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朴槿惠刷屏的夜晚，我们想聊聊东野圭吾的「中国升值记」

 一位外国作家在中国掀起的IP狂潮，多变写作风格，娴熟的推理技巧和对社会人情以及情感的思考，都是东野圭吾吸引中国IP开发方的重要因素。

作者 | 马程

制图 | 托马斯

在当了10多年图书编辑的黎遥看来，东野圭吾对于一代日本人，就好比某一代中国人阅读观念中的金庸。

这两位当代作家同样属于通俗文学，并且在精致的类型创作之外，都展现出对社会思考和人性的关怀，“多少年后再回头看，依然会是经典”。

东野圭吾

对于制片人林正豪来说，东野圭吾代表着IP改编的无限可能，“情感、推理、社会，在这个框架下，是一个个很有画面感的故事。”

毫无疑问，东野圭吾是当今最具商业价值的推理作家，他清楚地感知着如何打造一本畅销的推理小说——大众情感的外壳，严密而精彩的推理过程、丰富立体的人物，开篇精彩的矛盾，甚至是适当的篇幅和易读的语言，易于改编成剧本的文字风格等等。

在过去的30年间，他出版了90余部作品，改编成50多部影视剧。从1999年开始，东野圭吾就被日本视为“出版界的印钞机”，每年仅在日本的图书版税就超过2亿日元。在世界范围内，他的版税加上影视版权等，个人总收入几乎无法估算。

他的影响力也进入急速爆发中的中国文娱市场。2005年，新经典开始引进东野圭吾的图书版权。当时，单册的版税预付金只有1万元人民币，而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100万元。

在一定程度上，东野圭吾正在改变着中国读者对推理小说的认知。2006年，中国推理小说的爱好者还不过5000人，而现在，仅仅东野圭吾的读者就已经超过1000万。

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正是因为东野圭吾而爱上了推理类型文学，也有人即使不喜欢推理文学，但仍然喜欢看东野圭吾他的作品。

在消费群体逐渐形成规模之后，中国市场针对东野圭吾IP的多部影视剧、舞台剧也在进入开发阶段。2017年3月31日，由苏有朋导演，光线出品的《嫌疑人X的献身》将在中国院线正式上映。

中国版《嫌疑人X的献身》

按照过往经验，这样的经典改编注定会引起原著粉丝的争论，但是也在另一个侧面，证明着东野圭吾的IP价值正在中国市场无法阻挡地快速提升着。

“最有商业头脑的作家”

导演苏有朋在片场

“以前我从不读书，连漫画也不看，写作之后觉得应该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作品，这才开始读书。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受不了文字。”

在其自传《我的晃荡青春》里，东野圭吾多少令人诧异地如此写道。与现在的鼎盛名声不同，年轻时的东野圭吾根本没有成为推理大师的宏伟理想，只是一个随意生长的“学渣”和“逗B”。他在年轻时候混过社会，也遭受过校园霸凌的影响，考了两次才获得大学的入学资格，而他却选择的是工科学科。

写作推理文章的开始只是因为要赚钱补贴家用。早期的东野圭吾是传统本格推理派，文笔精巧细致，擅长以缜密细致的剧情布局取胜，题材也主要聚焦在校园推理方面。

1985年，他凭借作品《放学后》而赢得江户川乱步奖，开始获得推理界的肯定。然而，在之后的10年里，他的作品销量却持续低迷，一直都没能超过10万册，在推理作家遍地的日本，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透明人”。

在一些推理文学研究专家眼中，正是这段生活潦倒的时光，让东野圭吾开始表现出某种功利色彩——为了大众的喜好，而放弃本格推理的传统，继而变成了最商业化的推理作家。

但是，在热爱着他的读者眼里，也正是这段低迷的岁月里，东野圭吾开始抛开本格派的教条和束缚，转向探索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转型作品《宿命》

虽然最终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990年的《宿命》开始，东野圭吾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千面作家”，逐步成功地向主流文学创作领域转型。在其作品《宿命》里，东野圭吾运用自己的理科知识，讲述一个有着灵异色彩的悬疑故事。

同时，东野圭吾也开始尝试“社会派”的写作，关注人性的善恶本质，在“动机-犯罪行为-犯罪方法”的推理作品三大经典结构中，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犯罪动机上。例如，在1995年的作品《恶意》中，东野圭吾虽然将全书的前半部分都用以交待了罪犯和犯罪细节，但仍然坚持在动机上做到抽丝剥茧，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同样是在1995年，东野圭吾选择用一种略显激进的方式与传统推理文学正式决裂。他创作了“反本格推理”的作品《名侦探的守则》，而在这本书中，东野圭吾用辛辣嘲讽的笔触，狠狠地“黑”了本格推理的套路。

这部作品让东野圭吾在事隔10年之后再次获得超过10万册的图书销量。而在之后的10年中，他不断地颠覆着本格派，笔锋越发老辣，文字鲜加雕琢，叙述简练凶狠，情节跌宕诡异，故事架构几至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样的结果是东野圭吾的作品销售量持续增高。在那些年里，他相继出版了《彷徨之刃》、《绑架游戏》、《幻夜》、《白夜行》等作品，直到销量冲破百万。同时，东野圭吾获奖无数，更是连续五次入围代表大众文学领域最高荣誉的“直木奖”。

2005年是东野圭吾职业生涯的最巅峰，而把他推上巅峰的作品，正是《嫌疑人X的献身》。在当年，这本书稳居日本各大推理书籍排行榜的榜首。隔年之后，他也凭借该书拿到“直木奖”。

此时的东野圭吾更为明确地沿着大众作家的路线发展，虽然他依然娴熟运用着某些本格推理中的严密逻辑和制造悬念的手法，但这种技巧已经成为故事的辅助。

正如编剧史航的评价，“东野圭吾可以在多如牛毛的日本推理作家里脱颖而出，正是因为他了解到了畅销书的诀窍，从小众的推理走上了更大众的领域，探索的是情感的纠葛和人性的善恶，让读者产生共鸣”。

点燃中国市场

韩国版《嫌疑人X的献身》

2006年的一座“直木奖”，让东野圭吾正式奠定了自己在日本文坛的地位。也正是这座直木奖，让位于中国上海的新经典编辑部正式拍板决定购买并出版东野圭吾系列作品的中文版。

实际上，早在2002年，由于日籍北大博士猿渡静子等人的加盟，新经典图书工作室在成立不久就在日本版权引进方面确立了其在中国市场的优势，他们先后引入了《床边的小豆豆》、《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等在国内广受欢迎的日本图书。

就这样，初出茅庐的新经典致力于某种“蓝海”，开发那些在日本已经功成名就，但在中国尚不知名的作者。在决定引进东野圭吾系列作品之前，他们已经观察了4年之久。

虽然东野圭吾在20世纪初便已经火遍日本，但在中国市场，这位大师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在类型文学领域，推理悬疑属于较为难度和烧脑的一种，而放在纯文学领域中，推理又被看做通俗和不入流，是典型的高不成低不就。很少出现推理悬疑类的畅销书”黎遥说。根据他在当时的估计，中国的东野圭吾的粉丝只有不到5千人。

新经典试图将目标设定为东野圭吾的中国潜力受众。“我们不喜欢当时推理悬疑类书的包装，封面是一个血手印，就是一把枪，给人感觉就是很低俗。”新经典外国文学部总编辑黎遥对《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说道，这正是当时很多中国读者对推理类作品的刻板印象。

在读完《嫌疑人X的献身》之后，黎遥认为不论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从案件的设置和推理，这都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他回忆道，“对于这样的作品，你很难看这它躺在书店里的一个角落，和一些血手印放在一起。”

以此，新经典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设计了一个简单又优雅的封面——棕黑色底色，竖排标题，中间的X用红色标注出来。

2008年，《嫌疑人X的献身》在中国正式面市，这也是新经典正式推出的第一部东野圭吾的作品。虽然正值北京奥运会，或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当时的主流媒体甚至还在认为推理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

新经典出版《白夜行》

因此，最早一批给这本书提供宣传资源的，只有一批二三线的媒体。即使如此，《嫌疑人X的献身》仍然在中国达到过百万册的正版销量。于是，在2009年，新经典又顺势推出东野圭吾口碑最高的作品《白夜行》。

“当第二本《白夜行》出来的时候，很多读者都会觉得惊叹，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黎遥说，“而在之后一系列的作品上市之后，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原来东野圭吾也可以这样。”

千面多变的风格帮助东野圭吾在中国市场迅速蹿红。2010年，他已经跻身“外国作家在中国富豪榜”的前十，其版税收入高达530万元人民币。

疲倦感与惊喜

正是因为前几部作品的成功，从2010年开始，东野圭吾的书籍版权遭到了国内的哄抢。

截至目前，共有15家出版社和更多的出版公司参与到东野圭吾作品的出版之中，各种版本总数达到了80余本。在最多的时候，每个月都会有一部东野圭吾的书籍在中国市场上架。

但是，在这一波高潮过后，东野圭吾的IP却开始遇冷，而在2012-2013年，东野圭吾在中国的价值降至谷底。

根据黎遥的分析，这样的情况主要和中国市场的引进的规模和进度有关。“对于东野圭吾这样高产的通俗文学作家，很难保证每一本书的质量都很高。作品之间也会存在同质化，大量的无序引进，难免让读者会产生一定的厌倦。”

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东野圭吾新作在日本市场也遇到同样遭遇。用史航的话说，1996-2006是东野圭吾的黄金时代，而在2006年之后，就是“呵呵”阶段。

这并不是东野圭吾的错误。在2006年拿到直木奖之后，这位高产作家开始进入相对平缓的创作期，虽然他仍然在尝试不同风格，每年都会拿奖，但读者的口味和要求已经发生变化，想让他们再度感到惊喜的难度大大增加。

在中国的文艺社区网站豆瓣上，有多部东野圭吾作品下面都充斥着中文读者失望的抱怨，“现在每一部东野圭吾的书，都提醒着我《白夜行》有多经典”。

不过，新经典仍然每年都在出版东野圭吾的作品，即使码洋下降，但是相比其他作者，东野圭吾的作品依然相对较好，“毕竟粉丝基础积累起来了。”

《解忧杂货店》

到了2013年，新经典和中国粉丝终于等到东野圭吾的另一个惊喜之作——《解忧杂货店》。这部作品既带着魔幻色彩，又充满了浓浓的温情，“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但是只有东野圭吾才能把这些美好巧妙精致地连接起来。”

这部在连续两年在当当、亚马逊盘踞图书销量前五名的书，戳中了现代人的情感，引发了如潮的阅读和讨论。

黎遥和团队在2013年拿到《解忧杂货店》最初的译本时，就认识到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不同于东野圭吾以往的悬疑和推理的路线，这部作品调子是阳光明媚的，非常暖心。”黎遥总结道。

于是，他们抛开了之前为东野圭吾作品的设计思路，开始寻找适合载体。“下半年拿到手里，变换了很多封面设计，还是都不满意，一直等到过年，又正好团队去台湾旅游，我们突然觉得台湾的版本很适合整本书的基调。”

就这样，蓝色复古暖调的小店出现在中国大陆版本的封面上，也成为了很多中国读者对《解忧杂货店》的第一印象。

现在看来，这部已经销售超过600万册的畅销小说，不仅仅是东野圭吾在口碑评价意义上的再度回归，也直接带动了《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等书在中国范围内又一次的销售热潮。

 IP热潮与改编之惑

东野圭吾的作品已经在日本市场被改编成了5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神探伽利略》、《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彷徨之刃》的影视作品都在中国观众群体中引起较大的关注。

如同很多作家和漫画家一样，东野圭吾的IP价值在日本已经得到全面的开发。虽然粉丝们对每一个版本褒贬不一，但是东野圭吾本身已经成为收视率和票房数的基本保障。

改编电影

从内容方面看，东野圭吾的作品较为适合适合影视剧改编。除了精密的推理，他还在《悖论13》里加入灾难和科幻；在《时生》里，他加入了时空穿越；而在《流星之绊》中，他表达出浓浓的“鸡汤式”温暖。

换句话说，读者心中“千面作家”的形象，也让东野圭吾成为影视制作方眼中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

同时，经历了文学黄金时期的东野圭吾，也逐渐重视起影视剧改编的价值，希望由此产生更为广泛的传播效果。

在作品表现中，开始更重视精致的细节和画面感。例如，在“伽利略“系列中，他像一位道具师一样把现场的环境、人物的衣着细致地描写出来，让人在阅读中可以直接在脑海里中浮现出相应画面。

在电影制作实力相当强劲的韩国市场，东野圭吾的3部作品已经在5年之内搬上大荧幕，而欧美影视公司也已经买下他的相关版权。同时，对于故事和IP极度渴望的中国影视行业也开始重视东野圭吾的价值。

早在2010年，上海话剧院就曾经把《嫌疑人X的献身》搬上舞台，这是我们所知的，围绕东野圭吾IP在国内做的第一次开发尝试。

从2014年开始，中国主要的影视公司便开始争抢东野圭吾的版权，在中国市场销量最高的《解忧杂货铺》成为争夺最为激烈的一部，很多中国公司直接向版权代理方角川书店抛出了橄榄枝，电影和网剧的改编权最终花落英皇和万达。而在3月底将要上映的《嫌疑人X的献身》则由苏有朋执导，光线主控发行。

与大型电影公司关注名声最高的IP作品不同，中国其它影视公司则盯住了剩余90多部东野圭吾的作品IP。

绑架游戏

《莽荒纪》网剧的出品方天悦东方买下东野圭吾作品《绑架游戏》的网剧改编权，其CEO林正豪表示，他看重的是书里的情感线，“影视化的过程一定要有人的真实情感，才可以持续地吸引观众。如果一集从头到尾40分钟都是推理，一定是干涩的。”

在现实生活中，林正豪也是东野圭吾的中国粉丝之一。在2014年时，他就开始和东野圭吾的版权代理方接洽，尝试购买电影的改编权。他仔细分析了东野圭吾每个作品的改编难度，并决定不将名声放在第一位，而是重点改编推理和情感线兼具的作品。

“在中国市场上最火的《白夜行》改编难度非常大，也存在价值观的判断和审查的问题。”最后，他购买了东野圭吾中期的作品《绑架游戏》，而他个人最喜欢的《流星之绊》，也正在与版权方洽谈当中。

2015年，贾樟柯发起的商业电影公司暖流影业成立，其第一部作品便是《悖论13》。这部由东野圭吾创作于2012年的作品，讲述了东京化为废墟后，13名幸存者共同经历的灭顶之灾和人性考验。

“这是一部典型的高概念作品，里面聚集了科幻和灾难等元素。”制片人王宏对《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说。“这是一部很有野心的作品。就像一个科幻版的《蝇王》，或者发生在时空灾难背景下的《古惑仔》，这就足够吸引观众了。我们再把东野圭吾的各种元素组合后，产生的巨大可能性，留给观众和改编者很大的想象空间。”根据了解，目前这部作品还在前制阶段，由贾樟柯担任监制，余力为担任导演。

《三声》独家了解到，《悖论13里》有很多艰涩难懂的宇宙知识，电影剧本的前提便是把故事里的规则都理清楚，把世界观和运行规则构建起来。为此，暖流的开发团队查阅了大量资料，花了很长时间来做《悖论13》的研究手册，同时重新拆解故事。开发团队私底下把这叫做“圣经”。

东野圭吾改编日剧《新参者》

实际上，在影视改编上，东野圭吾的作品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困难。同时，东野圭吾非常在意影视改编，而版权方对作品改编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在2016年初，《嫌疑人X的献身》还处在筹备阶段时，苏有朋便在采访中“诉苦”，由于合同里规定，东野圭吾必须要签字认同改编才行，“他是不可能让我改得天花乱坠的，故事一定就是小说里的核。”

因此，在改编的过程中，苏有朋团队需要不断与东野圭吾本人沟通，每一个次邮件都要翻译成日语，发出之后再耐心地等待回复。

重要的是，对于《嫌疑人X的献身》这样一部已经有2部电影和1部剧集的经典IP，合同里还有一个条款是：必须和之前所有的改编作品改编的点都不一样。苏有朋在媒体采访中曾说，“那天我们和东野圭吾的中方律师代表开会，我都快翻脸了，我说给我们点空间啊，你们卖了那么多版本，又告诉我都不能重复，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除了东野圭吾团队的严格要求，要把日本的故事搬到中国的语境下，片方还要面对粉丝的期待值以及审查制度等问题，“就《白夜行》和《嫌疑人X的献身》来说，日本的影视剧出来后都遭受了很多质疑，了解这本书的人对改编期望值都非常高，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韩国后来改编的电影，也没有获得很广泛的认可。”黎遥说。

林正豪向《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透露，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将在构架中加入了中国社会的背景和现状，以及符合中国特色的支线。特别是在改编过程中要符合中国的电影审查机制。例如，犯罪必须伏法，牵扯到每个犯罪者最后的结局，也要结合中国国情来进行。

“我们通过《绑架游戏》这个载体，体现背后的利益、名誉、压力、自尊心等方方面面，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被某种社会价值或者情感所绑架。我们在故事架构里添加了很多社会背景，社会的地下事件，通过这个游戏凸显城市的现状，还有社会教育的正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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