。可是，我又如何能置他于不顾呢？还记得他患了老年性皮肤病，浑身瘙痒满身出疹子久治不愈，经朋友介绍，一位江西中医开了中药给他泡澡。他那时住在衡山兵官的工作室，怎么熬中药呢？于是我找出了家里最大的锅子，天天用大锅为先生熬中药，这药香在我家一飘就是整整5年。
都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得先生为知己，此生足矣。
目
录
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
第一辑
沈宝祥 推进中国历史转折的一场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忆
沈国明 法治建设与思想解放同步
邓伟志 兼谈“邓氏三论”的来龙去脉
周尚文 感受春天的气息——追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际共运史研究
赵修义 亲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开放
陈 来 燕园道问学
何勤华 1978—1982年北大法律系求学记
季卫东 漫山红叶梦法治
乐黛云 理想、热情与全民文化诉求：忆中国文化书院
刘 东 沿着80年代的心力所向
孙 郁 瞭望到的星光
陶友之 1981年，我受密令调查上海“小三线”
朱林兴 我所知道的莫干山会议
刘 吉 我所经历的改革开放
俞可平 出国忆今昔：从不同时期访学经历看改革开放的影响
童世骏 记一次与“乌托邦终结”有关的多国之旅
第二辑
杨迎平 与施蛰存先生相遇
南 帆 纯粹的知识分子——记我的老师徐中玉先生
杨 扬 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悼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
赵旭东 费孝通思想研究：作为一种纪念的理由
高瑞泉 “具体的心灵”有多宽广？——怀念冯契先生
葛剑雄 忆何炳棣先生
周 武 苍凉的黄昏——陈旭麓先生最后十年的学与思
鲁西奇 清水激浊，涵气在襟——追忆石泉先生
兰 云 如父、如师、如友，岁月悠悠忆元化先生
濮之珍 比翼双飞——我和孔阳
郭齐勇 德业双修、言行相掩——忆萧萐父先生
王家范 忆天佑
葛红兵 好老师，是学生的精神故乡——怀念我的导师许志英先生
赵 勇 在生命的终止处——《童庆炳文集》后记
杨国荣 学人往事
陈建华 魏斐德、周策纵、王靖宇、沟口雄三：漫漫求学路上，我与大师们的交集
第三辑
高 放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善于与时俱进
樊锦诗 什么是“莫高精神”
陆南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对苏东国家体制改革的研究
叶书宗 我为还布哈林以历史清白所做的工作
沈志华 我怎样搜集苏联档案
于洪君 从放映员到共和国大使
萧功秦 在学术的风口浪尖感悟人生价值——四十年我的思想之回顾
张立文 新世纪的和合学
何怀宏 平衡的吸收 独立的思考
邓晓芒 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陈卫平 记忆之痕——站在2018年的回望
吴晓明 冀望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顾明远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建立和发展纪实
丁 钢 铭记诸师谆谆教诲，传承中国教育文化
朱立元 我为什么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
吴福辉 我怎样开始研究海派文学
郑克鲁 我与法国诗歌的姻缘
王 宁 四十周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张福贵 改革开放就是人的解放
孙 歌 个体文化认同的精神性格——我的四十年
张 法 哈佛大学：人生遇感与学路变点
胡智锋 我职业生涯的几个“一”
胡守钧 我的四十年：从科学史到社会共生论
徐 勇 政治学：从殿堂到田野
潘绥铭 在中国发现性革命：一个“自娱自乐”的社会学家自述
李昌平 2000年，我向总理说实话
贺雪峰 中国学术呼唤野性的思维——我写《新乡土中国》的心路历程
张乐天 好研究如何才能“顶天立地”
穆光宗 人口转变之道和人口研究之路——改革开放与我这四十年
翟学伟 从本土研究反观现代学术——以面子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吴鹏森 谈谈我与中国的犯罪社会学研究
袁志刚 上下求索——我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同行
陈 宪 改革，沿着它自己的逻辑展开
田国强 改革开放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招
有学术的思想 有思想的学术
聚焦中国问题
秉持人文立场
转载 | 合作 | 咨询 | 建议
人文社科学者的平台
欢迎一起“探索与争鸣”
更多精彩，尽在探索与争鸣
Recommended reading
点击下列标题 阅读更多杂志讯息
| 一个人的四十年
| 重识中国与世界
| 城市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