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十二期：文章翻译学
本期主题：文章翻译学
主持人：冯智强
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
主持词
文明互译是文明互鉴的前提和保障。我国既有历时久远的对外交流，又有成果丰富的翻译实践，同时也有不少如“文质”之争和“信达雅”等思辨性的论述。但随着大批西方翻译理论的不断涌入，许多宝贵的翻译思想和资源都被轻易地纳入了西方的译学传统，简化为“直译”“意译”之分或“忠实”“通顺”标准，成为西方译论的中国附庸。
创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为国际翻译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已成为翻译学术界的共识。文章翻译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以做文章的态度对待翻译，强调为人先于为译，不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翻译，主张一切翻译都要在完整传达意义的基础上进行文字加工”（潘文国语），为当下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注入了来自本土的活力。本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邀请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讨论，就文章翻译学的理论与实践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构建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献计献策。
从文章翻译学看翻译中的“气”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贝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文章翻译学自2008年潘文国先生提出以来，已有十余年的时间，可谓是为亟需理论自信的中国翻译研究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也为国际翻译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文章翻译学讲求用写文章的态度来对待翻译，其中对“人品与文品”、”文采”和“气”的翻译观念既新颖又富有中国文化底蕴。尤其是对“气”的讨论对翻译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气”简单地讲就是文气，是字句安排是否妥当，读来是否有韵律。笔者在此就英汉翻译中“气”的问题也谈两点想法。
对译文文气的追求决定了翻译绝非是机械的语码转换，译者需重新梳理逻辑，以译文的语篇逻辑来行文。英汉语的篇章信息组织既有同，也有异，尤其处理“异”时需特别关注“气”的问题。英语篇章的行文逻辑主要遵循从已知到未知的推衍，突出表现为链式结构、平行结构和向心结构。汉语篇章是围绕话题展开的话题链，是由一个或数个具有共同话题的小句所组成的话段。话题是篇章组织的向心力，小句与小句之间的信息组织多遵循自然逻辑，如时空顺序、因果顺序和心理顺序。英汉翻译时，除非原文即是向心结构，否则翻译的第一步就是提炼话题，然后围绕话题重新梳理译文的逻辑。这样译文才不至于徒有汉语的外壳，内核却是英语的，导致读起来文气不畅。仔细比照严复《天演论》的原文和译文会发现，颠倒重组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外乎为了一个“气”字。
“气”的另一个体现在于遵循译文的韵律特征。汉语的篇章脉络与音节韵律浑然一体，汉语为母语的人判断文字是否得当常是用嘴巴读出来的，读得顺即可。这个“顺”与否即是音韵节奏是否符合汉语的习惯。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配合音韵和节奏，共同形成了汉语特有的韵律。尽管汉语不是世界上唯一有声调的语言，但声调的平仄对仗却是汉语独有的，比如有些词的顺序从逻辑上无法解释，但从节律的角度却一“听”了然，如“迟早”“死活”“雌雄”等。汉语在音律上还有不少专属的特点，比如四字格、叠词，都会带来汉语特有的节奏，而四字格和叠词在翻译汉语中的使用是明显低于原生汉语的，这也是为什么翻译汉语往往会少了一些汉语的味道，而要让汉语的译文读上去像汉语，需在韵律节奏上用心思。
文章翻译学对“气”的讨论无论是对篇章翻译、还是对西方翻译界鲜少谈及的韵律问题都有重要贡献，是植根本土的特色翻译理论，期待文章翻译学能早日走出国门，让国际翻译学界有机会了解中国译论的精妙之处。
儿童文学翻译的文章翻译学思考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儿童文学翻译历来有“小儿科”之名，似乎懂外语的人都可以从事儿童文学翻译。有了这样的“共识”，摆到读者面前的儿童文学译文难免味同嚼蜡，知名译者笔下的译文也往往面目可憎，较之原文，趣味大减。从儿童文学的本质属性来看，我们理应以做文章的态度和方法来做儿童文学翻译。
首先，从艺术品质来看，儿童文学是“浅语的艺术”（林良语），是“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举重若轻、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它在本性上拒斥‘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显之说’的浮华雕饰的艺术”（朱自强语）。儿童文学的译者除了需要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兢兢业业琢磨译文的工匠精神，还要有与儿童文学本质相契合的心灵世界。正如文章翻译学所言，“为人先于为译”，译者“为孩子而译”的赤子之心是儿童文学译者的首要品质。
其次，虽然不同体裁的儿童文学风格独具，文体特征不一，概而言之，优秀的儿童文学无不讲究文采，重视修辞，与孔老夫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训不谋而合。儿童文学作品的修辞似是天成，意趣盎然，往往不经意间让读者会心一笑。特别是双关语，集中体现了儿童文学特有的趣味和智慧，往往在成人读者莫名其妙之时，小读者已经哈哈大笑。努力再现原文的文学性，实现译文与原文的“体合”，文章翻译学给了儿童文学翻译重要的启发。
再次，儿童文学有着“读出来”的天然要求，讲究可读性。儿童文学的可读性实则是对节奏感和韵律的内在要求，要求读起来朗朗上口，“口感好”，文气贯通。打磨儿童文学的译文实现“气合”，译者尤其要注意“句之长短”“声之高下”，使译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做文章如此，做儿童文学翻译更是如此。儿童文学翻译要求译者有“二心”：一是“童心”，有童心才能进入儿童文学充满游戏精神的神奇世界；二是“匠心”，有匠心才能承担起译者的使命，精益求精，打造出色的译文。文如其人，译也如其人，这“二心”是从做人的角度给译者提出的要求。同时，儿童文学翻译中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再造要求译者以做文章的态度，实现译文应有的文学效果，做到儿童本位的翻译。期待更多译者以做文章的态度和手法从事儿童文学翻译，译出原文的“义、体、气”，真正“为孩子而译”，还其文章本色，给儿童文学翻译带来更多惊喜，更多可能。
《尔雅》翻译的文章学路径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翻译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古代典籍的语言内涵丰富，风格多样，体例不一，成为国学典籍外译的难题。现有西方译论在解决这些实际翻译问题时，往往水土不服。典籍外译问题与古文相关，不妨从中国传统学论中寻找路径。潘文国先生首创的文章翻译学提出，“作为传统国学的独立学部，文章学的某些观念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语文的特色”，“其中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是西方完全不具备的”。以中国传统语言学典籍的对外译介为例，迄今《尔雅》《说文》《广韵》《方言》《释名》等传统语言学著作尚未有译作出版。上述典籍作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重要代表作，如果不能以恰当的方式加以翻译，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点便难以为西方所真正理解。
以《尔雅》英译为例，其英译难点在于中西方传统语言学结构性的形式差异和内容缺失，其独特的辞书体在英译时难以得到呈现。《尔雅》在体例、功能、内容上的特殊性表现在：前三卷以彼时通语解释上古词语，解释对象为一般词语；其余十六卷解释对象为百科类词语，释义丰富多样。鉴于此，《尔雅》英译须实现如下三点：一者，《尔雅》词条多为近义字词互释，英译须细致辨析并呈现词义之异同；二者，英译体例须呈现其作为古汉语辞书的释义功用；三者，《尔雅》与先秦诸典密切关联，其英译须在语境意义和文化内涵上，与字词的先秦诸典籍出处形成关联。
文章翻译学提出的译事三合“义、体、气”之说，为《尔雅》英译的三个问题提供了辞书翻译的文章学路径。基于《尔雅》的文章学特点，其英译的“义合”，即译文在语义上辨析并呈现《尔雅》中互释的近义字词，区分被释项与释义项之异同，此为辞书英译的根基；译文“体合”，即呈现古汉语辞书的体例特点，从形式上彰显其古汉语辞书的功能，这是解决辞书英译难题的主要手段；译文“气合”，即在译文中呈现《尔雅》与先秦诸典籍的文脉关联。作为古汉语辞书之祖，《尔雅》属性多样、语义灵活，其著述体例为后世的多种文体所效仿，成为中国传统语言学著作的典型文体。基于文章翻译学“义、体、气”三合的《尔雅》英译，较为理想地解决了辞书在意义、形式、文脉的整体呈现问题。
文章翻译学不但为《尔雅》英译提供了解决路径，也可为其他传统语言学典籍英译提供借鉴，这正是文章翻译学解决中国翻译问题的很好例证。
翻译学要有“做大文章”的眼光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为什么要在今天通过古老的文章学讨论翻译这门显学？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两大因素导致对“翻译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一是机器学习、机器翻译一日千里，更能胜任翻译中具有机械性质的任务，人类译员在相当程度上被解放。二是翻译的任务内涵被极大扩充，政、学、工、商各界都有意无意地在翻译上“做文章”，投向翻译的眼光更宏大、更丰富、更多元。两者均源于同一根本需求——人类文明之间需要更深层次的交流。
我们认为文章翻译学能够回应这两大现实及其背后的根本需求。首先，文章翻译学对翻译的本质认识更具有人类文明活动的价值特征。在现今的语言科技条件下，一个有意义的翻译定义必须要突出“人”于其中的本质任务。对此，我们的答案是：“翻译就是做文章，因而要用做文章的方法来对待翻译”（潘文国语）——我们主张用“文章”这个中国概念涵盖人类一切语言活动的产品，包括口语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心理语言。所以通俗地说，一切认真用了心思的语言活动都是在“做文章”。翻译就是做文章，翻译因此是充满人类“心思”的文明创造活动。
这一定义打破了“语码”“信息”“意义”“转换”“再生”“传递”等表达翻译本质的传统理论话语，甚至也打破了雅各布森划分的语内、语际和符际三种翻译类型。因为这些认识不足以突出人的任务。就当前的机器翻译水平来说，人类译员在以上这些任务方面已然不具有速度——甚至包括准确度上的优势。因此，一个面向未来的翻译定义必须能够把最高质量的机器翻译产品和专业的人类译员作品区分开来。否则翻译作为一个学科最终将是“无人之地”。
为什么要突出“人的任务”？这正是文章翻译学对第二大现实需求的回应：高度的使命意识。如前所说，今天许多领域把眼光投向了翻译。未来的翻译有没有“人”的地位，主要看翻译人能不能本着促进人类进步的顶天立地精神予以担当。这种社会历史担当是翻译人的立身之本。当今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当中，唯有文章翻译学如此高度重视翻译的使命——因为只有在中国的传统里，文章被赋予了“经国之大业”的地位，而这个任务必须是翻译人自己的文章。
这也是文章翻译学在译者与社会关系上的进步。较之西方译学理论中的“译者中心论”“解构主义”等，我们的理论更具有包容性。因为我们强调的使命意识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突出的是“承担”，即翻译不仅具有批判性思想，更要有旨在行远的建设性卓识。有了以上的认识和使命，翻译才能有“做大文章”的眼光和手笔。
林语堂“创译一体”文章翻译学解读
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院研究员、执行院长
林语堂创造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史上的奇迹，而林语堂研究所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其作品中翻译与创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学界多以“变译”“编译”“译写”“译述”“译创”以及“创译”等冠之，但却都难以真正准确地概括出这种独特的书写形式。
文章翻译学为我们解读这种“创译一体”的特殊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无论是英文创作，还是汉英翻译，林语堂所持的都是做文章的态度，正所谓“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也印证了文章翻译学首倡者潘文国先生的观点，文章翻译学“就是以做文章的态度去对待翻译，做翻译也就是做文章”。林语堂非常认同克罗齐（Croce）的“翻译即创作”，并践行了这一论断，将创作与翻译融为一体，遂成不朽“文章”。这与其“翻译是一种艺术”的观点一致，并与其“字神”“愚译”“译学无成规”等译论话语高度一致。
林语堂的著译文章表现为相同的主题选择、一致的行文风格以及共同的书写目的等诸多方面。题材多元归一（从闲适中西、社会批判到文章报国）、体裁多样如一（小品文的笔调）以及主旨博而能一（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终极目标），使得林语堂的文章创作与翻译水乳交融、难分彼此。“以人生当做课本”，林语堂做文章的文资就是生活本身。他秉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章法则实现了对内容和形式的双重突破。他将性灵视为文章的灵魂，认为“文章者，个人之性灵之表现”，而“性灵与笔调，不得分开”。林语堂的“个人笔调”（familiar style）是其文字、思想和个性的融通。这种个性化的笔调又深得文章学要领。
林语堂创译一体的核心思想来自他的文章学修养。第一，在概念术语方面，他或启用中国传统文章学概念（如文义、文神、文气、文体等），或化用现代语言学的概念（如内的体裁与文气之关联、心理、“总意义”与“文意”），兼收并蓄。第二，他运用文章学的理念，如“文意为宗”在林语堂那里用来描述体现为“句译”和从心理出发，也就是从文章立意出发，“意在笔先”。第三，从其语言学和哲学思想来看，他认定翻译是艺术，这与中国将文章学的根基设定在修辞学的传统之内以及克罗齐的美学思想关系最大。第四，林语堂翻译的“字神”观念、句译思想，主张“译学无一定之成规”，这与中国道家思想息息相关。
“文章学翻译学”为解读林语堂“这捆矛盾”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同时，也为翻译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开阔了视野，指明了研究方向。由此，翻译研究中的很多论题都可以在文章翻译学这个理论框架下重新思考与界定。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12期，总第12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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