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雯：作为当代精神生活根源的“八十年代”
再不点蓝字关注，机会就要飞走了哦
作为当代精神生活根源的“八十年代”
————读石一枫《借命而生》
岳雯
青年评论家/岳雯
岳雯，女，1982年9月生于湖北枝江。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起就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石一枫在他的小说《借命而生》中，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定位于1988年，这显示出几分不同寻常。石一枫是少数几个对于当代生活有着巴尔扎克式的好奇心的作家。当代生活，于他而言，不止是在素材意义上而存在；准确地说，当代生活就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沸腾的当代生活，仿佛一个历史学家专注于某段历史一样，企望目睹一座海市蜃楼从奔流的波涛与迷蒙的雾气中缓缓生成。他渴望在其中发现某种真理性的东西——它像微小的火焰，在一瞬间照亮纷乱，让我们得以整理我们的生活。石一枫告别练笔之后的创作无不清楚地显现这一点。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当他从当代抽身出来，转而书写八十年代，绝不是出于怀旧的目的，也不是出于扩大题材领域的需要，我只能谨慎地猜测，他一定是发现了当代精神生活的某种根源。要说清楚这一点，必须回到八十年代。或者说，八十年代，蕴含着理解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钥匙。那么，石一枫在八十年代发现了什么？
来不及寻找答案，我已然被警察杜湘东的形象所吸引。老实说，警察的形象在当下的小说中已然蔚为大观。作家们从格雷厄姆·格林们的小说中得到灵感，发现了警察（或侦探）这一充满魅力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机敏的头脑、不凡的身手，在职业领域简直堪称英雄，却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搞得一团糟。这样的人物在人的尺度上充满张力，对我们有着无可救药的吸引力。此外，警察这一人物形象是撬动小说的有力杠杆。有警察，一般来说就有案件。案件构成了小说的戏剧性层面，推动了小说情节的进展。警察这一人物形象就像透镜，透过他，我们看到了五彩斑斓的人生。这样一个典型的警察形象在《借命而生》中也有，那就是为杜湘东提供了帮助的被形容为大虾米般的警察。他的人生故事俨然传奇，嵌套在小说中，为小说增添了一抹绚丽而悲怆的色彩。
但杜湘东显然不是这样的警察。纵观他的一生，他并未建立起任何值得叙说的丰功伟绩，他的人生干巴巴的，似乎也无法吸引更多目光的停留。但是，作为小说着力叙述的对象，石一枫提醒我们注意他的精神性存在。是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精神内涵似乎比他表现出来的行动、他的话语都要丰富得多。
这是一个典型的带有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的人物。“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对现代化的热烈憧憬，又有人对自身的更高的美学追求；既有对现代性异化的批判，又有对专制社会的强烈抗击……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之中，相互纠缠而组成十分强大的情感力量，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清楚。它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型态，使人在种种困窘之中爆发出强烈的奋进精神。”①杜湘东身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刑警这一职业对于他而言，不止于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追求，是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为了这一点，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②。他渴望在职业追求中奉献他自己，也成就他自己。这股昂扬奋进的精神紧紧地抓住了读者，是啊，谁没有过这样的时光呢？血液在血管里沸腾着，好像要不顾一切地奔涌着泼洒出去，似乎只有如此，人才能像人一样活着。石一枫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属于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通过杜湘东这样一个人物，让属于八十年代的氛围笼罩了我们，叫我说，这是比通过器物抵达时代更为高明的写法。
然而，我们又知道，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正在于它位于现实世界的彼岸，与现实世界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年轻的杜湘东，必然要遭遇挫折，甚至必然要成为悲剧。从一开始，石一枫在描绘杜湘东的时候，用的词语是“憋闷”。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写照。可想而知，杜湘东的理想主义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迸出怎样的火花。首先是职业理想落了空。没有关系的杜湘东来到了郊县的第二看守所，结结实实感受到了因为理想所带来的“寂寞”。但似乎寂寞也并未完全消磨了杜湘东。现实世界离开展开了对他的第二重考验，那就是婚姻。有意思的是，石一枫在叙述“心里有那么点儿浪漫”的杜湘东着实一点都不浪漫。他创造了一个以“忧愁”为主要特征的人物刘芬芬，从此杜湘东的人生就陷落在日复一日的“忧愁”之中，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所淹没。叙述到这里，我们大约瞥见了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影子，假如小说在此收束，那无非是另外一个小林，是又一个版本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故事，是日常生活对于理想主义的吞噬。当然，也不全然是吞噬，杜湘东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他成为理想与现实的拉锯场。现实如同潮水般涌来，看上去白茫茫一片，但潮退之后，理想的岛屿居然还顽强地在。杜湘东之所以能从八十年代走入我们的生活，并深深地打动我们，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感谢被押送到看守所的倆犯人——姚斌彬和许文革。他们扰动了或者改变了他的人生，但某种程度上也把他带入“当代”——我们得以目睹一个时代是如何消失在另一个时代之中的，并从这无可避免的消失之中发现崭新的美。
如果说，杜湘东披挂着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光晕，那么，姚斌彬和许文革则代表了八十年代精神的另外一个层面，即对于个人的确信。从源流上讲，姚斌彬、许文革同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中的杨小东等人物处于同一精神谱系。他们都是国企里的青年工人，聪明，有活力，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中被认为是支持改革、支持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生活？改革文学的作家们似乎都报以乐观的期待。三十年过去了，在回首这一时期的文学时，我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假如把时间线拉长了看，改革终究要涉及利益再分配的问题，杨小东这样的‘个人’迟早是要承担改革的‘阵痛’。我们大概能料想到，杨小东们之后会下岗、会待业，会遭遇今天我们遭遇到的种种问题。‘人’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被解放了出来，是为了将其组织到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制度关系中去，组织到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中去。‘政治个人’在这一过程中被转化为‘经济个人’，早晚会接受‘市场经济’对‘个人’的新一轮异化。那个时候，杨小东们还会这么意气风发吗？这是历史的疑问。”③现在看来，石一枫也注意到了他们，他愿意满腔热情地想象他们此后意气风发与颓唐沮丧交织的人生。杜湘东与姚斌彬、许文革的第一次见面是以冲突开场的。他们的角色定位虽然不同——一方是管教者，一方是被管教者，但是他们的确分享了共同的精神处境。当姚斌彬发出“我不该在这儿呀”的哀鸣的时候，他唤起了杜湘东内心深处的共鸣，他们都拒绝时代给他们的规定角色与规定位置，希望能从中突围出来，建立属于个人新的秩序。随后，姚斌彬和许文革在看守所里凸显出来并引起了杜湘东的注意，则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在八十年代末，劳动本身还有着社会主义中国所赋予的神圣的光泽，人们依然保有对“技术”以及由“技术”而来的“力量”的巨大信心。姚斌彬和许文革则凭借其“技术”优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哪怕是在看守所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空间内。“技术”令他们脱颖而出，成为杜湘东观察的对象。与此同时，姚斌彬对于因为手受伤所带来的劳动能力丧失的担心则构成了叙述的暗线，它的影响甚至要到小说终了才能为我们所意识到。从另一个角度看，杜湘东如此关注他们，难道不是因为他身上也背负着他引以为豪的“技术”么？他相信，他所具有的职业技能是其理想主义精神的有力支撑。只有在八十年代，“技术”与“人”的关系还十分密切，它尚未脱离人本身，成为异己的力量。那时候的人们，尚且能从容地享受“技术”或“劳动”所带来的的荣耀与体面。他们如此信赖“技术”，认为“技术”能帮助他们过上他们所梦想的生活。于是，我们看到，在“技术”这一核心点上，杜湘东与姚斌彬许文革再次相遇了。他们共享了八十年代的精神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八十年代之子。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是个体的偶然遭际，也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命运。石一枫通过他们，奇迹般地召回了八十年代，让我们沿着我们的来路，重新走一遍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探寻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的历史投影。由此，《借命而生》获得了历史感，而我们早已确信，当下其实是被历史塑造的。
然而，写到这里，我突然又生出了怀疑。我和石一枫是在八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并未经历八十年代的精神场域。无论是石一枫所书写的，还是我所击节赞赏的，其实都是关于八十年代的想象。这想象来自于从这个时代走过的人们（大多是知识分子）的叙述与回忆，很难说没有变形和虚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借命而生》又是关于虚构的虚构，关于想象的想象。这么一想，这个让人颇有些沉重的小说立刻有了丰盈的质地。是的，像鸟儿那样轻，而不是羽毛。
——选自《“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头”————读石一枫《借命而生》》第一节
注释：
①蔡翔、罗岗、薛毅：《理想主义的昨天与今天》，《山花》，1998年第7期。
②石一枫：《借命而生》，《十月》，2017年第6期。本文所引用的文本来源于此，以下不赘。
③岳雯：《抒情的张力》，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第180页。
2017-6《十月》•中篇小说（选读1）|石一枫：借命而生
2017-6《十月》•中篇小说（选读2）|石一枫：借命而生
2017-6《十月》•中篇小说（选读3）|石一枫：借命而生作家访谈|石一枫：我就是一个传统作家
作家有话说|石一枫：文学的“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