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疑生信 | 佛教学术研究的误区：削道之足，适术之履
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有获取精神升华和生命解脱的权利，从这一点看，佛教的确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之所以西方人在生命解脱的大事上表现欠佳，与其文化（尤其近现代学术观念）偏重于“术”而非“道”，有极大关系。
东方文化所崇尚的“道”，需要人奉献绝对的真诚和生命，是一种用心灵而非大脑皮层来默默感悟的超常境界。东方古代的智者认为，只要静心修“道”，就会出现超越平凡世间的可能，而“术”，则不过是为暂时的现实需求服务的低级手段。“道”神妙难测，但其力用会体现在得道者的品“德”上。以前有不少纳粹科学家，在专业上相当杰出，但他们对反人类暴行的积极参与，却表明相当缺“德”。究其原因，即在他们精通的只是“术”，而非改造身心趋于至善的“道”。放眼观之，西方科技成果和理性思辨基本都是“术”层面的东西，对于能为内在生命能量的挥洒提供有效平台的“道”，西方人实际是相当陌生的。技术和物质的虚假繁荣，只会于无形中将人的性灵逐渐严密包裹起来，最终令整个人类窒息而亡！没有证据说明，反传统的佛教学术研究者将生命智慧最高境界的“道”，矮化为“术”来对待，不是一种倒退。
在一个饱经沧桑的古老国度里，善良而朴实的国民容易对文字生起一种原始图腾，一见到象征高级精神活动的白纸黑字就开始慌神，无暇仔细端详。正是此种在近代加深了的坏习惯，使得中国人时常吃亏上当，也使得明治朝以来的日、中佛教学术研究者有了市场，甚而使得“著作等身”四个字竟然成了一项自在成立、不问正邪贤劣的独立荣誉！在貌似威严肃穆的学术殿堂前，人们更是早习惯了条件反射般毕恭毕敬，哪有心思去想，这堂里原是在用“术”来宰割“道”啊！
既然东方传统文化不少是属于“道”层面的精神世界，所以常常一开始就以相当神奇的高度出现，如道家、易学、中医等等，佛教更是登峰造极的生命智慧。正因如此，东方文化更注重的是传承，而不是发展。这与“术”层面上的知识、技巧需要后人不断地加以积累、刷新，有很大区别。人们常说西方文化有一个显著特点——发散性，就是由“术”的积累性、外向性所决定的。
发散并非一无是处，不管是财物还是文化的积累，都容易给人一种陶醉感。怕只怕在这条看似不断增长的发散性曲线上永远找不到终点，疲惫不堪的灵魂便只得孤零零地飘向幽冥之域了！
发散性文化，怎能够带来永恒的安宁幸福呢？尽管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不平凡人物，例如黑格尔说他“终结”了哲学，史蒂芬·霍金对理论物理的“终结”问题也津津乐道，但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如果硬要本着“术”的发散、积累特性，来对佛教指手划脚，就更加不知趣了。
由于泛进化论史观和必须不断发散、积累的“术”层面的思维定势一拍即合，“大乘非佛说”、“密乘非佛说”等谬论，才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在这套刻板僵化的先入之见支配下，甚至遍知佛陀创建佛教，也被“考证”成了吸取《奥义书》、耆那教思想，成了对印度原始宗教的发散和积累！
只要是先前存在的，就一定需要把时间上的坐标优势，直接换算成进化史上的辈份优势吗？是否现在中医、易学、儒道等传统文化，比起古时候还要先进呢？答案是明摆着的。
如果无休止的发散和进化真可信，那么就像人从灵长目质变出来一样，以后是否亦有更高级生命从人中自然质变出来呢？如果承许人是生物自然进化的顶点，那么神秘的精神世界为何就不能有一个最圆满的境界，并在一开始就为大彻大悟的佛陀所亲证呢？
印度先前存在的外道思想中个别与佛法相近之处，只需将其视为佛教问世的缘起基础即可，不须大惊小怪。良以法不孤起，必仗缘生，正因为当时的印度人对业力、轮回等已摸索出一些初步知识，具备了一定接受能力，所以佛陀才应缘出世，慈悲接引，将胜妙佛法倾囊相授。如果不观待当时的社会基础，因缘没有际会，佛陀未必应世说法，即便说了也未必为世人接受。至于佛陀成道前从学于外道的经历，也是深含密意的示现。一方面表明佛陀走了一条普通的成长之路，让世人不过分惊异（就像《俱舍论》说佛陀示现胎生有多种密意一样）；一方面佛陀“知非即舍”又表明外道法实不究竟，不能获得真实解脱，与佛陀所悟妙法相去甚远。如此甚深的密意，遍知佛陀现量照见如所尽所万法实相的无漏智慧，在缺乏宗教情怀的学术研究者眼中，在一种腐朽僵化的思维定势过滤下，竟然被削适成了凡夫心所熟悉的“术”的积累和进化，真可谓糊涂透顶！
———节选自《般若锋兮金刚焰·不容亵渎的尊严》
（标题为方便阅读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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