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十月•长篇小说》(选读②)|陈继明:七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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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镇
陈继明
作家/陈继明
陈继明,曾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小说曾获十月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堕落诗》,中篇小说《北京和尚》《陈万水名单》《灰汉》《圣地》,短篇小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蝴蝶》《骨头》等。部分作品被译成俄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
卷 二
1
去澳门氹仔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我要去占有居亦的念头有多么愚蠢。好像我很强大,很勇敢,像一支拥有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事实可能刚好相反,占有的冲动恰恰说明了我是多么饥渴,多么虚弱,多么一无所有。
“你以为你是谁?”我听到虚空中传来这样一个声音。像我自己的口气,又像陌生人的口气。他妈的,这个质问太通俗,也太尖锐,直指要害,一下子戳到了痛处。“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牛逼得很,想占有谁就占有谁?真是自不量力!”把意思补全了,就是如此。重要的是,我急忙就表示认可,丝毫没打算反驳。我马上就想起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从来只有占有的冲动,而不会真的付诸行动,大胆示爱。这就是我的性格,既没有做强奸犯的资质,也没有不顾一切去追求一个女人的气概。前面提到过的,我生命中屡次出现的那几个有些野性的女人,实际上,人家总是更主动的一方。我对这类女人的所谓好感,仔细想来,其实很可悲,差不多总是我被占有。我真的更喜欢这类女人吗?“更喜欢”的真相难道不是因为对方更为强硬,更为主动?我受宠若惊,不知不觉把“受宠若惊”看作“更喜欢”。呵呵,我被自己蒙蔽了几十年,今天才明白。
“那么,这次来澳门,我最好还是干点正事吧,想办法把回忆症治好。”我对自己说。至于人到底有没有前世,我的前世到底是不是一名军人,我曾经到底是谁,不能否认,我一向都有探究这类问题的强烈兴趣,但是,我真的更有顾虑,比如,王龄给动物催眠,说穿了,不过证明了语言的能力。语言能够做到的事情,也许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咒语的威力就是语言的威力。咒语,加上语调,加上无数次的重复,就有可能像刀枪一样锐利。
用爱的语言和饱含柔情的语言,再加上适度的身体语言,比如抚摸拍打,再加上长期的目标明确的训练,给动物催眠应该不难。
用催眠唤起前世回忆是否只是一种语言效果?
没错,这始终是我的顾虑所在。
被催眠者在催眠师久经训练的极富魔力的语言引导和启发下,开始自己的回忆,把回忆及时描述出来,告诉催眠师——这种描述有多少可信度?有没有幻想的成分?有没有对催眠师的暗暗讨好?有没有不由自主的捏造?
我关心这个话题已有很久。见过一个资料,美国肯塔基大学做过一个实验,随机抽来三组学生,分三组接受催眠。第一组,催眠师先告诉他们有大量例子证明转世轮回确有其事,然后开始催眠,于是,85%的学生声称看到了自己的前世;第二组,催眠师和学生交谈的时候故意使用中性的较为客观的语言,指出转世轮回是一个未解之谜,有肯定者,有怀疑者,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现在就请大家参与这个实验,结果,60%的学生描述了自己的前世回忆;第三组,学生们先听到了对轮回转世的严厉批评和指责,再进入催眠状态,他们能够忆起前世的比例大大降低,只有10%。这个实验至少说明,语言的作用是明显存在的,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引导,就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对于前世和轮回我更愿意继续持怀疑态度。然而,我的回忆症是真实存在的,长期以来回忆症对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构成了影响,如果不是回忆症,我可能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如果不是回忆症,我可能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回忆症这样一个不算病的病,让我从小到大没有一天称得上是开心快乐的。
我决定不和范荷生、居亦联系,单独去见王龄,别的不提,只请他治疗我的回忆症。把问题从超心理学降到心理学,感觉更靠谱。
过了关,我直接打车去了氹仔。
王龄很清闲,在灯下刻章,我认出是“癖于斯”三个字,阴文,字已成形,只剩修补。我请他继续刻,我在一旁看。随后,我们换到楼顶的阳台上喝茶,海就在眼前,几乎可以弯腰取水。上次是晚上,我对王龄的诊所印象模糊,今天才发现,这地方有多漂亮。我心里自然有了疑问,澳门寸土寸金,这座小楼位置这么好,从一楼到四楼都是王龄的,心理诊所的生意好到什么程度,才养得起这座小楼呢?
“用大陆的话说,我是富二代。”王龄很聪明,知道我的疑问。
我对他一笑,说:“应该是高富帅!”
王龄说:“我父亲从珠海偷渡到澳门已经整三十年了,二十年前,澳门的房价还不足两千块钱的时候,我父亲就买下了这座楼。”
我笑着问:“偷渡?”
王龄说:“对,偷渡,半夜游过来的,同行的三个人,另外两个都死了。”
我问:“怎么死的?”
王龄换了话题,问:“长篇小说进展如何?”
我说:“不光是长篇小说写不下去,实际上我什么事都干不了!”
王龄问:“为什么?”
我说:“我是一个严重的回忆症患者。”
王龄说:“上次说起过。”
我说:“我希望,王龄兄能治好我这个病。”
王龄说:“我有信心。”
我说:“这个病,平常都不好意思对人讲,讲了也没人信,人家觉得你是无病呻吟,有时连我自己也不信。但是,说老实话,这个病对我的生活、事业,甚至爱情,影响都非常大,你是医生,尤其还是心理医生,我才敢这么说。”
王龄说:“人类只会理解正在承受和亲自承受的痛苦,很难体会别人的痛苦,已经过去的痛苦,哪怕是一场感冒,也会迅速遗忘。”
我说:“正是,正是。”
王龄说:“再加上回忆症是病里面的弱势群体。”
我问:“病里面也有弱势群体?”
王龄说:“总有一些东西被轻视了。”
我说:“这次,真能治好,你就是我的恩人。”
王龄说:“我愿意一试。”
我说:“我把自己全部交给你。”
王龄说:“那好,我先问你一些问题。”
我说:“请你随便问。”
王龄问:“近阶段一直在回忆什么?”
我犹豫了,如果说实话,应该是居亦,对居亦的有限回忆,是我这个老资格的回忆症患者的最新食粮。我显然不能说实话,便说:“我母亲去世整十年了,但我一直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后来这几年,悲伤的程度有增无减。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胖,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模仿母亲喜欢做的几样食品,在食材、色彩、味道等所有方面进行模仿,模仿得越像越好,然后就吃,一口一口吃,每一口饭都是回忆。”
“你母亲是怎么去世的?”
“我母亲是毫无征兆毫无理由,突然去世的。”
“能不能谈谈具体情况?”
“前一天我和母亲还通过电话,一切如常,次日晚上接到家里电话,我母亲已在医院,医生初步诊断是急性胰腺炎,天没亮就走了。”
“你父亲还健在?”
“我父亲去世更早,快二十年了。”
“你父亲去世后,你的回忆症犯过没有?”
“好像没有。”
“为什么?”
“不知道,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父亲去世时,你的回忆症已经有了吗?”
“已经有了。”
“你爱你父亲吗?”
“当然,和爱我母亲一样。”
“能不能谈谈你父亲?”
“我父亲是八十六岁那一年去世的,算是高寿了,去世前卧床不起已经有五六个月,没什么大毛病,头疼脑热,总是好不利索。”
“你父亲去世后,你自己有没有回忆症症状?”
“有,时间很短,大概三个月。”
“你自己如何解释,为什么区别这么大?”
“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可能更紧密,我是这么认为的。”
“一生中最早有回忆症症状是什么时候?”
“知道有回忆症这个病,已经是四十岁以后了。回过头看,其实我从小就有回忆症,起码三四岁就有。记得在一个噩梦里,我比实际年龄大很多,我拿着家里的菜刀杀了一个人,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男人的样子到现在我还记得,下巴尖尖的,笑容可掬,像我的一个堂哥。我背着手,把刀藏在身后。他笑呵呵快步向我走过来,离我还剩半步的时候我举起刀,照准他的头就砍,不偏不倚刚好从二分之一处砍下去,我感觉我几乎没用力,菜刀自己的下沉力就够了,轻微的阻力之后是磁铁一样的吸引力,把刀吸下去了,想不砍都不行,我的心里有快感也有惊慌。转眼之间,一张刚刚还在微笑的脸变成了对称的两半,笑容也撕成两半,朝左右两边齐齐地落下去。坠地的过程中,两边各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好像要抓紧时间记住我,以便以后复仇。两只快速下降的眼睛像魔咒,伴随了我很长时间。上了高中才淡忘了,如果不是你的提醒,我以为已经完全忘记了。”
“为什么杀他?”
“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不是仇杀。”
“就你一个人?”
“虽然是一个人,又微微有点不由自主。”
“类似的梦还有吗?”
“有很多,经常在梦里打仗,不是自己被杀,就是杀了别人。”
王龄笑了笑,不再说话。
清理茶具泡茶的时候,王龄的一双手变得异常灵活,完全可以和弹钢琴的手、绣花的手相提并论。那些精致的瓷质茶具如同活物,有心跳,有味蕾,被他准确轻巧地挪来挪去时,就好像双方在相互取悦相互示爱。这样一来,眼前的一杯茶似乎不仅仅是一杯茶了,同时是茶的幽灵茶的梦幻茶的前世今生,喝茶就不能不成为一件神圣的事情。这让我又想起了语言,毫无疑问,王龄此刻的手部动作是语言,和茶本身不可能有太多的关系,但是,这语言的作用和价值好像真的不简单,轻视不得。
喝了几杯茶,王龄眼神里某种尖锐的东西明显苏醒,温柔少了,尖锐多了。他看看我,先谦虚一番:“你是作家,我很有压力。”
我说:“你是大师,我是病人。”
王龄说:“那我就试着分析一下咱们刚才的谈话。先说对你父母的死——对不起,请允许我直接用‘死’这个字。对两个死,你的态度迥然不同。父亲母亲,有差别是可以理解的,但你的差别太过明显,一个悲伤了三个月,一个悲伤了十年之久,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以至于把自己吃成了大胖子。对不起对不起。”
我感觉自己脸红了。
王龄停顿一下,继续说:“有两样东西在你的潜意识里是重要的,一样是死,一样是如何死,后者的重要性远超过前者。你父亲死之前卧床不起几个月,你母亲是突然死的,接近猝死,正是这个区别,引发了你的回忆症。”
我想起了小迎的死。
我心里很紧张,几乎喘不过气来。
王龄说:“再说那个杀人的梦,你刚才强调,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不是仇杀。梦的主体其实不是做梦的人,而是被杀死的那个人,他的死是另一个猝死。用你本人的话说,你母亲的死和梦中人的死,都是毫无理由的死。”
我觉得口干,喝了口茶。
王龄默默给我续了茶。
我说:“王龄兄火眼金睛,佩服佩服。”
王龄问:“什么是有理由的死?”
我说:“在我看来,因为车祸、疾病、战争、瘟疫、造反、火灾、复仇、纠纷、嫉妒、劫色、劫财等等原因而死,都算有理由。”
王龄问:“哪些死没理由?”
我说:“其实细想一下,所有的死都有理由,比如,我母亲,是急性胰腺炎,先当胃病治,后来疼得厉害了才送医院。据说,急性胰腺炎救治不及时,一般会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死掉。我所谓的理由,应该是理由不充足、从天而降、说来就来这样的意思,接近强盗逻辑和土匪性质。所有的疾病里面,癌症当数最没有理由。”
王龄问:“你三四岁那个梦里,你背起双手,不让对方看见刀,对方笑着向你走来,你突然挥刀就砍,死者之死是不是毫无理由?”
我说:“是呀,太是啦。”
王龄问:“那个梦里为什么你不是死者,而是杀人者?”
我说:“这个,没考虑过。”
王龄问:“梦里面的你大概多大年纪?”
我说:“二十岁左右吧。”
王龄站起来,走出去,随后又回来,递给我一沓资料。我翻了两页就知道,是一些通过催眠唤醒前世记忆进而找到创伤源头的成功病例。大部分患者,仅仅追溯到今生创伤的前世源头,症状就会大大改善,甚至顷刻消失。
“王龄兄,我信任你。”
“好的,咱们随时可以开始。”
“要不要先交费?”
“先交后交都行。”
“还是先交吧。”
王龄打电话叫来一个戴白边眼镜的时髦姑娘,她领我去一楼交费。三万元人民币,当然不算多。之后,我被领到三楼的催眠室。
王龄已经在里面等着我了,他换上了白大褂,完全是医生的样子。屋内和常见的病房没有区别,有三十平米,房顶很高,四周都是白色,中央有一张宽大的躺椅,我想,躺上去一定很舒服,我的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我有些紧张,喉咙发干,但我做好了把自己完全交给王龄的准备,甚至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王龄做出一个“请”的动作。
我斜躺在躺椅上,问:“是这样吗?”
王龄说:“你觉得舒服就行。”
我说:“这样挺舒服的。”
王龄问:“催眠过程会有录音。”
我说:“好的,没问题。”
王龄向我走来,站在靠近我脑袋的地方,似乎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响指的魔力不可小觑,让我的眼皮猝然发沉。不记得上次给动物催眠的时候,他是否打过响指。随后他用双手轻按着我的额头,似乎按了一些特别的穴位。我想,这是刚才侍弄茶具的那双手。我能体会到,成为这双手的茶具也是幸福的,此刻的我也宁愿成为这双手的茶具。随后,他又轻轻抚摸我的颧骨、眼睛、鼻子,再转向侧面,轻轻扶起我的右臂,朝床边挪了挪,然后把双脚和左臂的位置也挪了挪。这样,我觉得更放松了。
王龄说:“你看上去很放松。”
我说:“对,我感觉很好。”
“你很棒,显得又宁静又安详。”
“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从一数到七,你会回到心灵的故乡,在那儿,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时光一直在静候着你的到来,你会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没有消失。”
“好的,我相信。”
“一,二,三,四,五,六,现在你已经离我很远了。”
“我好像回到了甘肃天水。”
“你可以直接回到你上一世的二十岁。”
下面的内容来自录音:
“我真的回来了,我看见了我故乡的风景,冬天,下过雪,满山遍野都是雪,这里是一个高高的堡子,刚好建在一个突起的山嘴上。”
“堡子里有什么?”
“有好多人,大概有一二百号人,大部分我都认识,有些还叫得出名字,有人在下棋,有人在踢沙袋,有人在烧水,准备杀猪。”
“你在里面吗?”
“在,我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跷着二郎腿,吃着水烟。”
“你穿什么衣服?”
“我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军大衣,但是,这儿不像军营,像土匪窝。”
“像土匪窝?”
“对,只能是土匪窝,没女人,也没老人孩子,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院拐角拴着几匹马,还有骡子、猪、羊,像个大家庭。”
“你是头目吗?”
“我肯定是头目,有人喊我大哥,对我说,大哥,咸菜来了。我问,哪个村的?对方说,大路畔的——大路畔,是个村子,我知道。”
“你知道?”
“是,离我老家海棠三十里路。”
“咸菜是什么?”
“咸菜是黑话,指一个人,准备杀掉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杀掉?”
“没有理由,想杀人碰着谁就逮过来了。有新手入伙,检验新手够不够有胆量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先杀一个咸菜。黑话叫过堂。今天是新手过堂的日子。新手入伙的礼物是几头猪,其中一头要宰掉,一边宰猪一边杀人。”
“怎么杀?”
“还没开始杀。咸菜四十多岁,面黄肌瘦,不讨人喜欢,被我的两个手下一路扯过来,咣当扔在我面前,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好像相互认识,我忍不住笑了,我一笑,他大着胆子说,掌柜的,你手下肯定弄错了,我无儿无女,交不起赎金,也没人交,我们村人人都比我有钱。我又笑了,说,帮你忙,行不行?”
“你的口音我有些听不懂了。”
“刚才我在说家乡话。”
“不要紧,我大体能听懂。”
“一头黑色的大猪已经宰倒了,血很多,喷了一地,猪还没死干净,后腿一蹬一蹬,旁边是一口大锅,正在烧烫猪的水。我想起来了,我们每杀一头猪,都要同时杀一个人,让猪和人相互有个伴儿。猪是肉,人是咸菜。”
“明白了。”
“锅底下的火苗很旺,从四周的缝隙里扑出来,有人舀了一马勺开水,抡在锅底下,火苗黑了一下,马上又红了。现在,几个大汉把整整一头猪放进锅里了,四面往外潽水,让火苗变得小了些。猪的一面烫了几分钟,又翻到另一面,然后有人拿来两根棍子,从两面向猪底下插,大家齐心协力把猪抬在棍子上。”
“咸菜呢?”
“现在该咸菜出场了。我给手下递了个眼色,他们就一左一右把咸菜提来了,提向大锅旁,把他反绑在一把长凳子上。咸菜一直在反抗,一直在问:你们到底是不是土匪?你们劫什么也劫不到我头上啊!我是大路畔最不怕土匪的一个!大家都哈哈大笑,只说,你等着,等等你就知道了。咸菜好像真的在等。四五双手以疯狂的速度在抓猪毛,有趁热拔的意思,一抓一大把,扔在四处。我大喊一声,看酒!”
“看酒?”
“看酒是添酒并敬酒的意思。”
“明白。”
“我的话音刚落,准备入伙的新手就端着半碗酒从我身后的屋里出来了,我想起他的名字了,叫一股风,是我给起的,原因是他跑得快,上树上墙也快,和跑上去一模一样。一股风先来到我面前,向我跪下,说,大哥请多栽培,从今天开始,小弟愿为大哥生愿为大哥死。我挥了挥手,一股风就起来去了大锅旁。”
“酒是给咸菜喝的?”
“对了,这叫断魂酒。当一股风把半碗酒递给咸菜时,咸菜一下子看懂了,又喊起来:不,不,我不死,我没死的道理,我光棍一条,要钱没钱,要地没地,要烟没烟,要女人没女人,我死一百次也不应该死在你们土匪手下。”
“他说,他没死的道理?”
“是的。”
“请你继续讲。”
“咸菜的头摆来摆去,硬是不喝,有人就找来一根粗粗的麻绳,从他嘴里勒过去,拴在板凳上,他的嘴就合不拢了,头也动不了。”
“你有点悲伤。”
“有点,有点。”
“要不要停下,下次再来?”
“没事,把我看见的说完。一股风把半碗酒一滴不洒,都灌进咸菜嘴里了。接下来,一股风把空碗放在头顶,向远处缓缓走去。我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手枪,举起来就扣了扳机,咣当一声,一股风头上的白瓷碗就碎了一地。”
“土匪头子不是白做的!”
“一股风转过身,裤裆是干的,我带头鼓掌,大家都鼓了掌。”
“咸菜呢?”
“咸菜也看呆了,咸菜又喊起来了:大哥,你好厉害,求求你别让我死,我也想当土匪,真的真的,以前我真的动过当土匪的念头。”
“你同意了?”
“没有,我看不上他。我递眼色给他们,继续,别停。有人把马勺交给一股风,一股风去大锅里舀出一马勺烫过猪的开水,像刚才灌酒一样朝咸菜嘴里灌。咸菜发出一声惨叫后,就再也没声音了,舌头和嗓子肯定烫熟了。”
“我看见你头上冒汗了。”
“是的,我好难受,真想不到。”
“想不到什么?”
“想不到我上一世作恶多端。”
“没事,没事。”
“看明白了,猪没杀完,人不能死。猪毛大体拔光后,猪身子已经挪到门扇上了,接下来拔细毛,拔完再卸,杀猪的人故意不慌不忙。”
“我看见你真的很难受。”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那好,我数数,从七数到一,你慢慢回来。”
“好的,我准备回去了。”
“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回来了。”
“回来了,能回来真好。”
“你曾经担心过,回不来吗?”
“是呀,有过担心。”
催眠结束后,我觉得好累好累,几乎有点虚脱,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抽一支烟。我知道王龄不抽烟,澳门到处都限制抽烟,我说,咱们去阳台上,我想抽烟。我们就重新回到刚才喝过茶的大阳台上,我坐在刚才坐过的位置上,点上烟,吸了一大口,深深咽进胃里,再一次暗暗感叹,能回来真好,能回来真好。
王龄默默沏好了茶,放在我面前。我没看见他是怎么侍弄那些茶具的。我喝了一口茶,品到了茶香,侧身看着不断扑过来的海浪。
我不说话,王龄也不说话。
我问:“你怎么不说话?”
王龄说:“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我说:“我身在其中,需要指点。”
王龄说:“可以肯定的是,创伤的源头找到了!”
我用眼神发出疑问。
王龄说:“咸菜说,我没死的道理,和你的说法如出一辙。”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
王龄说:“估计说过这话的人,不止一个两个。”
我这才明白了王龄的意思。
王龄说:“土匪的事情我听说过不少,灌开水和灌辣椒水差不多,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很多方法,花样繁多,数不胜数。不过,灌辣椒水、老虎凳、竹签子、鞭刑、电刑什么的,主要是用来逼供的,灌开水是直接让人死。”
我又点上了一支烟。
2
我和王龄一致认为回忆症的病根子找到了。我曾经是土匪头子,杀人如麻。催眠中看见的情景肯定是家常便饭,每一个新手都要接受类似的杀人训练。显然,天性残忍还不够做一个好土匪,土匪需要的残忍必须经过专业训练。训练杀人不眨眼,训练杀死一个人如同杀死一只鸡,训练有勇气杀掉一个和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我既然是土匪头子,肯定是所有土匪里最残忍的一个。我不仅要带头残忍,还要督察手下残忍。这么说来,上帝对我足够仁慈,来到这一世,让我得了一个不算病的病,回忆症。死不了,活不好,主要症状无非是忘不了一些事情,尤其忘不了那些“没有理由的死”。
“病症的根源一旦得到揭示,病症就会立即好转。有些病人会在一瞬间迅速痊愈,有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渐渐恢复正常。”
王龄给我的材料里有上述这些话,催眠之前我已经看见了,当时我基本不信。我想,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王龄也不例外,澳门也不例外。但是,催眠结束后,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这几句话,并且急于把我的感受说给王龄。
我说:“舒服了,突然舒服了。”
王龄有些得意,问:“怎么个舒服法?”
我说:“整个人像一架机器,被大卸八块后,角角落落都清洗过了。”
王龄问:“现在回忆你母亲是什么感觉?”
我安静下来,特别想了想我母亲,用最短的时间把我往常最忘不了的段落和细节迅速回忆了一遍,心里并没有明显的痛苦,也不伤心。
王龄又问:“什么感觉?”
我说:“现在回忆的时候,心里有信心。”
王龄眼睛发亮,问:“信心?”
我说:“对,正是信心,对遗忘有信心。”
王龄说:“我还不太明白。”
我说:“开始回忆的时候,就伴随着一种淡淡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回忆,也可以不回忆。就像我们吃鱼的时候,有信心吐掉鱼刺。”
王龄说:“对,遗忘是一种能力,正如吐鱼刺是能力。”
我说:“我第一次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王龄被我感动了,眼睛湿润。
我很想把我的全部感受都说出来,哪怕说给一块石头:“以前的回忆,一半是回忆一半是恐惧,喜欢回忆又惧怕回忆,或者说,惧怕回忆又喜欢回忆。现在,回忆就是回忆,很单一,恐惧消失了。就像一个有钱人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花钱,大手大脚,是因为对自己的口袋有足够信心,不担心把钱花完,回不了家。”
王龄说:“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医生,研究心理学,有时也许走远了一点,到了超心理学那边,但我不是喇嘛不是和尚,也不是巫师,我没有神通,我不是用神通看病,而是经由知识和经验看病,和你写小说差不多。”
我说:“你的话今天我能听懂,昨天就不一定。”
王龄问:“昨天?昨天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说:“我对神秘的东西天生有兴趣,但也很警惕。说到看病,我更信任吃药打针,更信任激光和手术,更信任看得见的临床过程。”
王龄说:“不吃药能治病,不相信有这种事?”
我说:“对,基本不相信。”
王龄显得很失望,我看到他尖锐的门牙上都闪耀着失望的颜色。
我说:“我完全不了解医生的体会。”
王龄说:“现在的医院,病人都是来去匆匆,手上拿着一堆化验单,像打仗一样在各种高科技高效率的医疗器械间跑来跑去,医生变得轻松了,换句话说,医生变得孤独了,医生的内心深处其实暗藏着沮丧,无法言说的沮丧。”
我说:“现在你倒像一个病人了。”
王龄笑了笑,笑容真的有些憔悴。
我问:“传统的医生和病人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龄说:“传统医生身上有一些不可或缺的特质,其中之一就是同情心。医生要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要多花时间和病人交谈,和病人建立一种相互合作和信任的关系。就像你和我,我甚至不觉得我是医生,我是另一个你,我们相互依赖,共同发现秘密,一起回到记忆的远端,寻找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病因。这次很容易就找见了,有时候却很难很难。咱们这种情况,不是激光在治病,不是B超在治病。”
我问:“是什么在治病?”
王龄说:“是医生应该具备的一些重要特质。”
我问:“除了同情心还有什么?”
王龄说:“还有耐心,和病人说话的耐心。”
我问:“还有呢?”
王龄说:“还有信心,对痊愈的信心。”
我问:“把它们称为医生特质,被遗忘的医生特质,可以吗?”
王龄说:“准确,被遗忘的医生特质。”
我说:“高科技时代,逐渐被遗忘的医生特质。”
王龄说:“一点没错。”
我说:“医生个人的特质,王龄的特质,永远不应该被取代。我是教师,我们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教师个人的特质,东声这一个老师的特质,被各种检查和评比,被五花八门的统一规定,被这样那样的科学手段所取代。”
王龄说:“高科技时代,各行各业都一样,人让位于机器。”
我说:“被遗忘的医生特质就是人的特质。”
王龄说:“高科技取代了人,挤掉了人,正如一部美国科幻电影演的,将来有一天,人制造的机器人有可能发动一场对人的战争。”
我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王龄说:“绝不是。”
我说:“我想和王龄兄喝酒!”
王龄说:“我也想喝酒。”
我说:“要不要叫上范院长?”
王龄问:“不要女人?”
我问:“居亦?”
王龄和我都哈哈大笑,这一瞬间两个男人变成了一模一样的色鬼,笑声既自私又开放,似乎表明,谁有本事谁就把居亦带上床。
王龄已经拨通了范荷生的电话,告诉他,作家东声来澳门了,东声的回忆症已经治好了,咱们总得喝两杯吧。范荷生是山东人,来澳门也才十几年,仍然豪爽又热情,一听就大声埋怨我不像话,到澳门不首先和他联系。王范二人费了很多口舌商量吃什么,到底吃葡国菜,还是粤菜或川菜。两个人争论了半天,最后决定吃澳门式葡国菜,好像比较综合和齐全,而且大厨曾给葡国总督做过饭,关键是能喝酒。
打车去大三巴附近吃饭的路上,我想起王龄曾说过,我的前世是军人,因而我问他,上次你说我的前世是军人,怎么突然变成土匪了?王龄说,军人和土匪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都有可能杀人无数。我说,当时你的口气很坚定,说我正在写的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写我自己的前世!王龄说,你说小说的前世和人的前世不同,小说的前世在未来,不在过去,我觉得很有道理。我笑了,说,你肯定有所隐瞒。王龄说,一次催眠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先摇头,再说,我可不想再催眠了。王龄问,为什么?我说,怕。王龄问,怕什么?我说,怕知道比土匪更糟糕的前世。王龄不吱声。
范荷生先到了。他带来一瓶一公斤的老茅台,1999年专为澳门回归绝版发行。我们进屋的时候,他一个人正独自盯着酒瓶发呆,眼神里有说不尽的爱意和不舍。我和王龄表示不忍心喝,最好换酒。范荷生说,这瓶酒是我专门找出来的,祝贺东声兄回忆症痊愈,以后多写东西,大作不断,尽快写出诺奖级别的作品。我的内心感受十分复杂,不知道说什么好。没等上菜,我们三个先喝了起来。一杯下肚,三个人同时抬起头,目光里飘出一样的轻烟,不用多说什么了。我的感受更是奇特,就像是平生第一次喝酒,酒在喉咙里缓缓下沉的过程清晰可辨,十分感人。之所以如此,除了酒好,还因为我的喉咙变了,变敏感了。看样子我还是小看了回忆症这个病,它对我身体和精神的损坏,有可能大于我的估计。连续喝了三杯之后,我坚信自己眼下是一个新生命。
不久,居亦来了。
她穿着黑色T恤和白色牛仔小短裤,脖子上搭着一条半蓝半绿的纱巾,最平常的打扮,满街的女孩都是如此,却个个精彩,令人陶醉。范荷生让她坐在他和我之间,她坐下来,貌似完全居中,其实,她丰满的屁股明显拧向我这边,似乎允许我偷偷抚摸,而且她微露的乳沟也是稍稍朝向我这边的。身体语言最不会撒谎,再说我是观察身体语言的行家。此刻我更加相信,居亦是一个尤物,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是只有重庆那座城市才能养育出的女孩。我需要一些克制力,才能不让自己立刻就神魂颠倒。我很想用我的新生命爱这个女人,爱这个在我的回忆症痊愈之后,出现在我面前的第一个女人。通过爱她,进而爱她所象征的性别——女人。我五十岁了,好像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真正地能够象征其性别的女人。所以,我实在说不清此刻的内心冲动是性冲动还是爱的冲动。不过我也不想说清。我想,它最好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足够强烈就好。
范荷生也给居亦斟了酒。
“我也喝?”居亦问。
“庆功酒,你不喝?”范荷生问。
“庆什么功?”居亦问。
范荷生指一下王龄,说:“我没说错,他是神医!”
居亦不看王龄,而是看着我。
我不说话,竟有些脸红。
居亦问:“教授,你让他催眠了?”
范荷生说:“听你这口气,好像他被强奸了,不是催眠了。”
居亦低声说:“催眠不就是强奸吗?”
王龄不高兴了,说:“喂,怎么说话呢,催眠和强奸八竿子打不着!”
居亦说:“我认为催眠是对意识的强奸!”
我觉得居亦这话有些道理,至少有趣,但不便附和。
王龄仍旧严肃:“医学催眠是十分有尊严的一种治疗方法!”
居亦急忙说:“我错了,我错了!”
范荷生给自己的学生解围:“也不奇怪,所有的美女都有被强奸的担忧,据说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美女是性冷淡,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居亦说:“我不是美女!”
我及时举杯,说:“喝酒喝酒!”
居亦最先仰头喝了一杯。
就这样,受委屈成了那天居亦贪杯的原因,二斤酒不知不觉就见底了,居亦一点没少喝。重要的是,喝完之后,最清醒的竟然是居亦。接下来是我,我本来酒量不错,喝一斤没问题,到了珠海,酒量减了一大半。王龄明显喝多了,但还有能力装没喝多。不知谁建议再去黑沙海滩吃烧烤喝啤酒,大家一致表示欢迎。
于是打车去了黑沙海滩。
下了出租车,顺着嘈杂声和海浪声看过去,就知道左前方是黑沙海滩了。风从那边刮过来,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其中的烟味、肉味和腥味。还有和葡萄牙有关的什么味道,甚至还有和十五世纪有关的什么味道。我心里想,那大概是澳门的前世的味道。现在,我一不小心就会想起“前世”。我们梦游般走向几十米开外的海滩——所谓我们,只是我和居亦,我们在挤来挤去的人流中若即若离,走得很优雅,很有水平,既没有趁机腻歪,也没有相互走失。范荷生和王龄在我们前面还是后面,已经无法判断了。接近海滩后空间突然变大了,人更多,空间却更大,人和人之间有了更大的空隙。我和居亦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竟然停下脚步吻了起来。我微微低头,她微微仰头,嘴对嘴,轻轻地吻在一起。吻之前并没有蓄谋,完全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递过半点眼神。自自然然就吻在了一起。自然得就像原本长在树梢的一枚果子。当我们已经吻在一起两分钟之后,才发现我们竟然吻在一起。两个人还是向前走的姿势,只是将身子微微扭向对方,扭到便于接吻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拥抱,连手都没有接触对方。静静地吻了至少十分钟,却没有发展到舌吻,好像不知道有舌吻,不知道有哪样东西比此刻这样的以巧取胜的长吻更好。长达十分钟的时间里,情欲一直都很谦虚,很知趣,既不汹涌,也不减弱。显然,情欲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东西。偶尔想起过范荷生和王龄,只是心里完全不在乎被他们看见。
吻罢,手拉手继续向前走。
很容易就找到了范荷生和王龄。
两个人呆呆地坐在一把长椅上,一人捧着一大杯黑啤,像举着一枚炸弹。看见他们,我和居亦出于礼貌,把手松开了。他们很自觉,把另一条长椅空给我们。我们毫不客气地走过去,在他们对面坐下来。刚坐下,居亦的一条腿就暗暗向我靠过来,并在我腿上。好在中间是半高不高的桌子,有掩人耳目的作用,遮一遮就行,是否被看见无所谓。旁边的烤炉里红艳艳的,不是明火,是炭火,亮晶晶的炭火一闪一闪,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远的那一瞬间又让我想起前世,刚刚回去过的前世——那好像是堡子上空的星星。摊主忙着烤肉烤鱼烤生蚝,香味扑鼻,可是,我们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冰镇过的泡沫很厚很厚的黑啤倒是不错,似乎有解酒的作用,又似乎加重了醉的程度。
没坐多久,就散伙了。
我和居亦好像从海滩飞到了酒店。在酒店的大床上,我们并不急于做什么,一点也不急。我们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设法延迟幸福的到来。好像已经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了,不用太急。两人的内心节奏如出一辙,她像我一样饱经沧桑,我像她一样青春年少。梦游般的气质一直在延续,同时又有足够多的清醒。
我们终于做爱了。像两股水终于流在一起,再也分不清你和我。全部感受可以用两个普通的词语来表达:亲切,熟悉。不过,说我和她有多么亲切和熟悉,似乎不准确。应该说,它和它那么亲切,那么熟悉。以至于我和她竟然变得次要了,像它和它的引路人。亲切和熟悉的程度,同样令人忍不住要大声喊叫。为什么必须叫床,这一次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后来,她哭了,哭得好委屈,好忧伤。我见过很多人的哭,包括女人的哭,但是,我坚信居亦此刻的哭独一无二。它不是悲伤而是美,美到有明显的催情作用。我想起,我毕竟五十岁了,还是悠着点儿,就把她搂在怀里,抚摩着她,直到她的哭声渐渐小了,不用过渡,变成了满足的笑。
“你真的被催眠了?”她问。
“当然是真的。”我说。
她不吭声,不知在想什么。
我盯着她眼睛说:“我记得第一次见面,你极力怂恿我催眠。”
她说:“我那是开玩笑。”
我问:“你真的认为,催眠像强奸?”
她眼珠子转了转,说:“其实,我担心他先把你催眠了,再把你强奸了。”
我揪揪她嘴巴,说:“你够坏的。”
她说:“我想霸占你嘛。”
我看着她,有些吃惊,说不出话来。
她问:“不可以吗?”
我说:“你呀,你把我的话抢先说了。”
她说:“不行,只能我霸占你!”
我问:“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是妖怪,你是唐僧!”
我笑了,说:“唐僧想抽烟。”
她赶紧说:“妖怪也想。”
于是,我们起来,半裸着坐在沙发上,各自点上烟。我喜欢女人抽烟,女人嘴里适量的烟味比香水的味道还令我陶醉。不过,我想起居亦的嘴里并没有烟味,这说明她是偶尔才抽一支。我要欣赏她抽烟,所以去了对面的椅子上。她吐烟圈的样子不像是新手,但也不算熟练,吐出的烟圈总是很快就散开了,于是,我教她怎么吐烟圈,我吐出的烟圈像幽灵一样斜斜地从她耳边飘过去,轻轻撞在她身后的窗帘上,撞破了,消失了。她喊叫着,说,好厉害好厉害。我说,我十岁就开始抽烟了。说起十岁,我就想起十岁。因为抽烟被老师看见了,老师把我从课堂上赶出来,罚我站在空荡荡的操场里。大夏天,太阳很毒,太阳似乎盯着我一个人在晒,直到我被太阳晒晕了,摔倒在地上,才被旁边上体育课的一堆学生喊叫着抬回去,抬进老师的办公室。罚我站的老师用冰凉的湿毛巾一遍一遍给我擦脸,很快我就醒过来了,但我还在装,舍不得被人疼爱的感觉。
她问:“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我的回忆症到底好了
没有?”
她问:“我也想知道,好了没有?”
我说:“我觉得,好多了!”
她问:“怎么证明好多了?”
我说:“可以回忆,可以不回忆。”
她问:“以前呢?”
我说:“以前是不能不回忆,就像有人拿枪逼着你回忆。”
她说:“未免太快了吧!”
我说:“有些病,病症的根源一旦得到揭示,症状马上就消失。”
她说:“呵呵,你的口气像王龄了。”
我脸红了,伸出一只脚,搭在她两腿间的沙发上。
她立即摸了摸我的脚,毫不嫌弃。我想起以前曾有女人嫌弃我的脚,因为我有脚气,常掉皮,不让坐沙发,不让上床,是常有的事。
她问:“又想什么了?”
我哈哈大笑,说:“你眼睛也太尖了吧!”
她说:“我是火眼金睛。”
我老实坦白:“我的回忆症也许好了,回忆的习惯还在,不小心就会想起什么。比如刚才想起我的三个前妻,两个都讨厌我的脚。”
她说:“她们不爱你!”
她竟然抬起我的脚亲了脚背一口,接着又亲了一口,她还咬牙切齿地说:“我恨不得把你吃了,一口一口吃了,连毛带皮都吃了。”
我心想,看样子这个女人真的爱我,我想问她“你爱我吗”或类似的话,又觉得俗套,于是改问:“你猜猜,我的前世是什么?”
她说:“王龄不是说是军人吗?”
我说:“是土匪,而且是土匪头子,杀人如麻。”
她问:“你真的回到了前世?”
我说:“所谓前世,是指前世记忆。我们无法真正回到前世,只能唤醒前世记忆。消失的一切,包括前世,都还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她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我问:“你不信?”
她说:“很难相信。”
我问:“你想不想知道你的前世?”
她想了想,说:“不。”
我说:“了解前世的愿望,其实是了解自我的愿望。”
她说:“前世太远,太远的东西怪吓人的。”
我问:“吓人?为什么?”
她说:“时间上的远就像空间上的深一样,有点吓人。”
我说:“真有意思。”
她说:“我恐高,也恐远。”
我说:“听说过恐高,没听说过恐远。”
她说:“我也没听说过。”
我禁不住要吻她一下,把刚刚说出“恐远”二字的小嘴,冒着轻烟的小嘴,吻在自己嘴里,让自己相信,这张小嘴如今属于我。在她吸完一口烟,正要吐出来的瞬间我急忙跳过去,准确地吻住了她的双唇,包括半嘴轻烟。
3
天亮后我发现我从背后抱着居亦,她弓着身子,我也弓着身子,好像我们打算永远以这种母腹中的姿势抱下去,一直到死。我轻轻握着她上面的一个乳房,一动不动,在回想两天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我坚信我的回忆症好了,的确好了,但回忆的习惯还在,长期以来养成的回忆习惯恐怕一时半刻丢不了,比如,早晨醒来赖着不起床,先回忆,一点一滴回忆前一天的经历,或者回忆梦境。
回忆的魅力在于有时它比事实还要销魂。回忆中,有些局部和细节会脱离整体,成倍放大。比如昨晚,我和居亦公然站在沙滩上的接吻,当时只有浅浅一吻,没有明显情欲,此刻却不同,我想来想去也想不起我和她是怎么毫无前奏吻在一起的,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两个人正在向前走路,没有蓄谋和准备的过程,身高又不同,又没有相互接吻的经验,怎么可能恰如其分忽然就吻在一起?而且双方都没动手,身体和身体之间保持着一个拳头的距离,只有嘴和嘴挨在一起。不知道回想到第几遍的时候我突然心跳不已,欲壑难填,要和回忆中的居亦做爱。我从后面渐渐抱紧了她。她好像醒了,一醒就知道身后是谁,要干什么,一句话都没说。她并没有急着转过身来先和我拥抱,先看清我是谁,先说说话再开始。她顺势做出的配合不言而喻,自然极了,好像真是昨晚那个神奇瞬间的另一个版本。
这次轮到我哭了。不在乎我是不是男人,是不是该哭。想不哭也没办法,眼泪自己已经哗啦啦流出来了。我受不了我们之间的亲切、朴素和自然,就好像刚才才是我们的第一次,昨晚上的亲切、朴素和自然已经陈旧。
一看我哭了,她眼神暗了一下,被吓着了,但很快就明白,和她自己的哭没有区别,就安静下来,露出有些迷茫的骄傲和自满。迷茫是因为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大事情,却不知道是用什么武器和方法做的。这迷茫让我又怜悯又疼爱,我的眼泪更多了,几乎要哭出声来,她不敢说话,用细长柔软的手指给我擦眼泪,左一下右一下,怎么擦都擦不完。这又让我想起我母亲的手指,我母亲的手指是干农活的手指,很粗糙,但亲昵感是一样的。突然,我放纵着自己的软弱和幻想,身体一下子缩下去,把脸埋在她胸前,体会做婴儿的感觉,体会被母爱罩在下面的味道。我不禁有些遗憾,再三回忆我这些年为什么只知道复制母亲的饭菜,而从来没有尝试过回到母亲的怀抱中?曾经遇到过一些和母亲年龄气质相当的老婆子,心里半是甜蜜半是酸楚,大有认作干娘的冲动,但从来没有想象过,像此刻这样,把脸埋在母亲的双乳间。当然,幸亏没有。
我们下楼去吃酒店的早餐。
我说:“我今天没课,明天下午才有课。”
她说:“我有课,但我不回去。”
我说:“有课还是回去。”
她说:“范院长的课,他应该知道。”
我说:“要不要我给范院长打个电话?”
她说:“不用吧。”
我说:“这下把范院长和王龄给惹了。”
她问:“怎么把他们惹了?”
我笑了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也就不说了。
她说:“吃完带你去玩,想去哪儿?”
我半开玩笑地说:“去黑沙海滩。”
她说:“昨天不是去了吗?”
我说:“旧地重游啊。”
她突然明白了,脸上微微有些醉意。
我们就真的去了黑沙海滩。
白天的黑沙海滩成为一流的海滨浴场,烧烤摊撤除了,倾斜的半月形的沙滩被仔细清理过,很干净,很平缓,似乎在悄悄呼吸。记忆中的夜色、吵闹和繁华,我和居亦的幽幽一吻,和此刻的沙滩似乎毫无关系。我不小心拉起了居亦的手,向海浪冲洗出的清新一角走去,渐渐有些怦怦心跳。我原本想模仿昨晚上,先不拉手,接吻之后再拉手,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已经做不到不拉手了,就算不拉手也不是昨天的感觉,自己模仿自己都不行。昨天那个吻就更是没办法重来一遍。这说明,历史,无论如何,都是没办法重复的,任何历史都有唯一性。黑格尔说,历史上的事情都会出现两遍。现在看来,这话可能更是黑格尔的忧虑。米兰·昆德拉的话大概更准确更接近事实: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孙中山的话像政治口号,其实是大实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我这个悲观主义者一瞬间竟然成长为乐观主义者,坚信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的人了,我做土匪头子的那个年代也不会重演。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的黑色细沙,的确是黑色的,黝黑黝黑,居亦也说不清黑沙是怎么形成的,回到海滩入口处,看了介绍才明白:黑色的海沙来自一种次生矿海绿石,经年累月被海浪击打和冲洗,带到岸边,成为黑色的沙子。海滩旁边有一大片茂密的木麻黄林带,我们手拉手去林子里走了走,就离开了。之后居亦又带我去了大三巴、官也街、葡京赌场。以前都去过,但是,以前没居亦。
在澳门又住了一个晚上,我就回珠海了。居亦坚持送我到关口,在一棵阔叶的榕树下面,居亦说:“先生,我爱你已经五十年了。”我们已经商量好,她不再叫我“教授”而叫我“先生”,我也不叫她居博士而叫她“小家伙”或者“小妖”。我说:“小家伙,你才多大?”她说:“我真的觉得,爱你已经五十年了。”我说:“别提醒我有多老,好不好?”她的脸唰的一红,说:“没有没有,没那个意思。”
我们完全像一对热恋中的小年轻那样一直在相互招手,我想显得老成一些,但做不到,或者不愿那样。年轻真好,恋爱真好,我在心里感叹。我真的忘了我已经五十岁,我觉得我最多三十岁,我想大大方方无所顾忌地爱这个女孩。即将看不见的一刻,她做出把松紧的裤带朝两边拉扯的动作,我立即就看懂了,她提醒我,别忘了减肥。我答应她,回珠海马上开始减肥。从九十五公斤减到七十五公斤。既然回忆症好了,就不要再自己给自己当母亲,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伺候自己。减肥,写作。重拾那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相信它的前世在未来,写下去。然后,把一切献给居亦。
出关了,到珠海了。
从前天的进到今天的出,很像是得到谁的特许,专门去时光机里走了一趟,成功地完成了脱胎换骨。现在看起来,珠海的一切都是新的,天更蓝,海也更蓝,天垂在海里,海映在天上,令人心情舒畅。我一下子明白,澳门为什么显得比实际上更小,主要和海的模样有关。澳门的海处处被切成条状块状,像湖像河像渠,很难有完整的一望无际的海面,所以澳门就显得很小,让人喘不过气。我每次去澳门,都是急着回来,就是为了过了拱北海关好好喘一口气。今天的拱北关口仍然人山人海,但每一张脸都像可以灵活伸缩的高德地图,清晰无比,入关的人更急躁,更拥挤,出关的人更悠然,更迟缓。澳门老人拉着小车子从珠海买了菜回去,脸上的清傲并没有减少,大陆游客成群结队急匆匆走来,身材长相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好像完全一样,瞳孔,一样的瞳孔,像是同一个厂家出厂的产品,设计者可能不怀好意,让每一个瞳孔只会释放苦涩、焦虑、顺从。更加令我吃惊的是,所有那些瞳孔看上去都像是回忆症患者的瞳孔。原来我并不是唯一的回忆症患者,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回忆症患者。以前是有组织的忆苦思甜,我上小学和初一的时候,每天有一节课是忆苦思甜课。现在没人要求忆苦思甜了,但忆苦思甜的习惯还在,我自己就经常不厌其烦地向我女儿描述我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有时还会不由自主编造一些东西。总之,我们是这样一群人,喜欢用昨天的苦衬托今天的甜,喜欢把昨天的苦放大,把今天的甜也放大,放大苦是为了放大甜。我们总是用苦涩的口吻或者做作的诗意回忆父亲母亲,回忆童年,回忆故乡,回忆逝去的一切。至少有一半的作家是被回忆造就的,散文家的比例就更多一些。那天我也意外明白,我为什么从来不看散文也不写散文,是因为我有回忆症,我对“回忆的语气”,尤其是“由来已久的回忆语气”,过敏到了病态的程度。不小心翻杂志,看见散文像看见蛇一样,要急忙闭上眼睛翻过去。看来我的回忆症症状有待进一步发现。
在出租车上我给居亦发了微信。
居亦久久没有回微信,我竟然心慌意乱。
我笑话自己:混蛋,还真的恋爱了!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起原来立在桌上的母亲的照片,放进抽屉里,眼不见为净。然后把储藏室和冰箱里各种用来模仿母亲厨艺的食材清理掉,有些扔了,有些送人,有些束之高阁。把母亲遗留下的实物也通通收起来,比如,母亲做的黑色条绒布鞋,我平时只在家里穿,当拖鞋穿,共有五双,现在只留下正在穿的一双,新的几双送给了感兴趣的朋友。再比如,我前两次结婚时母亲缝的被子,有六床之多。里子都是白布,面子是红色或绿色的缎子,被芯是老式的纯棉网套,放了很多年,网套渐渐发硬,如果拆开重新弹一弹,又和新的一样。可惜现在找不到弹棉花的,就算重新弹过,也远没有羽绒被和丝绵被轻巧和舒服,无论如何应该淘汰了,我一直还视若珍宝,现在终于决心要处理了。要知道,它们可是我亲爱的母亲一针一线缝好的,缝被子的某些情景我还依稀记得,我母亲去世快十年了,我现在不是把它们好好存下,而是打算处理掉,哪怕不是回忆症患者,也很难吧。但是,我真的决心把它们处理掉。我对自己说,相信吧,人会死,被子上的手印和体温也会死,被子本身也会死,一切都会死。但是,我有了对一样东西的私心,对爱的私心,我不想说爱也会死,我想对爱网开一面,我想和居亦好好爱下去。
总之,我觉得自己很棒很棒,我决定只留下一床被子,另外五床说好送给小区里一个熟悉的女清洁工。女清洁工去取车子的时候,我把五床被子搬好在院子里,用复杂的心情最后注视着它们。所谓复杂,就像把心拿在火边烤着一样,微微发烫,但可以忍受,我相信这是正常感受,表明我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不久女清洁工的广西口音在门外响起来:“老板……”在珠海,人分两类,要么是老板要么不是,所以对人的尊称就是“老板”。我不想自己抱出去,请她进来自己抱。她一看,都是全新或半新的,问我:“怎么不要了?”我说:“没用了。”
被子被抱走后,我眼前的大红大绿一下子消失了,令我一时产生了眩晕感,心里有明显的痛快,也有明显的难过,两者互不相让,这大概是眩晕的原因。我立即回屋里去了,我不想理会“难过”的一面,我拒绝“难过”。我回到卧室,准备做另外的事情。柜子被腾空后,要把另外一些东西移进去。但是,我刚走进卧室,就觉得腹部有一根神经突然抽了一下,不多不少只抽了一下,不疼,但麻酥酥的。我赶紧坐在床边,弓起身子,因为,那根神经就像“麻鞭”蘸了水,大大缩短了。我老家海棠,鞭子是用麻绳做的,简称麻鞭。陕甘方言里,形容一个人处在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地步,就说“湿麻鞭”了。这个瞬间,我也湿麻鞭了,我腹部的一根不明神经突然变短了,把我身体的两端狠狠拉向中央,让我好半天头部缺氧,接近休克。这正是我原先回忆症严重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身体反应。这种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文化大革命”那些年,被绑成土飞机的地富反坏右。我父亲曾是反动军官,我的两三个堂叔都是地主,我熟悉那种样子。
狗日的回忆症到底好了没有?我不能不问自己。应该说,还是好了。如果没好,拿枪逼着我,我也不会把母亲亲手缝制的五床被子拿去送人。我如果反悔,现在可以追出去再要回来,但是,我没有。我心里的痛快感是明显的,清理旧物脏物以及所有该扔的东西,让人难过,也让人痛快,这是正常的,和回忆症无关。
为了进一步检验我的回忆症是不是真的好了,我故意回忆另一件事情,一件没有发生过但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是一个梦。两年前我梦见我有另一个女儿,是大女儿,名叫小鹤,在武汉上大学,大二的时候从武汉长江大桥上跳下去自杀了。半夜,我从梦中哭醒后,不听劝阻,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小鹤的遗物,手机、日记本、碟片、书包、单色衣服之类,都是梦中出现过的东西。尽管我知道,我不可能有另一个女儿,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我有两个孩子,况且我也没找到任何一件遗物,但我还是觉得,小鹤真实存在过。她曾经是我的掌上明珠,好不容易培养成人,上了大学却毫无先兆地从武汉长江大桥上跳下去了。她是如何一步一步长大,如何度过青春期,我是如何一趟一趟去武汉寻找她的死因,过程和细节有如刀刻。想忘都忘不了,不时地想起来,会伤心欲绝,分不清是真是幻。后来我把这个梦加工成中篇小说《圣地》,发表后有不少读者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故事是真的吗?故事的主人公小羽是真人吗?小羽的爸爸是作者自己吗?
此刻,我才能做出正确回答:那只是一个梦。不过是一个梦。
没问题,我好了。我的后半生有救了。回忆症死不了人,但足以搞乱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没人知道,过去几十年,我有多么痛苦。
那么,减肥,写作,恋爱!
我马上就开始减肥了,除了不再模仿母亲的厨艺外,我决定戒肉,减少三分之一饭量,晚饭用水果代替,外加适量运动,每天走路一小时。居亦觉得,不再模仿母亲厨艺这一条就足够了,我说不行,我在母亲去世前就已经是胖子,那时是八十多公斤,母亲去世后,又长了十公斤。居亦说,那就先把十公斤减了再说。我说,不,至少要减二十公斤。我说的是心里话,不单单是一时的决心和激情。因为我想通了,我的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贪吃,就是一个字,贪。光说“贪”,仍然不准确。贪的心理根源,是饥饿记忆。我早年挨过饿,我们海棠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者过半。后来能吃饱了,再后来还能吃好了,还能奢侈了,自然而然会多吃、贪吃,每次都要吃撑,甚至吃得眼珠子都鼓起来,才肯放下筷子。吃撑了,自己摸着自己的肚子,都觉得满足,觉得幸福,那可真是吃饱肚子不想家。吃饱直到吃撑,把肚子吃圆,把眼珠子吃鼓,不只是身体需要,更是心理需要,是从小养成的甚至是上一世就养成的饥饿心理在作怪,吃饱吃撑才觉得有安全感,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不担心挨饿了。所以,我这一类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很容易贪污腐化。贪污腐化的心理机制和贪吃贪饱贪撑如出一辙,背后是同一个魔鬼:饥饿心理,或心理饥饿。前面我说,我感谢写作,写作本身没什么大出息不要紧,但是,写作像拴狗绳一样把我拴在家里二三十年。过往那些年代没去做这样那样的弄潮儿,就是万幸。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作家后,就有人推荐我去做省委书记的秘书,我犹豫再三还是拒绝了。后来有几次当官的机会,每次先是犹豫不决,然后临阵脱逃。事后总会十分讨厌自己当初的犹豫不决,但往往也能原谅自己,因为自己曾经挨过饿。就像去吃饭,点菜前总是犹豫不决,没决心少点菜,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吃得下一头猪,吃到最后才开始懊恼不已。
我的三任前妻都是城里女子,没挨过饿,所以,她们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都嫌弃过我身上残留的农民习气。有一个甚至公然说:“东声,别看你是作家,其实我很可怜你!”这话令当时的我大为吃惊,我根本顾不上多想,出于维护自尊的本能,立即反唇相讥:“撒泡尿照照你是谁!”不能以幽默的方式或者温和的方式对待“我可怜你”这句话,就已经表明我身上的农民习气根深蒂固,人家的可怜是有道理的,但是,直到今天我才有这样的觉悟。我肯定错过了很好的一次成长机会,我应该马上安静下来,洗耳恭听,用最大的谦虚和诚意问对方,说说你为什么可怜我,可怜我什么。
说实话,我也经常不管自己有没有资格,一厢情愿地可怜别人。比如在大街上意外碰见一个和我一样胖的人,就暗暗可怜人家,心里嘀咕,唉,又一个挨过饿的人、贪吃的人、管不住自己嘴的人!每当在《新闻联播》里看到那些大贪官被揪出来,贪官们贪腐情节到了愚不可及的程度时,我的心里也只有可怜,可怜!
想通了就好办,心里有坎迈过去就好办。我的减肥就这样简简单单开始了。前三天的确难受,尤其是晚饭前后。首先,不知道原来用来吃晚饭的时间,如今不吃饭,该如何打发。这说明吃饭有另一层意义,吃饭即吃时间,把黄昏,把天黑前后的一段恼人时光,连同饭菜一同吃下去。再洗一洗涮一涮,一天就这样交待了。可是现在,不吃饭,意味着不买菜不做饭不洗锅不刷碗,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成了可怕的东西,睡觉还早,做事也不行,因为不习惯在这个时辰做任何正经事情,于是,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心不在焉,无精打采。另外,该吃饭而没吃,肚子最多忍耐半小时就开始反抗,咕咕乱叫,叫个不停,你不理它,它的确没办法,会暂时沉默下来,饥饿感在一点一点加深,变得更柔韧更阴郁。这时候,你如果继续不理会它,它还是没办法,它似乎变乖了,但是,此时的饥饿感就像一个渐渐在扩大的带状空间,里面爬满最小最小的蚂蚁,它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小最小的魑魅魍魉,它们冰冷、真实、富有活力,似乎有能力突然抬起你这个大胖子,和你一起离开地面,飞往虚空,飞往一个无须减肥不必回忆的地方。你如果足够有意志,不被迷惑,渐渐你会发现,蚂蚁们其实不在胃里,而在心上。饥饿感来自胃里,更来自心上。胃饿了,心更饿。你如果更仔细更冷静地观察,又会有奇妙的发现:原来蚂蚁不是任何魑魅魍魉,仅仅是我们心里的恐惧,对饥饿的恐惧。恐惧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恐惧是反理性的,恐惧只需要一丁点理由就可以无限滋生,成倍放大,微微的饿会变成可怕的饿,一般的饿会变成要命的饿,克服起来很困难。我估计很多减肥的人就是在这个骨节眼上失败的。
而我没有,我挺过来了。是的,我挺过来了。有爱饮水饱,我承认我有爱的力量。居亦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实在饿的时候,我就想居亦,想我和她的那个吻。好像我们没有做过爱,只吻过,而且只吻过那一次,然后就分手了,再也没见面。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有陶醉感,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陶醉感的存在。似乎那个吻是可以充饥的,饥饿感真的没那么难忍受了。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我就给那个吻写诗,不是给居亦而是给那个吻。我打算给那个吻写一百首诗,出一本诗集。直到某一刻我意识到,我对那个吻的念念不忘正好说明了另一种饥饿,爱的饥饿。我其实从来没有爱过,回忆症搞乱了我的精神,令我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爱,去好好爱一个女人,这一点,在回忆症好了之后才变得更加清楚。即使是我自己,以前也未曾意识到这一点。
一周之后,情况就好多了。
第一周,受不了的时候会像大部分减肥者那样多喝水,用水把胃撑饱,精神就好多了。精神宁愿上当,宁愿把假的当成真的,恐惧和焦虑明显减少。有时候还会早早睡觉,在那些小蚂蚁还没有开始闹腾之前先睡着。睡不着就吃安眠药,安眠药是我的常备药,回忆症时好时坏,说不上哪个瞬间就犯了。如果是半夜犯了,再也睡不着,就得吃安眠药。第一周,最软弱的两三天,天一黑我就上床睡觉了。醒来已是早晨,已是第二天。第二天明显分两半,前一半和后一半:前一半在第一世界,能吃两顿饭,而且能基本吃饱,心理一放松可以多吃几口。后一半是第三世界,随时有饿死之虞。
第二周某一个晚上的某一瞬间,我既没有多喝水,也没有早早上床睡觉。因为,事先约好九点半要和居亦通电话,这之前她有事。等九点半的时候,一开始担心自己等不住,但是,九点左右,我心里突然一动,觉得肚子里微微发空的感觉和往日有所不同,蚂蚁们集体撤退了,换成一张笑脸,蒙娜丽莎的笑。于是,我也笑了,就在我咧嘴一笑的瞬间,我心里有了一丁点儿甜味。
天啦,饥饿竟然微微发甜!从来没人告诉过我饥饿是甜的!我静静地坐下来,闭上眼睛。我在想,我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个挨过饿的人终于衣食无忧后,真的需要几十年才能克服掉饥饿记忆,才能做到不把吃饱吃好看作人生头等大事。有些人甚至一生都无法克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特别讲究吃喝,饮食文化十分发达,一个可能的原因,恰恰是曾有过刻骨铭心的饥饿史。我相信,讲排场、好奢华的遥远病因是饥饿记忆。铺张浪费的遥远病因是饥饿记忆。我甚至想,世界上除了饥饿恐惧症,并没有别的病。形形色色的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包括超心理学性质的心理疾病,可能不过是饥饿恐惧症的变种。性饥饿不见得就是身体本身的饥饿,更有可能是精神饥饿,常见这样的情况:哪怕天天偷情,还是觉得缺女人。性糜烂性解放有可能出现在自由过多的地方,也有可能恰恰相反,比如,出现在修道院和寺庙。不说那么严重,说实在些,胃里面稍稍发空,肚子微微发瘪,真的会令整个人更清虚更清醒,浊气、匪气和俗气都会大大减少。
哈哈,我东声也有这一天。
九点半,我就把这些体会告诉了居亦。居亦说:“我明天过珠海给你庆祝。”我知道她所说的“庆祝”是什么意思。容易脸红,说明她并不是一个自信的女孩,但是,最近的她是有些自信的,至少在我面前有些自信——自信她总能让我如痴如醉。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别无长物,有这样一个本事就够了。她可以随时来珠海,她有回乡证,有效期十年,可以随时回到大陆,愿待多久待多久。我去澳门则要签证,前往的次数和逗留的时间都有限制。这段时间她已经来过三次了,过了关,我开车接上她,四十分钟就到家了。只是因为要过关,才觉得有点远,其实和一个城市没区别。
我说:“你现在就过来。”
她说:“我明早有课。”
我说:“你又不是没逃过课。”
她说:“不是范院长的课。”
我耍赖:“我现在就要见你。”
她为难了,不说话,我能猜出她为难的样子。
我又说:“过来嘛!”
她说:“那好吧,先生。”
出门接居亦之前我打算吃些剩饭,因为接下来我要和居亦见面,居亦这个妖怪越来越像妖怪,几乎变得贪得无厌了。但是,吃了饭她肯定会闻出来的,而且我也不愿意接吻的时候让她闻到饭和菜的味道,不如吃苹果香蕉什么的!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对我来说,也是殊为不易。我又想起我另一位前妻,喜欢吃水果沙拉、水果什锦,喜欢吃各种精致糕点和加工食品,而我顿顿离不开直接由粮食烹制而成的饭菜。我的早饭都必须是米饭、面条、馒头、包子这些实实在在的“正经食物”,我们难免会因为吃不到一起而发生冲突。当我说“正经食物”的时候,她很不高兴,似乎水果、糕点就不正经,甚至她这个人也不正经。后来她发明一个最温和的骂人的话,她说:“你们都是吃粮食的嘛!”我听得出来,“你们”二字,指的是一个群体,农民和有农民习气的人。而“吃粮食的”,听上去像“吃屎的”。事情坏就坏在我不光有回忆症,还是一个作家,一个曾经写过诗的作家,我心里立即就把“粮食”诗化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心想“粮食”二字只适合给它写诗,绝不能拿来污蔑。可以想象,我又一次以十分充足的理由“反唇相讥”,于是,话赶话,激情刺激激情,捍卫对阵捍卫,小小的纠纷就变成了夫妻战争。生活中,不怕有纠纷,不怕有差异,就怕总是要捍卫什么——比如,捍卫“粮食”的自尊。一捍卫麻烦就来了。小则吵架,大则打架,再大则离婚。
此刻,为了一个女人,我心悦诚服地选择吃水果而不吃粮食,想起以前的事情,我禁不住笑了,没有谁是不能原谅的,包括自己。
我停好车,去关口等居亦。
居亦已经出来了,我竟然没看见她,她在我身后,用假嗓子喊了声“先生”。我转过身,抱住她,等着她说我“瘦了”,但是,她只显出毫无心机的快乐样子,一脸看得见的兴奋和甜蜜。我和所有减肥的人一样,以为减肥是天大的事情,瘦上一斤半斤,人人都能看出来,便忍不住问,看我瘦了没有?她看我一眼,坏坏一笑,侧身用乳房顶顶我,小声说,亲爱的,过一会儿好不好?过一会儿我才能知道。想不到我的反应足够快,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故作严肃地说,过一会儿我要在下面。她一下子惊呆了,睁圆眼睛,显出拿我没办法的表情,好像第一次发现我也会调情。我们直接从出口下了商场,再从商场去了负二层的地下车库。这一段路并不短,一直向下向下,而且曲里拐弯,没人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停下来吻一吻,有时她主动有时我主动,有时两人想到一起了,但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那个吻”的味道。
到了车旁边,我正要去驾驶座上,她从后面拉住我,像做错事了一样看着我,不说话。我问,亲爱的怎么了?她小声说,我等不及了。我问,在车上?她红着脸点点头。我急忙朝四周看了看,没看见人,我的车刚好停在一个偏僻死角,灯光也很暗。我说,等等。我从车前面转到另一边,弓身把副驾驶座放倒。她跟过来,说,前面太亮,还是后面好。于是,我先进了后座,我们面对面抱在一起不说话,心里都有些紧张。因为,我忘不了“车震”这个词。随着一大批贪官被揪出来,“车震”开始被人们所熟知,网上有很多车震视频,车子摇摇晃晃,看上去好可怜,也好可悲,让人觉得,人类正是因为能做爱要做爱,才变得如此可怜,如此可悲。如果像猫猫狗狗,不需掩饰,随时随地可以做爱,倒好很多。我只看过一个车震的视频就再也不敢看了,因为,我还没打算禁欲。车子的摇晃频率有慢有快,力度有强有弱,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车中云雨的临时、仓促和不安性质,让车子看上去也像是赤裸的,像一个男性的大屁股,但仅仅是屁股,仅仅是做爱这件事情里物理学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这一面被车子的摇晃无限放大,让人看了不寒而栗,再也不想和任何女人做爱。我甚至觉得,即使上帝(假如真是上帝创造了人)看了,也会觉得被羞辱了。更可怕的是,车子终于静下来的瞬间,突然有人打着手电冲出来,围住车子大喊大叫……“亲爱的,我紧张。”我实话实说。“我也是。”她说。后来我想起了“那个吻”,我告诉自己,做爱不见得是最好的,做爱远非终点,这样一来身体果然放松了,也正常了。
完了之后,她对我耳语,先生,我得回去。我问,回哪儿?她说,回澳门,我明早的课不能不去。我问,你早就想好了在车里?她脸红了,说,是呀。我有些哀伤,说不清的哀伤。她说,咱们再抱抱,十二点前过关就行。
十一点四十,我又把她送回关口。她匆匆离去的身影看上去是那么风尘仆仆,像一个好心的母亲,让我突然明白,刚才在车里我为什么感到哀伤了,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贪婪本性,说要见面就要求人家马上过来,人家没办法,竟然想好在车里把我哄一哄,再赶紧回家。我东声何德何能,凭什么享受如此的宠爱?
我独自开车回家的时候,哀伤的感受还在,我突然感觉饿极了,两臂发软,快开不动车了,很想停车吃一点东西,又怕孤独,孤独显得比饥饿还可怕,一路上无数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在我的犹豫中一个一个都闪过去了。
回到家,看到她的微信:“先生,你瘦了!”
我坐着不动,不知道如何回她。
不久另一条微信又来了:“你瘦了,它也瘦了。”
这次我不能不笑出声来。
我知道怎么回她了,只说:“我爱你!”
4
第一个月,成功减肥五公斤。
重要的是我已经适应了新的饭量和新的习惯,多吃反而难受,某一顿不小心多吃了,连当晚的春梦都会变得极为龌龊,一股子浓烈的猪粪气,久久挥之不去。这说明,梦并不是什么凭空而来的东西,梦其实是一种植物,依赖性很强,很娇嫩,梦的土壤是身体,甚至是胃,是整个内分泌系统。所以,要想梦到好梦美梦还得从选择食物和控制饭量入手。后来这真的成了我坚持减肥的秘密理由。另外,每天傍晚坚持去海边走一小时路,回来洗个澡,泡杯龙井,就可以坐下来写作。那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似乎可以写下去了。我还是坚信,小说如果也有前世,那么它的前世不在过去,而在未来。写小说的人,是长期生活在迷信中的人,迷信未来,迷信不可能,迷信持久,迷信等待。和迷信打赌,也许输了,也许赢了,但是无论输赢都很快乐。哪怕仅仅靠这种迷信活下去呢。一直以来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写的东西不够多不够好,我可以把一部分原因归于回忆症。现在回忆症好了,我没懒惰和拖延的借口了,我应该久久地坐在书桌前来赌赌自己的迷信。
我和范荷生王龄二位恢复了联系,向他们公开了我和居亦的恋爱。他们见多识广,而且人在澳门,对私人生活和个人事务有起码的尊重,所以没有多说什么。相反,他们对我表示了祝贺,祝贺我治愈回忆症,还收获了爱情。
一天,王龄打电话说他在珠海。
我请他来家里喝茶、写字。
他立即来了,还带来一个礼物,我催眠时的录音。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听录音。
听完录音,我变得内心虚弱、四肢乏力,就好像王龄不是心理医生,而是警察,他向我展示了我曾经杀人如麻的有力罪证。
我问:“你猜我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王龄看看我,摇了头。
我说:“刚才有一个瞬间,我想,我宁愿用回忆症和这一段前世记忆交换。”
王龄并没有完全听懂。
我又说:“我宁愿不知道这么多,而继续忍受回忆症的折磨。”
王龄说:“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说:“看来,那个民间传说是有道理的,人在转世前要喝孟婆汤,把前世记忆洗干净,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新人。”
王龄说:“事实上,过去的一切都完整地储存在我们的记忆里,一旦唤醒,仍然生动无比,如果不唤醒,就和不存在一样。”
我说:“我还是觉得,这在生物学上是讲不通的,如果转世真有其事,人死了之后,到再生之前这个阶段是没有肉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记忆如果不是通过细胞、血液和肉体这些的具体物质,是如何实现储存和遗传的?”
王龄问:“没电话线,为什么能通话?”
我说:“不过,我的理科学得不好。”
王龄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前人身上的一些东西,后人不是直接得到的,不是靠历史传播,也不是靠血液遗传。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可能早就居住在一群人的大脑结构里面,或DNA里面。还有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也说明,人类意识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潜意识的解释是,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状态的心理活动过程。前世记忆正是这样,已经发生,但无法觉察,无法回忆,就像从来没有发生一样。弗洛伊德把潜意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前意识,前后的前,大部分时候处在潜伏状态,终究有可能被意识到;另一种就是无意识,接近荣格的说法了,无意识,无法被通常的方法唤醒。在弗洛伊德看来,梦里面包含着最多的潜意识,梦是潜意识的曲折表现和隐晦语言。解梦的人,是能够读懂这种隐晦语言的人。弗洛伊德还认为,精神病人、女人和孩子的潜意识更活跃,是因为他们理智薄弱,甚至精神残缺。”
我问:“我算不算精神病人?”
王龄一笑,不置可否。
我问:“更重要的是,我要不要为我的前世负责?”
王龄说:“道德难题确实存在。”
我又问:“前世的我和现世的我,是不是同一个我?”
王龄说:“这个,我说不好。”
我又问:“前世的我和现世的我,是不是一个道德整体?”
王龄说:“从广义上说,是的。”
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王龄说:“从广义上说,人类,所有人,无论什么人种什么民族,都是一个道德整体,张三的错误也有李四的份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也是犹太人的诉求,非洲的问题,也是欧洲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才有可能被尊重,一个国家才可以接受另一个国家的难民。一个人的前世和现世当然更是了。”
我不吱声,宁愿显得狭小。
王龄走了之后,我重复听那段录音。我承认,我又开始怀疑,催眠后看到的情况是不是我的想象?我是一个作家,一个二十岁就开始写小说的人,想象是我的本能,想象甚至已经是我的大脑结构,甚至已经是我的基因。催眠中看到并经过我的嘴说出的情节和细节,对一个写小说而且当老师的人来说并不难。正如我们做梦,我们的任何一个梦都是那么丰富、细腻,我们是谁,是什么审美、什么职业,我们就会做什么样的梦。梦的类型会有区别,但是梦的质量,梦的仿真程度,总是无可挑剔,任何因素都不缺少,比最严格的分镜头剧本要求做的还要多,几乎合乎上帝的艺术标准,以至于让我们梦醒之后,久久不能相信那不过是一个梦。正如我在小说《圣地》中描述的那样。
再说我身为土匪头子的那个情景,如果它近似于一个梦呢?人被催眠后的意识状况应该无限接近睡眠状态,那么催眠后看到的情景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梦或者近似于一个梦?况且我从小就熟悉土匪的故事,我们海棠就有几家土匪,我爷爷和伯父就死于土匪之手。海棠把土匪叫剪刀手,不知道为什么,以后要打听一下。杀猪的情景正是我们那儿杀猪的样子。把开水直接往人家肚子里灌,这和重庆渣滓洞给犯人灌辣椒水相似,略加修改就可以。至于建在山嘴上的堡子,我老家到处都有,一个村至少有一个,大部分是明清两代修筑的。大路畔是由海棠和七步镇去县城、去我姑姑家张家店必须路过的一个村子。梦可以随机把任何记忆中的东西拿来作为材料使用,和我写小说一样。和那些更神秘莫测更风月无边的梦境相比,我身为土匪头子的那个情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当我开始怀疑,回忆症似乎又回来了,腹部右侧的那根筋微微拉了一下,好像它的末端被另一个人抓在手里。当我忘恩负义开始怀疑催眠的瞬间,另一个人的手微微一抖,算是警告我,让我注意,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要回忆症还是要怀疑?
我头顶似乎悬着这样一个威胁。
我只好把事情先搁下,专心减肥和写作。几天后我又想,如果催眠后看到的情景真的近似于一个梦或直接就是一个梦,那么梦中的我最应该是一个军人而不是土匪。因为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原因——我十二岁从甘肃到宁夏,是因为我只要坐在七步小学的教室里,就总会头疼欲裂,头也疼,蛋也疼。而且我眼前总是生出幻象,看见一个旧式军人骑马挎枪,耀武扬威,并且匪夷所思地认为那个人就是我,另一个我。我说过,当时的我根本没有“前世”“轮回”这一类知识。我还忘了告诉大家,四十五岁以前我有一个毛病:每到离生日还有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头疼,生日过后再疼几天,自己就不疼了。四十五岁是哪一年?是我从宁夏银川调到广东珠海的那一年。到了珠海后,我的好几个病不治自愈,一个就是生日前后的头疼,另一个是鼻炎,还有每年春天必然出现的手部湿疹。听说这种情况很普遍,由于海拔和气候的因素,一些病换个地方自己就好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多想。此刻,我才大胆做出猜想:我生日前后的头疼,和距离有没有关系?当初只要一到七步镇就头疼,就有幻觉,一回到海棠就没事了,说明从海棠村到七步镇的十里路在起作用。而生日前后的头疼一直跟到了宁夏,却没跟到珠海,是不是因为珠海更远?我的生日不在寒假也不在暑假,所以近几年我也没机会试验,如果在老家过生日,头还疼不疼?
总之,事情显然不简单。
怀疑和相信都没那么容易。
陈继明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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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有话说|陈继明:真相自己并不要求被说出(创作谈)
陈继明:每一次叙述都是对好小说之神秘标准的一次追寻(创作谈)
2017-6《十月》•短篇小说|陈继明:空荡荡的正午
写作的前提(陈继明)
陈继明答李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