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弋舟：谁的现实，如何主义——《世间已无陈金芳》阅读断想（微信•专稿）

弋舟：曾获第三、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第六、七、八届敦煌文艺奖，第二、三、四、五届黄河文学奖，首届“漓江年选”文学奖，2012年《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四届《作家》金短篇小说奖，2015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以及《青年文学》《西部》《飞天》等刊物奖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提名。短篇小说《出警》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现任《延河》杂志社副主编。

谁的现实，如何主义

——《世间已无陈金芳》阅读断想

弋  舟

2014年，石一枫写出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该作品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的榜单，获得了《十月》文学奖与百花文学奖，一时“人人皆说陈金芳”，堪称年度重要作品。如今单行本面世，石一枫在后记里自陈——

等到腰围渐宽，对自个儿的要求放松了，再加上着实编了几年文学期刊又是一“现实主义”杂志，在老同志的耳提面命和潜移默化之下，发现自己能够认同的审美标准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够不够“可读”，读完之后有没有一点儿哪怕是小感动？感动之余能不能稍微耐人寻味地“可想”？如果想来想去还想不明白，那就算一不留神写出过得去的东西了。而具体落实到个人操作，则是通过塑造一两个好人物，再挖掘出这些人物与时代的勾连关系，来实现上面的效果。这种观念比较传统，甚至称得上陈腐，但也的确是我这几年的真实感受。

石一枫所编的那份“现实主义”杂志，便是《当代》。关于这本被公认为中国现实感最强的文学刊物，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它的文学理念：《当代》奉行文学克隆真实的宗旨，坚持以文学关注现实、关注百姓、人生的立场，长期关注读者趣味，尊重读者权利，相信读者格调，注重作品的当代性、社会性、文学性，尤重现实主义，坚持以反映当代生活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

供职于这样一份文学刊物的石一枫，以他自己的腔调，重申了“东家”的文学诉求。“可读”“可想”，是他对于《当代》“关注读者趣味，尊重读者权利，相信读者格调”的具体阐释，“再挖掘出这些人物与时代的勾连关系”，便是“以反映当代生活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说明。石一枫“一不留神写出过得去的东西”，类同于王朔当年的“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这是专属北京作家的腔调，以戏谑躲闪庄重，实则骨子里明白这世上焉有“一不留神”的便宜事儿。起码，此事在石一枫这儿没那么便宜，《世间已无陈金芳》获得的美誉，断非“一不留神”得来——它的作者“着实”编了几年《当代》，“在老同志的耳提面命和潜移默化之下”，才开始修正自己的审美认同。简而言之，石一枫“变”了，不言而喻，这就等同于招认了他从前与如今的两样。他将自己如今的审美认同称之为“简单”，除去作家本人惯有的修辞习性不论，我们当可追究一下石一枫眼中那对立于“简单”的“复杂”。

我有理由推演，石一枫所不再认同的“复杂”大约是指什么面目：不怎么关注读者趣味，不怎么尊重读者权利，不怎么相信读者格调，不怎么挖掘笔下人物与时代的勾连关系……这些“复杂”的面向，如果用以上句式来总结，是不是端的令人惊诧？这是一个来自一线文学编辑的一手感受，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几年来，石一枫想必着实饱受了此类作品的折磨，想一想我甚至都要同情石一枫了。如若我们足够诚实、还算敏感，便会承认，这种“复杂”文学对于我们的折磨，的确充斥在我们当下的写作与阅读中。

“读者的趣味”是什么？“好看”也许应该是第一指标。这种对于“好看”的要求有问题吗？但曾几何时，我们的写作竟开始以“好看”为敌，这种作风被滋长起来，也许更大的原因依旧是出在写作者的能力上，写得“不好看”，一定要比写得“好看”容易些吧？而将“好看”贬斥为“庸俗”，简直就更加容易和顺手。

什么是“读者的权利”？看起来这像是淘宝卖家应该考虑的事儿——买家花了钱，就有权利得到自己中意的宝贝。那么，当一个小说家写作之时，需不需要做出如此的考量？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考虑读者的感受，赋予作品一份“有效性”，大约是每一个作家写作时潜在预设给自己的前提；但同时，作家也似乎真的可以宣称自己的写作并无如此之义务，“我只尊重自己”，“我写作的本质从来都是仅仅面向自己的”，这好像也是上帝赐予这个行当的一份特权。两种态度都没错，而且我也怀疑真的能将这两个面向全然切割。但当一本严肃的文学刊物开始强调“读者的权利”之时，说明我们的写作可能已经真的过度倒向了“自以为是”的那一面。相对于“迎合读者”所能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在我看来，今天也许“自以为是”更能够伤害我们的写作。小说家创作失败之时，最是容易给自己写作的无能披上高冷的外衣——你们不喜欢？OK，这本来就不是写给你们的。对于读者的否定，比对于读者的尊重要轻易得多，它天然就是一个绝佳的庇护所，方便写作者逃避难度，矫饰自己能力的欠缺。

“相信读者格调”更是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判断——原来读者的格调并不必然低劣于作家。如果这的确是一桩事实，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作家们内心的优越感。在我看来，也许今天这种挫伤对于作家们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了——我们太习惯于在情智上轻视读者，这几乎就是上帝给艺术家设置的最大陷阱，上帝赋予艺术家傲慢的特权，同时也给这份特权埋下了险恶的伏笔。今天谁还在读严肃文学？如果我们足够理智，就不难想象自己面对着的那一群人：他们可能都受过一些教育，内心柔软，“尚未打骨子里认同那些充斥我们今天世道的理直气壮的逻辑”，重要的是，他们于烈火烹油一般的热闹时代中，还葆有一份对于文学的“不合时宜”的眷念。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有理由蛮横地怀疑他们的格调吗？也许更为过分的是，我们甚至还习焉不察地对这样一群人怀有一股荒谬的敌意。没人搭理，我们那天赋的傲慢便无处安放，于是谁搭理我们，谁就倒霉地成为了我们轻慢的对象。

几十年来我们在文学中的诸般探索，其意义之重大，收获之丰饶，毋庸再次申明，现在，腰围渐宽的石一枫以他的写作实践，提醒我们，其中某些“复杂”的路数，原来需要重新检点。当写作趋向轻视读者、罔顾时代，沉迷于一己之吟哦，上帝给艺术家埋下的壕沟就摆在了眼前。艺术的真谛永在云端，一辈又一辈的傲慢者向上攀爬，却撂倒在这同一条壕沟里。要知道，傲慢在上帝那儿，从来都被视为有罪。

我也相信，石一枫之变，“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并非如他所言皆是外力使然，就像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成熟的作家会仅仅因为迫于外力，便改弦更张，从了某种潮流。譬如当年的余华之变，必定首先是余华本人的文学意识发生了扭转，是余华自己的心灵深处闹了革命，他不再满足于自己曾经的“复杂”，开始形成新的写作观念，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只是，也只应该是发自文学的本意。“个体之我”与“复杂之美”本来不该成为文学的问题，但当这些准则导向了空洞、无聊、顾镜自怜与装神弄鬼时，小说家还是“放松一下对自己的要求”吧，毋宁降低到如石一枫所言的“简单”与“陈腐”之中——重拾文学“简单”的常识，去写“陈腐”的“过得去的东西”。

《世间已无陈金芳》就是这种“过得去的东西”。小说十分“好看”，兑现了石一枫对作品“可读、可想”的审美标准，那显而易见的时代性，也落实了他“与时代相勾连”的文学企图。这部中篇小说的文学难度，在我看来，较之那些“复杂”的篇章，不逞多让，尤其在我们的文学现状下，更是别具一份“校验之用”的意义。

石一枫在这部中篇里，的确在着力“塑造一两个好人物”。此“好”，当然不是对于人物道德品行的论断，是对于小说家朔造人物成功与否的衡量。小说的主人公陈金芳，被石一枫写得非常“好”，当“人人皆说陈金芳”时，石一枫其实回应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传统——写出能够被人记住的文学人物。我们今天的文学如若真的处在了颓势，一个显明的佐证便是：已经很难有某部作品里的人物被我们记起。这当然跟所谓的“人心浮躁”有关，但也的确可被视为小说家能力与抱负的下降。石一枫回到了“简单”，而他所遵循的“陈腐”的创作原则，不外乎是将笔下的人物“典型化”。《世间已无陈金芳》再度提醒我们，原来将笔下的人物“典型化”，依旧是一个行之有效和无法替代的写作手段。这也符合恩格斯的经典论述：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度是我们创作的律令，也因为“律令”，才酿成了我们如今某种潜在的、新的“律令”——将笔下的人物模糊化，以庸常驱逐传奇，似乎那样，才放之四海皆准，更加客观与公正；或者，小说家干脆丢弃“放之四海皆准”的野心，将之视为妄念，“我”只关心“我”，视客观与公正，既是幻象，又是泡影。这就是“律令”之下的文学焦土，极端之后的极端，实在值得我们反省。文学中的“我”，文学中的幻象与泡影，都何其正当，但要达成这种正当，除了从众生中来，从实有与具在中求，也实在难觅他途；而文学之事，“众生”若不以“典型人物”来说明，几乎又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想象。于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替代悄悄发生了：小说家开始过度迷信自己，在写作中，将自己一己的体认赋予“典型化”的想象和预期，在潜意识里自认小说家本人便能够代表众生，自己确认的“现实”才是唯一的现实，理直气壮地将笔下的人物塑造得越来越不合乎人的常情。一个写作者，如果有意对自己的这些倾向做出矫正，在我看来，重拾对于现实主义一些创作原则的尊重，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现实主义天然便有一颗“理解之心”，尊重“人的常情”，是它的基本表征，它总是要力图最大规模地唤起共鸣，让更多的人从中领取到自己的经验，这些，都是治病的良方。

石一枫笔下的陈金芳典型到什么程度？这么形容可能并不夸张——她堪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某一部分女性的缩影。她们从乡间来，沉浮于都市，最终归于失败。没错，这部中篇的线索就是这么“简单”，一切都是在“俗套”中展开。但恰恰是这种“简单”与“俗套”，才直接有力地唤起了阅读的共鸣。陈金芳被评论者誉为了“中国版的盖茨比”，艾略特将菲茨杰拉德的那部《了不起的盖茨比》称为“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因为菲茨杰拉德在其中描写了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凡此种种，曾风靡一时”。如果陈金芳与盖茨比之间真的能够通约，那么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凡此种种，就正是我们今天风靡着的现实。“《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最好的小说，该书敏锐地抓住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主题，并以象征手法展现了‘美国梦’传奇之下的嘲讽及悲怅。”——这是《牛津美国文学词典》中的词条（真令人惊讶，居然和我们的教科书使用着同一套理论），但我们却不能将这个词条完全套用给《世间已无陈金芳》，这亦是我们需要遵从的“现实”。

从丑变美，从穷变富，还有比这两点更能概括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梦想吗？而美梦成真后迅疾的灰飞烟灭，还有比这更令人心碎的吗？石一枫让这一切全部在陈金芳的身上展开。现实主义要求石一枫必须据实摹写，要求他对陈金芳们的理解与感知，与陈金芳们的实际存在一致。当我们在阅读中被唤起了共鸣，就是认同了小说家石一枫据实摹写的成功。那个陈金芳宛如就在我们楼下的街道上徜徉彷徨、向隅而泣，就在郊外某个奢华而隐秘的会所里觥筹交错、纸醉金迷。她的命运之跌宕，遭际之陡峭，“真实得就像一出舞台剧”。于是，一个时代心照不宣、被我们一再提及却暧昧规避的事实，在小说中昭然若揭——原来，猛烈的、极致化的戏剧性已然是我们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早已脱离了我们给它预设的那份与“舞台性”的对立。

人生如戏，这句比喻，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准确地对应着现实。然而果真是这样的吗？有意味的是，当我从小说的语境下出来，稍加琢磨，却又开始心存犹疑。我被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所蛊惑，难免就要以现实去印证它。那个就在我们楼下的街道上徜徉彷徨、向隅而泣，就在郊外某个奢华而隐秘的会所里觥筹交错、纸醉金迷的陈金芳——我真的看到了吗？事实却是，我们的周围尽是些默默讨生活的人，他们更多的是过着陈金芳发迹之前的日子，处在“前陈金芳”的状态里，生活对他们而言，只是生活，绝非戏剧，美梦远在天边，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丑的也还是丑的，穷的也还是穷的，哪怕不惜将灵魂抵押给魔鬼，也无从得享一个奇迹，那种到死方休的忍耐和辛劳，才是他们唯一的现实。当然，妄图将小说中的人物落实在现实里，这看起来是有些蠢，就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人想要在邻居中发现一个安娜·卡列尼娜。我可能没这么蠢，这也不过只是一个小说家那份职业的偏执在作祟，不由自主，我就在翻检着写作之事的奥秘，它对应着我眼下写作的某种困惑，也弥漫着写作者个人“可想”的乐趣。

想到了著名的安娜·卡列尼娜，就生出了这样的比较：发生在这位十九世纪俄罗斯妇女身上的故事，好像并不比我们的陈金芳更具“戏剧性”。托翁笔下的一切，好像更符合我对“现实主义”“陈腐”的认识，它也突兀，但并不是那么突兀，它也陡峭，但并不是那么陡峭，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温和的，一如我们惯常的生活。而陈金芳真的是有些“那么突兀和陡峭”了，骤生骤死，“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眼看”还真是“眼看”，就只一眨眼，迅捷得如同小孩儿堆砌的积木，没有那种轰然坍塌的壮阔，不产生回响，可不就像是一个儿戏？如果说陈金芳真的写出了我们的现实，那么，我们的现实就是一个儿戏吗？这似乎也并非全然就是我们真实不虚的感受。这么对比，当然是对石一枫不公，料想他也没有要去跟托翁较劲的意思，谁这么设计他，他能跟谁急。是说，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样的生拉硬扯中猜度：现实主义是否天然应当和缓一些、“反戏剧性”一些？高楼之高，必定对应在起得缓慢，高楼之塌，必定具有回响轰然的声色，而这其间漫长的过程所酝酿出来的“戏剧性”，可能更加具有“逻辑感”，更加平实也更加怆然，更加能对应我们生命朴素的感受？吊诡的却是，我们又真的从陈金芳身上读出了强悍的现实之力。这莫非就是今天并置于我们内心感受中的事实：一方面，温温吞吞，依旧置身在那亘古庸常的“现实感”的惯性中；一方面，万事迅疾，奇迹叠出，世界宛如做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梦。

现实从来都是“现在”的事实，当“现在”已经改变，我们内心那种对于“现实主义”根深蒂固的想象，也只能随之发生动摇。如何在写作中呼应“现实”，怎么达成自己的“主义”，这些事儿，我目前“想来想去还想不明白”，这也是《世间已无陈金芳》带给我的阅读感受之一，它满足了石一枫“一不留神写出过得去的东西”的最后一个指标。

2016年2月24日，香榭丽

（本文经作者本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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