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死亡更坚硬的，是对活着的误解
写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是上了一次“老年大学”。学习了面对死亡的许多精神常识，面对了他人垂死的状况，想象了自己……
生命像一阵微风，常在被忽视中。
——冯丽 《如归》“跋”
《如归》是本耐读的书。我正着读两遍，倒着又读一遍，还能看到之前没细品出滋味的句子，比如，“往日的戏剧依旧在大脑中轮番上演，而分手的伙伴正如解散的剧组，从角色回到他们自己或别的面具中，不再归来。”
“冯丽”是个熟人的陌生的旧名字。这本书之前，她都叫皮皮。女作家皮皮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全世界都八岁》就因写作意识和手法的先锋，引文坛关注，当代文学史上，她与余华、格非、马原等一起被定义为“先锋派作家”。
冯丽
后来她因个人生活变化沉寂几年，再次露面是一系列都市情感小说，《渴望激情》、《比如女人》、《所谓先生》。本世纪初，她的长篇小说《比如女人》被改编成徐静蕾、王志文、江珊等当红明星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让爱作主》风靡一时。我第一次做她访谈就是那时，我说她“拿个瑞典童话中的人物名字当笔名，坚持不上相片”，被称“美女作家”几乎被她视作污点。那篇访谈的名字最后叫《爱，谁能作主？》
再度访谈她，就是她的长篇《爱情句号》了。那部小说读得我郁闷至极，生不如死，搞得我都从此有点怕她。
2016年冬天下过第一场雪，我看到了《如归》，署名“冯丽”。我知道这是皮皮的身份证名字。故人重来，这回书写的是关于晚境和死亡。我做了一番心理建设，准备好再度生不如死，勇敢地去了。
却没承想做回冯丽的皮皮变多了，舒展得个子都好像更高了。22日在二十一世纪大厦，朝西的窗进来午后的阳光，冯丽盘腿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难得清澈的冬日晴空，光芒从她脸上焕发出来，望着她感觉像看一张教堂里的画。
冯丽
如归
《如归》
作者: 冯丽
出版社: 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6-8-1
许多死亡之后才明白：活着的人，哪怕是亲人，并不懂怎样关怀即将死去的人
“三年前，父亲‘忽然’病了。肺癌，住院月余，立春前去世了……父亲去世的那一年秋天，母亲也去世了。”
这里的“三年前”，是2012年。冯丽在一年内，父母双亡。“这是一本故事书，可惜，素材都不是我凭空捏造的。”
那时，母亲已经有病了两年多，胃癌，大夫说最多还能活半年。全家都慌了，大家都盯着母亲，盯着她的死，“好像死亡带她的那一刻，需要我们的目光作证。没想到，死亡这片乌云，先卷走了父亲。”
冯丽回忆那七个月最难的时候，父母两人住在同一个医院里，楼上一个楼下一个。然后雇两个护工，家里还有保姆。“我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花进去了。我想，为了保证我的运转，我要用钱摆平所有问题。只要能用钱来帮我忙，别的就不考虑了。到我爸妈去世，我爸爸一辈子的积蓄什么的，也基本上都花进去了。我书里写的基本都是我自己的感触。”
与有过类似遭遇的所有寻常人家一样，没有任何例外。随之而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候群在冯丽身上也是一分不少，“那时候人完全就是在那种颠簸中——经历真正打击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抵抗。你就像一个东西，人家颠着你，你就跟着晃荡。”
那两年多，冯丽曾试图求助于写作。“2010年发现妈妈有病以后，我开始进入老年世界。以前帮家里买东西什么的，但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我发现那个世界挺陌生的。然后我就开始写一个东西，关于老人的。每天写一点。我不是为了真正写东西，是为了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每天出去就是护工、医院各种琐碎事，回家特想安静一下，我就写一两个小时，换换脑子。”
那段写作的成果是一部长篇小说，父母去世以后，冯丽想把它改一改交给出版社。“编辑提了好多意见要改，我拿回来以后，突然发现不能改，因为写得太差了。那一种老而旧的形式，以它面对老年世界和死亡，只能发现一些表象毛皮。比如，我以为我了解父母，我以上帝的视角去写我的了解。意识到这一点，我非常羞愧。我就把它扔一边了，尝试开始新的。折腾了有一年多两年那样，根本写不了什么东西，写了，第二天就又废了。”
最后，创作危机到这样的程度，冯丽决定在德国定居，留在德国上大学，把德语学得更好，以后专门当翻译了。“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写了。那时候希米（史铁生妻子，编者注）一直特别鼓励我：‘你别胡思乱想，对你来说这是好事儿，你等着吧。’后来我连她都不相信了，特别绝望。”
后来，渐渐从危机的暗处爬出来，她逐渐开始试着写一些很短的东西。“我就坐下来想，好，我现在想写写我妈妈。开始写就很顺，写着写着，便有就所谓神助的那种感觉。有时结束某个片段时，发现写得比我想得好。写到有些地方，眼泪哗哗的，哭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机会，书写的同时，开始真正了解我父母。”
就这么一段一段地写了，当她把它们列到一块儿时，“好久以来，我第一次对写出的文字感到满意。看第三校的时候，读到有关母亲的某些片断时，我还是控制不住流泪，仿佛它们是从心里，从我自己都不知道心底的哪一个深处出来的。”
然后她想，也这样写写爸爸、写写舅舅，她生命中已经离开的最重要的三个人。“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比如我怀孕的时候，就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孕妇，好像女人都在怀孕。但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时，我也发现周围老人特别多，德国的，中国的。他们的故事常常让我很震惊。我想，为什么不把这些都写了？整个写完之后，它首先颠覆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回头再看自己的生活，那个角度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如归》，都是短章，其中15篇属于母亲、父亲、舅舅，其余28篇皆是“别人的故事”。“无论在地球上哪个地方，总见悲惨的死亡；美好的死，死得美好，虽然应是人间的存在，却罕见得难得一见。”这句话，冯丽写在《如归》最后的“跋”里。
把死当作/平常吃的药/在心痛的时候
“毛姆说：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
《如归》正文的最后，是一串引文，比如上述“毛姆说”，还有石川啄木的诗——
把死当作
平常吃的药
在心痛的时候
“我儿子跟我说，我这本书应该叫《老·死》。
“写完这书，我的很多观念或多或少都发生一些极端性的变化。要是没有‘死’或者‘衰老’这个东西逼着你，或者作为背景印证，你的这些认识很难尖锐。像温吞水似的活着，咱们已经习惯了。而真正面对老和死，好像它推了你一把。我还活着，父母一年之内都没了之后，忽然发现自己置身‘死亡前线’。这感觉很奇怪，假如直接面对死亡，所谓向死而生，和躲在父母身后，奇怪的是，面对活着，感受和动力都是不同的。”
“我现在常有一个感觉，老了挺好。”冯丽这样说，“年轻时候，你的昨天今天明天都不可知。昨天你高兴，今天痛苦得一塌糊涂；今天挺高兴，明天跌得一塌糊涂。情绪都是这样的，你自己说了不算。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样的，都是平稳的，即使出什么事我还是平稳的。这种和谐安宁平稳我特享受。我觉得太好了，不再被折腾，情绪终于稳住了。这时候才发现，这样的稳定带来了精神层面的活跃，对很多东西的认识经常能一步能到位。”
那些发生了极端性变化的想法都是什么呢？比如，“旧情旧物都是垃圾”。“皮皮”变回“冯丽”之后，眼见着状态变化不小，好像整个人“开”了，不再是紧缩的、累的、薄的、苦的、憔悴的。这点冯丽自己也同意：“说起年轻有什么好处，人家说漂亮什么的。我觉得我年轻时不漂亮。以前人说我特低调什么的，以为我是故意制造一个‘低调的’媒体形象，我真不是低调，我就是觉得我不好看，所以不愿意露照片。现在，人说放一张照片，我也不那么坚决拒绝，我是逐渐逐渐觉得我自己开始变得好看一点了。”
回头看自己的整个过程，冯丽也觉得是“落落落，落到特黑的地方，然后慢慢亮亮亮，慢慢爬出来”。回头一想，她的结论是“那时候的坚持还是挺值的”，“这中间也没有组织什么帮我，其实还是靠你自己领悟，然后慢慢慢慢就改变了。最后还是自己，无论老天爷，还是造物主，它赋予你生命，实际上，它的用意也许就是让你自己去发掘你生活中的各种潜在可能性。”
她相信这种悟性每个人都有，“就是有的时候需要时间，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敏感，有的时候需要一定的坚强。第一次离婚的时候特痛苦，那时候太小了，28岁，什么也没有，没钱没房，我甚至吃饭都挺困难的。有一次我问上帝，你让我受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折磨我吗？我没有得到具体的答案。但我那时候还是在心里做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不是替上帝做的，是自己告诉自己。我逐渐明白，它是让你经历一个过程，然后去发现你自己有的、你还没发现的那些东西。”
而今的冯丽特别愿意跟那些修鞋的、修车的、老头老太太聊天，“我觉得他们有智慧。有时候读书是双刃剑，有些读书人比不读书的人更加愚蠢。有些知识分子有知识但没有智慧。”她觉得生活智慧是另一种系统。
比如她特别反感很多人可怜张爱玲——一个人躺地板上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确定不了死亡日期，独自死去很悲惨。“我觉得说这样话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同情张爱玲，张爱玲最后活出的那个范儿，你们离人家老远了。你们根本不懂人家怎么理解的孤独。我就觉得你老了，躺在地板上，不管一天还是五天，顺利地死了，这是老大的福分了。你同情人家，你最后躺医院里折腾5个月，浑身插满管子，疼得直喊，和人家躺地板上就死了，没法比。我想说的就是，别把愚见，当成生活智慧。”
最能安慰我的从来也不是人间的幸福
冯丽的上一段婚姻，跟一个德国人，也结束十多年了，但他们还有联系。“我一个人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我跟那个老公说‘我现在觉得有点幸福’，他都哭了。因为我说我幸福的时候，是离婚了，事业也没了，东西写不了，更谈不上什么名气，收入也是最少的时候，换句话说，我啥也没有，站在人生的废墟上，知了天命。这点幸福，来源于，我第一次慢慢觉得，有点找到自己了。”
她说起德国的一个朋友，跟她同岁，正在离婚。“我说你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离婚？她说我跟他已经有两年，是在一块的陌生人，她说我不能面对。我想，两年她就不能面对了，有多少人已经面对20年，面对一辈子了？”那个女朋友现在经济有问题，她跟冯丽说：“我的储存也快到零了，不过，没关系，我现在找了一个新的工作，马上有一个新的开始。”冯丽这次临回国的时候看见她，她说：“哇，我太倒霉了。我新工作开始了，工资没发呢，但税务因为去年有个什么问题，要补交5000欧元税，我没有钱。”
后来那德国女人借钱过了那关。“我发现她的状态跟她遇到的事，完全不成正比。她看上去就是一个刚开始新生活的小姑娘。50多岁了，一分钱没有。我一下就被感动了，我想她的未来肯定没有问题，要不然上帝存在的理由就没了。”冯丽这样说。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当女人吧其实挺好的。因为你敏感。”年过半百，性别不再那么重要了，冯丽觉得，这阶段里“女人可以更纯粹一些”。“我逐渐发现，早晨看见阳光带给我的心情，好于好事情。包括清新的空气，包括雨后大自然里各种好闻的味道。我越来越珍惜这样的感受，而这恰恰是我以前特别忽视的。以前，外面什么样我都没有感觉，整天在书本、写作里。那时候，真是很蠢。其次，我也更加珍惜和享受，比如说一个理解、一个想法、一个感动，我觉得这些东西更有价值。
“这些东西太实在了，比如你坐在那儿，你说太阳照你后背，你是温暖的，这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你拥有太阳，多好啊，它不给你负担。因为太阳不是你的，你不用储存它，你不用给它弄个房子，也不用为它操心但你可以完全拥有它，这太好了。”
当我问冯丽，对爱情是否还有期待和需要时，她的回答非常迷人——
“一旦想明白了吧，也就谈不上需要或者期待，它就就像太阳一样了。今天出太阳了，你说‘多好、太阳出来了’；明天，没有太阳，你可以想，过两天太阳还会出来。有点变成这种感觉，爱情是爱情，不一定非得是我的爱情。有一天某个爱情跟我的距离拉近了，跟我有关系了，那时候我才可以再考虑。
“如今，回过头想，过去的某些想法，比如，‘我不相信爱情，我不需要另一个人’或者类似的想法，其实这些都是自己的问题。这些想法都是狭隘的、有偏差的，跟爱情本身没关系，跟那个爱人也没关系，是个人阶段性的问题，它反映出你自己内在的问题。我清理自己，觉得心里干净一些以后，很多问题的看法也干净了。干净的想法什么样？爱情多好啊，我相信爱情，我如果能有太好了，没有也行。
“现在我找到一个方法，先把自己的事弄好。然后，我不能说我热爱生活，我真是觉得生活是公平的。我虽然还是一个挺悲观的人，但我非常尊重生活，因为它的公平。你努力，努力到怎样的程度，生活都给你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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