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战陷阱
作者: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耶鲁大学教员
技术是中美冲突的起点。对于美国霸权而言,它关乎地缘战略力量的前沿领域,是实现持续繁荣的手段。对于中国来说,它掌握着大国崛起所需自主创新的关键。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技术战,很可能成为 21 世纪的决定性斗争。
华为是中国的技术领军企业,迅速成为两国技术冲突的对象。美国担心它成为本国电信基础设施的终极威胁,视之为现代版“特洛伊木马”,认为其世界级的5G平台存在潜在后门威胁。在微不足道的间接证据的支持下,包括一些与可疑后门无关的间谍指控,以及对其创始人任正非长期从军背景的有罪推定,美国对华为的指控充满虚假的叙述。
双方争论的真正问题,是“技术融合”这一模糊概念。具体来说,是先进技术可用于军事和民用商业目的。美国当局相信,中国没有加以区别。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及其军队最终拥有国内技术行业的所有内容,从硬件和软件,再到大数据以及对国内外人员的监控。对社交媒体平台TikTok的抗议日益强烈,实质上也是基于这种看法。该平台在美国每月拥有超过8000万的用户。
实际上,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推行技术融合。多年来,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催生了许多本国最重要的、且具有广泛商业适用性的技术进步。其中,包括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半导体技术的突破、核能、成像技术和众多药物创新,尤其是新冠疫苗的开发。显然,一个(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可以做的好事,却不允许由中国共产党管理的国家做。
华为威胁论只是美中科技冲突的冰山一角。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美国商务部会将部分外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即所谓的“实体名单”。目前,已经将华为的供应链囊括在内,也包括中国其他一些科技公司。
与此同时,随着《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实施,美国其实借鉴了中国的部分产业政策,接受国家干预,以支持技术创新。去年 10 月,更严厉的措施落地:拜登政府对先进半导体芯片实施了严厉的出口限制,其目的正是扼杀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的努力。
但美国的强硬政策可能弄巧成拙,因为在与中国的科技战中,它重视战术但忽视战略。美国已经迅速认识到“网络武器化”的力量:它可以扼杀跨境网络连接的关键节点。这种方法,加之联盟的“助攻”,是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实施严厉金融制裁的关键。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在控制复杂的跨国研究合作和现代技术的实体供应链方面,这种方法是否同样有效。
更重要的是,压榨对手并不能弥补国内的不足。鉴于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现在出奇地脆弱,该问题在美国尤为明显。冷战期间,美国对前苏联的技术威胁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和人造卫星引发的太空挑战。然而,它此后便失手了:2020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下降到GDP 的0.7%,远低于1964年1.9%的峰值。
近年来,美国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不足,而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2020 年,基础研究投资下滑至研发总支出的 15.6%,远低于 2010 年 18.8% 的峰值。最近的努力也没有明显改变这一现状。例如,《芯片法案》中只有 21% 的资金指定用于研发。
不出所料,中国一直在行动。本世纪初,中国仅有 0.9%的GDP 用于研发,约为美国 (2.6%)的三分之一。2019 年(有可比数据的最近一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 GDP 的 2.2%,相当于美国 (3.1%)的 71%。在以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为重点的教育方面,美国也一直落后。相比之下,中国现在培养的STEM 博士数量远远超过美国。
在技术领导地位的关键基础(研发和人力资本)方面,美国面临着亏空,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内储蓄不足的结果,而这种不足导致了长期的贸易逆差。美国喜欢将自己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国。这只是一个借口,而不是一种战略。
中国更具战略性的做法并非没有弱点,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面。虽然庞大的数据储备意味着机器学习应用的巨大优势,但如果没有持续提升的处理能力,中国在该领域的进步最终将受阻。针对推动中国人工智能处理能力的先进芯片,美国发动战术攻击,其目标正是中国创新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明白这一点,并且可能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
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古代军事哲学家孙子告诫说:“策无略无以为恃,计无策无以为施。” 大约 2500 年后,这条建议似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继续着力打持久战,而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战术攻击完全是短期行为。由于美国的政治体系不重视战略,无法保证美国能在和中国的技术战中获胜。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Sino-American Tech Trap”。
斯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任教于耶鲁大学,最近作品《意外的冲突:美国、中国和虚假叙事的冲突》(耶鲁大学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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