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聚焦 | 陈独秀:觉醒年代里爱国与求真的一生
(图/pixabay)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周五好呀~
五一假期就要到了,顺祝大家劳动节快乐!
假期中我们还将迎来五四青年节。这个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节日,与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那段历史在诸多文艺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卫茂平教授所著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就有章节从文学译介的角度,对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人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部分翻译活动进行了记述与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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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期,《觉醒年代》的热播也让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辈们的事迹。
评分高达9.3分的《觉醒年代》(图/豆瓣)
我们也借此机会,摘录《中国翻译家研究》(民国卷)中对陈独秀一生主要事迹的总结,与大家一起回顾那段峥嵘岁月里青年人的爱国心与求真心。
中国翻译家研究
TRANSLATORS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陈独秀画像(图/新京报,制图/高俊夫)
陈独秀(1879-1942)
陈独秀的一生可谓复杂坎坷,其表现之一,据《陈独秀大传》一书考证,他用过至少37个名字,包括T·S、王坦甫、陈乾生、众甫,等等,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是他自题“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任建树2012:9)。陈独秀使用多个名字与他从事革命活动、革命宣传有关。他是一个悲剧结局的革命家,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他的评价一直是负面的,直到198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陈独秀的贡献:“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1981:10)20世纪后期以来,有关陈独秀的学术研究、陈独秀生平考证及传记书写、陈独秀著作的出版日渐增多,陈独秀的经历、思想和观念开始为当代大众所了解,他的翻译活动也为学界所关注。
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人之一,陈独秀在中国推行新文化,倡导民主与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本人直接从事翻译不多,对翻译的贡献更在于翻译观念、翻译活动的组织和编辑出版方面。
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徽省安庆市)。在那个中国急剧变革的年代,陈独秀选择了反叛与革命。这个剧变的时代也决定了陈独秀一生的“多变”,奠定了其坎坷人生的基本色彩。
第一变
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
《实庵自传》(图/海外汉学研究)
据其《实庵自传》记载、陈独秀人生第一变是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他出生后几个月,父亲去世,“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六到八九岁期间,陈独秀由这位被称为“白胡爹爹”(安庆一带方言称祖父为“爹爹”)的祖父教他读书。“白胡爹爹"不仅严厉而且粗暴,小孩背不出书就必然遭到毒打。儿时的陈独秀表现相当倔强,挨了打“总一声不哭”,气得祖父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尽管陈独秀对科举并无兴趣,但还是希望考个举人以慰慈母的期望。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独秀参加“院考”(取得秀才资格的考试),认为题目不通。“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没想到这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次考试和次年南京乡试,陈独秀深深感受到了科举制度的腐朽落后,“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开始向“康梁派"转变。由此,陈独秀没有实现家人对他考举人、中进士、当官的希望,而是做了“康党、乱党、共产党”(1993c:413—426)。
第二变
由反清“乱党”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领导者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封面 (图/新京报)
陈独秀人生的第二变是由反清“乱党”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领导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到达日本东京自费留学。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出国留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强国之道,他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说国家》一文,为探寻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受外国欺负”的原因,“去到各国,查探一番”(1993a:55)。几次留日期间,陈独秀自学了英、日等多门外语,并且开始了翻译、编译工作,其中他编写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书中译自日文的内容非常之多,是目前所知他涉及翻译之初始。也就在这段时期,陈独秀开始接触民主思想,结交了大量反清志士,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尽管由于不赞成其某些主张而没有加入同盟会,他还是成为安徽反清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并且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不久,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陈独秀险些被军阀枪杀;“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袁世凯在安徽的爪牙追捕,逃往上海,陈家也第一次被查抄(陈家在大革命失败后第二次被国民党查抄)。
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痛定思痛,于1914年11月在以章士钊、李大钊、梁漱溟等为主要撰稿人的《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痛斥封建军阀等对人权的残害,伤痛民众的不觉醒,认为“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1993a:118)也值得怀疑。他主办《安徽俗话报》期间,致力于反对各种愚昧的陈规陋习,至此,更意识到开启民智、鼓舞人民争取权力的自觉意识的重要性,认为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任建树2012:85),可见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有其思想基础和现实依据。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此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这个杂志的创刊是五四运动的标志。以《新青年》为平台,陈独秀等在思想文化领域破旧立新。针对辛亥革命后尊孔思潮与复辟势力的合流,他尖锐批判“孔教”,认为“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1993a:239)。在他看来,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孔教"道德与共和制绝不可共存。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看似过头,在发表于《新青年》的《答佩剑青年》一文中,强调“旧有之孔教”与“新输入之欧化”乃“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余地”,但同时也提出,对方“倘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记者当虚心欢迎之,决不效孔门专横口气”,“排异议而杜思想之自由”(1993a:281—282)。为推进思想革命,他和胡适一起发动“文学革命”。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论》一文,认为欧洲的“庄严灿烂”乃“革命所赐”,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933:135)。在文学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比如以白话代文言,重视“思想自由”的陈独秀可谓立场“顽固”,声言“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1993a:302)。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具体工作主要是为《新青年》编辑、撰稿。他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及重学术的个性在这一时期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成就亦最大,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气概,这个阶段是他一生的高峰时期。这时期他涉及翻译、编译方面的工作较多,均为传播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促进文学革命服务。他在《新青年》创刊号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应该可以看作且“编”且“译”的产物。
第三变
从北大文科学长到共产党总书记
《北京市民宣言》(图/网络)
陈独秀人生的第三变是从北大文科学长到共产党总书记。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使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1989:199),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又一个中心。新文化的传播引起复古派与北洋政府的仇视,新老两派的论战进一步扩展了民主与科学大旗下之“新派”思想的影响;1919年,陈独秀直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在北洋政府大量抓捕进步学生的时候,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北洋政府逮捕。
陈独秀在投身革命的一生中,不仅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有以监狱为研究室的态度。陈独秀一生八次被通缉,五次被捕:1913年8月讨袁失败后在芜湖被捕,险遭枪决;1919年6月在北京散发传单被捕:1921年10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将陈独秀逮捕,并搜去《新青年》杂志等印刷品;1922年8月被上海法租界当局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嫌疑为由逮捕;1932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五次被捕,累计被监禁时间长达五年,面对暴政从不屈服。他发表于《每周评论》的短文《研究室与监狱》声称研究室与监狱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1993b:21)。在最后一次被国民党投入监狱的几年间,陈独秀尤其身体力行了这一志向,他在狱中仍然参与思想辩论,还研究文字学,发表《实庵字说》等多项研究成果。
当然陈独秀的第二次被捕影响最大,当时全国各界名人,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纷纷以各种途径声援、营救陈独秀,这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一种延伸。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也参与了这一行动,1919年7月,他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由这篇文章可见陈独秀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毛泽东1990:305)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斯诺1979:130)。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见到陈独秀,后来在上海再次与陈独秀接触,不久陈独秀即函约他组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
由于北洋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于1920年初离开北京抵达上海。这期间他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进行各种宣传活动。4月,苏联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到达中国,与陈独秀见面后启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8月,中共上海组织成立,到1921年初,各地出现多个支部,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均当选为总书记。他是早期共产党,也是大革命的核心领导人,但共产国际和他的错误,尤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过于信任,迫使中共在一再退让的立场上与国民党合作的错误决策,使陈独秀等早期中共领导人放弃了革命领导权,放弃了工农组织和武装反抗,导致大革命失败。
第四变
从革命领导人到无党派人士
陈独秀旧居(图/网络)
陈独秀人生的第四变是从革命领导人到无党派人士。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但他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他在思想上逐渐认同托派,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托派组织于1931年实现统一。陈独秀在统一大会上作关于起草《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托派活动进入鼎盛时期。随后,由于叛徒、特务的破坏,中国托派组织几近瓦解,陈独秀本人也于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投入监狱。面对国民党的审判,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反驳强加于他的“危害民国”及“叛国”罪,抨击国民党危害国家、制止人民抗日、围剿红军的罪行。《辩诉状》第一段忆及自己的革命经历,可谓陈独秀一生的真实写照: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1993c:315)
《辩诉状》表明了陈独秀对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观念,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展示了陈独秀作为一个革命家追求真理、不畏强暴、热爱祖国的风骨。在狱中,陈独秀写了这么一副对联:“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任建树2012:440),其心态可以想见。1937年,陈独秀的囚室在日军飞机轰炸中坍塌,国民党被迫将其释放。走出牢房后,陈独秀摆脱了党派的拘束,宣传全民抗日。这时候,游离于国共两党、也不再参加或组建另一政治势力的陈独秀已经发挥不了多大的影响,到晚年,他最终隐居在四川江津,于1942年5月离开人世。
从被国民党判刑入狱到隐居,陈独秀虽然也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但他更多的是在反思,包括反思中国托派的错误思想;更多的是转入学术,回归五四时期对思想自由的追求。陈独秀的一生,多有转折,更有坚持:一是对科学与民主的坚持。在其生命最后两年,他尤其关注民主,认为民主是人类历史各阶段“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反对法西斯暴政,并直接指出斯大林的个人专制问题就是因为缺乏民主政治所致(1993c:560)。由于思想观念上坚持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追求,他被胡适称为“终身的反对派”,他自己表示认可(1993c:567)。二是贯穿始终的爱国情怀。少年陈独秀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后转向新学,写出《扬子江形式论略》,议论如何在长江进行军事设防,是爱国强国之希望;青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宣传民主与科学,是爱国行动;老年陈独秀撰写《小学识字教本》等,同样是其爱国情怀的体现。
陈独秀坚持民主与科学、坚持思想自由以及其爱国心切、革命斗志,这些在他的翻译活动中亦有体现。对陈独秀而言,翻译首先是推进思想革命、传播新文化新观念的手段,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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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方梦之、庄智象主编《中国翻译家研究》(民国卷),第145—153页,略有变动。文中夹注对应参考文献请见原书。)
作者信息
金文宁(1968— ),女,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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