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3《十月·长篇小说》（选读）∣孔亚雷：李美真

孔亚雷：1975年生，小说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不失者》，短篇小说集《火山旅馆》，译有保罗·奥斯特长篇小说《幻影书》，杰夫·戴尔《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詹姆斯·索特长篇小说《光年》等。有作品被译为英、荷、意等国文字。2013年获西湖中国新锐小说奖，2014年获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提名奖，2018 年获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他住在莫干山下的一个小村庄。

《十月·长篇小说》

李美真

 孔亚雷

天主以曲线来写直线。

——葡萄牙谚语

第一章 幸存者俱乐部

　　一切都是从那张照片开始的。一张黑白老照片——大约摄于20世纪初，一九〇几年，或者一九一几年——一张中年妇人的正面半身照。说实话，我花了好一会儿才确认她的性别，依据是她耳垂上隐约的耳环。不知为什么，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无可辩驳的、奇异的中性色彩。也许是因为她的发型（她的发髻大概盘在脑后，所以从正面看就像短发）。也许是因为她的长相（浓眉，单眼皮，挺拔的鼻梁，脸颊两侧从鼻翼画至嘴角的法令纹）。但更可能是因为她的表情，或者说毫无表情：她的嘴唇微微闭拢，她的眼神坚毅、清澈、平静——她一只眼睛的眼神，准确地说。她是个斜眼。她的右眼有三分之二全是眼白，只在眼角靠上处有半个黑眼珠。但这与其说让她显得丑陋或怪异，不如说让她显得更为宁静。她的斜眼似乎赋予了她一种镇定与超然，一种神秘的冷漠，一种特权。这种感觉很难解释——就像后来发生的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一样。我久久盯着手里的照片，盯着她左右眼球中两个不对称的小光点。有那么一瞬，就像某种电影特效那样，我周围的一切——人潮、声响——都变成了一团慢动作的模糊光影，而手拿照片站立不动的我，则被静静地包裹在这团光影旋涡的中心。但这只是一刹那，随即一切恢复，人潮、声响、世界。就在那一刻，我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要为她写本小说。

　　那是2012年1月8号。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有三个原因：一、1月7号是我的三十五岁生日。二、那天也是我跟出版商签订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交稿日。第三个原因我们稍后再说。很久以前——那时我才二十多岁——我读到过一篇文章，说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将自己的人生中点设为三十五岁。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将自己的正常寿命设定为七十岁：既不算长，也不算短。这样我们就能为人生画出一道分界线，一座分水岭：三十五岁之前在这边，三十五岁之后在那边。如果把人生看成一段旅程，那么三十五岁就是山顶：之前我们的视野里只有那座山，我们走向它，攀登它；之后我们开始下山，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见远方的目的地，终点——在我的想像中，那是一片灰色平静的大海。当然，那片海就是死。那篇文章到底是说什么我已经忘了，惟独这个观点像三叶虫化石一样永远地印在了我心上。三十五岁，人生中点。而且，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中点”这个词——它总让我想到但丁《神曲》中那著名的开头：

　　在人生的中途，

　　我进入一片幽暗的森林……

　　事实上，我本来打算用这两句诗作为我第二部长篇小说的题记。这部小说我已经写了三年，但至今仍然只有一个标题（《极乐寺》）和这个题记。一片空白。我写了删，删了写，然后再删，再写，再删……恶性循环。也许是我要求太高，或者能力不足。总之，我牢牢地卡在了小说开头。我陷入了对一个作家来说最恐怖的状态：写作瓶颈。按照原计划，我将花三年时间完成一部六十万字左右的大部头小说。故事将围绕一桩神秘的谋杀案展开：一个擅长变装和易容术的应召女郎在新年前夜被残杀于市中心的一间高级公寓。随后各种人物纷纷登场：有特异功能、从容不迫的女警察；特立独行的报社女同性恋记者（她的偶像是专拍畸形人的美国女摄影家阿勃丝）；深陷写作困境、不得志的中年小说家（显然是以我自己为原型——一个不祥之兆）；受地下黑手控制的应召女郎集团；某个神秘宗教组织的狂热信徒……他们交织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闪烁对应的关联之网。它将是斯蒂芬·金与福克纳的结合体——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从结构上看，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综合小说，由无数短小跳跃的章节连缀而成，散发出一种既宏伟又微妙的宇宙感——仿佛无数闪耀的星光，形成一幅巨大的图案。各种看似相悖的元素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正如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本身：若隐若现的悬疑，后现代的非线性叙事，荒诞的黑色幽默，神圣的宗教感，以及萨德式的情色和暴力。最后，最重要的是，这将是一部超级畅销小说。

　　现在看回去，上面这些话显得可笑、不切实际，甚至恬不知耻。但在三年前它们却似乎颇有吸引力，并为我赢得了一纸出版合同，他们甚至还破例付了我一笔虽然数目微薄（两万元）但却令人感动的预付金。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北京度过我的三十五岁生日。我是来见我的出版商——前出版商，准确地说——商谈关于解除合同的事。我们姑且称他为F。我们约好7号下午在他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他并不知道那天是我生日，但他或许意识到了那天对我有某种特殊意义——我还记得我特意要求将交稿日定为2012年1月7号时，他脸上那种好奇的微笑。在我的心底，我想把那部书稿作为送给自己三十五岁的秘密生日礼物，作为进入人生另一边的祝福。但结果呢，我最终收到的礼物是一片虚空，一个空壳：什么都没有。不，也许应该说，我真正收到的礼物是一份两万元的欠债。

　　“不用担心钱的事。”F说。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也许是因为一口京腔，F的语气里带着一种特殊的轻描淡写，这种语气能使他说的任何话——无论好坏——都产生一种奇妙的压力。

　　我们在一家叫“旋转木马”的咖啡馆。咖啡馆的整个地面是一张巨大的、以难以察觉的速度缓缓转动的圆盘。这是我第二次来，上次是三年前签订合同时。旋转木马。讽刺和象征。

　　“除了这部哈利·波特，你最快要多久能写出本新书？我是说，薄点儿的，不用那么长。”哈利·波特是我们对我那部“巨作”的戏称。

　　“不知道。”我盯着面前的咖啡杯，然后抬起头看看他，“估计世界末日前不行。”

　　“你也信这个？”他笑起来，“12月21号，对吗？要是真的就好了，大家就都不用折腾了。”他叹了口气，“其实我很想把你的前两本书重新再出一下，但是，你也知道……”他挥了挥手掌，似乎剩下没说的话是某种蚊虫或烟雾。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说的前两本书是指我的长篇处女作《不失者》和短篇小说集《火山旅馆》。

　　“作家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职业。”他摸了摸自己高挺漂亮的鼻子（很可能做过整容），“其次是出版商。永远如此。这个时代并不比以前更糟。《安娜·卡列尼娜》最初是在报上连载的，你能想像吗？托尔斯泰写连载小说！更不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了。疾病缠身，四处欠债。为了挣钱，他甚至办了份叫《作家日记》的杂志。跟我手里那几个当红的青春文学作家没什么两样。”

　　“你还在吃药吗？”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我正在研究他的领带，领带图案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山羊，鸟，老虎，狮子，鹿，大象，还有条绿色的橄榄枝。挪亚方舟领带。

　　我摇摇头。“最近没有。”我抬起头，“你呢？”

　　他没回答。他喝了口面前的黑咖啡，让身体陷进皮沙发的椅背。“普通的药已经没用了。”他说，“再说，焦虑是无药可治的。前几天我在杂志上看到，焦虑已经成为人类最普遍的第一情绪，超过了爱、嫉妒、仇恨、悲伤和愤怒。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吗？因为我们无法活在当下——就像动物，孩子，或者禅宗大师那样。我们总是思前虑后。比如说我们此刻在喝咖啡、聊天，但我总忍不住要去想周一要开的会，公司的上市报告，版权官司，女儿的抚养权……而你呢，”他用手指做成枪的样子对准我，“我敢保证，在你心中的某个角落，你还在想着你那可怕的哈利·波特。”

　　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他放下手，脸上露出满意而疲倦的笑容。他面色苍白，看上去有点像衰老版的阿兰·德隆。

　　“不过我现在好多了，有一种新疗法。对了，”他坐直身体，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今天是7号，对吗？——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明天晚上的飞机。”

　　“今晚你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暂时没有。”

　　“听我说，今晚有个活动。”他放低声音，看了看四周，似乎怕有人偷听，“你可以过来。我保证你终生难忘。专门针对重度焦虑症患者。”

　　“就像《搏击俱乐部》那样？”我特别喜欢那部电影。

　　“唔——有点，但更……你来了就知道了。我把地址发给你。”他拿起桌上的手机。

　　“晚上10点开始。进门要密码。密码是……好，地址发给你了。”他放下手机，“密码是20121222。2012年12月22号。”

　　“世界末日之后？”

　　“对。世界末日之后。我们都是幸存者——”他扬了扬眉毛，“幸存者俱乐部。”

　　我迷路了。F给的地址很难找。我在迷宫般的胡同里绕来绕去，彻底迷失了方向。天空开始飘起小雪。我竖起大衣领子，裹紧围巾。F的电话打不通。我又胡乱走了一会儿，感觉寒气像看不见的冰针一样刺进身体。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那个门牌号突然像奇迹一样出现在眼前。它在一条死胡同的尽头。看上去像个小四合院。带铜环的古旧木门上嵌着式样简洁、宛如太空产品的银色密码键盘，在屋檐射灯的照耀下仿佛一件艺术装置作品。我小心翼翼地按下密码。世界末日之后。没有反应。我看了看手表，已经10点半。

　　我正在想要不要回酒店，门吱呀一声开了。开门的是个穿朱红色侍者套装的兔人——他（她？）戴着一副咧嘴大笑的“兔八哥”面具。简直像爱丽丝漫游仙境。见我愣在那里，对方把门完全打开，略微躬身做出“请”的手势。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隐藏在屋顶和角落的光源勾勒出古老建筑的曲线轮廓。我跟在他（她）身后穿过院子，院中耸立着一棵枝丫光秃的大树，幽暗中就像一尊庞大的后现代雕塑。雪还在下，石板地上已经积了一层淡蓝色的薄雪。我踏着前面的脚印。我们走上几级台阶，来到正房外面的游廊，高高的屏风似的双开门无声无息地朝内打开。

　　里面是一个类似玄关兼更衣室的空间。地板，墙壁，甚至天花板，都是某种既像金属又像玻璃的黑色材料。如星座般不规则排列的吸顶灯投下一束束光柱。右手边是存衣处，同样黑色材质的柜台后站着另一位红色兔人侍者，他（她）身后是个金色的立式挂衣杆，上面已经挂满了大衣、羽绒服和各色围巾。看到那些衣服我才意识到里面异常温暖。我脱下大衣和围巾，递给兔人二。我在想要不要说点什么，或问点什么，但不知为什么，开口说话似乎会打破那里所散发的梦幻般的超现实气氛。我转过身，兔人一已经伫立在被两片厚重的黑帘子遮住的入口处等着我。入口的两边，就像对联，挂着两幅真人大小的门神像，浓墨重彩，姿态威武而妖娆。兔人一动作敏捷地钻进入口，从里侧为我掀开帘子。

　　显然，这是一家高级的，大概是会员制的小型影院。总共只有二十多个座位，几乎都坐满了。但奇怪的是，我前方的银幕上是一片扭曲闪烁的彩色光点。而且——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每个观众头部都戴着一副特殊头盔般的装置。那让我根本看不出哪个是F。兔人一用细微的手电光指向倒数第二排靠近入口走道的一个空位。巨大柔软的皮沙发，感觉就像陷进了一个巨人肥硕的手掌。那道微光又指引我拿起固定在沙发扶手侧面的那个“特殊头盔”，我试着也把它戴到头上。虽然有点沉，但戴起来却惊人地合适、舒适。两边的一体式耳机完美地拢住耳孔。只是眼前一片漆黑。随即，嘀的一声，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有人在轻拍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睛。一张巨大的兔子面孔。见我醒了，兔人侍者站直身体，朝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向入口。我环顾四周，灯光明亮，所有其它座位都空了。我头上的头盔装置已被摘除放回原位。我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既像是梦，又不像是梦。一切都如此真切：触觉、嗅觉、视觉。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必须问问F。我感到清醒而虚脱，但那是美好的虚脱，美妙的虚脱——仿佛突然被卸去了重担。

　　我做个深呼吸，站起身走出去。兔人捧着我的大衣和围巾等在门口。金色挂衣杆上已经空了。

　　外面空气清冽。雪已经停了，但地面和台阶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屋檐和树枝都被镶上了粗粗的银边。一条被杂乱脚印踩出的黑色小径通向大门。我再次跟随前面的红色身影穿过院子。

　　木门在我身后吱呀一声合上。我决定在拐上大街之前在胡同里随意走走。冰冷的空气让我感觉更加清醒和轻盈。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万籁俱寂。雪夜的胡同看上去就像一幅摄影作品。数百年历史的老旧木门。墙角的几辆自行车。接在电线杆上的路灯。空中凌乱的电线。雪像睡眠般覆盖着它们。也许是因为刚下过雪，抬头竟能看见清澈的星空。我停下脚步，注目凝视着那几点星光。星光——很难想像你竟能看见已经不存在的东西。我脑海又闪过刚才梦中——出于方便，让我们暂且称之为梦——的场景。那也是不存在的东西。而我不仅看见了，还闻到了，触碰到了，甚至……

　　所谓存在，到底是指什么呢？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道现在的时间。现在几点了？我举起手腕看手表。凌晨1点过6分。也就是说，我已经三十五岁。我已经进入人生的另一边。

　　F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路边一家小店里吃老北京炸酱面。早午餐。我一直睡到11点才醒。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我说。

　　“昨晚我有事先走了。怎么样？印象深刻吧？”

　　“……不可思议——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叫VR催眠。VR知道吗？虚拟现实。通过VR技术将你催眠，再将你的潜意识场景VR化。最新高科技。人称机器弗洛伊德。”

　　“机器弗洛伊德。”我不禁重复一遍。

　　“我就不问你看到什么了。”他发出低低的讪笑，“那是隐私——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感觉好多了，对不对？”

　　“还行。”

　　“你下午准备干吗？我今天带女儿。正等她钢琴课下课。”我听见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去潘家园逛逛，然后去机场。”

　　“好，咱们保持联系。”他停顿一下，大概抽了口烟，“对了，昨晚的事不要告诉别人。”他戏剧性地压低声音，“幸存者俱乐部可不是谁都能进的——瞧，你欠我一个大人情。”

　　“我还欠你两万块钱。”

　　“嘿——开个玩笑。你什么都不欠我，只要在世界末日前给我本小说就行。”他干笑两声，“当然，如果世界没被末日掉的话。”

　　“但愿。”

　　我不知道自己说的“但愿”是指什么。但愿能在世界末日前写出本小说？但愿有世界末日？但愿没有世界末日？

　　我不知道。

　　一如以往，周日的潘家园人潮和假古董汹涌。我直接走向专卖旧书的区域。一如往常，这里充斥着新旧书籍、杂志、地图、“文革”海报、毛主席语录、老的《人民画报》、过期的《时代周刊》、老唱片、旧笔记本、旧信件、各类中外画册、《圣经》、佛经、辞典……简直就像时间的万花筒，所有年代都被五彩缤纷乱七八糟地拼贴缠绕在一起。

　　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其间。我根本没想到，十分钟后，我会遇见一张照片，而我的一生将由此改变。

……

第三章 李美真（1）

　　我叫李美真。美丽的美，真理的真。这个名字是师父替我改的。我的本名是李美珍——珍宝的珍。但师父说我命中五行与金相克，所以把珍宝的珍改成了真理的真。师父救了我的命。六岁那年我得了场怪病，连续九天高烧不止，白鹤镇上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最后母亲只好请来了一位盲眼神婆。她用一包药粉就治好了我。后遗症是我成了斜眼。神婆告诉母亲，是白鹤山的神鹤叼走了我的半个眼珠，因为我开了天眼。她还告诉母亲，正如她后来常常对我说的那样，这是天赋的代价。

　　但在最初，那更像是厄运的标记。就在我病好后不久——也就是我成为斜眼后不久，父亲的裁缝铺在一天深夜着了火。大火烧了好几个时辰，直到天亮才渐渐熄灭。虽然我们一家三口毫发无损地逃了出来，但其余的一切——楼下店铺的工具布料，楼上住所的家当财物——全都化为了灰烬。失火的原因不明。那是冬天，有人说是因为店铺里用来取暖的火盆残留的火星。有人说是父亲生意上的竞争对手蓄意纵火。也有人说是父亲的风流韵事惹怒了哪个吃醋的丈夫——方圆百里，父亲以相貌俊美和高超的旗袍缝制手艺而闻名。当然，还有人说是因为我，因为我那可怖的斜眼带来了厄运。

　　没过几天，父亲就自杀了。投河自尽。从白龙溪里被捞上来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睡着了：衣衫齐整，连发际和辫子都没有丝毫紊乱。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那也是我第一次发觉父亲是多么英俊。他那苍白的肤色，宽阔的额头，高挺的鼻梁。他的剑眉，薄唇和形状漂亮的下巴。而缠在他脖颈上的一根水草简直就像某种特别的装饰。我等着他睁开眼睛，告诉我这是一个玩笑。但是没有。他们用一卷凉席将他裹起来。他永远地消失了。

　　我几乎没有看见母亲哭。她只是长时间地坐在那里发呆。似乎这一切发生得实在过于突然，以致她还来不及反应。而当她确实反应过来时，已经错过了适合悲伤的时机——债主已经在我们借住的亲戚家门口围成了一堆。

　　半年后，母亲嫁给了第一个愿意替她还债的男人。一个刚成为鳏夫的木匠。一个矮小、强壮，但却眼神柔和的中年男人。他会牵着我的手，带我和母亲去镇上赶集。他的手上布满老茧，摸上去就像柔软的石头。有时候，他会让我站在旁边看他做木工活。他用多余的木料给我做一些小玩具。小推车、小兔子、小房子。他动作熟练地用刨子打磨木头，然后让我去摸，去感觉那些原本粗糙的木头变得多么光滑而平整。屋里弥漫着刨花的香味。我现在仿佛还能闻到。

　　母亲很快就怀孕了。母亲和继父都希望能生个男孩。母亲的肚子神奇地越变越大，大得好像母亲只是那个巨大肉球的多余部分。世界充满了期待。但期待落空了。不仅是落空——期待的结果是一桩悲剧。又一桩。母亲死于难产。即使到今天，那仍然是我见过最可怕的场景。到处都是血。长达一整天的嘶叫，哭喊。突然降临的一片死寂。那是真正的死寂。母亲死了。只生出一半——下半身——的婴儿也死了。是个男孩。

　　我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推诿责任，镇上开始传言，传言接生婆说婴儿不愿意从肚子里出来，因为他害怕看见自己的姐姐。这种说法虽然荒谬，却令人信服。我的脸就是最好的证据。只要看我一眼。我学会了尽量不看镜子，因为连我自己也会被吓一跳。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这接二连三的厄运——失火，自杀，难产——是不是因我而起。

　　镇上的人开始躲着我。大家都对我避而远之。就好像我会传染瘟疫。大人们严禁自己的孩子接近我，更别说跟我一起游戏玩耍。偶尔会有几个调皮的少年隐藏在角落用小石子袭击我，高声重复着大叫“斜眼！斜眼！”，然后等我走近时一哄而散。

　　我在木匠继父家又待了一年出头。我担负起所有的家务，做饭、洗衣、打扫房屋、种菜浇田。他不再让我看他干活。他会厌倦地挥挥手让我走开。我们会一连好多天不说话，眼神对视更是无从谈起。晚饭时，他酒喝得越来越多。

　　那年夏天，我开始频繁地做一个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块木头，有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继父，我看不到那个人——在用刨子慢慢地、仔细地刨着我的身体。随后有条鱼游进了我的手心。我握住那条鱼。那条鱼在我手里迅速长大，继而变得湿乎乎，黏糊糊……就是那样的梦。但有天半夜我从梦中醒来。月光使屋内明亮如昼。我半梦半醒。我吃惊地看见继父躺在我旁边。他闭着眼睛，发出深重的喘息。随即，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他睁开眼睛看见了我。我注视着他。在月光下，他脸上露出无比惊惧的表情。我感觉到手中的那条鱼骤然缩小，然后滑出了我的手心。与此同时，他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怪叫，跌下床去。

　　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怎么回事。而在当时，那更像是梦的一部分。我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过了几天，继父带回来一个艳丽的女人。我看不出她的年龄，因为她脸上涂抹的脂粉太厚——厚得像台上的戏子。一进门看到我，她就发出一声夸张的尖叫，转身扑到继父的怀里。我呆立不动，空气中振动着浓烈的香粉味，让我觉得呼吸不畅。

　　那天晚饭，继父让我一个人留在后面的厨房里吃。吃完洗碗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在外面争吵。“只要那个怪物还在，你就别想碰我！”她厉声说道。我不禁停下手里的动作，侧耳倾听。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接着她又提高了嗓音——显然是说给我听——“要么她走，要么我走！”

　　当然是我走。第二天晌午，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门，看见盲眼神婆那熟悉的面孔。

　　那年我十岁。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再过几天，我就四十一岁了。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些？为什么那些景象会如此生动？简直就像发生在昨天。也许是因为我老了。也许我也应该考虑找个接班人。当年师父带走我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我现在的年纪。就像师父以前常说的，人的一生是个圆圈，生和死是同一个重合的点。所以我们越接近终点，也就越接近往事。

　　不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明天金悦汉神父要给我摄影。

　　“摄……影？”我看着他，“什么意思？”

　　“就是——把你的模样保存下来。和画像是同样的事。只不过不是用毛笔，而是用机器。”他中国话说得很好，只是发音有点滑稽，就像嘴里含了个小果核。

　　“机器？”我仍然看着他，“就像洋枪洋炮那样？”

　　“对，不过……”他耸耸肩，同时摊开双手，嘴角微微下拉——那是他的习惯动作，“它不会伤害人。它是个伟大的发明。它比最好的画家还要好上一百倍。用它做出的画像，跟真的一模一样。”

　　“跟真的一模一样？”

　　他用力点点头。他也看着我。很少有人会那样看着我——盯着我。

　　“你说那叫什么？摄——？”

　　“摄，影。”

　　“我只听说过摄魂。”说完，我移开视线，侧身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他微微一笑，然后长叹了口气，也端起身边的茶杯。

　　“那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他放下茶杯，“你，我，都知道，机器不会夺走灵魂，只有魔鬼才会。”

　　“但机器会夺走人命。”

　　“不，不，”他不住地摇头，“这个机器不会。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它只会留下美好的……那个词怎么说——回……”

　　“回忆？”

　　“Exactly！”他说了句洋文，脸上露出孩子般兴奋的笑容，他有一口漂亮的、玉米般的牙齿。“回忆！对，回忆。对了——”他举起一根手指，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从身边黑色的布袋里抽出一沓小画，走过来展示给我看。

　　那像画，又不太像画。质地比纸要硬，表面光滑。第一幅上面似乎是一家人：一对中年的西洋夫妇和一对少男少女，只有妇人坐着，其余三人围立在她身旁。妇人和少女都身着白色蓬松的裙装，男人和少年则穿着样式奇怪的黑色紧身衣，领口还系着一个类似黑色蝴蝶的东西。除了男人，其他人都在浅浅地微笑。背景处，在男人那一侧，有只巨大的、一人高的中式花瓶，上面隐约绘着亭台楼阁。

　　我不禁在心中暗暗称奇：的确犹如真的一般。但我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那是我的父母。”他指着那对夫妇，然后又指指那个少女和少年，“我妹妹。还有我。这是……让我想想……大概二十多年前拍摄的。那年我十七岁。我妹妹十三岁。我父亲去年过世了。我母亲还活着，在英国，今年刚好六十。”

　　我默然地点点头。

　　他翻到第二幅。一座两层的楼房，方方正正，看似颇为坚固——可能是砖石砌就，而非木结构。屋前有个院子，有花草树木。斜面屋顶伸出一截烟囱，窗户比我们的房屋既多又大，且窗框被划分成若干白色的小方块。远方有淡淡山影。

　　“这是我出生长大的房子。那是我的房间。”他指指二楼角落的一扇窗户。

　　第三幅看上去有点眼熟。是白鹤镇，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从方位看，应该是在白龙桥上摄成：中间是蜿蜒的白龙溪，两边是紧挨着的一栋栋木楼，每户都有石台阶通向下面的水岸，尽头能远眺白鹤山。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推开一扇窗望出去。

　　“这张就不用我介绍了。”

　　我又看了几眼，点点头，将它们递还给他。

　　他回到对面坐下。“如果你喜欢，”他说，“我将很高兴把这幅白鹤镇送给你。”

　　“那谢谢了。”我又端起茶杯，抿了口茶，然后眼睛不看他，一边放回茶杯一边说，“那么——金神父，你今天来……”

　　“我来是想请求为你摄影一幅画像。”

　　“为我？”

　　“是的。这将是白鹤镇有史以来的第一幅摄影画像，我认为——只有你才配得上。”

　　“哦？是吗？”我冷冷地说。

　　“当然……”他那张本来苍白的娃娃脸突然变红了——就像被戳穿谎言的孩子——配上他金黄色的络腮胡，很是奇妙，“……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人在镇上散布谣言，说我的摄影是巫术，是为了摄夺中国人的魂魄，去献给我们的神。真是一派胡言！”他垂下视线，摇了摇头，然后又抬起头，“若真是如此，我们怎么会给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摄影？再说，上帝不会夺走我们的灵魂，只会拯救我们的灵魂。”

　　我等着他继续。

　　“所以……如果你同意我为你摄影，那些谣言就会不攻自破。镇上的居民就不会再对我们感到害怕。”

　　“然后他们就会去你们的庙里烧香。”

　　“不，不，我们不是庙。我们是教堂。”他“教堂”两个字的发音倒是很准。

　　“都是一回事。换汤不换药。”

　　“不，不一样。我们不拜偶像。我们的上帝是惟一的、真正的真神。”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淡然说道，“我们信菩萨，你们信上帝。不过说实话，我只听从白鹤山的神鹤。菩萨就像皇帝，不可能小老百姓有什么事都去找皇帝，他们只能去找县府衙门。神鹤——”我略转过头，看了看悬挂在中堂的那幅《松间神鹤图》，“就是天界的县府衙门。而我，只是神鹤的奴仆和信使，替她传话，向她求助，靠她的神力穿行于阴阳两界。”

　　“是的，”他点点头，“你说得极有道理。所以，你看，我们都是神灵的仆人和使者。而且，正如你所说，有各种等级的神灵，掌管着不同的地域和事务。但惟有上帝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远万里来到东方。我们就是要把这万王之王，这美妙的真理带给你们。让普天下的人，无论东西南北，都能得到真正的救赎。恰如《圣经》上所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说这番话时，他的腰背挺得越来越直，似乎充满了自豪和尊严之感，显得既可敬又可笑。永生？你真的相信永生？你真的相信这种骗人的小把戏？我很想问问他。当然，我并没有问。我只是看着他。

　　临告辞前，他再次恳求我答应让他为我来摄影一幅人像——白鹤镇历史上的第一幅西洋摄影人像。

　　我没有断然拒绝，也没有立刻应允，我的回答是要考虑考虑。

　　“我要问一问神鹤。”我说。

　　那是两周前。之后第三天，他便差人送来了装裱好的那幅白鹤镇的摄影图。就在同一天，我让家童小红给他送了封短笺，表示接受他的请求，并指定了摄影的日期——也就是明天。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答应他。当然不是神鹤让我答应的。根本没有什么神鹤，师父一开始就对我说，那不过是个幌子，就像变戏法的需要一个道具。但与变戏法不同，对我们这行而言，技巧只是辅助性的，我们真正依靠的，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而成的直觉。

　　但这个决定似乎也并非缘于直觉，至少不完全是。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必要、不可轻视的缘由：它关乎白鹤镇上各方势力的平衡。在此我不想细说。但即使这个原因很要紧，不知为什么，在我内心深处，它仍然更像一个借口。

　　不过，既然答应了，就要把事情做好。我在镜前坐下，开始考虑明天的衣装。但我随即就意识到，没什么好考虑的。我就是我。数十年来，我都是这个样子——不需要，也不可能改变。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我丝毫没有遗传父亲的俊美。我的相貌几乎跟母亲如出一辙。齐整的发髻隐藏在脑后，显出高阔的额头。两侧颧骨微凸。浓眉和单眼皮。鼻梁挺拔但鼻翼略有偏斜——可能与我儿时的鼻疾有关。刀刻般的八字纹。如果没有那副耳环，那副师父传给我的金耳环，我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个清癯的男子。而那正是我所要的效果。中性化。如果说神鹤是我们精神上的幌子，师父说，那么面孔就是我们实际可见的幌子。因此我们首先要去除任何的性别色彩。胭脂粉黛，绣眉点唇，头钗项链，一律严禁。（我现在戴的金耳环，是师父过世前留给我的。她说虽然你命中克金，但如今你的力量已足够强大，戴上它反而可以制衡。）服装和发型也要尽量简单而庄重。是的，简单，但要整洁，不可有丝毫的散乱和污迹。惟有如此，师父说，才能中立如神，才能显得既不像女人那样过于柔弱，又不像男人那样过于刚硬。所有这些，再加上我们的眼疾，师父说，就能塑造出一个完美的神婆形象：既温和又威严，既尊贵又谦卑，既仁慈又残酷，既邪恶又神圣。

　　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表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控制让自己没有表情。师父把我领回家后，教我做的第一项训练，就是照镜子。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个时辰，我必须端坐镜前，直视镜中的自己。那比你想像的要难。尤其是对于我。我说过，以前我尽量不照镜子，因为自己也会被吓到。那可不行，师父说，你要吓的是别人，不是自己。当人们面对恐怖之物，比如你的斜眼，她说，只会有两种反应，要么耻笑，要么敬畏——而那完全取决于你。你的表情。你的表情必须无比镇静、冷酷、自信。超然物外。你必须用表情告诉他们，我们的眼疾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天赋，一种荣耀。其实，她说，所有缺陷都是一种天赋，或者可以成为一种天赋，但大部分庸人都意识不到这点。对他们来说，缺陷仅仅是缺失、耻辱、障碍。所以说他们是庸人。所以他们需要我们的控制、引导，甚至欺骗——那会让他们觉得更幸福。而这，师父说，便是我们的谋生之道。

　　就这样，我一照就是三年。除此之外，师父什么也没教我。那是最基本的，师父说，也是最难学的。它是其余一切的基础。只有用好了脸孔这面幌子，别的诀窍才能发挥作用。但面无表情并不是面目呆板。面无表情是一种更高级的表情，一种达到极致的不动声色。我们也有感情——或许比常人更为细密——只是极尽克制，从不表露。我们希望，但不渴望。我们欢喜，但不狂喜。我们宁静，但不寂静。我们就像那冰封的湖面，师父说，冰下活水涌动，但表面一片坚硬——这样才能托住那些庸人。

　　我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新生活。适应得就像从生下来就是和师父在一起。师父住在镇外靠近白鹤山山脚的一个小村庄。独门独院，天井照壁，前院中有一棵金桂，一棵银桂，一口深井。屋后是片田地，一半种菜，一半种着各式草药。平日村里的一名哑巴阿姨会来做饭打扫。我只需接待上门求助的客人，或陪着师父外出办事。不管去哪里，师父都会带着我。渐渐地，在众人眼里，我似乎成了师父的一部分。我不再是那个俊裁缝的女儿，也不再是那个可怜的孤儿，我如今是神婆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神婆，是个小神婆。师父仿佛也将自己强大的气场注入了我那小小的躯体，我变得越来越挺拔、自信、镇定。而师父是我所见过的世上最镇定的人。她从来不笑，也从不发怒，从不忧愁。我从未听过她叹气。她似乎已经完全超越了喜怒哀乐。她凝视着喜怒哀乐。只需她的在场，她的凝视，那些向她求助的难题似乎就已经自行解决了大半——虽然实际上她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但也许正因如此，她才能看见别的东西，那些常人所看不见的东西。

　　大家都相信——或者说，我们让大家都相信——我们能看见另一个世界，也就是冥界。由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将自己的各种困惑与不安托付给我们，而我们则收取相应的金钱。我很快就发现，上门来找师父的主要分三种：一种是得了疑难杂症，就像我小时候那样；一种是有问题要向冥界亲人询问或求助；还有一种是替人解梦。治病是靠院中的草药和师父祖传的秘方，这不难理解。但另外两种，在那时的我看来，则充满了诡异和神秘。当师父领着来人在神鹤画像前虔诚地跪拜。当师父嘴中喃喃有词地穿越阴阳之界。人们离开时的释然，他们付钱时的甘心。这一切都让我疑惑：神鹤到底存不存在？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

　　但师父只是让我照镜子。此外，除了给师父做帮手，陪她外出，每周两次，村里的一位老秀才会来教我读书写字。他形容枯槁，但眼神明亮。我学得很快。师父不让——禁止——我做任何家务，用师父的话说，那会沾染太多烟火气。我惟一要做的是照看种植的那些药草。我也不用缠足。缠足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我们无须取悦任何人。我们惟一需要取悦的也许就是那些药草。除虫，施肥，修枝，防冻。严加爱护。师父说，它们才是我们真正的神灵，它们是植物中的神婆。（说到缠足，哑巴阿姨也没有缠足。我们三个大概是白鹤镇上仅存的几个保持天足的女人。而那主要是缘于我们天生的缺陷。由此看来，缺陷的确可以被视为一种天赋——一种恩赐。）

　　随着识字的增多，我又添加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师父朗读。午后小憩，或黄昏夕照，师父与我面对而坐，我手执一卷，朗声读来。有时我会诵读老秀才教的诗词歌赋，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在给师父读小说。从《西游记》到《三国演义》，从《水浒传》到《聊斋志异》。那是她最大的爱好。有时师父会示意我停下，或是纠正我朗读的腔调（不要太抑扬顿挫，但也不要过于死板），或是点评书中的情节人物。师父常说，小说故事，看似胡编乱造，甚至不可思议，但却比史书更多蕴含人间真理。因为世态炎凉，千般人情，我们都可以借由小说化身他人，感同身受——而在某种意义上，那也正是我们神婆要做的。

　　我突然意识到天已经黑了。镜中一片幽暗。我站起身，走到窗边。一弯新月。黛蓝的天空衬出白鹤山炭灰色的剪影。蓝色在一丝一毫地缓缓加深，仿佛有神在天庭向下一滴一滴注入墨汁。一阵微风吹过。风中已经有一丝极其微弱的春的气息——如预言般微弱。惊蛰一过，春分就快了。不过这几天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看来明天还是要穿薄袄。

　　我当然不信摄影会夺取人的灵魂。怎么可能，而且——不知为何——我对金神父有种直觉的信任。也许是因为他会脸红。你很难不相信一个容易脸红的人。但不管怎样，明天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尤其是对白鹤镇来说。至于我，金神父是怎么说的，留下美好的回忆。是的，回忆。也许正是因此才引发了我那些儿时场景和师父话语的重现，就好像明天是一个标志，一个分界点，而我要为自己之前的人生做个小小的总结。

　　但那些回忆就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有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好几个不同的世界。不，我不是指人们所以为的我可以穿行于阴阳两界。我指的是别的：有脑中回忆的世界，有尘世的现实世界，有超越和欺骗着尘世的神婆世界，以及小说中编造的世界。现在金神父又带来了另一个世界：西方世界。而在所有这些世界之上，我不禁微仰起头，望向已变为墨黑的夜空，是否还有一个控制着所有这一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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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十月·长篇小说》2020年第３期

悦 ·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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