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李云雷：时代新人、中国故事与现实主义的新探索（微信.专稿）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时代新人、中国故事与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重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

李云雷

2014年，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在《十月》杂志第3期发表，后收入同名小说集。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评论家撰文予以积极的肯定，并曾获得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提名奖等奖项。石一枫也以此篇小说为开端，写下了《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特别能战斗》《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中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引来了好评。石一枫的写作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现象，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作家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及其对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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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新人”的塑造

《世间已无陈金芳》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陈金芳这个人物的塑造，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清晰笔法，通过陈金芳这个人物及其内心的变化，勘探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奥秘。小说从“我”的视角，书写了“我”20多年间与陈金芳的交往，以及陈金芳跌宕起伏的命运。陈金芳最初出现时，是从农村转学来的一个女孩，依靠姐夫在大院食堂做厨师，到“我”的初中借读，同学都因她的土气和虚荣而鄙视她，但“我”被迫练琴时有她这一个听众，与她在心灵上有某一点相同。初中之后，“我”继续读书练琴，陈金芳却走入了社会，成为了一帮顽主的“傍家”，她一改以往畏葸内向的形象，张扬霸气，是远近闻名的女顽主，但“我”也亲眼目睹了她与傍家豁子的激烈冲突。多年不见，在一次音乐会上再次见到陈金芳，她已是投资艺术品行业的成功商人，优雅，得体，熠熠生辉，穿梭在艺术家、商人之间，“我”此时早已放弃了音乐，在社会上混饭，也参与了几次陈金芳——此时已改名为陈予倩——烈火烹油的生活，但因一件事的刺激又开始疏远。最后见到陈金芳，她已破产，躲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栋公寓里自杀未遂，脸上还有被债主打的清淤，“我”将她送入医院抢救，她醒来后，很快被乡下来的姐姐姐夫接回老家了。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陈金芳的人生轨迹，她从农村来，在城市里奋斗打拼，失败后又返回了农村。我们也可以看到陈金芳形象的巨大变化，她从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孩，一变而为城市胡同里的女顽主，再变而为左右逢源的艺术圈明星，最后成为走投无路的破产商人。

可以说，在陈金芳形象与命运的剧烈变化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秘密，那就是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尽管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个人奋斗的空间，但为底层人打开的却只是一扇窄门，尽管他们一时可以获得成功与辉煌，但终将灰飞烟灭，被“打回原形”。《世间已无陈金芳》塑造了一个当代的“失败青年”形象。“失败青年”的产生，当然首先与当前社会结构的凝固化相关，随着阶层分化与贫富化的加剧，社会流动性减弱，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更多地由其出身与身份决定，这让出身社会底层的当代青年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与希望，在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面前，来自社会底层的有为青年看不到出头之日。“失败青年”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社会价值标准的单一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失败是相对于成功而言的，而在我们这个社会，成功的标准又是简单而唯一的，那就是以金钱为核心、以个人为单位的“人上人”生活。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中，任何成功都是值得羡慕的，而不管“成功”是如何来的，相反，任何失败也都是可耻的，也不管失败有什么理由。可以说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深入到了很多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深处，牢不可破。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们可以看到，陈金芳所信奉的恰恰是成功者的逻辑，正是因为这样，她改变命运的愿望越迫切，她的奋斗与挣扎也更具悲剧性。

但是陈金芳不只是一个“失败青年”，她还是一个“时代新人”。在陈金芳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的共性，也可以看到独属于她的个性。她是成千上万乡下人进城的一个代表，她身上那种似乎永不歇止的奋斗精神与改变命运的渴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最形象的表达，但是陈金芳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热爱艺术，她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小资”，她渴望的不只是物质生活的成功，而且也包括精神生活的高雅格调，艺术圈热闹繁华的交际。这正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不只是要进入城市，而且是要在精神上“征服”城市，这样当最后的悲剧到来时，我们看到的便不只是他们重归农村的失败命运，而且也听到了他们骄傲的心灵在现实中撞击破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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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的讲法

《世间已无陈金芳》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希望、热情与痛苦，这不只是陈金芳个人的命运，也是千百万中国人正在经历的现实，我们可以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和《陈奂生上城》、《人生》等小说一样，将我们民族在特定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显影了出来，让我们可以从中辨认出时代，辨认出我们自己。梳理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最为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就是中国农民的形象，从鲁迅笔下的阿Q到赵树理的“小二黑”、柳青的“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再到高晓声的“陈奂生”、路遥的“高加林”、余华的“富贵”，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故事就是农民的故事，农民的故事也是最典型的中国故事。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伴随着中国剧烈而迅速的“城镇化”过程，“乡土中国”正在转变为“城镇中国”，与此同时，3亿农民工进城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样貌，也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这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人类史上极为罕见的。可以说，“乡下人进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中国故事。在这个巨大的迁徙过程中，乡下人进城有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情感，既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也是整体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的就是“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小说是从“我”的视角讲述的，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城市人，是一个大院子弟。从城市人的视角讲述“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很难不充满鄙夷和不屑，这在小说中也偶有体现，但在小说整体的叙述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同情、理解乃至超越，这是如何做到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小说中叙述者“我”的叙述姿态与叙述角度。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旁观者，也是超然于利益争斗的“闲人”。小说中自从见面的第一天，“我”与陈金芳就把“演奏者”和“听众”的身份固定了下来。“试想一下，假如不是因为这点交情，我会不会也像其他学生一样欺负陈金芳，甚至因为她‘是我们院儿的’而欺负得更狠呢？我可从来没在道德品质方面过高地信任过自己。”此后“我”也经历了拉琴失败、婚姻失败等诸多挫折，面对在困境中愈挫愈勇的陈金芳，不仅没有身份上的优越感，甚至还情愿做起了她的“帮闲”。但是，又仅限于“帮闲”，“我”很少介入她的生活与经济活动中，这样的视角与“平常心”较为疏离，但也较为客观地呈现出了陈金芳的人生轨迹。

虽然叙述者“我”身上有石一枫的部分特征，但“我”并不是作家石一枫，在小说中石一枫借助“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叙述空间，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陈金芳命运的关注及其叙述角度的独特。作为一个在北京出生成长的作家，应该说石一枫对陈金芳的乡村生活及其经历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在小说中石一枫化拙为巧，以“我”的视野避开了不熟悉的生活，而充分施展了自己对北京生活熟悉的特长，将小说的重点放在“进城”上，放在“艺术圈”上，放在北京的地理与美食上，可以说叙述视角的选择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关键。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石一枫将陈金芳的故事写成了一个“中国故事”？这首先在于陈金芳的生活与性格颇具典型性，在她的命运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奥秘，其次在于在这个小说中也蕴含着石一枫对当代中国的思考，他写的虽然是陈金芳一个人的故事，但在其背后却又着对时代与人性的整体思考与把握，正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讲的不只是爱玛的故事，或者德莱赛在《嘉莉妹妹》中讲的不只是嘉莉妹妹的故事一样，它们都是关于时代的故事，也是关于人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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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在和陈金芳重逢的一年多里，我看着她起高楼，看着她宴宾客，看着她楼塌了。”小说中盛衰起伏，命运不定，读来有一种《红楼梦》式的苍凉与悲哀之感，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美感，我们在历史上积累了那么多王朝的兴衰，对自然与人间的盛衰极为敏感。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悲悯与超越的目光，在打量着陈金芳，在凝视着他笔下的艺术世界。但是与《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不同，《世间已无陈金芳》所写的是当代中国的故事，所以其盛衰并不是“循环”的，而是现代性时间刻度上一个特定时段所发生的故事，其由盛而衰，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者深谙传统中国美学，并在小说中进行了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这是对中国美学的新探索，也是对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一个来自底层的小人物，通过个人的努力与奋斗，终于抵达成功的巅峰，但终究无法真正融入上层，一有风吹草动就将从高处跌落。在这个层面上，《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的是与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相似的故事，但二者之间又有所不同，《了不起的盖茨比》将跌落的原因归之于情感与一次车祸，注重的是偶然性，而石一枫则将这一悲剧放置在世界经济的整体变动之中，强调的是一种必然，也更具社会分析色彩。

在小说中，从顽主时代的自由竞争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些现实的经济因素构成了陈金芳命运的一部分，从豁子到胡马尼，从弱势到强势，不仅标志着陈金芳情感对象的转换，也标志着她不同的经济阶段，而与b哥的合作，则是陈金芳孤注一掷的豪举，但这也最终决定了她的败局，在变幻不定的国际经济局势中，连b哥这样的巨鳄也只能跑路，倾家投入的陈金芳也只能承受这样的结果，作者揭示了陈金芳华丽外表下的经济背景及其动力，让我们看到了陈金芳发财的过程与追寻梦想的历程，以及梦想破灭之后的困境与无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篇小说重新回到了老舍和茅盾的传统，老舍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茅盾的社会分析与经济学眼光，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这篇小说具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面对复杂的世界或未知的因素，重要的不是急于表明态度，而是要以清醒的态度去探索，去思考，去把握；重要的也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想象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而是在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之后，以新的方式为之赋形。作家当然要从个人的经验与知识出发写作，所谓突破，不是要抛弃已有的生活体验，而是要对个人经验、知识的有限性与有效性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在新的现实面前做出反思与调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切入现实。

     在几个访谈中，石一枫都谈到了他对现实主义写作的认同，作为一个北京作家，他更是直接受到了老舍与王朔的影响。在早期写作中，石一枫写作上王朔的气息更浓一些，但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开始的写作实践中，他似乎摆脱了王朔的影响，而开始对现实主义进行一种新的探索，这种探索既基于现实观察与对时代问题的敏感，也受益于他的学术积累与理论训练，如果说前者让他善于从时代的发展中提出问题，后者则让他对现实保持着一种既超越而又可以整体思考的能力。石一枫对现实主义的坚持与探索，不仅走在70后作家的前列，也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前列，我们期望更多作家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主义，也期待更多作家能够奉献出《世间已无陈金芳》这样的优秀作品。

评论家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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