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风险”将重塑未来中美经济关系 但无法脱钩
作者：吾楼
导 语
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期间，美欧达成了对华竞争“去风险”的共识。随后的5月25日至26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琪分别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王文涛就美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表达重点关切。但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27日态度强硬，指控中国封禁美光科技公司的行为是“经济胁迫”。同日，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奇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对是否保留对华关税不取决于贸易关系是否有突破。
两国在关税和科技层面的分歧一时难以化解。5月24日，就在中美贸易对话前夕，《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题为《中美经济关系正发生变化——但不会消失》（The U.S.-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Changing—But Not Vanishing）的文章，分析了“去风险”的领域、原因和目的，提到美欧无法对华“全面脱钩”。文章作者是：麦思克（Jami Miscik）：拉扎德（Lazard）地缘政治咨询公司资深顾问，曾任基辛格协会（Kissinger Associates）首席执行官、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情报部副主任。 奥萨格（Peter Orszag）：拉扎德地缘政治咨询公司的金融咨询首席执行官、奥巴马时期的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及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邦泽尔（Theodore Bunzel）：拉扎德地缘政治咨询公司总经理、联席主席，曾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处和美国财政部任职。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发生，美国和中国经济关系在未来十年不会明显削弱。美欧企业也离不开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强大的制造业产能，完全脱钩根本不现实。但美欧“去风险”将极大地重塑未来中美经济关系。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很多企业界的高管担心，中美之间全面的、痛苦的经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保险经纪公司韦莱韬悦（WLTW）2023年对西方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40%的企业受访者预计，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脱钩几率将在2023年“大大加强”，而2022年这一比例不足15%。
最近几周，拜登政府试图打消这种顾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4月关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明确表示，美国“支持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这一表述最初是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沙利文解释说，美国的出口管制将局限于“可能改变军事平衡的技术上”，并补充说 “我们没有切断贸易”。一周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完全脱钩。她警告说，这种结果对世界来说将是 “灾难性的”，将“破坏世界稳定”。美国及其盟友现在开始统一说辞：5月底广岛峰会上七国集团（G7）领导人的联合声明坚定赞同基于“去风险而非脱钩”的对华方针。
他们的“去风险”战略旨在实现三大目标：限制中国在涉及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的能力，例如高端半导体和其他先进技术；通过削弱中国在某些基础市场投入（包括关键矿物）的主导地位，降低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力；以及更广泛地分散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以减少因中国和西方贸易突然中断而要付出的可能成本。有数据证实，美国局限于寻求以上目标，而非寻求切断与中国的所有经济关系：迄今为止，中美没有出现整体脱钩的情况。虽然双方之间的直接投资都有所下降，但两国货物贸易在2022年达到了69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然而，许多分析人士质疑，这种针对性的“去风险”能否成功。还有人担心，这种“去风险”是否会导致与“大范围脱钩”相同的结果。我们认为，拜登政府采取的这种更细致的方法“可行”，但它仍将从根本上重塑西方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在某些战略领域，如科技和清洁能源，“去风险”的进程会更快，程度也更深。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去风险”的速度会更慢，或者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使供应链不会大规模转移，企业也已在努力降低因某一节点失灵而颠覆整体业务的风险。
这种“去风险”的过程将主要由私营部门而非政策制定者来推动。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半导体。美国正试图将更多的芯片生产转移到国内，以使全球经济不被台海日益紧张的局势所影响。然而，未来芯片的生产地选址将更多取决于私人购买者的大批量需求，而不是政府的政策。不过，美国需要与其盟友协调“去风险”战略，确保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互动中步调一致，共同避开可能的危险区域。否则，美国和盟友内部分歧将会让中国获利。
不受限制的经济一体化已经终结！
“去风险”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虽然特朗普未能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他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改变了双边贸易流动，并向美国企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美国与中国不受限制的经贸一体化时代已经结束。对中国政府来说，特朗普的政策凸显出，中国不能再依赖美国资本和贸易的自由流动。新冠疫情加速了这种转变。供应链的中断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角色的基本认知，动摇了中国“可靠且及时制成品来源”的观点。疫情也促使西方企业高管重新审视其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而俄乌战争的爆发加剧了这些担忧。
拜登政府将“去风险”提高到战略层面，目的就是为了阻挠中国在涉及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的发展，提高供应链的弹性（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和“友岸外包”），以及减少美国对中国关键商品的依赖。这些措施是胡萝卜和大棒的结合，包括对先进技术设置前所未有的出口限制，即将出台的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的筛查机制，以及鼓励将制造和采购转移到美国和其盟国的产业政策。
企业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中国消费者对外国品牌的抵制越来越频繁：根据“瑞典国家中国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re）的数据，中国在2008年至2015年期间共发生21起消费者抵制事件，而2016年至今年则有78起。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品牌，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也更具成效，部分原因是国家监管机构的天平经常向国内龙头企业倾斜。中国最近扩大了反间谍法的覆盖范围，加之台海紧张局势发生破坏性升级的可能性，许多美国和西方企业已经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风险。
大而不能“离”
尽管有这些重要的转变，但乍一看，数据中几乎没有显示出“去风险化”，更不用说脱钩了。美中货物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历史新高，中国仍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近20%。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也在增长，自2016年以来，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一倍多，对华出口增加了50%。但仔细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2022年，美中贸易额的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价格上涨。而且，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Bown）和王一霖（ Yilin Wang，音译）发现，两国之间的总体贸易增速远低于美国或者中国与其他伙伴的贸易增速。
鲍恩和王指出，如果以2018年至2022年间中国从世界进口商品的速度增长预测，2022年美国对华出口比2018年至2022年间水平低23%。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转变正在发生：美国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农产品，而减少向中国出口制成品，包括先进的电子产品。在2022年10月美国新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芯片与科学法案”）生效之前，美国2022年对华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就已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在俄乌战争导致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尤其是大豆）的市场票面价值激增。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情况也是如此。今天，美国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比2018年6月特朗普的关税生效时高出38%，而从中国的进口只比2018年6月高出7%，相较贸易战前的趋势低18%。美国进口水平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反应符合预期：那些面临最高关税的产品（如IT硬件、芯片和家具）下降幅度最大，而那些面临较低或没有关税的产品（如消费电子产品）则保持甚至超过了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
“去风险”对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影响最大。2022年，由于疫情封控和对地缘政治的担忧，外企对中国的投资骤然减少了一半左右。其他外国直接投资代理机构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根据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数据，外国的“绿地投资”，例如在华新工厂和基建设施，已经下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对中国公司的跨境收购也下降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对华投资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一小部分企业。自2019年以来，在中国表现最好和最差的跨国企业间的差距已经大大拉开。那些规模大、业绩好的企业投资更多，业绩也更好。其余的则在缩减开支，进入市场的企业也越来越少。这种市场“集中”态势在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中很明显。例如，根据荣鼎集团的数据，四家企业（巴斯夫、戴姆勒、大众和宝马）占2018年至2021年期间欧洲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34%。
与此同时，供应链也开始转移，但速度缓慢。企业将供应链分散到东南亚或墨西哥的兴趣很高，但行动却很迟缓。这条更为渐进的路径反映了业务转移的难度（每年只有1%到2%的供应链在转移）。此外，替代的目的地自身也面临挑战：越南和墨西哥由于人口较少，不具备中国那样的规模和产能，而印度则受到监管不稳定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困扰。现实情况是，对许多企业来说，尽管有地缘政治风险，但中国市场太大且太有价值，不能放弃。中国占全球GDP的五分之一，拥有9亿人的消费阶层。它在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源和供应商生态系统方面的独特组合使其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因此，“去风险”需要牺牲收益和效率，完全脱钩通常更是不现实。
从去风险到脱钩？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会满足于现状。恰恰相反，许多企业高管和董事会正在努力降低他们在中国的风险，因为他们面临着各种挑战，比如中国本地竞争对手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一些企业正在采取的策略是将其品牌和业务本土化，以迎合“民族主义”。许多企业正在建立“在中国、为中国”的业态，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运营部门，为中国市场制造产品，同时将出口制造业务转移到其他区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发生市场紊乱时可能面临的成本，并在最坏的情况下使业务更易于推进。
与此相关，许多以中国为生产基地或供应商中心的企业正在采取“中国+1”的策略，即建立一个“以防万一”的供应链，以对冲可能的市场干扰。一些企业还将总装或关键部件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区域（即使许多市场投入仍依赖中国），以避免被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和美国关税。有趣的是，中国企业也在积极主动地将生产要素从大陆转移到墨西哥和越南等地，以减小他们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中的风险敞口。
最后，企业正在积极规划可能将“去风险”转化为“快速脱钩”的危机情景。俄乌战争已经让很多企业措手不及，企业不想重蹈覆辙，比如在台海。但台海不是唯一的担忧所在：其他脱钩的触发因素可能包括南海危机、2024年大选后美国对华更鹰派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各种制裁等。
美欧联合行动
如果没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发生，美国和中国经济关系在未来十年不会明显削弱。但“去风险”将极大地重塑这种关系。随着两国在基础技术（如半导体）和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寻求主导地位并限制对彼此的依赖，这些领域可能会被隔离成两个不同的业态。更有针对性的限制可能会产生一连串不良后果：尽管出口管制的重点是最先进的芯片，但随着中国建立自己国内半导体业态以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许多美国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企业可能会看到他们在中国业务的逐渐萎缩。
清洁能源也将因“去风险”而实现转型，尽管短期内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中国拥有全球77%的锂离子电池产能，掌握太阳能电池板80%的生产制造。中国在加工清洁技术所需的关键矿物方面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精炼了一半以上的锂、镍和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提供的数千亿美元的激励措施——再加上欧盟的绿色补贴——使西方在这些要素上对中国的依赖多样化，但这个过程将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例如，一个采矿项目通常需要5到15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产出。十年后，清洁能源供应链仍将保持一体化的状态。
在消费技术和商品等一些领域，西方依赖中国作为关键市场的时间甚至更长。许多企业虽然会把生产线从中国分散出去，但仍然依赖中国。有一些行业可能不会因为“去风险”而有什么变化。奢侈品品牌仍将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中国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近20%。工业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例如化工企业，仍将为中国工业提供动力。尽管一些价值较低、商品化程度较高的西方零售和服装消费品牌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被本地竞争对手吞噬，但能够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立足的消费品牌将继续在中国市场深耕。
“去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营部门推动，但公共政策将在影响最终结果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成功消除潜在危险，美国必须说服其盟友和伙伴采取共同战略。七国集团5月发表的联合公报支持“风险化”，这是好的开端。如果美欧联合实施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和补贴等措施，影响力会更大。随着拜登政府迅速推进出口管制和旨在补贴国内生产的产业政策，美国和欧洲之间出现了分歧。而中国正利用这些分歧，试图将华盛顿孤立于其他合作伙伴。相比单枪匹马，一个共同的西方“去风险”框架将为对华竞争提供一个更加协调、平衡和有效的手段。它还可能增强而不是削弱一个更加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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