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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李云雷:时代新人、中国故事与现实主义的新探索(微信.专稿)

李云雷 十月杂志 2020-02-14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时代新人、中国故事与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重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

李云雷

2014年,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在《十月》杂志第3期发表,后收入同名小说集。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评论家撰文予以积极的肯定,并曾获得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提名奖等奖项。石一枫也以此篇小说为开端,写下了《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特别能战斗》《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中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引来了好评。石一枫的写作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现象,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作家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及其对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1

“时代新人”的塑造

 

 

《世间已无陈金芳》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陈金芳这个人物的塑造,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清晰笔法,通过陈金芳这个人物及其内心的变化,勘探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奥秘。小说从“我”的视角,书写了“我”20多年间与陈金芳的交往,以及陈金芳跌宕起伏的命运。陈金芳最初出现时,是从农村转学来的一个女孩,依靠姐夫在大院食堂做厨师,到“我”的初中借读,同学都因她的土气和虚荣而鄙视她,但“我”被迫练琴时有她这一个听众,与她在心灵上有某一点相同。初中之后,“我”继续读书练琴,陈金芳却走入了社会,成为了一帮顽主的“傍家”,她一改以往畏葸内向的形象,张扬霸气,是远近闻名的女顽主,但“我”也亲眼目睹了她与傍家豁子的激烈冲突。多年不见,在一次音乐会上再次见到陈金芳,她已是投资艺术品行业的成功商人,优雅,得体,熠熠生辉,穿梭在艺术家、商人之间,“我”此时早已放弃了音乐,在社会上混饭,也参与了几次陈金芳——此时已改名为陈予倩——烈火烹油的生活,但因一件事的刺激又开始疏远。最后见到陈金芳,她已破产,躲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栋公寓里自杀未遂,脸上还有被债主打的清淤,“我”将她送入医院抢救,她醒来后,很快被乡下来的姐姐姐夫接回老家了。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陈金芳的人生轨迹,她从农村来,在城市里奋斗打拼,失败后又返回了农村。我们也可以看到陈金芳形象的巨大变化,她从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孩,一变而为城市胡同里的女顽主,再变而为左右逢源的艺术圈明星,最后成为走投无路的破产商人。

可以说,在陈金芳形象与命运的剧烈变化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秘密,那就是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尽管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个人奋斗的空间,但为底层人打开的却只是一扇窄门,尽管他们一时可以获得成功与辉煌,但终将灰飞烟灭,被“打回原形”。《世间已无陈金芳》塑造了一个当代的“失败青年”形象。“失败青年”的产生,当然首先与当前社会结构的凝固化相关,随着阶层分化与贫富化的加剧,社会流动性减弱,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更多地由其出身与身份决定,这让出身社会底层的当代青年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与希望,在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面前,来自社会底层的有为青年看不到出头之日。“失败青年”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社会价值标准的单一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失败是相对于成功而言的,而在我们这个社会,成功的标准又是简单而唯一的,那就是以金钱为核心、以个人为单位的“人上人”生活。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中,任何成功都是值得羡慕的,而不管“成功”是如何来的,相反,任何失败也都是可耻的,也不管失败有什么理由。可以说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深入到了很多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深处,牢不可破。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们可以看到,陈金芳所信奉的恰恰是成功者的逻辑,正是因为这样,她改变命运的愿望越迫切,她的奋斗与挣扎也更具悲剧性。

但是陈金芳不只是一个“失败青年”,她还是一个“时代新人”。在陈金芳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的共性,也可以看到独属于她的个性。她是成千上万乡下人进城的一个代表,她身上那种似乎永不歇止的奋斗精神与改变命运的渴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最形象的表达,但是陈金芳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热爱艺术,她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小资”,她渴望的不只是物质生活的成功,而且也包括精神生活的高雅格调,艺术圈热闹繁华的交际。这正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不只是要进入城市,而且是要在精神上“征服”城市,这样当最后的悲剧到来时,我们看到的便不只是他们重归农村的失败命运,而且也听到了他们骄傲的心灵在现实中撞击破碎的声音。

 

 

2

“中国故事”的讲法

 

 

《世间已无陈金芳》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希望、热情与痛苦,这不只是陈金芳个人的命运,也是千百万中国人正在经历的现实,我们可以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和《陈奂生上城》、《人生》等小说一样,将我们民族在特定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显影了出来,让我们可以从中辨认出时代,辨认出我们自己。梳理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最为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就是中国农民的形象,从鲁迅笔下的阿Q到赵树理的“小二黑”、柳青的“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再到高晓声的“陈奂生”、路遥的“高加林”、余华的“富贵”,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故事就是农民的故事,农民的故事也是最典型的中国故事。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伴随着中国剧烈而迅速的“城镇化”过程,“乡土中国”正在转变为“城镇中国”,与此同时,3亿农民工进城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样貌,也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这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人类史上极为罕见的。可以说,“乡下人进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中国故事。在这个巨大的迁徙过程中,乡下人进城有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情感,既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也是整体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的就是“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小说是从“我”的视角讲述的,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城市人,是一个大院子弟。从城市人的视角讲述“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很难不充满鄙夷和不屑,这在小说中也偶有体现,但在小说整体的叙述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同情、理解乃至超越,这是如何做到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小说中叙述者“我”的叙述姿态与叙述角度。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旁观者,也是超然于利益争斗的“闲人”。小说中自从见面的第一天,“我”与陈金芳就把“演奏者”和“听众”的身份固定了下来。“试想一下,假如不是因为这点交情,我会不会也像其他学生一样欺负陈金芳,甚至因为她‘是我们院儿的’而欺负得更狠呢?我可从来没在道德品质方面过高地信任过自己。”此后“我”也经历了拉琴失败、婚姻失败等诸多挫折,面对在困境中愈挫愈勇的陈金芳,不仅没有身份上的优越感,甚至还情愿做起了她的“帮闲”。但是,又仅限于“帮闲”,“我”很少介入她的生活与经济活动中,这样的视角与“平常心”较为疏离,但也较为客观地呈现出了陈金芳的人生轨迹。

虽然叙述者“我”身上有石一枫的部分特征,但“我”并不是作家石一枫,在小说中石一枫借助“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叙述空间,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陈金芳命运的关注及其叙述角度的独特。作为一个在北京出生成长的作家,应该说石一枫对陈金芳的乡村生活及其经历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在小说中石一枫化拙为巧,以“我”的视野避开了不熟悉的生活,而充分施展了自己对北京生活熟悉的特长,将小说的重点放在“进城”上,放在“艺术圈”上,放在北京的地理与美食上,可以说叙述视角的选择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关键。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石一枫将陈金芳的故事写成了一个“中国故事”?这首先在于陈金芳的生活与性格颇具典型性,在她的命运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奥秘,其次在于在这个小说中也蕴含着石一枫对当代中国的思考,他写的虽然是陈金芳一个人的故事,但在其背后却又着对时代与人性的整体思考与把握,正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讲的不只是爱玛的故事,或者德莱赛在《嘉莉妹妹》中讲的不只是嘉莉妹妹的故事一样,它们都是关于时代的故事,也是关于人心的故事。


3

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在和陈金芳重逢的一年多里,我看着她起高楼,看着她宴宾客,看着她楼塌了。”小说中盛衰起伏,命运不定,读来有一种《红楼梦》式的苍凉与悲哀之感,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美感,我们在历史上积累了那么多王朝的兴衰,对自然与人间的盛衰极为敏感。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悲悯与超越的目光,在打量着陈金芳,在凝视着他笔下的艺术世界。但是与《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不同,《世间已无陈金芳》所写的是当代中国的故事,所以其盛衰并不是“循环”的,而是现代性时间刻度上一个特定时段所发生的故事,其由盛而衰,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者深谙传统中国美学,并在小说中进行了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这是对中国美学的新探索,也是对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一个来自底层的小人物,通过个人的努力与奋斗,终于抵达成功的巅峰,但终究无法真正融入上层,一有风吹草动就将从高处跌落。在这个层面上,《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的是与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相似的故事,但二者之间又有所不同,《了不起的盖茨比》将跌落的原因归之于情感与一次车祸,注重的是偶然性,而石一枫则将这一悲剧放置在世界经济的整体变动之中,强调的是一种必然,也更具社会分析色彩。

在小说中,从顽主时代的自由竞争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些现实的经济因素构成了陈金芳命运的一部分,从豁子到胡马尼,从弱势到强势,不仅标志着陈金芳情感对象的转换,也标志着她不同的经济阶段,而与b哥的合作,则是陈金芳孤注一掷的豪举,但这也最终决定了她的败局,在变幻不定的国际经济局势中,连b哥这样的巨鳄也只能跑路,倾家投入的陈金芳也只能承受这样的结果,作者揭示了陈金芳华丽外表下的经济背景及其动力,让我们看到了陈金芳发财的过程与追寻梦想的历程,以及梦想破灭之后的困境与无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篇小说重新回到了老舍和茅盾的传统,老舍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茅盾的社会分析与经济学眼光,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这篇小说具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面对复杂的世界或未知的因素,重要的不是急于表明态度,而是要以清醒的态度去探索,去思考,去把握;重要的也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想象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而是在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之后,以新的方式为之赋形。作家当然要从个人的经验与知识出发写作,所谓突破,不是要抛弃已有的生活体验,而是要对个人经验、知识的有限性与有效性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在新的现实面前做出反思与调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切入现实。

     在几个访谈中,石一枫都谈到了他对现实主义写作的认同,作为一个北京作家,他更是直接受到了老舍与王朔的影响。在早期写作中,石一枫写作上王朔的气息更浓一些,但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开始的写作实践中,他似乎摆脱了王朔的影响,而开始对现实主义进行一种新的探索,这种探索既基于现实观察与对时代问题的敏感,也受益于他的学术积累与理论训练,如果说前者让他善于从时代的发展中提出问题,后者则让他对现实保持着一种既超越而又可以整体思考的能力。石一枫对现实主义的坚持与探索,不仅走在70后作家的前列,也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前列,我们期望更多作家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主义,也期待更多作家能够奉献出《世间已无陈金芳》这样的优秀作品。

评论家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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