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his story：4位女性小说家对美国历史事件的重写 | 3·8特辑
妇/女/节/快/乐
Happy Women's Day
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古恩在1986年的文章《小说的背袋理论》（“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中，反对传统的男性的英雄主义叙事，将小说视为收集、携带、言说琐碎事物的容器，类似麻袋或背袋，主张讲述生活的故事，强调人与万事万物的互相联通。
history虽然从词源上来讲与his story并无太多联系，但以“他”为主的基调似乎早已被默认。
实际上，大量的女性作家同样利用自己的虚构特权重新阐释历史，写出充满批判与关切的her story、their story、our story。
虞建华教授等人的新作《“非常”事件与美国历史小说——小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中就收录了许多女性小说家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与评说。
▲虞建华 等著，《“非常”事件与美国历史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4年1月
本文选取其中4位作家进行介绍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
从她们那“一片叶子、一只葫芦、一个贝壳、一张网、一个袋子、一个吊袋、一个麻袋、一只瓶子、一口锅、一个盒子”的容器中撷取叙事的智慧
01
历史事件：塞勒姆审巫案
小说：凯瑟琳·豪《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
塞勒姆审巫案（the Salem Witch Trials，1692—1693）是北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猎巫事件，回望殖民地历史，很少有事件像它这样具有如此持久的回响。
据统计，整个事件中，有200余人受到指控，大部分遭到逮捕或关押，其中，特别法庭共起诉、审判28人，均为有罪判决，这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远超1692年前巫术审判26%的有罪判决率。直接死于塞勒姆巫术审判的人为25名，其中19名被绞死，1名被压死，另有5名死于狱中。
凯瑟琳·豪《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
▲Katherine Howe，The Physic Book of Deliverance Dane，2009
凯瑟琳·豪为当代美国作家，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史和哲学专业，硕士就读于波士顿大学，获美国与新英格兰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后在该校攻读美国和新英格兰研究的博士学位，期间，曾为波士顿大学的本科生开设有关新英格兰巫术的研讨课。豪毕业后执教于康奈尔大学，讲授美国研究方面的课程。2015年，她作为访问作家，客居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勒努瓦-雷恩大学（Lenoir-Rhyne University），2016年成为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
《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后文简称《医书》）是豪的第一部小说，小说一面世即获好评，列《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排行榜第二位。小说得益于作家学术背景和家族史的双重激发。凯瑟琳·豪为新英格兰历史的专业研究者，而她又是塞勒姆被控女巫的后人。
巫医、占卜、法术、超自然力，还有浪漫爱情，这些元素使得故事引人入胜， 充满奇幻色彩，但《医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故事，布莱特曼认为它具有 “神话诗式的幻想”力量（Bratman, 2010:9）。它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严肃视角，也从女性的角度辨析性别与知识和权力的内在关联。在重现塞勒姆悲剧的同时，作家也探索了被清教主义和现代世界边缘化的信仰体系与女性知识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医书》可谓“女巫”对塞勒姆历史的成功逆写（write back），同时，它也是一部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现代性反思之作。
02
历史事件：《第280号公法》等法权系列
小说：路易丝·厄德里克《圆屋》
美国印第安部落对部落事务有自主的管辖权，这一权利在美国与印第安部落签订的条约中得到承认；但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印第安人的法律，涉及主权、自治、土地、司法管辖权等，不一而足。有关部落司法管辖权，尤其是部落刑事司法权的法律和法案特别繁多，这些新法规被用来不断削弱、 蚕食和抵消美国印第安部落的自主权。
1953年颁布的《第280号公法》（Public Law 280）是“终止政策”的巅峰，是自罗斯福总统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印第安新政的倒退。该公法在未获得相关部落同意的情况下，授权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俄勒冈、威斯康星、阿拉斯加（在该州并入联邦后）6个州政府在特定印第安保留地上行使部分刑事司法管辖权。最高法院在1832年沃塞斯特诉佐治亚案中所确立的各州法律在保留地上不具效力这一原则从此被彻底打破。
路易丝·厄德里克《圆屋》
▲Louise Erdrich，The Round House，2012
《圆屋》是路易丝·厄德里克的“正义三部曲”之一，获201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路易丝·厄德里克是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代表人物，卓有成就，十分多产。自1984年长篇小说《爱药》问世后，她始终在文坛的聚光灯下，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高度关注。厄德里克的作品已成为美国文学、美国印第安文学、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和课程的研究文本。
三部曲《鸽灾》（The Plague of Doves，2008）、《圆屋》和《拉罗斯》（LaRose，2016）探究了粗暴的正义、理想的正义、温迪哥正义和印第安人的修复式正义。《圆屋》是三部曲的巅峰之作，它深入揭示了美国印第安司法权相关法律对印第安人的不公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致使印第安人“无法可倚”，而白人可以“有法不依”。《圆屋》主要通过印第安女性杰拉尔丁被强奸和梅拉被杀两个相关联的案件揭露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和漠视，揭露了美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无法保证印第安人，尤其是印第安女性得到平等对待。
03
历史事件：逃亡奴隶法
历史事件：玛格丽特·加纳弑婴事件与审判
小说：托妮·莫里森《宠儿》
1850年9月20日通过的《逃亡奴隶法》（Fugitive Slave Act，1850）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严厉行使职权，采取一切方法协助奴隶主追捕逃亡奴隶并归还原主，执法官如拒绝执行《逃亡奴隶法》将被罚款1,000美元；任何人隐藏或拯救一名逃亡奴隶，罚款1,000美元，赔偿奴隶身价1,000美元，并判处徒刑6个月（王晗、徐选，2004：190）。1,00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玛格丽特·加纳弑婴事件发生在实施了《逃亡奴隶法》之后的1856年冬天，由于不堪忍受奴隶生活，罗伯特·加纳（Robert Garner）带着妻子玛格丽特·加纳（Margaret Garner）和孩子逃离肯塔基州境内的枫林种植园，历尽艰辛，来到北方的辛辛那提，在亲戚伊利亚·凯特家中暂住。但他们的行踪被发现并被通报，加纳一家的主人阿奇博尔德·盖恩斯带着警长和民防团包围了凯特的屋子。眼看逃跑自救无望，在绝望和情急之中，玛格丽特·加纳突然抓起一把刀子，杀死了年仅3岁的女儿玛丽。处在疯狂状态的她还想继续杀死其他几个孩子和她自己，以终止一家人的奴隶生涯，但被人制止。
玛格丽特·加纳弑婴一案的审判于1月30日开庭。依据对1850年颁布的《逃亡奴隶法》的解释，黑奴是奴隶主的财产，因此玛格丽特弑女是蓄意破坏他人私有财产，应以盗窃罪论处。但俄亥俄州法则指向谋杀罪，判决和定罪都截然不同。一时间，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谈论的焦点问题，但事件的核心问题，即文明社会中蓄奴体制的正义性问题，在当时并未被重视。
托妮·莫里森《宠儿》
▲Toni Morrison，Beloved，1987
《宠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最负盛名的小说。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见证了一批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崛起。作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托妮·莫里森致力于通过小说呈现美国黑人历史，用民间小叙事和黑人特有的话语来重新书写黑人历史，力图恢复被遗忘、被扭曲的历史。历史与文学其实一直以来彼此相互依存，难以分割。
在《宠儿》中，莫里森让“塞丝弑女”的故事代表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磨难，通过对“塞丝弑女”的解析，向世人揭示美国黑人遭受的屈辱与苦难。即使在南北战争之后，蓄奴制留下的创伤记忆并未随之消除。那种刻骨铭心的体验沉淀发酵，让人无法遗忘和摆脱，甚至比灾难本身更加不堪忍受。作为黑人女作家，莫里森借用“塞丝弑女”的故事诉说黑人妇女心中无法言说的伤痛，努力肩负起民族代言人的责任，希望通过创作《宠儿》这样的作品反思历史，说明自由、尊严和爱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族裔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剥夺的。
04
历史事件：排华法案
小说：汤亭亭《中国佬》
美国的排华运动导致美国国会于1882年推出并通过“排华法案”，而这一违宪法案的出台，标志着排华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地方风潮转变为国家层面的法律。该法案主要针对华工及家属，豁免了商人、学生、教师、游客和外交官，规定其他华人一律不准入境。“排华法案”既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基于种族的理由而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也是唯一一部针对某特定族裔移民（即华裔移民）的歧视性法律”（Lew-Williams，2008：201）。
汤亭亭《中国佬》
▲Maxine Hong Kingston，China Men，1980
汤亭亭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的杰出代表，因长篇小说《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成名，而《中国佬》更是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这两部小说奠定了她在当代华裔作家群中的领军人地位。汤亭亭是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出生并成长于美国，接受了美国的大学教育。
《中国佬》出版之时，最开始被当作传记作品，收获的是美国国家图书奖中的非虚构作品类奖项。小说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列出了美国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华裔的法案。在说明其用意时，汤亭亭说，这是为了让读者最直观地了解美国对华裔的歧视与迫害。
《中国佬》讲述的早期华裔移民的故事，包括在美国西海岸金矿采矿的先祖，历经千难万险修建美国跨州铁路的先祖，在夏威夷开荒拓土、砍伐树木、种植甘蔗的祖父，羁留在天使岛上惶惶不可终日的同胞，在城市雾气蒸腾的洗衣房中劳作的父亲，在唐人街上孤单无依的叔父们和自认是美国人并为越南战争出生入死的弟弟，既颂扬华裔男性为美国发展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揭示出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和失语处境”（陈香玉，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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