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与国际秩序观的重构
作者
肖斌（Xiao Bin），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乌克兰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作为战争发起方，俄罗斯的战争动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
一是美国对俄政策存在失误，既放纵俄罗斯的军事冒险主义，又无视俄方诉求和俄罗斯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在国际危机中的时间优势。
二是俄罗斯没有摆脱传统政治文化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1917年前欧洲化的俄罗斯精英与他们的西方同行相当接近，今天的俄罗斯政治缺乏明确的文明身份，也没有遵循现代政治的替代方案，其所遵循的新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传统政治文化——东正教“民族主义”和苏联模式遗产，具有强烈的地位、复仇、荣誉三位一体色彩。
三是“东西方之间国家”的诉求。冷战结束后，东西方阵营的分化组合出现了一些处于“东西方间”的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国家，其语言、宗教和历史将它们与西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作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也保持着联系。在“欧洲化”和“苏联情节”两种选择中，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国内社会分化非常严重，公众选择“欧洲化”的态度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
上述三种因素实际上都能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国际秩序观上，即国家（尤其是决策者）基于国际政治环境和他国反应选择自己的国际秩序观，而不同的国际秩序观对国家生成战争动机有直接的影响。
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常见概念，“国际秩序”通常是指在特定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结构性关系，它存在全球和地区两个相互影响的层面。
但是，国际秩序并不只有一种给定的范式。有研究者提出，国际秩序有四种类型：霸权型（秩序是有意而为的，且权力集中）、集中型（秩序是自发的，但权力集中）、协商型（秩序是有意而为的，但权力分散）、分散型（秩序是自发的，且权力分散）。
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但是纵观1648年以来国际体系，我们可以发现，霸权型国际秩序始终对不同时期的国际体系产生着决定性影响，这在雅尔塔体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兰德公司在其名为《理解当前国际秩序》（2016年）报告中写道，自1945年以来，美国通过以下方式追求其全球利益：创建并维护国际经济制度、双边和地区安全机制、政治自由规范等，这些措施被统称为国际秩序。可以说，国际秩序是由霸权国（或霸权国与其他强国合作）为了他们所认知的利益而建立和维护的。
尽管霸权型国际秩序会遭到很多国家反对，但是这种类型的秩序依然会存在于我们所处的国际体系中，北约的存在和扩张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以国家中心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同一个霸权型国际秩序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即在有的国家眼中是恶性霸权，而在其他国家眼中可能是良性霸权。
诸如，俄罗斯竭力想让乌克兰确保其“苏联身份”，并极力阻止乌克兰与北约和欧盟发展关系。在2014年之前，俄罗斯的努力是成功的。然而，自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乌克兰已经走上一条清晰的、前途充满坎坷的欧洲化道路。对乌克兰而言，俄罗斯主导的霸权型国际秩序是恶性的，而西方国家主导的霸权型国际秩序是良性的。同理，西方国家主导的霸权型国际秩序在俄罗斯眼中是恶性的，是维护美国及其北约盟友自身利益、损害俄罗斯利益的。
任何国际秩序首先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国际利益。在乌克兰战争发生后，国际秩序处于剧烈地分化组合之中，这在欧洲表现得非常突出。欧洲地区秩序曾因北约扩张造成的分裂正在快速弥合，而俄罗斯将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排斥在欧洲发展之外。当然，欧洲也会意识到，疏远俄罗斯并不会让国际秩序更加稳定。俄罗斯不会因乌克兰战争而消失，但它需要走出旧权力模式，即不必要地使用武力惩罚“中间国家”的转阵营行为。
总之，透过乌克兰战争，我们可以在国际秩序观上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国家在不得不面对恶性国际秩序时，不仅要善于与狼共舞，更要选择符合世界现代化文明的发展道路，努力创造不战而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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