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冷战——中国比美国更好地迎接世界“失序”
导 语
对于当今国际秩序及未来发展，中美存在不同的理解和愿景。美国政府自诩维护“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强调盟邦体系和美元霸权，并将中国视为秩序的“挑战者”。中国则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调国际事务不能由“美西方说了算”，这符合新兴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和期待。不同立场中，美国更多地以冷战的视角看待同中国的关系。6月20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心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中国已准备好迎接一个“失序”的世界，美国没有》（China Is Ready for a World of Disorder, America is not）的文章，提到中国对全球秩序的理解很可能比华盛顿的理解更准确，更贴近世界上人口大国的追求。如果美国的战略只是在怀念过去时代的对称性和稳定性，徒劳地寻求更新一个正在消亡的秩序，那么它就不会奏效。
文章认为，尽管中国和美国都认为冷战后的秩序已经终结，但双方押注的接替对象非常不同。美国重新回到大国竞争，重修帮助美国赢得冷战的联盟体系和机构。但中国相信，华盛顿的努力终将被证明是徒劳的。在中国战略家眼中，其他国家对主权和身份的追求与美国打造的冷战式集团格格不入，反而会导致一个更加分化的多极世界，中国可以在其中占据大国的地位。以下为该文的主要内容。
中国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巧妙地概括了当代中国人对新兴全球秩序——或者说“失序”——的思维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同意共同推动这一大变局。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们试图确定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以及中国希望依赖其实力构建什么样的全球秩序。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的战略家们并没有试图全面修改现有的秩序或用其他东西来取代它，而是着手利用好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最好。当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试图维护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更新其关键内容并纳入更多行为体时，中国的战略家们逐渐将他们的目标定义为“在失序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在中国看来，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架构越来越难适应新变化，维护这一架构的努力是徒劳的。 中国不寻求拯救这个体系，而是正在为一个由“失序、不对称和分裂”定义的世界未雨绸缪。在很多方面，这样的世界已经到来。
大变局中的“生存”
中美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截然不同，揭示了北京和华盛顿的思维差异。在美国，主流观点是，俄罗斯的行为是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挑战，必须加强应对。在中国，主流观点是，俄乌冲突表明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失序”时期，各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南方国家，西方关于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说法缺乏可信度。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当中很多国家在制定规则时没有发言权，因此认为这些规则是不合法的，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些国家还认为，西方一直“有选择地”应用其规则，并经常修改这些规则以适应其自身的利益，或者像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那样，根本无视这些规则。对西方以外的许多人来说，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力量的一张“遮羞布”。这些批评者认为，现在西方的力量正在下降，这种秩序就应该被修改，以赋予其他国家更多权力，这是非常自然的过程。
所以就有了中国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这种“大变局”视为“东升西降”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多极化趋势的一部分，技术和人口的变化则加速了这一趋势。在中国看来，世界愈加“失序”，而非“有序”，这让人想起了19世纪那个全球不稳定和中国生存面临威胁的时代。在1839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打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思想家，包括有“中国俾斯麦”之称的外交官李鸿章提到“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这些思想家观察到外国列强在技术和地缘政治方面具备的优势，这导致了中国的“百年屈辱”。今天，中国认为角色发生了逆转。现在是西方发现自己处于命运变化的逆势一边，而中国有机会成为一个强大和稳定的大国。
19世纪的其他思潮也在当代中国复兴，其中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将查尔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例如，2021年，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出版的《大国兴衰与国家安全》一书提到，国家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不进化就会死亡。中国的挑战是如何生存。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一位中国学者告诉我，今天的地缘政治是脆弱和内向的超级大国之间的 “生存之争”，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扩张和变革愿景相去甚远。所以，中国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传统的“军事安全”概念仅限于应对来自陆地、空中、海上和太空的威胁，与此相反，“总体国家安全观”旨在应对所有挑战，无论是技术、文化还是生物方面的挑战。在一个西方制裁、经济脱钩和网络威胁的时代，一切都可以被武器化。因此，在中国看来，联盟或多边机构无法保证安全。各国必须尽其所能保护自己的人民。为此，在2021年，中国成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聚焦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方方面面。以此，中国构建了一道防线，抵御混乱。
中美差异化的愿景
中国将美国视为其生存的主要威胁，认为华盛顿正在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竞争来应对美国国内的两极分化和其全球权力的丧失。根据这种想法，美国领导人认定，中国变得比美国更强大只是时间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试图将中国置于整个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因此，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美国从对华接触和部分遏制转向“全面竞争”，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全球影响力。
中国战略家们目睹了美国试图利用俄乌战争来巩固西方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分歧，具体体现在G7、NATO、AUKUS和Quad等机制。美国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这种新型制度化关系，或隐或显地旨在遏制中国。在中国看来，这种关系就是美国将大西洋和欧洲合作伙伴拉入印太地区、建立联盟的新尝试。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误认为世界正在再次划分为若干集团的又一实例。
中国注重利用中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不结盟趋势。尽管西方政府对有141个国家支持联合国谴责乌克兰战争的决议感到自豪，但国际关系教授和媒体评论员楚树龙等中国外交政策学者认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数量更能显示出西方力量的大小。根据这一衡量标准，西方阵营只包含33个国家，有167个国家拒绝加入孤立俄罗斯的企图。当中很多国家对冷战有不好的回忆，那是自己的主权被超级大国挤压的时期。正如一位知名的中国外交政策战略家向我解释的那样，“美国并没有衰落，但它只擅长与西方国家对话。现在和冷战时期的最大区别是：冷战时期，西方在中东、北非、东南亚和非洲动员发展中国家对抗苏联方面非常有效。”
为了利用美国在这些地区影响力减弱的机会，中国一直在寻求支持全球南方国家。中国优先考虑对它们的基建投资，而非美国那般迫使对方选边站。中国通过各种国际倡议做到了这一点，其中一些已经取得进展。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以及全球安全倡议。中国也在寻求对上合组织进行扩员。
中国已跨越冷战式分歧
中国相信，美国认为新的冷战已经爆发的想法是错误的。因此，中国正在寻求超越冷战式的分歧。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所说，世界正在从全球经济和安全的“中心—外围”结构，走向一个“多中心”的竞争和合作时期。王鸿刚和志同道合的学者并不否认中国也在努力成为一个中心，但他们认为，由于世界正在摆脱西方霸权时期，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心”实际上会促使思想更加多元化，而不是迎来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许多中国学者将这种信念与“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y）理念的未来承诺联系起来。与冷战后将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作为现代发展缩影的论述相比，这种尝试创造另一种现代性理论的做法，是中国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所在。这一项目旨在表明，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诸如气候变化和LGBTQ等问题上对他国进行说教的习惯不同，中国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文明。
几十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主要是在经济层面。今天，中国的外交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和发展的范畴。这种转变的一个戏剧性和具有启发性的例子是中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角色的凸显。以前，美国主导这些地区，但随着美国的撤出，中国开始行动起来，在3月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过去，中国主要是以碳氢化合物的消费者和经济伙伴的身份参与该地区事务，而现在中国在该地区是一个和平缔造者，忙于与关键“地区玩家”搭建外交甚至军事关系。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今天的中东是“后美国世界的实验室”。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该地区是未来几十年整个世界的模样：随着美国的衰落，其他全球大国，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这里争夺影响力，中等大国，如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这里施展拳脚。
许多西方人怀疑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主要是因为中国一直在努力争取潜在的合作者。在东亚，韩国正向美国靠拢；在东南亚，菲律宾正在与华盛顿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许多非洲国家也出现了对中国投资的抱怨；尽管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一些国家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它们的部分动机也是为了希望和美国重新接触。但这些例子不应掩盖更广泛的态势：中国正在变得更加积极、稳健和雄心勃勃。
“备胎”与“身体锁”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也在增加。许多中国学者曾预言，拜登2020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会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令他们失望的事，拜登反而更强硬。一位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将拜登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比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施压。许多中国评论员认为，拜登寄望通过冻结中国的技术发展以保持美国的优势，这与特朗普尝试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器的做法没有区别。中国已经形成共识，即华盛顿的目标不是让中国按规则行事，而是阻止中国发展。
不过，华盛顿和欧盟都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将中国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他们也不想让自己的经济与中国的经济完全脱钩。相反，他们寻求确保自己的企业不与中国政府分享敏感技术，并减少他们在关键领域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包括电信、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因此，西方政府越来越多地谈论在这些产业领域的“回流”和“友岸外包”， 或至少通过鼓励企业将生产地转移至孟加拉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以实现供应链的多样化。
对此，中国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中国不再将自己视为拥有一个通过贸易和投资与世界相连的单一经济体，而是率先提出了“分叉经济”的理念。一半的经济由国内需求、资本和理念驱动，即“内部循环”，使得中国在消费、技术和法规方面更加自力更生；另一半是“外部循环”，也就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选择性接触。与此同时，即使该战略减少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中国也希望能够提高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性。这些想法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用两个新概念解释了“双循环”：“备胎”和“身体锁”。按照“备胎”的概念，如果中国失去了获得自然资源、零部件和关键技术的机会，它应该有现成的替代品。这一想法是针对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使用制裁而产生的。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以避免在冲突情况下遭受被断供的冲击。中国也在尝试利用新的现实，减少全球经济对西方经济需求和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依赖。在国内，中国正在推动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向由国内需求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国也正在推动人民币作为美元的替代货币。因此，俄罗斯正在增加其人民币储备，并在对华贸易中不再使用美元结算。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最近同意在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尽管这些进展是有限度的，但在中国看来，美国将金融体系武器化和对俄罗斯的大规模制裁，将导致进一步的“失序”，增加其他国家对冲美元主导地位的意愿。
“身体锁”是摔跤运动中的比喻。它意味着中国让西方企业依赖中国，从而使脱钩更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努力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同中国的制度、规范和标准挂钩。在过去，西方国家努力使中国接受其规则。现在，中国决心让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的规范，努力提高其在各种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的发言权。虽然中国的目标曾经是融入全球市场，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崩溃和十九世纪式的“失序”的回归，改变了中国的做法。因此，为了自力更生，中国进行了大量投资。正如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指出的那样，中国对全球化态度的变化既是由国内经济挑战推动的，也是由中美紧张关系推动的。过去，中国庞大、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是国家增长的主要动力。现在，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它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一个基于促进消费的模式。
一个分裂的世界
冷战期间，非殖民化进程、以及西方大国与苏联阵营之间的分歧主导了世界。经过小规模的战争，苏联解体为十数个国家。但是，尽管非殖民化改变了世界地图，但背后更强大的力量是冷战的意识形态竞争。在赢得独立后，大多数国家迅速与西方民主集团或共产主义阵营结盟。即使是那些不想选边站的国家，也会参照冷战来确定自己的定位，形成一个“不结盟运动”。这两种趋势在今天都很明显。美国认为，随着决策者试图重启成功对抗苏联的战略，这段历史正在重演。因此，美国正在分裂世界并动员其盟友。中国则不同意。中国正在推行适合其赌注的政策，即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民族自决和多元定位”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
中国的判断更有可能是准确的，因为当前的时代与冷战时代有三个根本性的不同。首先，今天的意识形态要弱得多。1945年后，美国和苏联都对未来提出了乐观和令人信服的愿景，吸引了全世界的精英和工人。当代中国没有发出这样的信息，而美国传统的自由民主愿景也因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执政而大打折扣，这些都使美国看起来不那么成功，不那么慷慨，也不那么可靠。此外，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提供截然不同和对立的意识形态，反而在工业、贸易、技术和外交上采取了越来越相似的政策。如果没有能够建立国际联盟的意识形态信息，冷战式的集团就无法形成。
其次，中美并没有像1945年后的苏联和美国那样享有全球主导地位。1950年，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北约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和共产主义世界（苏联、中国和东方阵营）共占全球GDP的88%。但今天，这些国家集团加起来只占全球GDP的57%。不结盟国家的国防开支在20世纪60年代末还可以忽略不计（约占全球总额的1%），而现在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5%，而且增长迅速。
第三，今天的世界相互依存度极高。在冷战初期，西方和铁幕后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少。今天的情况非常不同。由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保持在两国贸易总额的1%左右，而今天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占美国和欧盟总贸易余额的近16%。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无法形成冷战时期那种稳定的集团联盟。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一种永久的紧张状态和不同国家的见风使舵。
第四，中国领导人已经为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做好了准备，这是个果敢的战略赌注。中国认为，世界正朝着后西方秩序发展，不是因为西方已经分崩离析，而是因为西方的再次整合已经疏远了许多其他国家。在这个变化的关口，中国表示，愿意允许其他国家发挥自己的力量，这可能会使中国成为比美国更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如果世界真的进入了一个“失序”的阶段，那么中国可能是最有条件走向繁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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