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 “这个世界会好吗？”：近代西方路径隐忧之下，如何寻觅精神资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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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近代西方路径隐忧之下，如何寻觅精神资源

何怀宏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原标题为《“东西殊途”与“无问西东”——梁漱溟东西文化论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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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教授

梁漱溟在近百年前依据对人生的根本态度之不同，提出了对世界文化的三分法，即一意向前和向外用力的西方文化，以及东方文化中的两支——向后和向内的印度文化与折中平衡的中国文化。他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但是，中国自己应该先走西方的路。百年之后，将其观点验之于今天这样一个已经充分全球化了的世界，不论东方西方，在根本的价值观念上都比较趋同了，也在经济和科技，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能排除同样巨大的隐忧。这不仅因为各国若单纯追求自身利益不一定能消弭冲突；还因为无限制的逐物追求有可能对整个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提出严重挑战。“这个世界会好吗”“人类能够走向平衡中道吗”依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五四运动已经百年。五四是一个结束，又是一个开始。它结束了一个寻求各种域外“真知”的“认知时代”，开启了一个统一思想集体行动的“动员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梁漱溟可能是属于那种仍然是特立独行地，继续执着思考文化与真知的少数人之一，他后来从事的乡村建设实践也走了一条特殊的行动路线。他的思想和行动并不属于 20 世纪的主流，但他的世界眼光和文化意识也并不过时，到了今天甚至更显意义。当然，时至今日，世界已然大变。验之对于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观察，重新思考和分析梁漱溟近百年前对东西文化分殊的论述，可以加深我们对今天世界文化的特点和前景的认识。

东西文化之分

1920年，梁漱溟在北大开设了一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课程，1921年他又到山东讲演这一讲题，并将讲演记录汇编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

他认为文化问题依然是一个很根本而又急迫的问题：中国人都在开始改变生活，充分采用西方化，那么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起，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余地？他回顾了中国人对西方认识和学习的过程，先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后是声光化电（工业文明），再后是政治制度（从改良到革命），那么到《新青年》问世，开始追溯到西方的根本——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其伦理思想或者说人生哲学。此一番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政治，最后到精神文化的演变过程，今天我们已经相当熟悉。梁漱溟赞成陈独秀的看法，认为我们的确要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即要从整个文化，尤其是根本的人生态度入手解决问题。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问题中人”，而且是一个非常认真地寻求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人，他一定要弄明白问题的所在，而且努力找到解决的办法，因此也常常将问题处理得相当简明乃至尖锐鲜明，但如此也可能失去一些对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乃至存在盲点。

梁漱溟界定文化的三个层面：精神生活方面——包括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面——包括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等 ；物质生活方面——包括衣食住行，从自然界求生存的诸种。他认为，文化与文明有别，“文明”是指我们在生活中的成品，如器皿和制度，而“文化”是指“人类生活的样法”，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活方式”。但他也并不严格的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比如他引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来说明东西文化之异的一个起点。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静，西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动。梁漱溟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不仅是“动”的文化，还是“意欲向前”的“动”的文化。

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 ；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梁漱溟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大支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后两者都是属于东方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两点“异采”：一个是科学的方法，一个是人的个性申展（自由）和社会性发达（民主）。简言之，也就是“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而西方文化就是这种“意欲向前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那么，西方人是怎么得到这“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的呢？梁漱溟认为不是因为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由于生产力，而是出于精神的方面，出于“人心”，出于“意欲”。人的奋斗会遇到外物、他心和自然律的限制或阻碍，所以其意欲有能够得到满足者——如通过知识的力量满足对物质的意欲；还有可能满足也可能不满足者——因为还有他人的意欲；最后还有绝对不能满足者——如希望长生不死等。

而在梁漱溟看来，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有三种：一是奋力改造外界，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 ；二是调和或调整自己的意欲与外界平衡 ；三是干脆取消自己的意欲。西方文化是采取第一种态度 ；中国文化是采取第二种态度 ；印度文化则是采取第三种态度。西方文化是努力向前的路径，中国文化是调和折中的路径，印度文化则是反身向后的路径。当然，梁漱溟也指出，西方文化在中世纪也曾走过第三条禁欲的路径，但近代又回到了第一条路径。但这三条路并不是同一条路，而是方向完全不同，中国和印度如果各自按它们原先的路继续走下去，也永远不会走到第一条路径。三大系文化是由对人生的三大根本态度演成的。在《朝话》中，梁漱溟又更具体地说明了三种人生态度：第一种人生态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 ：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发挥至最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第二种人生态度为“厌离”的人生态度，最能发挥到家者是印度人。第三种人生态度，则可以用“郑重”二字以表示之。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

梁漱溟的划分富有意义，不仅在当时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今天也可以构成我们认识世界与自身的一个视角。梁漱溟的卓见是他注意到人生的根本态度的根本意义和导向作用。他区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异，说关键的是“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的确是抓住了关键。他也强调人类不能一味往前，尤其不能耽于物质，必须节制欲望。但我们现在若仔细分析梁漱溟对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以及将世界文化划分为三种文化的观点，或许还因为所处时代与个人境遇的不同，是可以有一些与他不一样的补充看法的。

首先是何谓“东方”，何谓“西方”？这当然有立足点的不同：是立足于东方、中国，还是立足于西方以及立足于世界的不同观点。另外，也要注意着重从地缘政治看还是从精神文化看的观点的有所不同。

从地域看，东方和西方的两端都没有太大问题，欧洲加上后来的美洲是属于“西方”，而东亚是属于“东方”没有问题，比较有疑义的是中间的一大块：西亚 ( 乃至再加上北非 )。它对欧洲人来说是东方，但至少对中国人来说是也是处在西方。从中国和“西域”实际交往的历史来看，则更可以说是中国的“西方”，中国在政治军事上与西域有冲突有交融，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丝绸之路”和“往西天取经”。但总的说这种交往并不密切，远没有达到西亚与欧洲的那种复杂交织和相互冲击。它们交往和缠斗的历史重心在地中海。地中海世界及其波及圈或许是近代以前唯一可称之为“世界”的世界。它包括欧洲，西亚和北非。在那里早就发生了种种文明的、宗教的、种族的、国家的冲突，同时也有密切的交流以致部分的融合。这个“世界”留下的许多经验教训到今天也值得吸取。

目前的欧洲、亚洲大陆，其实是一块大陆——欧亚大陆，甚至还应该包括非洲的北端（北非）。而在“东方”这一块，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的关系并不紧密互动，影响东亚较大的只是在思想方面——佛教东行。中国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只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朝鲜、越南有较密切的互动，对日本也还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后来占据亚洲北部一大块地方的俄罗斯，无论从地域还是文化来说基本上仍属于“西方”。

如果从文化，或者说从精神观念来说，将欧美文化视作“西方”也是没问题的，尤其是以现代的眼光观之，“现代”就是从欧洲文化起源和主导的。但是，如果不仅从空间，还从包括政治军事的密切互动的地域来说，又尤其从东亚或中国的立足点来看，简单地将西亚视作与自己一体的“东方”却是有问题的（来自西亚的赛义德自视“东方”自然没问题），尤其从宗教看来更是如此。西亚和欧洲都长期信仰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虽然从思想精神观念来说，西亚和欧洲仍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可能并不比西亚和东亚的差距更大，故而笼统地说“亚洲”或者“东方”是还需要仔细辨析的。当然，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探讨。

西方文化是从南欧或者说地中海起步的，比较本源和纯粹的西方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当时的希腊人将东边的波斯帝国视作异类，然后基督教文化吸收了许多他们眼中的“东方”因素，尤其重要的是犹太教因素，可以说那时就有了第一次文化的大融合——但中国、印度基本不与焉。从天主教又分离出东正教文化，以及近代通过宗教改革又分裂出新教。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合流便成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从南欧向中欧、北欧扩展，地理大发现之后更向“远西”（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扩展，它有时也被称为“北大西洋文化世界”。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欧洲）文化的强势，欧洲人将西亚视作近东和中东，然后是远东（东亚），乃至西方以外的世界就不再细分，就简单地将世界分作“西方”和“非西方”，或者说构建为“自我”和“他者”。但后者无疑是具有比“西方文化”更丰富的多样性。

在阐述了这些复杂性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梁漱溟的划分。梁漱溟将中国文化和“近西”的印度文化视作“东方文化”亦无不可，只是我们今天理应要比他的时代更充分地去认识“东方”和“西方”的复杂性。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彻底，一意向前的精神特点认识相当明澈，但对现代西方也有基督教的推动，以及广义的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不同于佛教的特点似没有深切的体认。他对宗教的体验主要还是佛家的体验。梁漱溟对现代西方文化的认识也不是很全面的，不是那么充分的了解历史源流的。他不很明了西方思想的谱系，就像西方写他的第一本传记的学者艾恺所说，他的西方思想资源的利用有一点像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他将他所读到的西人著作的，凡是能够支持他的论点熔为一炉，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较大。但是，他的见识是惊人的，甚至有相当准确的直觉，是许多熟读西方文献的专家比不上的。

梁漱溟对佛教及其哲学的体认相当精深，而且他是知行合一的投入的，甚至几欲自杀或者出家，准备终身不娶。但他没有太提及在今天的印度佛教徒已经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佛教今天在印度已经不是主流宗教，但散布在世界各地，而且有一些佛教国家。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也有许多精到的阐述和领悟。他的祖先是元朝世祖忽比烈的第五子，其父梁济清亡后殉道而死，梁漱溟一旦认同儒家，终生不渝，言行一致，百折不挠，表现出罕见的刚劲，这恐怕和中国文化也与家族遗传有关，属于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说“由刚入柔”、但仍保持刚性的一类。他接到蔡元培到北大讲课的邀请，首先要问北大对孔子的态度，认为北大对中国文化应当有所贡献。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可能也有些“执于一端”。他极推崇孔子，但对孔子以后的儒家，除了王阳明心学流派之外多有批评。他对当时儒家的保守主义与佛家的复兴也不感兴趣，对康有为更是持相当批判的态度，并认为《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说”不是孔子的学说。他坦承自己没有系统地受过中国古代经典的训练，他这方面肯定不像章太炎、康有为那样的许多学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虽然其传统人文修养仍然是今人难于企及的。

但和我们的论题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少数精英性质，以及与传统等级社会的配合性质，虽然他待人应世的方式非常像一个儒家。也就是说，儒学其实只是一种人文精英的学问，这种学问也只是在一个少数统治的等级社会（虽然中国通过科举发展出一种了不起的流动开放的等级制）中上升到独尊地位时，才能充分地发挥其价值主导的作用。如果儒学不能获得这种地位，或者更甚的是，连这种社会结构也已经解体，那么，儒家也大概只能起一种个人修身的作用，即便被现代统治者名义上重视，也只是起一种“缘饰”的作用。的确，他希望儒学对大众、对社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他看重走向社会和民间的左派王学，但是我们即便在历史上也已看到这种王学的并无多大效力和诸多流弊。

当然，今天看来，梁漱溟论世界文化最大的一个缺憾可能还是对宗教文化的认识不够全面，他对犹太教，广义基督教意义上三教——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以及对伊斯兰教的文化都没有怎么提及。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将他和大致同时代提出了一种宗教文化的分类的韦伯做一点比较。韦伯也同样主要是依据人们的根本价值追求，从宗教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四种类型划分：西方的两种——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东方的两种——儒教的入世神秘主义，佛教的出世神秘主义。梁漱溟以东方为重心，韦伯以西方为重心，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强调根本价值观念的导向，但也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性，这也许是20世纪初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们的认识，当时的伊斯兰教国家如奥斯曼帝国急剧衰落，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后来的某种教义和精神的回归，也没有发现石油富源，其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不如现在。而20世纪末亨廷顿提出的包括了伊斯兰文明的文明类型划分和冲突的预测则是更接近今天的现实。

马克思·韦伯

尽管有这些不够全面或过于简单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说，梁漱溟对他讨论的三种文化的核心精神，或者说对人类三种基本的人生态度的把握还是相当精准。我们自然可以补充说，除了这三种基本的文化类型，也还有其他的基本的文化类型——比如伊斯兰的宗教文化。而除了在向前、向后和持中的三种人生态度之外，也应该还有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即信仰一个超越性的存在的人生态度。

未来文化路径

梁漱溟对问题的认知主要并不是出于知识的好奇，他之所以提出问题，目的是要解决问题的。“中国走哪条路”，这是他耿耿于怀的、指向选择和行动的问题。而这也同样需要有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

根据梁漱溟对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和上面我们的分析补充，似可分出下面的四条人类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发展路径 ：

路径 1 ：以近代以来的西方为代表，其根本的人生态度或价值取向是一种一意向前，向外的态度，是一种逐求功利和富强的态度，它自然是入世的，重心是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在此及下面所说的“重心”是指其最偏重的一面，并不是说其他关系就无顾及。而且，路径 1 也只是指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并不包括其中世纪与古典时代的文化。

路径 2 ：以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代表，其根本的人生态度或价值取向是一种平衡持中、内外兼顾的态度，是一种节制物欲、不纵欲也不禁欲的态度，它自然也是入世的，重心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与政治理性也可以说是既追求卓越，又注意平衡的。

路径 3 ：以古代印度的佛教为代表，其根本的人生态度或价值取向是一种向后、向内的态度，是一种禁欲的态度，它是出世的，重心是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当然，任何深沉的文化都是要关注自我的，但佛教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几乎看淡一切外在关系。

路径 4 ：以从传统过来的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其根本的态度或价值取向是一种向上、向内的态度，它的重心是处理人与一个超越性存在——上帝或唯一神的关系。从最高目标来说，它是出世的，最高的希望是彼岸和天堂，是灵魂的永生，所以，虽然也注意在尘世努力以配得上神的荣耀和呼召，但根底上是一种禁欲的态度，但它又不像佛家那样出世，而是也关注社会政治和经济，甚至希望在大地上推广本宗教的社会生活秩序。

梁漱溟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 ：人类文化有先后次序，所以有三期次第不同。第一期是身的文化，第二期是心的文化。故第二期文化实以第一期文化为基础而出现。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 ；中国是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中国文化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印度文化更是如此。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态度都拿出来太早了些，都是“早熟”。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先走第一条西方人精进的路，走完了再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而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是印度文化复兴。

但这是长远的未来，至于现在中国人的态度，梁漱溟则主张先要弃印学西，“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这和胡适曾经提出的“全盘西化”（后来胡适将其改为“充分世界化”）相差其实并不遥远。现在的中国有必要走向第一条路径，即西人奋斗精进的路径。人类也是应该先对自然界求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更高的问题。以后再复兴中国文化。最后或才是复兴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可以“顺转”，但东方文化则必须“翻转”。也就是说，中国要先从路径 2 转到路径 1，然后再回到 2，或许再进到 3。

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也是真实的心灵逻辑：一百多年前，中国人从对西方器物优越到政治制度、伦理精神优越的认识，都还笼罩在追求富强的价值追求的影子之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到立宪派与革命派，到严复、陈独秀，甚至到梁漱溟，念念不忘的还是中国的富强，虽然这“富强”在他们心中有不同的分量和权重，但都是念兹在兹的初心。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要学西方，但西方人也要变。他认为西人其实已经是走得太过了，人们实际上并不幸福，甚至“苦痛甚深”。西方文化现在主导世界，但日后合理转变的方向应该是由现在的个人本位、生产本位转向社会本位、分配本位。现在西方人“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这是因为它现在一心向外，西方态度或哲学调整的方向应该是有所回转向内。

人类永远不可能完美，也就永远有宗教的需要，而调和、折中、节欲也是必需。所以，梁漱溟虽然赞许中国当下要走第一条路径，但并不认为宗教无存在的必要。他认为宗教的特点是神秘和超绝，是在情志方面安慰劝勉人的。人类归根结底要遇到生老病死的问题，就需要这种安慰劝勉。他说 ：“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但另一方面，“人类总是往前奔的，你扯他也扯不回来，非让他自己把生活的路走完……并且他如果此刻领受，也一定什九是不很好的领受”。

梁漱溟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方面对世界未来的文化进行推测，物质方面他倾向于世界会走向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上他倾向于以后世界是要以合乎孔子宗旨的礼乐代替法律；精神生活方面他认为未来也还是要走孔子求仁的一路。在他看来，“宗教将益寖微，要成了从来所未有的大衰歇”。“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他的观点说，现代的世界文化是由西方的精进文化主导，经济落后的国家也都应该学习西方，在经济上赶上来，也就是说，世界无论东西南北，暂时都归于路径1，而西方倒是应该放慢脚步，或许率先走向路径 2，且整个世界未来都宜走向路径 2，最后甚至走向路径 3，但这一路径 3 是否只是一种个人的解脱呢，还是整个社会的自新？至于路径4，似乎并不在梁漱溟的视野中。

梁漱溟在谈到西方的历史时倒是给出了另外一条路线，即认为西方先是走路径 1，然后直接跳到另一个极端——路径 3，最后再转向路径 1，但也可以转向路径 2，即一种中道。梁漱溟说他自己的人生态度转变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线 ：在他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转于中道的儒家。他甚至认为一般都是由逐求态度转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连宋明理学家也大多如此，是否社会也会像个人一样更容易走这样一条路线？甚至是否只有触及两个极端才会有丰富的中道？所谓文化“早熟”是否也就是指这一文化尚未达及两端就走了中间路线？这些还是我们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

百年之后再观察 ：成就

一百年是一个时间段，虽然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明白，但这毕竟也是一个可以观察和思考的时间点。尤其是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巨变速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一些适时的小结。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先生自杀前曾问他的儿子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那么，今天的世界怎么样？它是不是变好了呢？

梁济

虽然当代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批判，但美国一位为近代以来世界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辩护的学者平克认为，我们的认知容易受到新闻的影响，而新闻往往更多的是报道负面事件，所以最好用比较长期稳定和可靠的数据来说话。

先看中国。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8月27日发布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报告 ：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 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

我们再看世界。平克2011年出版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着重指出了人类在近代以来的暴力减少过程，尤其是在近六十多年，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战争，其他的局部战争、内战和暴力事件也都在减少，世界迎来了一个此前未有过的“长期和平”的时代。

在平克的近著《当下的启蒙》一书中，作者则更多的指出了人类在近百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到2015年，世界生产总值已经比1820年工业革命以来增长了近百倍。20 世纪50年代的世界收入则比1900年增加了3倍，而只过了25年，又增加了3倍。尽管基数越来越大，但过了33年又翻了3倍。在2008年，当时已达67亿的世界人口的平均收入已经相当于1964年西欧的水平。

而且，平克的结论是 ：世界变得不仅更加富裕，也变得更加平等。几乎所有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都过着比过去远为方便和舒适的生活，使用过去王公贵族也享受不了的技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世界都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现在，“一个穷人可能和他或者她的雇主一样大腹便便，一身的羊毛衫、运动鞋和牛仔裤”。被归于美国贫困线之下的家庭大多都有电脑、空调、洗衣机等，更不要说通水通电，有抽水马桶、冰箱和彩电了。能够穿暖和吃饱当然更不是问题。

这是从绝对值来说，从相对值的比较来说，基尼系数虽然有起伏，但总体也在下降。近年贫穷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一般都超过富裕国家。福利国家从高收入人口征收的税收，多是用于相对贫穷的人口，而社会的福利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从文艺复兴到 20 世纪初，欧洲诸国平均只是将 GDP 的 1.5% 用于资助贫困居民，而现在各国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在 GDP 中所占比例的中位数已经达到了 22%。

作为一个综合指标的人均寿命也许最能反映经济发展落实到每个人身上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1920 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大致是 35 岁左右，1990 年就增长到了 64.5 岁，2015 年则继续增长到了 71.4 岁，即近百年里翻了一番多。而后发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1950 年，欧美国家的预期寿命是 60 岁左右，远高于亚非国家，但从那时开始，亚洲人的寿命增长速度飙升至欧洲的 2 倍，非洲则是欧洲的 1.5 倍。在两个世纪前，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荷兰人均预期寿命也只有 40 岁，而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均寿命也达到了 54 岁。

许多传染病、瘟疫得到有力的遏制。曾在20世纪就造成3亿多人死亡的天花完全灭绝。大饥荒也在近年接近绝迹。死于营养过度带来的疾病的人远超过死于营养匮乏的人。

和中国一样，印度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从2014到 2018 年的最近五年，印度 GDP 的年增长率甚至连续超过了中国，增长率居世界之首。2018 年印度的 GDP 年增长率是 7.4%，超过了中国的 6.6%。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体。2019 年有望超过它过去的宗主国英国，成为世界第 5 大经济体。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也在2017 年达到了 1800 美元。

在某种意义上，“无问西东”，世界似乎殊途同归，即均归于路径1，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不管过去的文化传统如何，各个民族国家几乎都选择了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寻求富强之路。虽然有程度的不同，也有曲折的过程甚至不时的回返，但在社会的价值观上大都是追求一种控物能力的不断提高。不同的文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似乎越来越同质化。即便是那些没有确立或强化这种向外物逐求的价值观的社会，或者顺应了这种价值观，但努力不够、政策有误的社会，也从全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世界已经联为一体，信息和交通发达，技术、资金、援助可以迅速流动。整个世界都达到了一个经济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新高度。

百年之后再思考 ：隐忧

平克等学者指出了有关世界和平、安全、经济成就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巨大成就，这些事实也可以得到人们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的验证。但巨大的隐忧还在，只是没有爆发，而且一旦爆发就可能是大爆发。这里指出两点。

其一，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和平的环境里经济发展迅速，在趋利重力的价值观上相当趋同，但是国家利益之间却自然是分立而竞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加却有可能只是争强称雄的手段，这就始终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欧洲在一战爆发之前，也曾享受过近百年的大致和平和经济高速发展，甚至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水平，但一旦厮杀，却无比血腥，以致几乎一生都在以主要精力倡导学习西方，翻译西方典籍的严复，晚年也对追逐功利的西方痛感失望。而如果今天大国之间爆发冲突乃至战争，各国所掌握的武器等战争手段和经济实力则远非百年之前的一战所能比，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其二，科技是经济的火车头。科技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也常常是跨国家、跨文明的。比如20世纪医学的发展对提高人均寿命来说其功厥伟。但科技对人类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任何科技的进步，都要带来一些副产品，人们希望的是和平利用核能，但核能也可以制造出大规模的杀人武器；人们希望基因治疗，但也可能出现基因编辑婴儿的“怪胎”；人们希望提高人抵御各种疾病的能力，但也可能在实验中出现一些病毒疫苗，一旦逸出，就可能造成可怕的生化灾难 ；而人工智能如果发展出有自我意识的、比人更聪明的通用智能机器，甚至有可能取代人类。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高科技与经济的持续高度发展的社会后果不会是造成一个贫困的“无产阶级”，而是有可能造成一个庞大的、沉溺在物质的舒适与方便中的“无用阶层”。

我们现在可以考虑这些“隐忧”是怎么来的，它的基本动力何在？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恰恰是与上面所说的“成就”是同一个来源，是来自同一种文化价值的动力，也就是说，目标是对功利，尤其是经济和物质利益的追求。正是这一动力，造成了我们控物能力的极大提高和相形之下自控能力的变弱变小。而我们如果要寻求有所改变，最重要的也恰恰是要改变或调整这种价值观。

从世界来说，近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大多数人对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此，近代以来人们追求的功利与平等这两大价值理念和实践相互促进。人们以为价值平等的结果是价值多元，的确，它不限制多元，但是，如果不能按质量评价价值的优劣，所有价值一律平等，那么，其实就是将价值的标准、争胜交给了数量，就是按照数量来评判价值的优劣——这并不是直接评判优劣，但只要追求某种价值的人数最多，它自然就构成了某种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不仅多数支配的选举民主社会常常要由民众投票决定领导人及其政策，非选举民主的国家领导人也要顺应这大多数人的民意。这种物质欲望深深植根于人性，或者说植根于大多数人的心中，无论西东。

由于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人类的确还是有平衡调整、节制物欲的必要。这也就是梁漱溟指出的方向。但是，这个世界要改变，要脱离路径1，肯定并不能够仅仅依靠一种思想文化资源——比如仅仅靠儒家的思想文化资源，或者更广义地说，靠人文理性就改弦易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考虑路径2，也要考虑路径 3 和路径4，考虑宗教信仰的路径。这种考虑不应是像一些人所想的要等到满足和经过了路径 2 之后，而是现在就应该考虑。

总的方向都是平衡节制，这也是儒家追求的一个方向，但又不仅仅是儒家所追求的。儒家和其他更重视精神生活的哲学和宗教相比，它可能并不是最有效，或者说只对中国人可能比较有效。因为每个文明都还会有自己的“路径依赖”或独特精神资源。从世界看，这方面的精神资源会是一个复数，呈现出一种文明的多样性，甚至最好能“多多益善”，关键是都要能够像梁漱溟说的那样“向内有力”，“对自己有办法”，从而加强人类自控的能力。人文理性的优势或许是不容易走极端，不容易发生那种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但另一方面，信仰的路径则对多数更有效力，有可能调动最大的精神力量。

这里也不是要全盘否定物欲。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是合理的。任何个人、任何文明和国家也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在这种基础不够坚实的情况下，甚至还应当优先考虑建设这一基础。但对人之为人，对既是一个身体的存在，也是一个精神的存在的人来说，物质和财富方面的考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物质追求也就有一个“多少才够”的问题。如果说现在节制物欲还是“难能”，以后就可能更加“难能”了。

更重要的是，路径2、3、4 不仅可以考虑为手段，即不仅是考虑它们对社会起平衡与节制物欲的功能性作用，它们本身还是目的，它们提供生命的意义和心灵的安顿，可以成为人们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最高目标。“这个世界会好吗？”“人类能够走向一条平衡节制的中道吗？”这些问题不仅是提给中国的，也是提给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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