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许金晶：三重叙事下的命运无常——读葛亮新作《飞发》

Original 许金晶十月杂志 2023-03-14

许金晶，书评人，华文好书榜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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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叙事下的命运无常

——读葛亮新作《飞发》

许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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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的中篇小说新作《飞发》，是其“匠传”系列写作计划中的岭南篇。无论是对于香港理发业变迁历史的叙写，还是对几位理发行业从业者个人命运故事的展现，都带有浓厚的宿命感与无常意味。结合葛亮自身所在家族的百年跌宕历史，以及他个人从南京到香港，于迁徙与流动之中，关注每一个普通个体故事的人生经历，这篇新作实际上，在行业、个体与作者自身之间，构成了三重视角下的无常叙事，值得玩味。

先来看第一重叙事——理发行业的命运。小说一开始的楔子里，葛亮就写明，理发之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伴随辛亥革命而生的新事物。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当今大多数国人眼中的传统行当，其诞生之初，却是不折不扣地跟西洋文明和所谓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包括广东方言里惯用的“飞发”的提法，也是源自英文“fit”的音译加意译的表述。在小说当中，无论是翟师傅，还是庄师傅，他们青年时期在理发业创造的辉煌业绩，都直接跟金碧辉煌和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文明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到了当下，小说主人公“我”亲临早已变得黯淡无比的乐群理发修剪发型时，雅致的黑白照片、独具品味的爵士乐，仍然在彰显理发店师傅们不俗的文化品味。

正如葛亮在小说中所言，翟师傅的孔雀理发公司最为辉煌的时刻，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高速发展之时，而伴随着股市泡沫的破灭带来的香港经济黄金时期的一去不复返，无论是翟师傅还是庄师傅，都开始将理发店从闹市区转向街坊里弄。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浸淫之下，曾经摩登、时尚的理发公司，转化为平民化、实用化的理发店，而关于孔雀、关于自己辉煌时期的那些记忆，也在翟师傅屡遭变故的人生打击当中，变得越发模糊。

即便是作为翟师傅的竞争对手的庄师傅，尽管多年来一再凸显自己在乐群理发（翟师傅的理发店）面前相对高档的定位，但他的温莎理发，却同样身处街坊里弄当中，同样以都市平民作为服务对象，而其生意，也同样是越发黯淡与寥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辈子跟翟师傅较劲的庄师傅，其服务的最后一个客户，恰恰就是即将去世的翟师傅。多少辉煌、多少浮华，到头来，理发行业的两位对头，却是互相服务、相依道别——葛亮正是用这样极具背反意味的悲情情节设计，来为香港的理发行业，奏一曲挽歌。这一挽歌的背后，或许也蕴含着对于香港城市命运辉煌不再、于风雨中飘摇不定的隐忧。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将这样的小说结局，作为每一个好景不再的行业的隐喻。比方说，作为作家的葛亮，是不是也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于严肃文学在当代社会里尴尬境地的无奈呢？我们这些辛苦打磨的优秀文学作品，到头来其读者，是否只会剩下同为作家的同仁？

葛亮之于香港理发行业命运的叙写，并非空洞而无当的宏大叙事，而是以精细而雅致的巧妙笔法，于理发行业每一位从业者的无常命运当中生动展现，这也就是小说第二重叙事的着力点所在。小说之所以采取倒叙的手法，正是以翟师傅的儿子从学术回归理发的人生故事，来讲述平民家族无法突破自身所在阶层天花板的宿命感。翟师傅的儿子翟健然，已经在香港名校读到中文系博士，并且在学术上颇有成就，然而却因为不善处理人际关系，被迫回归父亲所在的理发店，继续操习理发行当。健然放弃学术回归理发，看似只是一种偶然，但是仔细考究的话，他的不善交际与性格内向，很大程度上，不正是父亲因人生变故而导致性格暴虐，从而疏于对孩子的教育与引导，有着密切联系吗？

而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我们同样可以从翟师傅本人的命运身上，看着这种家族宿命的无力感。由于家庭阶层与教育背景的限制，翟师傅即便参与了电影训练班的学习，也不得不中途就无奈退出；即便与社会名流霞姐发展出情感关系，却照样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跟阶层远在自己之上的霞姐分道扬镳；即便曾经创造出顶级理发店——孔雀的辉煌业绩，在失去霞姐这样的名流支持之后，也迅速面临孔雀破产、回归平民化理发店的宿命。在开办乐群理发之后，翟师傅遭遇到的丧妻、丧女这样的打击，固然是葛亮放大戏剧冲突的有意设计，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平民阶层抗风险能力急剧下降的必然反映。从翟师傅到他的孩子康然和健然，我们看到的是：无论个体如何努力，却始终无法突破都市社会里阶层固化与结构壁垒所形成的天然宿命。借助于对这种无力感的精准表达，葛亮跟《笼民》《天水围的日与夜》《岁月神偷》等反映香港平民命运的电影，形成了一种天然意义上的对话，而这部《飞发》，如果能被许鞍华、陈果等导演改编成电影的话，相信也是对香港平民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脉络的又一丰富。

而笔者眼中的最后一重叙事，也正是葛亮借助于这部信息量极大的小说故事，对自己和自身所在家族命运的叙写。而这样的叙写，在小说中，大致分为三个层次进行表达。

第一个层次，是葛亮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学术底色与文化韵味。跟小说故事内容展开并进的，是葛亮对于理发行业变迁史的学术考证格式的叙写。这样的叙写，一方面是对于自身从事的学术研究的本职工作的戏仿，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小说故事的叙事，有辅助性的推进作用。比如前文所述，他对于理发业诞生历史的梳理，可以通过告知读者理发业的现代性特征，来为翟师傅与孔雀的辉煌时代的展现做铺垫；而另一方面，葛亮通过对理发店门口三根灯柱源起的考证，告知读者理发师曾经跟外科医生有着一体化的溯源，而在小说故事当中，从事跟外科医生同源的理发师行当的翟师傅，却对自己妻子和女儿的伤病，完全无能为力，学术考证与故事叙写之间的互文效应，由此再次显现。而除此之外，在对于理发店场景的叙写当中，从英文时尚名词到一首首动人的爵士乐曲，文化世家出身的葛亮，在撰写这些丰富的文化元素时，显得游刃有余，也赋予了这部关于理发师的平民小说以不一样的文化底色。

第二个层次，是葛亮文学写作中有着清晰主体意识的城市对比书写。就这部小说而言，庄师傅的上海式“理发”，跟翟师傅的广东式“飞发”之间，构成一种持续性的戏剧冲突张力，而在二人角力的叙写过程当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鼎盛期的上海，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鼎盛期的香港之间，同样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艺术史上，被讨论不休的这一双城叙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再次予以呈现。这些城市的地位与文化此消彼长的变迁背后，叙写的正是中国百年的城市社会文化的变迁历史。这样的大历史，跟葛亮自身，作为客居香港的南京人的个人小历史之间，形成一种关系密切的相互映照。葛亮的家国观、城市观与历史观，在这些细微文字的字里行间展现无余。

而第三个层次，就是葛亮本人，也如同小说中的庄师傅和翟师傅一般，在时代的裹挟与个体的抉择的双重作用之下，选择来自香港这座安居、生活。从民国时期南京知名教授的祖父，到如今香港高校学者的葛亮，葛亮所在家族的百年变迁史，以及他从南京到香港的个人生活史，正是晚清民国以来，无数个文化世家，在国家历史的跌宕起伏之中，或抗争、或顺从，最终融汇在当代都市社会当中，成为都市市民的一分子的演化进程。在如今的中国大陆，无论身处哪个阶层，都会把“老百姓”作为一种坚固的自我认同；而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中，有着不俗家族历史与过往的葛亮，也早已习惯以一种都市普通人的立场和视角，来观察、探究和叙写这种跟他一样、有血有肉的芸芸众生的故事。同样在这部《飞发》里，他是在写翟师傅，写庄师傅，写翟师傅的两个儿子，而其实，他也正是在，叙写自己。

就此搁笔。

2020年9月26日下午5时58分草就于竹林斋

▲十月

2020-5《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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