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氏对华政策：瑜难掩瑕
作者
吾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日的讲话，全面阐述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思路，着意于营造美国对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发展深思熟虑、审慎而坚定的形象。
在特朗普以美国为中心毫不介意地撕裂了美国与盟友们的关系，肆无忌怛地对战略对手们硬刚之后，拜登和布林肯接手的国际事务烂局可能是美国过去二十年未曾出现过的。自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单极的世界霸权虽然受到过类似911事件的影响，但整体上的强势与领导者形象从未缺席也从未被真正挑战过，直到特朗普自己起身离开。
拜登和布林肯们上任后，开始着手处理特朗普的外交遗产和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中国是要应对的诸多问题之中不能回避的。所以拜登政府提出了“合作、竞争、对抗”三个篮子的对华策略，并开始在这三个象限内开展工作，包括相对于特朗普更为积极的对华接触。以克里为特别代表的气候谈判是被纳入“合作”范畴中的，而在高科技、贸易等领域则体现出了强于“竞争”并更接近于“对抗”的行动。
阿德莱德的会面，是布林肯作为国务卿与中国正式接触的开始，但却是中国忍受了多年美国外交霸权的延续，尤其是此前四年应对特朗普蛮横的延续。所以当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放下温文尔雅的外交辞令后，隔桌相望的布林肯虽然不懂中文，但也能感受到来自于中国方面的愤怒。
这是前所未有的场面。中国提出的“平视”外交，是基于中国经济规模的。阿德莱德之后两国的外交姿态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希望进一步证明“平视”的现实，以及中国模式的成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庆典、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巨大成功、北京冬奥会的顺利圆满，都似乎在印证中国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应该拥有不容置疑的地位。美国方面则在国内外一堆事务中，（被动）选择了更为务实、隐忍但坚决的策略，放弃对孟晚舟的引渡是对早先错误策略的修正，也是迷惑性的示好，而狼狈地从阿富汗撤离无疑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之后最大的海外军事战略调整。
战略的核心在于做出最符合需要的选择。长期驻军阿富汗并没有让美国取得对这个多山国家的控制，贫瘠的资源也让美国无法收回驻军成本，同时让美国自缚手脚无法将集中资源应对更为重要的假想敌。从不必要的战场上离开、让盟友们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加快加强疫情的防控与疫苗接种、通过大幅增加流动性解决美国国内消费并带动就业，与此同时不断点刺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台湾、南海、贸易、高科技、奥运等议题，保持对中国的牵制。拜登政府的努力，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事后，取得了显著的回报。
俄罗斯没有取得速胜。美国同时发现：第一，俄罗斯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第二，舆论战有利于团结北约盟友，拉拢潜在盟友，阻止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第三，通过军事援助帮助乌克兰拖住俄罗斯的收效明显，且避免了美国或者北约直接入场带来的巨大成本及战争升级。
基辛格在达沃斯展示了美国最新的意图：不论泽连斯基是否接受，美国当前唯一的战略重心只有中国，所以美国希望乌克兰割地息战，以集中精力与中国竞争，因为：第一，俄罗斯在这次战事后需要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不必再多担心；第二，持续的战争会进一步推高供应链、能源和粮食风险，进一步推高通胀，不符合美国及欧洲盟友的利益；第三，战争的延续如果失控升级，将促使俄中联盟升级。简言之，与中国竞争才是关键，乌克兰拖累俄罗斯的意图已实现，也就没必要再战了。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在疫情防控影响下，经济发展上受到了重大影响并出现了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GDP增速低于美国的情况。随着拜登结束东亚之行和联合东盟、印度等国搞新的经贸与供应链联盟，美国已经为中国在临近周边树立了诸多麻烦，扎起来了更多篱笆。而中国在疫情干扰下以内循环为主的模式，无疑也是在为美国与这些国家通过基础制造业、新供应链构建更为紧密的关系行方便之门。
这些就是在布林肯发表对华讲话之前，美国已经开始享受的外交成果。此消彼长的过程来得比想象得快，在布林肯听似被动但更富有煽动性、更自信的讲话之中，这既是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政策与行动的总结，更是在修葺辞藻后更成熟、更立体、更聪明、更具进攻性的行动纲领。
布林肯此番讲话的高明之处在于回避了冲突、强调了中美人民、强调了共同发展、强调了不寻求改变中国。在疫情肆虐两年、俄乌战事持续、物价飞升、经济发展迟缓的情况下，这些话术更能取悦盟友与民众，为美国赢得国际舆论上的高点位置。但语言上的修饰，并不能掩盖本质上美国寻求最大程度上遏制与改变中国的意图。拜登在日本对军事介入台海的表达，已无法也似乎不想再用“口误”来做解释，而是赤裸裸的极富进攻性的挑衅 – 甚至是直接将台湾判定为炮灰的表达，这与台湾数千万同胞的选择无关，这是美国的利益需要。
直白的明牌和透着自信的自得，恰恰也显现出拜登和布林肯们尚停留在单极霸权、美国利益优先的狭隘之中，对变化中的世界发展趋势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中美关系，缺乏更具格局的思考和远见。美式精英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中，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在局部和短期战略决策和执行中的坚决与效率带来的优势，并不能取代长期战略方向上的偏失可能带来的危害。思维的局限性带来的战略短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必然带来不利影响。
首先，篱笆框架要真正落地 – 让中国周边国家代替美国成为与中国竞争的直接对手，是拜登和布林肯无法在短时间内，甚至长期来看都极难实现的。布林肯新瓶装旧酒的表述依然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逻辑，其希望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本身，就是布林肯竭力否认的冷战对抗性思维的表现与升级。将中美竞争可能产生的冲突与对抗性风险，转移至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既需要美国付出极高的政治与军事成本，且需要消除诸方长期、切实的地缘政治焦虑。
布林肯对华政策讲话，将一年多前提出的“合作、竞争、对抗”三个篮子，改变为针对友邦国家的“投资(invest)、联盟(align)“，而留给中国的只有”竞争(compete)“。在描述这个策略的过程中，布林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寻求共识基础，而他背后的两面星条旗却暗示着，这一切都是基于美国的利益角度出发。
印太经济框架暗含着地域性国家接受所需付出的代价，能否被接受或者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上被接受，都会被具体的衡量与评估。在符合本国短期与长期利益诉求时，与美国达成合作的基础是相对容易的，反之则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诸国都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与发展诉求，如何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治理框架中寻求一致本身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而长期稳定的一致性则基本很难达成。
但美国外交战略的一致性是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的。当俄罗斯转向长期作战准备时，美国给泽连斯基的建议就是牺牲乌克兰的领土来结束战争。对于美国合作的国家来说，这是需要被纳入风险评估之中的。从印太经济框架到实质性达成协议，并发挥作用，美国需要实质投入与证明的还很多。
美国国内政局的发展似乎并没有给拜登留有充足的时间与空间。在疫情结束之后，美元超发、全球供应链问题、俄乌战事加剧的粮食与能源问题，都体现在巨大的通胀压力之中。拜登政府在中期选举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还不仅限于通胀，还包括控枪、堕胎等重大议题带来的社会撕裂。美国国内问题，伴随着共和党通过中期选举向民主党发起的挑战，都将逐一被放大；与此同时，布林肯对华讲话倒有可能会被共和党攻击为没有旗帜鲜明地与中国硬刚。特朗普主义的重新抬头，从另一个极端压缩拜登与布林肯看似精妙缜密对华战略的空间。国内事务的压力迫使拜登政府更急于在遏制中国上有所作为，如果收获有限，可能会引发拜登政府更具进攻性和破坏性的行动。
全球化正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疫情从物理层面上加剧了割裂，加深了地缘的、民族的、宗教的、气候的、发展不平衡、贸易不平衡的冲突，催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在客观上是任何政府、任何威权都无法阻止的必然。以对抗性的方式来应对因为深刻交流引发的分歧和矛盾，是帝国主义谋求统治地位的老路，只会引发冲突和暴力。
在人类发展不可逆的全球化过程中，认识到分歧与矛盾是正常的，但能否提供长远化解分歧与矛盾的方案才是有远见和智慧的政治家所应承担的角色。习惯于谈论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美国精英们，在对华讲话中采用了“不寻求改变中国”的表达，但却无法包容中国与美国的不同，这无疑会让世界对美国式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产生疑问 – 究竟是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无法提供真正尊重多样性、具有包容性的面向未来的世界治理模式，还是并没有尊重多样性和具有包容性的打算？迄今为止，拜登与布林肯们还都无法为全世界发展提供更具智慧的解决方案。
当前世界的高速发展、深刻连接对全世界的领导人们都在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保持区域和主权国家特有的治理模式并能够与地缘邻邦、国际社会保持顺畅的协同，是对大国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机制体制、文化传承、社会环境的国家共同的要求。遏制自身欲望和控制自身行为，避免通过围堵、对抗、封闭、不包容、甚至诉诸于武力的方式来寻求利益最大化，才是对世界未来领袖的基本要求。布林肯当前对华讲话的主旨，还没有能跳脱国家竞争的范畴，依然缺少解决多样性、包容性的方案，客观上依旧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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