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的同性恋恐惧症：一次重构性尝试
在中国，当男同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性取向时，你往往会得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例如，有些人只会向自己的密友倾诉，对他们的父母、亲戚、或是同事却保持缄默，与他们往来的人充其量只能影影绰绰地有所察觉而已。有些同性恋者会选择形婚——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另一位同性恋者。事实上，看在父母的份上，同性恋者往往会将自己的生活伪装成异性恋者的样子，因为只有那样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中国的父母们认可为“正常的”、从而为他们所接受。
过去的两千多年，诸如此类的耽美传说不断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当中，有些故事甚至被提炼成固定用语，今天，人们仍然会用“分桃”（fentao）和“断袖”（duanxiu）来指代两位男子之间的情愫与性爱。
遗憾的是，对于皇宫红墙之外大千世界的同性恋故事，人们则知之甚少。此外，由于撰写历史的任务往往由男性掌握，为男性而写，写给男性看，因此历史典籍提及女同性恋的篇幅非常有限，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中国女同性恋的情况带来局限。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同性恋关系——特别是发生在宫廷内的同性情爱关系——也不太符合我们目前对于浪漫且平等的伴侣关系的观念。
尽管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有关同性之爱的暗示，以及在后来的一些法律文献或其他典籍中，还会找到对当时社会上同性情爱关系具体而生动的再现：人们发现了同性的美貌，并被倾倒，享受着同性之间性爱的欢愉，这样的关系不仅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所接纳，而且还在这样的圈子里被广泛地传播着。16世纪，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从西方来到中国，他们在各个大城市里看到了人们在性事上的大胆奔放、还耳闻目睹了同性间的卿卿我我，这些实实在在地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此时在欧洲，惩罚异端性行为的火刑架上正燃烧着熊熊烈火。
但是，符合基督教的性道德并没有随着16世纪第一批传教士的到来而自然而然地“进口”到中国，因为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力相当有限。这不足以解释当下中国的同性恋恐惧症。同样，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主要来自孔子或其他一些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似乎并没有反对同性恋的伦理观念。
如此看来，无论是《圣经》还是孔子的思想都与同性恋恐惧症无关，那么，究竟是“谁”应该对同性恋恐惧症“负责”呢？
现代性、民族主义、伦理道德
同性恋恐惧症在中国是作为一种现代现象出现的。让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19世纪末，中国帝制陷入了严重的内部危机。在面对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同时，英国、德国和另外几个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又向中国施加外部压力。这些危机宣告了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终结，并且在几年后终于推动了一场精神、思想上的革新运动的出现，这场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目的是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这就是从知识分子领域发起的“五四运动”，附带说一下，今年的5月4日正是这场运动的100周年纪念日。知识界人士希望通过“五四运动”结束当时中国的混乱局面，并且使国家最终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再次强大起来。
在民族积贫积弱日久和不断受辱的历史背景下，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易经的阴阳学说、孔子思想等“旧”的经典一起，被走向现代化的人们所摒弃。与此同时，自然科学成为新的话语基础。人们认为，外国人通过他们的“注重实证的文化”而变得强大有力，因此，为了让自己的民族也强健起来，当今必须发展自己的讲求事实的文化。胡适在1924年写过一篇名为《差不多先生传》的短篇小说，而同一时代的中国人终于要从这个“差不多先生”变成新时代的“精确先生”了。
以历史为凭证，中国自古以来，人们——至少是在某些社会社会阶层那里——很久以来就已经接受产生于两个同性的人之间的倾慕和性爱了，他们甚至将同性之间的爱情故事一代代地流传下来。那么，就是在这个有着悠久的耽美故事传播史的国家里，同性恋恐惧症究竟从何而来？
通过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人类对自身有了新的发现。现在，身体和器官不再是对无所不包的宇宙秩序的映射，相反，它是生物进化过程的结果，是人类可以进行科学分析、并且加以操控的对象。同样，人口也被重新认知为是可以被解析和控制的参数。于是，进化理论和由该理论推导得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了。
而“性（活动）”恰恰就处在个体对身体的控制与集体对人口的控制两者的交汇点上。而且，恰恰因为如此，性行为突然就变成了可以从生物政治学角度加以考量和控制的对象。人们希望个体有健康的身体，从而为强大的中华民族带来健康的人口。
于是在这个时候，人们通过论辩，指出通过性行为获得肉体欢愉，尤其是在同性之间，是违反自然的，它会导致身体虚弱无力，而且也危害儿童的健康。之前对性存在的灵活可变的理解，慢慢地让位于生物政治学式的“异性恋即标准”了。凭借着新兴的印刷技术，几乎人人都了解到了这个新的标准：它被写进新成立的中小学和大学所采用的课本里、性教育学的手册中，还被印在宣传单、小册子、报纸、杂志和海报上。另外，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出现了扎扎实实的宣传攻势。1937年，李宝良（Li Baoliang）在他的性教育学专著里着重指出，纯粹是为了追求肉体快感的性爱，是“地球上最有害、而且最不具有生产力的事情”。现在，性行为应该只有在能创造出孩子的情况下，才在夫妇的双人床上进行。
这个随着现代性的端倪一起出现的生物政治学论断，逐渐发出一个所谓的 “异性恋矩阵”（Heterosexuelle Matrix）， 这个矩阵的提出者美国社会科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被奉为标准的异性恋性存在在矩阵中占据了大部分空间，而只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留下很少的余地。
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开始将异性恋视为合乎标准的生活方式，从此，同性恋性取向就是对正常人生的偏离，需要对其加以纠正。于是，当人们谈论或书写同性恋行为时，便将它当作一种病症来对待。
当代的同性恋恐惧症
这种沉重的压力直到今天依然被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一直背负着。尽管在十多年前，同性恋性向就已经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列表中移除了，但是它与疾病之间仍然“保持”着话语的关系，而在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中，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发布的敌视男同性恋者的耸听危言恰恰呈现了这种关系。
尽管如此，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新的话语和社会生活空间还是应运而生了，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也第一次可能得以实现。例如，在北京、上海、还有成都等地，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面向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等性少数群体（LGBT）的酒吧、俱乐部、自助团体和论坛。但是，这样的空间一直都是非常脆弱的。比如，在2018年，在中国的推特（Twitter）——微博上，所有关于男同性恋的内容一下子全部消失了。完全被删除。只是如此。直到中国网民在网络上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这个决定才被撤销。然而，今年，所有以“女同性恋”为主题标签（#les）的帖子也都找不到了，一起消失的还有用户资料中的彩虹旗。只有很少的人对此表现出惊讶，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同性恋者一如既往地隐藏着自己。
电影导演罗萨·冯·普劳恩海姆（Rosa von Praunheim）因其在文化领域所做的贡献，在2015年荣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Bundesverdienstkreuz），他在1971年拍摄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纪录片——《罗萨·冯·普劳恩海姆》中断言：“同性恋不是变态的行为，变态的是他生活的那个社会。”他对许多同性恋者逃避现实、脱离公众社会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批判。他恳请同性恋者应该积极地为自己的群体争取更多的接纳和更大的包容，并且为在德国开启政治化的同性恋者运动做出贡献。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同性恋者为自身争取更大、更多的包容和接纳的运动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这条路径在未来会怎样延伸下去：它是否能够通向“骄傲地亮明身份”（out and proud）；或是它将与欧洲和美国的同性恋走过的道路合流；又或者在中国的环境下，这条道路将与众不同。对此，我们拭目以待。这条路并不会比其他的路更好走，因为异性恋作为标准的生活方式，一直都在强有力地发挥着影响。
原标题：《同性恋爱 | 解析中国的同性恋恐惧症：一次重构性尝试》
作者：小罗（Roman Kierst）是歌德学院（中国）的在线编辑。
翻译：董璐
版权：本文以Creative Commons BY-SA 3.0 DE版权首发于歌德学院（中国）在线杂志。
焦点话题：身份认同
人们谈论身份认同如同谈论自己拥有或占有之物。然而身份认同是发生之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超越界线的——而界线是由我们自己和他人划定的。边界以内还是之外，都不是客观特质的总和，却与我们的感知相关。为什么有些界线在我们看来清晰无比，有的却渐渐模糊消失——这正是我们这期焦点尝试探讨的问题。
延伸阅读：
你是否会为自己（或孩子）选择“第三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