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下沉：东北少年和他的北京吹万摇滚乐队
吹万在潮潮音乐节 | 摄影：马异婷 & 及健鹏
哈尔滨少年闫玉龙，怀揣对音乐的热爱来到北京，遇到几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年轻人，组成一支名为“吹万”的摇滚乐队。几年以后，“新迷幻摇滚”的实验风格为他们赢得前往世界各地巡演的机会，以及来自国内、美国和欧洲的赞誉。
第一次听吹万的现场，是2017年9月份在愚公移山。不同着装风格和不同肤色的人，从城市的各个地方，陆续汇聚到二环里这家颇有名气的Live House，演出时间比预期晚了近半小时，不少人站到门外聊天、抽烟。路灯下，树影里，一时烟雾袅袅。当晚是吹万第三张专辑《热带从未有过的风景》巡演的首场。
也许适逢周末，现场可谓“人气爆棚”。后来闫玉龙谈到，乐队演出超过两百场，最难忘的还是首次演出：2010年，五道口，D-22燥眠夜，同时也是他刚到北京时落脚的地方。
始于五道口D-22俱乐部
2008年，闫玉龙来北京时刚刚高中毕业，“主要是想做音乐”。“那时北京摇滚乐的环境，在某个程度上还挺吸引人的。现在网络特别发达，在哪个城市无所谓，那会儿做音乐可能还是要来北京。”对此，这个自四岁多开始学习小提琴、高一开始接触摇滚乐的少年，家人并不赞成，也没有反对。来到北京后，闫玉龙最早接触的是位于五道口的D-22俱乐部，那时D-22刚开始做一个实验演出系列：燥眠夜。他和鼓手刘心宇就是在俱乐部的演出上认识的。
五道口的夜晚 | © wikipedia.org
家在通州的刘心宇，那时已经从职业学校毕业，一边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修理北京地铁的自动售票机，一边做自己的乐队。 “有一次我们乐队演出的时候鼓手来不了，演出期间闫玉龙在台下看，他忽然就要了两根鼓棒，直接就上去打，自从那天之后就认识了他。”在学校时刘心宇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乐器，“最早是一把四弦的贝斯，后来才是吉他。”
来自宁夏的吴琼当时正在方庄的《音乐周刊》做记者，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却并没有选择跟所学专业——生物专业相关的工作。这个大学时经常去看演出的女生，那会儿还不会弹贝斯。 “闫玉龙在豆瓣上发了一个帖子，说要找人组乐队，我就给他发了一个豆邮，说想加入，但不会弹贝斯。他说可以试一下，相约下于是就认识了。”
李子超那年才十四岁，还在贵阳读初中，小时候学过一段手风琴，初中时接触打鼓。三年后李子超来到北京，组过乐队，阴错阳差在餐厅当起厨师，他本来打算做服务员，但由于餐厅缺厨师，他就在厨房里做起学徒，然后成为厨师，每个星期休息一天。“2012年吹万的第一张专辑首发，当时还是我女朋友拉我去的，演完一个月不到，看见他们在网上说要找个鼓手”。
如果没有D-22俱乐部，或者说如果不是在北京，这几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对摇滚乐却同样热衷的年轻人也许不会聚在一起，可能就不会形成日后的“吹万”。在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闫玉龙谈起乐队的情况。“现在觉得每件事情都跟以前的事情有关联，开始时可能真的就是比较有勇气。”通过D-22，闫玉龙很快进入摇滚乐的圈子，“那会儿应该是18岁，我在北京真正开始自己的音乐。”他和贝斯手吴琼、吉他手刘心宇、鼓手John Vincent Marrett是最早的组建者。 2011年Vincent回国，Josh Feola加入，后又于2012年退出。随后李子超加入，乐队成员基本固定起来。“开始的时候乐队成员都没有什么经验。做乐队基本上看重的不是基础，而是其它东西。”
D-22关闭后，位于地安门附近的XP小萍俱乐部延续了它的气质：一直对年轻人都很支持，吹万在那儿获得演出的机会，与比较有名气的乐手、乐队合作。
从《北京在下沉》到《亚细亚的孤儿》
2015年，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吹万》发行，里面有首歌：北京在下沉/四处都是火焰/放慢脚步走/去倾听。这首歌放在两年多后的这个北京寒冬，似乎有着某种出奇的对应：不论是大兴聚福缘公寓失火、朝阳“三色”幼儿园虐童案以及“猥亵儿童”事件本身，还是由此引发关于社会政策或处理结果（例如短时间内清退租房者）的公众舆论。
作为主唱和词作者，闫玉龙觉得，在北京生活，难免对乐队创作的有所影响。 “假如你在北京，讨论什么是青春或者什么是爱情，可能和你在哈尔滨或贵州，或者在其他国家或城市讨论的，我觉得可能会有相似的部分，但是也会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有时候甚至完全是两码事。” 又或者“你去巡演一个月或两个月，观察到不一样的事物时，你的出发点，你的视角，还有你想法的语境，都已经是在北京。”很多事情，放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视角来看，就会很不一样。
其实不同城市的乐队都各有其特点，就像石家庄之于“万能青年旅店”。“要说北京的特点，会不太好总结，因为北京的乐队数量在国内是最多的。” 尽管他认为北京更写实——并不是叙事性的，而是跟生活、跟城市的关联，不见得具体到某一个事，但歌词还会引起不少有北京生活经历的人共鸣。
在今年秋天发行的专辑，有首歌名为《亚细亚的孤儿》：不是七十年以前／不是三十年以前／不是今天／不是一朝一夕／亚细亚的孤儿／不是一朝一夕……闫玉龙在北京这么多年迅速的变化中，吸取和得到的灵感，说到孤儿的概念，“假如从一个最基本的视角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国家，然后中国，可以作为一个亚细亚的孤儿。可能每个人都有理由觉得他是亚细亚的孤儿，以我个人为视角展开的话，就是在北京经历的这些，还有在国外去巡演的一些体会。……历史总是一个循环，你会发现很多70年前的事情和30年前大同小异，有些事始终无法改变。”
歌词并未直接以北京为主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在北京的感受与体验，也隐含着政治性与时代变化对个人的影响。北京就是一个不停在变化之中的城市。“总体而言，我觉得从这种流动性上讲，可能既很开放，又很残酷。”北京也会吸收这些在北京来来往往的人的养分。“有的人来北京时的状态，和他离开北京时的状态都很不一样，其实也是巨大的流动性带来的，可能大家都想在这里得到些什么。”
每个人的“北京时间”
第二次听吹万的现场，是2017年11月初在电影资料馆，乐队受邀在德国电影节期间，为默片《杂耍班》现场配乐。音乐与画面、情节完美融合，仿佛电影的原声音乐。
对刘心宇进行采访是在这次演出之后，他从通州赶到海淀。几年来一直在城里住，因为房租猛涨，刚搬回通州，地铁6号线附近的小区——“在18岁之后就没跟父母住在一起了”。他说，同样的价钱，可以在通州住得更宽敞些，但要忍受交通上的距离。在2015年吹万第二张专辑巡演时，他辞掉了地铁系统的工作，开始找一些跟音乐有关的工作，最近还在豆瓣音乐做了快一年的兼职。
北京地铁 | © wikipedia.org
闫玉龙居住时间最长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五道口，另一个是新街口，住了六七年。他说，北京的变化很快，这种速度，不仅是在生活和节奏上，城市本身也在巨变，“我真的觉得只有少部分人能完全跟得上这样的变化。”比如说胡同里，那些理发店、卖彩票、卖花的小店，还有小超市都封上了，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经营困难，可能对生活上的便利程度影响不大，但就是感觉没有那么惬意了。“因为你买东西的时候，要透过一个被封得死死的铁栅栏，感觉好像他们是在监狱里，我们也在监狱里，彼此被隔断了。”
吴琼则在排练之余经营着一家网店，二手古着和设计师款的服装，由于最近的巡演，也有一两个月没打理了。她早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的乐理，现在关注“乐队在做音乐的时候，大家一起创作。”在新专辑里，有一首是她作的词：《羊的影子》。
对于李子超来说,“在北京待这么久，我可能还是觉得北京什么都有，上海应该也是如此，但我去得比较少。”他认识一个做音乐的朋友，两个人合伙，一起开了SOS救命小酒馆，装修非常随意，在北锣鼓巷附近。这个酒吧开了有三四年，李子超在一年多之前成为合伙人。现在他要么忙乐队，要么忙酒吧。来者以年轻人居多，“都是朋友，大家都认识，这种地方应该也不太会吸引普通顾客。”
乐队每周固定排练，大家会从不同地方赶来。从第一张专辑偏向乐器，发展到后来歌词和乐器并重。对于迷幻摇滚的称谓，闫玉龙觉得它更是一种形容而非界定。乐队也在尝试跟其他艺术家合作，新专辑的封面和海报来自艺术家李钢的装置作品“甜点”，《亚细亚的孤儿》的MV则是跟录像艺术家方璐合作。
谈到北京的摇滚乐传统，闫玉龙认为，从2005年开始，每个时期，乐队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假如没有之前的乐队，也就没有我们这一波，他们创造了一个也可以让我们生长的环境。”
是的。
文章落笔于笔者位于草场地的住所，此时，一所韩国人开办的幼儿园被搬迁，一些出租大院或艺术家租住的工作室正在被限期清退。
在北京这个寒冷而多事的时刻，且以吹万的一首歌结束——《闭一只眼》：
任词语变换
任词语变换
如果一句话是另一句话的一瞬间
就像一个字是一个词的一个片段
也许眼睛比耳朵听的更清楚一点
也许闭口不言胜过一次交谈
原标题：《东北少年和他的吹万摇滚乐队：也许闭口不言胜过一次交谈》
作者：张宗希，编辑，艺术策划人。曾在洛阳师范学院学习美术学，并举办个人画展。2008年起生活在北京，对他来说，北京并不只是意味着一个集中各种资源和梦想的超级都市。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与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要想体验到其中精彩，同样需要耐心和付出。北京有故事，却并无捷径可言。
版权: 歌德学院（中国）
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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