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宋嵩：顽石，已掷出——读石一枫《借命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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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石，已掷出
——读石一枫《借命而生》
宋嵩
青年评论家/宋嵩
宋嵩，1985年4月生于山东济南，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文章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等报刊。
让我们来想象这样一种状况：一个如顽石般又臭又硬的小警察，总是因为“犯轴”而跟同事和上级格格不入，因为老婆的埋怨而终日不得清静，却被犯人（们）当面称为“好人”，在犯人家属眼中也是个“好人”——如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定义和区分在今天仍然有效，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大概可以说明在这个警察身上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
在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中，主人公杜湘东一登场就是这么个“问题警察”的形象，不肯以时传祥为榜样在看守所的岗位上安心当一枚“螺丝钉”，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满腹情绪地憋闷着谋求调动。故事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按照当年主流小说（还有电影）的叙事惯例，此时应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最好是有一段曾在十几年前的那场大“动乱”中先被打倒、后来又被平反的经历）现身说法，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在一场触及心灵的思想教育后，警校毕业生杜湘东最终幡然醒悟，以“四化”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我们从小就阅读（或观看）过太多这样的情节，以至于那时我们在作文簿上也热衷于虚构类似的故事，并且不忘在结尾写下一组带着感叹号的排比句来强调自己的立场。我们都清楚这样做可以提高自己的分数。但是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徐胖子”那样的存在，因为舅舅是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即使不学无术，毕业时仍然可以留京进机关，分配到肥差美差；而学习训练都很玩命、毕业成绩优秀且怀着一腔“风霜雪雨搏激流”的热情如杜湘东者，却只能被发配到北京郊县的看守所，每天的任务就是看着犯人打磨象棋子和雪糕棍儿。
杜湘东的境遇，不由得让人想到“万能青年旅店”乐队那首题目怪异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歌曲的开头，一个低沉、疲惫的男声喃喃唱道：
傍晚六点下班 换掉药厂的衣裳
妻子在熬粥 我去喝几瓶啤酒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云层深处的黑暗啊 淹没心底的景观
倘若让之前的叙事逻辑沿着时代发展的脚步推进，倘若将“药厂”换成“看守所”，这或许就将是杜湘东走上工作岗位三十年后日常生活的写照。而事实也与这种假设出入不大，尽管在生活的道路上有过不算小的波折，多年以后的杜湘东仍然变成了自己曾经厌恶的模样：初来乍到的他看不起奸懒谗滑、贪杯嘴碎的同事老吴，在其风凉话刺激下甚至曾经想要不计后果地干一架，“当个摔得带响的破罐子也比窝窝囊囊地憋闷着强”，如今却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自己的眼神就像当年自己看老吴，“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而妻子刘芬芳虽然早就由一个靠读三毛席慕容来温暖心灵、追求“精神生活”的文艺女青年转型为摆摊卖猪下水的大妈，却仍旧可以理直气壮地抱怨俨然一幅“北京大爷”模样的杜湘东“越来越堕落了”——按照字典的解释，除了“坠落”之外，“堕”字还有“毁坏”的意思，“大厦崩塌”正是其最好的写照。
然而，石一枫并非想要通过一个小警察四处碰壁的灰暗生活来为时代、以及若干时代连缀而成的历史作一否定性的注脚。我们早已领略过现实的寒冷、坚硬，继续降温仍旧不过是坚冰一块。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借命而生”？
几年前作家东西有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写一个叫汪长尺的乡下人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高考上，却被分数不够的官二代冒名顶替。汪长尺的命运的确是被“改变”了，但却是被无情地“篡改”的；他之后为扭转命运所作的一切努力，也因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的打击而显得徒劳无望，最终决定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给城里的富人，以此来在下一代身上实现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进城”夙愿。在东西的笔下，草民的命运可以被富人和权力随意篡改，由此揭示出的是现实荒诞与绝望的本质。一段时间以来，文坛很是流行反映类似的主题，特别是那些涉及青年人在当下固化的社会阶层、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和濒临破灭的人生之梦面前的无力感的作品，营构出“青年失败者”的群像，或许能够成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那样足以载入文学史的形象。但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篡改的命》中汪氏父子的悲剧恰恰是价值观的悲剧，以此为参照，时下文学创作领域盛行的“惨淡”之风，其根源或许正是价值观的问题。
石一枫恰恰是一个重视“价值观”在创作中的意义的作家。他曾坦言，“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所谓和价值观有关，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二是影响别人的价值观，三是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观。……到了今天，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影响不了那么广大的人群了，也让很多人认为过去坚守的东西都失效了。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这番话显得无比“政治正确”，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想当然地认为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那种“伟光正”“高大全”的形象，恰恰相反，他致力于勾勒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往往是一些身份卑微、在时代洪流裹挟下苟且求生的小人物，带着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就好像是逡巡于社会边缘的蝼蚁，命运之神用一根小拇指就能把他们碾得粉身碎骨。但他们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保持着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并且可以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而挺身而出，与社会现实展开贴身肉搏，哪怕这种抗争如蝼蚁对钢铁的啮咬，留不下丝毫的痕迹。而当这种心灵的悸动在《借命而生》中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脉搏相契合，它所引发的共振便足以刺激时代的鼓膜。
曾有畅销书名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作者对“八十年代”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八十年代”的精神气质，在新世纪以来的不断“重返”、回溯和缅怀中被一次次重提、演绎，就像老太太手中的布鞋底，层层加厚，变得坚实。而在《借命而生》里，在社会最底层的青年工人姚斌彬心目中，它得到了再朴素不过的阐释：世道变了，在新的世道里，人应该有种新的活法。年轻人甚至说不清这个“变了”的世道和“新的”活法究竟是什么样的，只能像孩子那样从反面来给出定义——“活得和以前不一样，活得和我们的爹妈不一样”；具体的做法，则是凭借自己在技术上的专长，用劳动、用双手来改变一潭死水的生活。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要创造“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的“奇迹”，“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这种昂扬、奋发、向上的激情，恰与杜湘东因怀才不遇而导致的“憋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所谓的“怀才不遇”，只是此前时代、乃至若干时代层累而成的民族历史沉疴在个人命运上偶然而轻微的发作而已，但由此引发的人生伤寒却足以让杜湘东冷颤一辈子。在文艺女青年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中，孕育着改变的可能，因此让杜湘东产生了“贴心”的感觉，但夫妻二人相互指责、失望的根源也随之埋下。曾经可以由冷冻猪腿联想到芭蕾舞的刘芬芳很快便沦于世俗生活的尘土，给做着英雄梦的杜湘东带来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奋进却又短暂的旋律很快就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写实小说”的袅袅余音所取代。
人类历史的诸多细节证明，“记忆”常常是被建构起来的。与时下众多回忆并着力于美化“八十年代”的作品不同，《借命而生》暴露出了“理想主义”这块红布遮盖下的残酷现实。想要研究工厂里“皇冠”轿车发动机的姚斌彬和许文革被当做“深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的盗窃惯犯被扭送归案，最终酿成了越狱劫枪、一人被毙一人逃亡的悲剧，也牵连了原本就调动无望的杜湘东。一个颇有意味的情节是，杜湘东冒着生命危险追回了持枪的姚斌彬，在勉强圆了自己英雄梦的同时挽救了自己和刘芬芳之间濒临绝境的感情；但此后的生活经历证明，这场柳暗花明的婚事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回光返照。刘芬芳心中对改变生活的渴望和对英雄的崇拜早已名存实亡，却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这个特殊而敏感的时间节点上死灰复燃，仅仅“浪漫”地闪亮一瞬后便被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彻底扑灭。
“闪亮的八十年代”在枪决姚斌彬的刑场上终结。如小说里所说，“此后，日子就变快了，快得像狗撵”，而作者的叙事也陡然提速。尽管杜湘东仍旧被泼烦的日常生活所困扰而感到憋闷，但是这种憋闷却是“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从恢宏分解成了细碎”。从个人的角度讲，这是指许文革越狱一事自始自终都在纠缠杜湘东，对一个警察最基本的自尊心构成挑衅；从时代和社会的角度讲，“宏大叙事”在一夜之间被解构殆尽，“理想主义”这块原本看上去晶莹剔透、璀璨无瑕的水晶被沉重的现实冲毁，成了一地玻璃碴子。尽管此后的生活难免消沉，但杜湘东骨子里潜伏着不安分的因子，至少有三次想要在茶杯里掀起风暴的企图：第一次是在“一切向钱看”口号刚刚喊响之时，一些人先富了起来而另一些人将“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奉为信条，杜湘东却偶然间从一张从山西寄给姚母的汇款单里嗅出了不寻常的气味，随即远赴大同煤矿调查，却在即将捕获已经改名换姓为“姚文林”（显然是“姚斌彬”的拆字）的许文革之际，被一场突发的矿难坏了好事。第二次是在世纪之交，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全社会都在传播成功人士白手起家的神话，崇拜那些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人，却并无兴致去追究其积累的手段是白是黑抑或是灰。许文革摇身一变成了南方归来的大老板，用很小的代价就洗白了自己。此事刺激给原本已经消沉“堕落”的杜湘东以极大的刺激，促使他重新振作，每天驾驶着“三蹦子”跟踪调查许文革，终于梳理出一部许文革的发迹史。第三次则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二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到达顶峰，许文革的民间资本却因无力与官商勾结的神秘力量抗衡，绝望自杀之际被杜湘东救下命来。
有着鹿一样眼睛的姚斌彬用“似笑非笑”的表情向杜湘东传递了一个谜语，杜湘东则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去破解它。“希望他比我活得长”，“我一个人背着俩人的命，得替他活成他想要的那副模样”，这是两个自小就相依为命、没有血缘关系却亲密胜似兄弟的男人结下的生死契约。当杜湘东被许文革带到矮旧的小平房里、站在一尘不染的“皇冠”轿车跟前，谜底被突然揭开。如今的大街上早已见不到老款的进口“皇冠”，它只能作为一个时代的纪念物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然而，正如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所说，“在人类最早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比其记忆术更为可怕的了。‘把一样东西在记忆里打下烙印，使它留在那里，只有能够不断刺痛人的东西才容易粘住。’——这是一句最古老的，不幸也是最持久的心理格言……无论人在什么时候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创造一点记忆，他的努力都伴随着痛苦、流血和牺牲。”为了这段记忆，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个死了，一个流亡，就像《山楂树》里唱的那样：
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
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
现在俩人一个死了，一个回来了。
伴随着奥运会开幕式上绽放的焰火，像“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那样，又一个时代结束了。死者长已矣，这世上不知还有多少人像许文革那样“借命而生”。“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战斗的青年都是“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便没有求解的欲望。石一枫为故事写下的结尾，却仿佛是端着朗姆酒的海明威向我们侃侃而谈；而这句话又总是让我回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那句著名的“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盖茨比的人生与许文革有颇多相契合之处，只不过两人的“奋力向前”，一个是为了爱人，一个是为了兄弟；而即使是像杜湘东这样的时代大潮里的失意者，也会凭借心底仅存的一丝残念，朝着现实和命运的玻璃幕墙掷出手中最后一块石头。
因为在我们心中，至少还有对未来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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